1. 引言
“故事”一词，其字面意思仅指过去发生之事，并无固守旧制之意，亦非天然具有权威。在武帝“以经术润饰吏事”[1]之后，经义与律令、故事共同成为汉人处理日常行政的依据。昭宣时期开始，故事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上升，尤其是宣帝修武帝故事，使故事在“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确立过程中，被赋予了类似先祖遗训的权威色彩。汉代皇帝时而有意树立典范，以期垂范后世；时而以应时事而采取行动，这些举措成为后人效仿的先例，最终衍化为汉家故事。学者多认识到故事在两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并从不同的角度对故事进行了阐发，例如邢义田对故事的内容、范围、性质、掌管者及其在汉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2]；邓小南在论述北宋前期政治问题的过程中，亦涉及两汉故事问题，指出汉代君臣对“祖宗故事”的追寻揭示了彼界祖宗与此界人事、现实政治的紧密联系[3]；李沈阳则以西汉为研究范围，总结含义，划分类型，归纳特点，并对故事的效应作出评价[4]。但是过往的研究往往将两汉合并讨论，且常常将故事视为一种遵循传统、一成不变的事物，这导致故事成为与两汉政治文化动态变迁相脱节的静态存在。另外，学者对汉宣帝修武帝故事的单独考察十分有限，且主要关注《汉书》中明言的“宣帝循武帝故事”。笔者认为“武帝故事”的范畴不应局限于武帝时期所创立的一系列典章制度，还应广泛涵盖当时的政策、方针以及具体实施细节，更可将其理解为在秉承武帝政治精神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创新性调整。
2. 《汉书》中的“武帝故事”与宣帝的效法
宣帝彻底铲除霍氏集团后，大修武帝故事，开始重建与强化皇权政治，《汉书》中就曾多次提及宣帝修武帝故事，主要涉及礼乐祭祀、人才选拔、生活作风及作歌称颂四大方面：
第一方面，礼乐祭祀类：
① (本始二年)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有司奏请宜加尊号。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5]。
② 神爵元年春正月/五凤元年春正月/甘露元年春正月/(甘露)三年春正月/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神爵元年三月/五凤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5], pp. 259-273)。
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其三月，……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
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6]。
③ (元康元年)夏五月，立皇考庙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2], p. 254)。
在中国古代，祭祀乃是君主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神圣时刻，象征着国家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顺应。在这庄严的仪式中，君主不仅向上苍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更借此机会向被统治者传达上天对新君继位与施政的双重认可。此外，祭祀亦被视为一种沟通古今的方式，通过祭祀祖先，后世子孙得以铭记先人的功绩与教诲，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序号②是宣帝依照武帝时期的祭祀规模祭祀名山大川、泰一、后土以及五帝的体现，彰显了武帝故事对当时祭祀活动的影响。通过这些祭祀仪式，宣帝向臣民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是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任何质疑与反抗都是对天意的亵渎。《汉官仪》载：“天子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法驾、小驾。大驾公卿奉引，大将军参乘，太仆御，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侍御史在左驾马”[7]，而汉代皇帝祭祀天地，出行用大驾，此等盛大的卤簿制度，在祭祀之时更是彰显无遗。宣帝在供奉鬼神一事上，比起武帝，有过之而无不及，“要之武、宣之世，乃汉室祭礼烦费最甚之时也”[8]。
