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共七部，讲述主人公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成长并与黑暗巫师伏地魔斗争的经历。自1997年首部作品问世以来，该系列凭借独特的魔法世界和鲜明的人物塑造迅速风靡全球，成为现代文学经典。《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1999年出版)是该系列第三部，描绘了哈利第三学年的冒险，引入了小天狼星·布莱克、摄魂怪等重要元素，并进一步丰富了女性角色形象。
该系列被译为60余种语言，其中中文简体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繁体版由台湾地区的皇冠文化出版。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获得前三部作品版权并同步推出。其中，《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最初由擅长翻译科幻及侦探文学的郑须弥(1938年生，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翻译。2009年，为统一译文风格并更适合儿童阅读需求，该出版社改由专注儿童文学翻译的马爱农(1964年生，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与马爱新(1974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姐妹重新翻译出版，并对书名略作调整。
2. 研究综述
2.1. 双译本综述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完整双译本的文学作品，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已有研究主要从语言艺术、翻译策略和文化内涵的差异出发，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接受美学视角下，周琳和周绵绵通过分析双译本中的明喻修辞，评估了译本的优劣[1]；张蜜琳(2020)进一步拓展了此研究，深入对比双译本语言艺术的差异，丰富了接受美学在翻译领域的应用[2]。同时，也有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探讨。刘云梦(2022)运用语料库方法，从词汇与句法层面对比分析译者风格差异，并指出译者经历及翻译目的对差异的影响[3]。窦婧怡(2023)则借助翻译目的论，关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特殊问题，分析了译本风格背后的策略选择[4]。
另一些学者则针对翻译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袁琼(2011)基于语境理论指出，郑须弥译本因与前两部同步翻译，导致专有名词和风格存在一定不一致性，并具体分析了部分误译情况[5]。而王海珠与王洪涛(2022)采用数据抓取和语料库技术，针对“重译更贴近原文风格”的假设进行了量化研究，但研究结果并未支持此假设[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认为两种译本各具特色，不存在绝对的优劣。郑须弥译本受其侦探文学翻译经验影响，多采用直译，风格趋于成人化，融入侦探与科幻元素，未完全贴合儿童读者的需求；而马氏姐妹译本则专注儿童文学，译风灵活口语化，更贴合儿童阅读，但可能未能完全满足成年读者的期待。
2.2. 译者主体性综述
在已有研究中，译者的个体选择与风格差异得到广泛关注，但译者主体性仍未获得足够深入的探讨[7]。事实上，译者主体性不仅影响翻译策略与风格，更深入地介入文本文化意义的构建，尤其体现在女性角色的再塑造方面。
传统翻译研究通常将焦点置于原作，忽视了译者作为主体的能动性[8]。自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以来，学界逐渐关注译者主体性[9]。部分学者认为译者主体性体现为译者在外界环境及自身观点影响下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以满足目标文化需求[10]；另有观点则将其扩展至译者的文化意识、读者意识、社会立场、美学倾向和创造力[11]。
译者主体性在女性角色翻译中尤为突出[12]，译者的文化价值与性别观念直接影响女性形象的再诠释[13]。例如，集体主义背景的译者倾向突出女性的家庭与社会责任，传统观念的译者可能弱化女性独立性，而强调性别平等的译者则更关注女性的自主性。此外，目标读者的年龄层次也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产生影响，青少年译本更倾向于表现独立的现代女性形象，儿童译本则更为温和亲切。
综上，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了翻译活动的创造性与自主性，更进一步凸显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价值再创造的动态本质。
3. 双译本对比分析
文学翻译旨在准确传达原文的情感、意图与文化内涵，译者的主体性在重构意图、选择表达方式与平衡文化差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发挥程度直接影响翻译策略与风格的选择[14]。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从语义阐释、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三个维度，对比分析《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两个中译本中女性角色形象的差异，探讨译者主体性如何通过语言、形象与行为描写影响角色塑造。
3.1. 译者主体性在语义阐释上的体现
翻译过程中，译者需准确重构原文意图并传达至译语文本。这一过程不仅涉及语言理解，更包括译者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对原文进行的深入阐释和选择性表达。因此，译者在具体词汇和表达上的选择，反映了其个人主观认知与目标读者预期之间的互动。
3.1.1. 玛姬姑妈语言描写分析
例1
原文：It all comes down to blood, as I was saying the other day.
