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河南洛阳关林庙、湖北宜昌当阳关陵并称为中国三大关帝庙。后因历代执政者的重视，解州关帝庙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式建筑群。解州关帝庙于陈隋时期创建，宋大中祥符年间扩建，之后明清两朝大规模重修、扩建形成现有的建筑群规模。作为河东“八景”之一的“祖庙飞龙”，就坐落在解州关帝庙，为其增添了自然与人文交融的风采。解州关帝庙具有中国独具特色的古建筑群落，这些建筑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布局严谨，遵循传统礼法制度。匾额作为解州关帝庙建筑中重要构成元素，具备空间标识和指引功能，同时也担负着重要的教化使命，体现着次序和仪式等[1]。匾额形制的不同，代表着其文化内涵以及应用方式的不同，例如装饰纹样的艺术造型及其精神内涵；匾额色彩搭配遵循传统配色审美，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匾额文字的书写，极具高超的书法艺术价值和独特的精神内涵。
2. 解州关帝庙匾额的形制造型
解州关帝庙中匾额数量众多，以匾额形式分类有竖匾和横匾之分，以材质分类可分为木质匾额、砖刻匾额、石质匾额和丝帛匾额。经过实地调查走访、查阅文献，此次共收集了108块匾额，木质匾额有97个，石质匾额有9个、砖刻匾额1个、丝帛匾额1个，总结出解州关帝庙匾额的形制特征。
2.1. 竖匾
竖匾又称为斗子匾、斗匾，因其平放时形如古代装粮食的斗，故此得名。由一块平板围加4块斜板组成[2]，少数极简类型仅有一块平板，竖立起来悬挂。竖匾造型庄严肃穆，在古代象征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常悬挂于宫殿、寺庙和大门，如“崇宁殿”匾(图1)。解州关帝庙门上的竖匾都是红底金字，榜书，四周以云龙、如意修饰，如“关帝庙”匾(图2)、“文经门”匾(图3)、“武纬门”匾(图4)。这些匾额与关羽的身份和地位相匹配，关羽由汉寿亭侯到关圣大帝形象身份的转变，建立帝王与功臣之间的政治同盟，形成命运共同体，确保国家的稳定[3]。
根据竖匾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通名，根据建筑的形式进行命名，如“门”、“庙”、“殿”、“楼”等。解州关帝庙除却上述竖匾属于通名之外，还包括“午门”匾、“崇圣祠”匾、“刀楼”匾、“印楼”匾、“御书楼”匾；二类为专名，表达思想观念与施政理念，内涵极其丰富，如“协天大帝”匾、“伏魔大帝”匾，这两匾属于竖匾中的极简类别。
Figure 1. Chongning Hall
图1. 崇宁殿
Figure 2. Guandi Temple
图2. 关帝庙
Figure 3. Wenjing Gate
图3. 文经门
Figure 4. Wuwei Gate
图4. 武纬门
2.2. 横匾
横匾的使用较为灵活，室内室外皆可悬挂。解州关帝庙横匾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主要类型为矩形横匾。矩形横匾根据边框的装饰情况分为无边饰横匾、边饰横匾和变型横匾。
2.2.1. 无边饰横匾
解州关帝庙存有众多的无边框横匾，最简洁的形式为“黑漆金字一块玉”，即在长方形黑漆板上刻字描金，简称“一块玉”[2]，如“君子亭”匾(图5)和“结义亭”匾(图6)。“君子亭”匾额体现关羽忠诚守信的君子之风，面对曹操的重金邀请，关羽封金挂印，走上千里寻兄之路。刘备待关羽亲如手足，有知遇之恩，关羽即使身陷曹营，依然心系刘备，誓与刘备同生共死[4]。“结义亭”匾额生动体现了关羽义薄云天的形象，“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广为流传。结义亭所代表的结义行为，不仅是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结合，更蕴含着团结协作的精神。
Figure 5. Junzi Pavilion
图5. 君子亭
Figure 6. Jieyi Pavilion
图6. 结义亭
2.2.2. 边饰横匾
所谓边饰横匾，就是在匾额的边框上进行雕刻绘画的艺术处理，融合传统建筑彩画纹样与家具制作工艺。这类匾额的发展兴盛于乾隆时期，到了慈禧主政时期，繁复的吉祥纹饰成为当时的流行范式。边饰横匾在解州关帝庙现存匾额中占比最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龙边金字匾
龙边金字匾是在矩形匾额的边框上雕饰祥龙瑞云，并悬挂于重要场所，如“忠义参天”匾(图7)、“威灵震叠”匾(图8)。
Figure 7. Zhongyi Cantian
图7. 忠义参天
Figure 8. Weiling Zhendie
图8. 威灵震叠
(2) 缠枝牡丹匾
缠枝纹是我国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以牡丹组成的缠枝纹，称为“缠枝牡丹”。解州关帝庙的缠枝牡丹匾有“协天大帝”匾(图9)和“威灵震叠”匾。
2.2.3. 变型横匾
变形横匾就是常规横匾的边框轮廓不再遵循方正的形式，而是将边框轮廓作出丰富、奇特的造型。解州关帝庙中有一方横匾名为“德配尼山”(图10)，呈云朵状、小巧玲珑、风韵飘逸，造型新颖，造型别致。“德配尼山”意思为关羽的品德可与孔圣人媲美，是对关羽忠义精神的极致赞美。关羽获得了与孔夫子相对的“武圣”地位，被称为“武圣人”和“关夫子”[5]，各地还为关羽创建了“武神庙”。
Figure 9. Xietian Dadi
图9. 协天大帝
Figure 10. Depei Nishan
图10. 德配尼山
3. 解州关帝庙匾额的纹样与色彩
3.1. 纹样
Figure 11. Shenyong
图11. 神勇
Figure 12. Wanshi Renji
图12. 万世人极
Figure 13. Yibing Qiankun
图13. 义炳乾坤