序号①是宣帝下诏为武帝立世宗庙、议庙乐，体现了他对先人的敬仰与缅怀之情。在武帝之前，西汉有庙号的皇帝，仅高祖与文帝两位，均由他们的继任者给他们上庙号，且继任者皆为其子，按照这样的逻辑，给武帝上庙号、议庙乐，也应该是其子昭帝的事情。所以宣帝此举，悖于常理，其背后显然隐藏着深远的政治图谋。宣帝起自民间，皇位的获得没有昭帝那样名正言顺，故一即位就遭到广陵王刘胥的质疑[9]，所以他迫切需要构建起自己即位的合法性。《礼记·曲礼下》有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10]，主祭是宗子才能行使的权利，立庙亦是宗子的责任，昭帝即位，既未出临武帝葬礼([9], p. 2751)，也未曾为武帝立庙。相比之下，作为武帝宗子([9], p. 2744)的唯一血脉，宣帝在即位初期就下诏为武帝立庙号、议庙乐，此举既在形式上与庶出少子即位的昭帝区分开，更在实质上增强了他即位的合法性。对于霍光而言，尊崇武帝可以向天下传递他受命自先帝、对先帝高度负责的信号，还能威慑群臣，从而保证自己的辅政权力得以延续。同时，尊崇武帝还可为他废黜昌邑王，选择罪人之孙提供法理支持。因此，树立武帝正统成为宣帝与霍光二人共同的利益追求。而在为武帝立庙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祥瑞事件，这仿佛是武帝和昭帝对宣帝此举的肯定，对霍光迎立宣帝之举的认可。诚然，祥瑞之说本不足信，但其中渗透出的政治意图则昭然若揭。
序号③是宣帝立皇考庙与诏复功臣之后，此举当视作宣帝为祖父卫太子定谥的后续，给卫太子一事定性是宣帝树立武帝正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步骤。宣帝为改变君弱臣强的局面和加强自身即位的合法性，将正统上溯到武帝，自然就产生两条继承脉络：一是武帝(曾祖)–昭帝(叔祖)–宣帝；二是武帝(曾祖)–卫太子(祖父)–史皇孙(父)–宣帝。第一条继承脉络中，昭帝传位给宣帝，无需考虑卫太子(二人同辈)，卫太子的罪人身份无关紧要。尽管大臣普遍认为宣帝继承昭帝基业，但以孙继祖毕竟直接跳过传统以子继父的环节，宣帝即位的合法性不够充分。第二条继承脉络则严格遵循以子继父的继承原则，宣帝即位合法性足够充分，但是这条脉络绕不开卫太子，宣帝以罪人后代的身份继承大统，亦会使其合法性大打折扣。因此，宣帝为构建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势必要为卫太子一事定性。鉴于谥号所承载的政治意义，时人对此颇为重视。“周制，士冠礼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无谥’是知太子无谥”[11]，汉太子虽地位尊崇，但并无爵位，理应无谥，而宣帝出于增强自己合法性的考量，破格为卫太子一家定谥。谥法曰：“年中早夭曰悼”[12]，宣帝父史皇孙早逝不显其志，定谥为“悼”合乎情理。按照“为人后者为之子”的礼法规定，宣帝以昭帝后继承大位，其生父史皇孙以诸侯之礼葬。谥法曰：“不悔前过曰戾”([12], p. 447)，卫太子遭江充陷害进行抗争后却兵戎犯上，兵败之余又畏罪潜逃，以“戾”为谥是朝廷对卫太子一事的最终定性。在为卫太子定谥八年后(即元康元年，前65)，宣帝为史皇孙立皇考庙，以天子之礼祭祀之，回归生父一系。同时为了降低群臣对此举的抵触，宣帝诏复功臣后代，以显宽厚。
第二方面，人才选拔类：
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13]。
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14]。
人才选拔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指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15]，武帝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为了满足时代需求以及他所追求的事业所需，格外注重人才选拔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司马迁对武帝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16]。宣帝即位后，继承武帝的用人理念，招选名儒俊才配置左右，寻求博识通达才能卓越的士人，以满足自己的统治需要。
第三方面，生活作风类：
② (神爵)三年春，起乐游苑([5], p. 262)。
凤皇集祋祤，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
凤皇集上林，乃作凤皇殿([6], p. 1252)。
③ 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13], p. 1928)。
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18]。
在生活作风方面，宣帝亦如武帝，热衷奢侈享乐，好神仙方术。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豪杰富商崛起，奢靡之风盛行[19]，此时皇室崇尚节俭非但不能起到模范作用，反而会在无形中削弱皇者权威。故武帝即位后，一改皇室崇尚节俭的风气，好大喜功，崇尚享乐，认为要在物质生活上呈现超越民间的奢华富有以凸显皇权，钱穆视之为“平民社会中一种骄奢纵肆之资产阶级”[20]的代表。其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不仅翻修扩建既有宫殿，如未央宫、甘泉宫，还不断新建苑囿宫殿与供己侍奉神仙的场所，诸如上林苑、甘泉苑、建章宫、柏梁台、飞廉观等。当时宫廷用度也十分奢侈：“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21]；“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21], p. 107)；“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22]。此外，武帝追求长生，好神仙方术，一生中接触不少女巫与方士，如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无悔受骗，不惜耗费巨资寻仙求药，“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8], p. 141)。