郑译：这都是由于血统不好，那天我就是这样说的。
马译：就像我那天说的，这都是遗传。
此句体现了两位译者对“blood”的不同解读。郑译将其解释为“血统不好”，强调家族出身的负面特质，突出了玛姬姑妈对哈利家庭背景的蔑视和偏见。马译则采用较为中性的“遗传”，强调性格和命运受先天因素影响的不可避免性，减弱了对家族背景的批判色彩。
例2
原文：Then she ran off with a wastrel and here’s the result right in front of us.
郑译：然后她跟一个饭桶跑了，其后果现在就在我们眼前。
马译：后来她又跟一个无赖私奔，其结果现在就坐在我们面前。
郑译和马译的用词选择反映了他们在语义理解上的不同侧重，展现了各自的译者主体性。郑译选择口语化词汇“饭桶”和非正式用语“跑了”，突出玛姬姑妈的粗俗和偏见，强化了她的人物形象。而马译的“无赖”与正式表达“私奔”搭配，强调道德败坏，却淡化了角色的口语色彩和粗俗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她作为一个恶毒形象的表现力。
3.1.2. 文化背景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两组译者年龄和时代背景差异显著，直接影响其译文的语义解读与词汇选择。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郑须弥经历了社会剧变，更倾向于从道德与血统角度解读人物缺陷。因此，其译文突出玛姬姑妈对哈利的偏见与厌恶，选用“血统不好”“饭桶”等贬义表达。其中，“血统不好”一词与原著中对血统纯净的强调相呼应，例如“泥巴种”即体现了巫师世界对血统的歧视与重视，郑译进一步突出了这一主题。
相比之下，成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平年代的马氏姐妹，受到现代化教育影响，更倾向于从客观、生物学的视角解读人物行为，词汇选择更为中性(如“遗传”)。这种表达方式强调客观因素，避免了明显的道德评判，呈现出一种更正式、保守的风格。
3.1.3. 玛姬姑妈在不同译本中的形象重塑
不同译本的用词与表达重塑了玛姬姑妈的角色形象。郑译采用强烈负面且口语化的措辞，强调玛姬姑妈刻薄、偏执且文化层次较低的形象，突出其对家族血统的直接批判和情绪化倾向。马译则用更为正式的表达，呈现出一个不那么情绪化的人物形象，更强调角色对遗传与环境因素的理性认知。
3.2.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策略上的体现
译者处理文化差异时通常采用归化或异化策略。归化策略更贴近目标文化，倾向于意译；异化策略则强调文化多样性，倾向于直译。译者在处理文本结构和布局时，也可能根据目标语言习惯作出调整，以增强译文的连贯性与可读性。
3.2.1. 特里老尼教授形象描写分析
例3
原文：Professor Trelawney had gone rigid in her armchair; her eyes were unfocused and her mouth sagging.
郑译：特里劳尼教授僵在扶手椅里，目光散漫，下巴下垂。
马译：特里劳尼教授直挺挺地坐在扶手椅上，两眼失神，嘴巴张着。
此例描写特里老尼教授无意识地做预言时的状态。郑译将“rigid”译为“僵”，“mouth sagging”译为“下垂”，强调身体不受控制的状态，较忠实于原文细节，采用异化策略。虽然表达略显生硬，但较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质感。马译将“rigid”译为“直挺挺”，“mouth sagging”译为“张着”，表达更符合中文日常习惯，增强了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采用归化策略，便于读者理解。
例4
原文：She made a grunting sort of noise.