解州关帝庙匾额的纹样繁多，包括祥龙、行云、金蝠、牡丹等。这些装饰纹样由简单到复杂，映射了关帝庙中建筑群内部的等级序列、尊卑关系。例如崇宁殿中的“神勇”匾(图11)、“万世人极”匾(图12)和“义炳乾坤”匾(图13)，分别由清高宗、清文宗和清圣祖亲自御笔题写，匾周边行龙环绕、装饰精美，体现皇家的威严。
3.2. 色彩
解州关帝庙匾额采用双色法进行色彩配置，即红、黄、蓝、黑两两搭配组合，常见的有黑底金字、蓝底金字、红底金字、黑底红字，特殊的有黑底绿字、红底绿字等。纯色搭配视觉张力明显、冲击力强，能形成对比效果。这些色彩展示了视觉效果，还融合了隐性的文化寓意。
黄色和金色在传统礼制中等级居顶，历来是皇家专属用色，具有双重属性：一是黄色象征权威，代表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二是金色代表贵金属，象征财富。因此，金、黄色具备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价值，成为一种高贵重要之色，被皇家建筑广泛应用[1]。解州关帝庙中的匾额用金、黄色搭配红蓝二色，相得益彰，尽显雍容华贵。红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在匾额中承载着喜庆、庄重、热情的情感寓意，是官式建筑的专属用色。
同时，红色以其高饱和、高冲击力的特点作为底色与金色文字搭配，形成强烈对比，营造官式建筑的庄严肃穆。匾额文字富含书法艺术，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出自名人名家之手的书法匾额同古老的建筑一起成为文化的遗产，是一道蕴含丰富的人文风景[6]。
4. 解州关帝庙匾额书法风格
为了展现匾额的宏伟大气，匾额文字大多呈巨幅体量，书写难度高，对书写者的要求也高。由于题匾者的师承、书法修养以及笔墨技法不同，因而匾额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字体。解州关帝庙匾额多于清朝、民国以及现代所成。受到清代官方书写范式的限制，建筑匾额书写字体限定为楷体，因为楷书字形端庄、整齐划一，用在皇家建筑、宗教建筑上容易识别，因此清朝将这样的楷体“榜书”称为“馆阁体”[7]。
清代书法审美深受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构建起“端方正直”为核心的审美范式。因此在书风上，清代帝王提倡以端正、规范为首要的审美观，目的是规范统一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相适应[8]。解州关帝庙现存匾额的书法严格遵循规范，大多以楷书、榜书为主，偶有行书、隶书、篆书和魏体。楷书的笔法及形体平直端庄、端严整饬，符合官方的审美要求。
匾额书写者的身份由高到低分别是帝王、皇亲国戚、官吏、社会贤达及名流。关帝庙建筑由南向北分布开来，进入关帝庙最开始的匾额是“结义园”(图14)“山雄水阔”(图15)，字体丽秀圆润、苍劲有力，为清乾隆时期知州言如泗手写。后面崇宁殿有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御笔题书的“义炳乾坤”匾、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御赐的“神勇”匾、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御书的“万世人极”匾。清圣祖书法学习董其昌[9]，笔法平稳、书体规整；清高宗承学赵孟頫的书法，字体圆润均匀，结构婉转流畅，匾书既有承平之象，又有雄武之风；清文宗书法深受赵孟頫影响，端庄严谨、骨肉丰满、刚劲有力。清圣祖匾额和清文宗匾额中上部皆有钤印，分别为“康熙御笔之宝”“咸丰御笔之宝”，清高宗匾额中上部题有“钦定”二字，足可见皇帝对关帝庙建设的重视程度。
清朝皇帝给宗教名胜之地赐书，暗含深刻的政治寓意与目的。自汉代以来，宗教逐渐被统治阶级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帝王为维护统治，往往把宗教作为治理工具，构建“君权神授”的天命授权。清王朝入主中原后，竭力推行文化认同策略，通过赐书宗教胜地等方式彰显汉文化在宗教传统中的尊崇[10]。解州关帝庙三教融合，皇帝赐书制匾，有利于国家统治。
Figure 14. Jieyi Garden
图14. 结义园
Figure 15. Shanxiong Shuikuo
图15. 山雄水阔
5. 结语
解州关帝庙匾额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承载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其纹样符号、色彩搭配、造型设计与书法艺术共同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内涵。匾额从诞生之日起便见证了中国古时朝代的更迭，它与政治形态、经济发展、文化思潮同频共振、密切相关。由于匾额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社会功能和多样的艺术形式，因此，对于解州关帝庙中宝贵的匾额，要从批判性继承的视角，将匾额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发扬。
基金项目
山西省高校哲学社科项目“山西‘八景’的历史文化价值及旅游开发研究”(2022W129)；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Research Project Supported by Shanxi Scholarship Council of China)“山西古‘八景’文化在旅游发展中的景观叙事研究”(2021-151)；运城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山西‘八景’文化在文旅开发中的应用”(YQ-202308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