序号①②是反映出宣帝在物质层面与武帝相似的追求。王吉上疏言得失，劝谏宣帝“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宣帝却“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也”([17], p. 3065)。宣帝在借助祥瑞力证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时，常于祥瑞显现之地筑殿以贺，彰显其统治之神圣。序号③则是宣帝效仿武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18], p. 2830)。宣帝追求享乐，应与其“喜游侠”有着一定关系[23]，其微时喜游侠、斗鸡走马，故当他大权在握，特别是在孜孜以求的事业有所建树后，便开始沉迷享乐生活。
第四方面，作歌称颂类：
更生……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13], p. 1928)。
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18], p. 2821)。
宣帝时，……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14], p. 3481)。
作歌称颂类“故事”则是体现了宣帝和武帝一样，对楚辞、大赋有着浓厚兴趣。班固曾这样形容武宣时期辞赋创作的盛况：“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24]。段亚广研究表明，汉代帝王偏爱楚辞，根源在于屈原的忠君理念及楚辞的教化讽喻功能，“武帝在继承高祖好楚歌的文化与宗族情怀外，还欲树立屈原忠于国君的榜样”[25]。同时武帝借助辞藻华丽的辞赋来直观展现其物质上超越民间的至高性，并任命司马相如[26]、严助([18], p. 2786)等辞赋家充当代言人，向全国宣扬其权威。王褒、张子侨、刘向等擅作颂、赋的文人博得了宣帝的赏识，面对臣下辞赋非正道的观点时，宣帝反驳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18], p. 2829)，将辞赋类比于《诗经》里的诗教，从统治者的角度赋予和承认赋的政治功能和实际价值，张艺馨在比较武宣时期的辞赋和西汉其他时期的辞赋后，亦发现“武宣时期的赋多为颂赞式，创作目的是宣扬皇帝的至高性，稳固中央集权的，赋的作者同时也是展现皇帝在各地的权威的代言人，赋在这段时间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27]。
3. 宣帝对武帝政治精神的继承
宣帝对武帝的尊崇，不仅体现在《汉书》记载的四类“武帝故事”之中，还体现在宣帝一朝继承武帝政治精神的具体行政举措上，阎步克指出，宣帝特尊武帝，既是为了彰显其统治的正统性，亦象征着对武帝政治遗产的继承[28]。然而，宣帝修武帝故事的意图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它还隐晦地表达出宣帝对当时君权衰弱的现实政局的不满。张小锋认为宣帝“修武帝故事”的用意与武帝之后皇权政治让位于权臣政治的政治现实有关：在宣帝之前的西汉六位君主中，文帝备受推崇，武帝位居其次，然就君权而言，武帝时期君主集权才臻于极致，宣帝修武帝故事的举动本身即揭示了他对当时君权旁落、权臣秉政现实的不满，这种不满实质上就是其大修武帝故事的深层动机[29]。李彦楠进一步阐述道，宣帝对汉家制度的重视与修武帝故事的行为实质上是其重建皇权政治的两个方面，二者背后的理念均与武帝个人权威有关[30]。在亲政后二十年的统治时期里，宣帝积极效法武帝，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皇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将武帝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
首先，宣帝继承了武帝以来的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并加以强化，来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西汉的中央官制多沿用秦代，丞相作为中央官员的领导者，具有很大的权力。武帝为加强皇权，组建内朝并不断强化之，成功扭转了汉初相权过于集中的局面，确立起君主集权体制下的专制主义精神。钱大昕将这种权力格局的变迁称为“西京朝局之变”[31]，它对于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一方面，与大一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体相配套的制度逐渐成形；另一方面，凸现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的君主集权风格也得以确立。自昭、宣二帝起，中朝官由武帝所信任的近臣担任，这一做法逐渐演变成一项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形成，最初是由于霍光的特殊需求[32]。