郑译：她哼了一声。
马译：发出一种呜噜呜噜的声音。
郑译采用简洁的“哼了一声”，忠实于原文的直接与简明，体现出异化倾向，传递了原声原态的特色。马译则选用更具象的“呜噜呜噜的声音”，迎合中文习惯，易于读者想象和理解，体现归化策略，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文的简洁性与直接性。马译体现的主体性在于通过调整表达方式，适应目标文化的阅读习惯。
3.2.2. 翻译经历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郑须弥与马氏姐妹的翻译经历存在明显差异，这影响了她们的翻译策略选择。郑须弥多译侦探、科幻小说，倾向忠实保留原文细节与氛围，通常采用异化策略，强调源语言独特性，虽偶显生硬，却准确传达原文情境。马氏姐妹则主要译介儿童文学，更注重译文的流畅性与目标读者的接受度，常使用归化策略，增强译文的自然与流畅，体现其对译文可读性的重视。
3.2.3. 特里老尼教授在不同译本中的形象重塑
特里老尼教授是霍格沃茨古怪的占卜课老师，原文以“rigid”和“sagging”等词汇突出其预言时紧张、失控的状态。郑译通过“僵”、“下垂”及简洁的“哼了一声”，生动再现了特里老尼教授紧张压抑的瞬间，突出其脆弱与古怪特质。相较之下，马译弱化了这种紧张感，选用“直挺挺”、“张着”与口语化的“呜噜呜噜”，表现出更为日常和自然的状态，更强调教师的常态而非特异性，使人物显得更为普通和平静。
3.3.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风格上的体现
译者的语言风格会影响到译文的语调、节奏和表达方式。例如，一些译者倾向于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而另一些译者则偏好丰富的修辞和细腻的描述。译者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也会对翻译风格产生影响，使得译文在某些方面更具有个性化特征。通过这些风格选择，译者的主体性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使得每一部译作都带有译者独特的印记。
3.3.1. 麦格教授行为描写分析
例5
原文：She turned to look at him, with an odd expression on her face. Was it pity? I’m sorry, Potter, but that’s my final word.
郑译：她回身看着他，脸上有一种古怪的表情。我很抱歉，波特，但这是我的最后的决定。
马译：她转身望着哈利，脸上的表情怪怪的。是同情吗？很抱歉波特，但事情只能这样了。
对比以上两种译文可见，译者主体性差异显著影响了翻译风格。郑译采用严肃正式的表达，如“古怪的表情”“最后的决定”，语气庄重，贴近原作的严肃风格，突出忠实性。然而，这种严肃可能导致译文缺乏亲切感。相较而言，马译选用更口语化的语言，如“怪怪的”和“事情只能这样了”，表达更具亲和力，更符合儿童读者的语言习惯。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体现于译文中，决定着译文在严肃与亲和之间的风格平衡。
3.3.2. 目标读者的设定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目标读者的差异是影响译者主体性的重要因素。郑译(2000年)由于出版时未特别标明针对儿童读者，目标读者并不明确，因此强调原作严肃性与正式性，以忠实原作为核心导向。而马译(2009年)明确以儿童为目标读者群，特意采用口语化、活泼的语言风格，以提升可读性和亲和力。这体现出译者主体性在根据目标读者需求灵活调整翻译策略时的重要作用。
3.3.3. 麦格教授在不同译本中的形象重塑
两种译文对麦格教授的形象塑造亦有所不同。郑译通过严肃正式的语言风格(如“最后的决定”)，且省略了疑问句“Was it pity?”，使麦格教授形象显得更加坚定、严谨，但同时弱化了人物内心柔软的一面。而马译则保留原文的疑问句，并运用更为口语化的表述(如“怪怪的”)，突出麦格教授内心的情感复杂性和同情心，从而塑造出更具人情味的人物形象。这种差异体现出译者主体性在人物形象解读与再创造中的关键作用，也进一步影响读者对人物的理解与情感共鸣。
4. 总结
本文以《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的两种中文译本为研究对象，立足译者主体性理论，考察了玛姬姑妈、特里老尼教授与麦格教授三位典型女性角色在不同译本中的形象呈现及其差异生成机制。研究发现，译者并非“隐身的中介”，而是在理解、重构与表达原作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能动性。郑须弥译本倾向直译与异化策略，保留原文张力，凸显角色尖刻、怪异与权威感；马爱农与马爱新译本则更强调归化与可读性，通过口语化表达弱化女性角色的锐利特征，塑造更温和的人性化形象。这些差异反映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经验及目标读者定位对角色塑造的深层影响，并在潜移默化中重构了性别语境下的角色认知。
本研究深化了对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的认识，强调译者作为意义建构者的多重角色，并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提供了基于微观文本对比的实证案例，揭示了性别形象变异的潜在机制。然而，限于样本仅涵盖三位女性角色，尚未全面反映全书女性群像的主体性动态。后续研究可扩大角色范围，结合译者访谈或自述材料，以验证译者意图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并引入更多译本(如港台、英美改写本)进行跨文化对照，以探讨译者主体性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调适与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