他选拔一批有才干又忠于自己的官吏，让他们出任中朝官，负责帮助自己审批文书、协调关系，由此中朝(内朝)成为汉朝的政治权力中心。霍光辅政的二十年，内朝势力急剧膨胀，这一期间的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皆难与霍光抗衡。霍光死后，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33]“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34]，可将不利于霍氏的奏章封杀，使之难以上达天听。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中朝官制度被保留下来。宣帝还通过重用中书来抑制和削夺尚书的权力，他允许吏民得奏封事，绕开尚书，使奏章内容直达天听，允许群臣进宫觐见能够单独往来，直接与天子沟通([33], p. 2951)。这些做法直接绕过尚书，将审阅奏议和引见大臣之权收归后庭，使得中书接替尚书成为中朝核心。《汉旧仪补遗》亦载：“中书掌诏诰答表，皆机密之事”([7], p. 91)。王素道出了宣帝朝尚书与中书执掌权力变化的重要原因：昔日皇帝设立尚书旨在制约相权，然当有臣子兼任尚书之职时，则又增设中书以削其权[35]。掌管典故的尚书(中书)权势日重也从侧面反映出故事在汉家日常行政中地位的提高。同时霍光以外戚身份受托孤重任，将外戚势力当作内朝主体力量的政治习惯也成为汉家故事。宣帝亲政后，就曾借助新兴外戚(史家、许家)的力量来铲除霍氏集团，其一朝外戚多于文、景、武、昭四朝之和，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外戚态度的转变[36]。
其次，宣帝继续经营西域，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神爵二年(前60)，设西域都护府，郑吉出任第一任西域都护，但汉代对西域的开辟与经营应上溯到武帝时期([22], p. 3873)。昭帝时中央对西域的控制力有所下降，车师复失，龟兹违命，唯对楼兰加强控制，另立新王，更名鄯善，并屯田于伊循城，此举不仅维护了西域道路的畅通，还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南道诸国的控制。宣帝即位后，继承武帝意志，加强对西域的经营，谋求对北道诸国的直接控制，最终在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将归附诸国置于都护管辖之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37]，其间汉使立功绝域，多有记载[38]。而与此同时，匈奴——这个昔日与汉朝争夺西域的对手，因单于之争而深陷分裂，实力进一步削弱。神爵二年，日逐王先贤掸“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39]。五凤二年(前56)，呼遫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宣帝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单于向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5], pp. 266-270)。匈奴来朝，意味着武帝未竟事业在宣帝时期得以完成。西汉与匈奴在西域地区数十年的争夺也终以西汉完全控制这一地区落下帷幕，“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22], p. 3874)。东汉明帝任命窦固等人击匈奴，派遣班超等人同西域，史仍称“遵武帝故事”[40]。
再次，宣帝深谙政治宣传的重要性，频繁地运用带有特殊意味的政治符号——祥瑞，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位。昭宣之际，皇权政治衰弱，霍光擅权以及昌邑王废立、宣帝即位，这一系列事件使得舆论对汉家正统失去尊重与敬畏，皇帝即位的唯一合法性被随意界定。因此宣帝试图重塑汉家政治的神圣性，其一朝祥瑞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尤以凤凰、神爵居多。《宋书·符瑞志》中将“神爵”记为“神雀”[41]，当是凤凰一类祥瑞的下属。在中国古代，祥瑞是一种具有特殊含义的政治符号，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朱熹注：“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皆圣王之瑞也”[42]。所以凤凰、河图等祥瑞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圣王的出世。胡寅曾发出“孝宣之世，诚安且治矣，然方之尧、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无乃尚远有不及乎，凤凰何为而屡至哉”的疑问，并认为“宣帝继武帝之后，抚养百姓，不兴兵革，亲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窥见微意者，故争言祥瑞以侈耀之”[43]。赵翼也认为“宣帝当武帝用兵劳扰之后，昭帝以来与民休息，天下和乐”，而宣帝“本喜符瑞”，所以“臣下遂附会其事”([38], pp. 64-65)。陈苏镇则认为“符瑞之事未必都是投宣帝所好。符瑞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太平将至，反映出人们对天下大治的期待”[44]。每当祥瑞降临，宣帝必诏告天下，或大赦，或赐爵，或减免租赋，且诏书中常伴随“朕之不德，惧不能任”([5], p. 259)一类的谦辞。此外，宣帝还特别重视对祥瑞的解读，他召集了一批博学之士，专门负责对这些天象进行阐释，以符合政治需要。正如田丰所说“祥瑞频现，有利于强化汉宣帝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和统治措施的正确性”[45]，凤凰频现意味着圣王的出现，此圣王自然非宣帝莫属。邢义田指出：“宣帝是除哀帝以外，唯一可考自我称圣的西汉皇帝”[46]。此等举措巧妙融天意与民意于一体，无疑是在向天下臣民传达上天对他继位与施政的双重认可，进一步强化其获得皇位的合法性，于百姓心中塑造宣帝仁君的形象。
4. 修武帝故事对宣帝朝政治的影响
事实上，宣帝修武帝故事并非仅是简单因袭，而是结合自身统治需要，进行创新性调整，使之更契合当下政治环境。这一政策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又缓和了社会矛盾，终成“孝宣中兴”之局。宣帝修武帝故事，通过强化中央集权、整合社会势力、实施宽政以及推行循吏政治，巧妙寻求先帝政治遗产与现实统治需求之间的平衡，对其一朝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宣帝统治期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诸侯王这一昔日显赫的政治势力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汉初，高祖与群臣立白马之盟，并改封同姓诸侯王，旨在借助众多强大的诸侯王国辅卫中央政府以保障刘氏江山的稳固，谁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诸侯王国势力日益壮大，反而威胁到了中央政府的统治。文帝时，贾谊就已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更是主张削藩而引发七国之乱；武帝时，实行推恩令、附益法、左官律，酎金夺爵，诸侯王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47]。但巫蛊之祸发生后，卫氏与李氏两大外戚集团被消灭基本盘，特殊的政治形势又一次激起诸侯王对皇位的觊觎[48]。随着武帝三子刘髀、刘旦、刘胥的相继死去与刘贺由诸侯入继大统到旋即被废，诸侯王觊觎皇位的图谋彻底失败，从此失去了威胁中央政治的机会与能力[49]。宣帝即位后，对“唯得衣食租税”的宗室贵族多加以笼络宽待，从而赢得他们的承认与拥戴，同时加强了对诸侯王的约束，故终宣帝一朝，起自诸侯王国的动乱鲜有发生。
其次，原本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扰乱地方社会秩序的不安因素——诸如豪强、富商等社会势力被悉数收编，逐渐融入国家的权力体系，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汉初民间社会中充斥着众多豪强，国家政权的影响力尚未深入到基层社会，“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50]。当时社会势力对汉家政权的认同程度，可从七国之乱时富商的观望态度中窥得一二，“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51]。国家政权危亡之际，既没有政府强征富豪以供战时需要，也没有富豪主动捐资支持朝廷，说明当时的社会势力与国家政权尚未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许倬云指出：“汉初以军功、荫任、赀选诸途登进。此选拔机制所吸纳的人才主要局限于政权的已有参与者，对于从全国普遍地吸收新鲜血液仍缺乏制度化的途径。武帝以前的中央政权不曾在社会的基层扎下根，同时也没有改变或扰动原来的地方性社会秩序”[52]。而武帝通过迁徙豪强、设置刺史、重用酷吏、行政干预经济等措施强力地改变了以往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方式，从而实现中央集权体制的结构化升级，使得国家政权的影响力逐渐向下渗透。武帝为了填补军功贵族阶层退场后的权力空缺，“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16], p. 3918)，使得各种社会势力在遵循皇帝意志的前提下，逐渐融入国家的权力结构。宣帝延续了武帝打击豪强的政策：一方面，扩大了迁徙豪强大族的范围，囊括丞相、将军、列侯、二千石；另一方面，任用赵广汉[53]、严延年[54]等人继续打击地方豪强，维护社会稳定。同时宣帝顺应社会势力融入国家权力结构的趋势，儒生官员开始崭露头角，蔡亮研究指出：“宣帝一朝更是儒学发展史上大的转折点，不仅官方正式接纳了儒家思想，而且在官僚集团的最高层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的儒生集团”[55]。随着国家政权影响力的深入渗透，地方上的政治结构也产生了适应性的变化，一方面，地方领袖不断被中央政府吸纳，另一方面，政府在任命地方大吏时严格执行规避原籍的规定。
再次，宣帝纠武帝政治之流弊，继续与民休养生息，施行缓和社会矛盾的宽政。当百姓遭遇自然灾害时，宣帝能加以体恤，免除受灾百姓的租赋与徭役；百姓易因贫困而无力承担赋税，沦为扰乱社会秩序的流民，宣帝为此下诏由国家出面租借田地、种子给百姓，有时还会免除相应的借贷成本；此外，宣帝还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对起社会模范作用的三老、孝悌者另加恩赏([5], pp. 245-272)。霍光辅政期间，治国严厉，“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1], p. 3628)。在民间长大深知百姓生活不易的宣帝亲政后，“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而进”；在选任郡国守相时，宣帝亲自把关，观察言行出发点，然后考察其是否做到言行一致，若发现名与实不符，必弄清其中原因([1], p. 3624)。在宣帝的干预下，地方长官过于严苛的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循吏政治是宣帝之政的一大鲜明特色，《汉书·循吏传》所载的六位循吏，有四人显于宣帝朝。循吏在治理地方事务时往往更加柔和，教重于罚：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长久以往达到理想治理效果，“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1], p. 3640)。黄霸为颍川太守时，“为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以一种易于民众接受的方式贯彻中央的诏令，取得了显著成效，史称黄霸治为天下第一([1], pp. 3629-3631)。循吏施政善于因地制宜，且充满人文关怀，陈苏镇就指出循吏政治的意义在于“扩大和强化条教的作用，使之成为国家律令与民间习俗即‘公法’与‘人情’之间的桥梁”([44], p. 303)。
宣帝修武帝故事，继承武帝政治精神，重建皇权政治，紧握国家大权，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又纠武帝政治之流弊，教民养民，综核名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兴之业。后世学者论及宣帝及孝宣中兴，赞扬者甚多：刘向在西汉一代公认文帝为“文治”之主的情形下认为宣帝优于文帝，“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56]；王充称颂宣帝德过周王，“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57]；司马光认为宣帝长于民间，知道百姓生活不易，亲政后励精图治，迎来中兴，“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58]；傅乐成亦赞扬宣帝之功业，“宣帝一代，为西汉的极盛时代，不特威加北夷，而内政亦臻极致”[59]。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汉书》中的宣帝修武帝故事，比对武、宣二帝的行政举措，揭示了“武帝故事”对宣帝朝政治的深远影响。在《汉书》记载的四类修武帝故事中，宣帝为武帝上尊号、议庙乐，立皇考庙与诏复功臣之后，借助祭祀向臣民传达天命所归的信息，增强自身即位的合法性；宣帝继承武帝用人理念，招选名儒俊才，以满足统治需要；宣帝亦热衷享乐，又好神仙方术，虽遭大臣劝谏却不为所动；宣帝与武帝一样，对楚辞、大赋的浓厚兴趣，并赋予和承认辞赋的政治功能和实际价值。除此之外，宣帝对武帝的尊崇，还体现在具体行政举措上对武帝政治精神的继承，他继承并强化武帝以来君尊臣卑的政治格局，保留中朝制度，重用中书来抑制和削夺尚书的权力，同时继承了以外戚作为内朝主体力量的政治习惯；继续经营西域，完成武帝未竟的事业，实现对西域地区的完全控制；宣帝还深谙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屡借祥瑞强化统治权威，重塑汉家政治的神圣性。宣帝修武帝故事对本朝政治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加强，诸侯王失去威胁中央政治的能力；社会势力融入国家权力体系，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儒生出身的官员开始崛起并占据重要职位；同时纠正武帝政治之流弊，施行宽政，注重道德教化，循吏频出，实现了汉王朝的“中兴”之业。
武帝曾在元光元年(前134)的举贤良对策会议上申明自己治国的理想蓝图，其中那些通过不懈奋斗可达成的目标，在武帝长达五十四年的统治期间，均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实现，大一统的皇权统治模式在武帝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在西汉的历史发展里，君主集权的专制制度也是在武帝时期臻于极致，君主独揽大权，不受他人掣肘。对于渴望重建皇权政治、重现君主威严的宣帝而言，这位雄才大略的曾祖自然是他极为仰慕的君主典范，成为他最理想的效仿对象。宣帝修武帝故事是其在皇权政治让位于权臣政治的客观形势下主观选择的结果，这一行为可谓是一举多得，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对武帝的致敬，而且也达到了稳定政权，巩固地位的目的，同时对于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此举亦不失为一桩美谈，彰显出统治者的政治智慧。故事在宣帝时期被赋予类似先祖遗训的权威性，在汉代的日常行政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