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阿尔都塞认为，《提纲》反映了马克思“认识论的断裂”，《提纲》本身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断裂的前岸”。然而，这一判断所依据的概念具有明显的辉格史观痕迹，不仅夸大了马克思思维转向的力度，也使阿尔都塞自身的理论构建出现了参差。纵观马克思的思想转向历程，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具有深厚的理论储备根基、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连续的理论演变逻辑，而非割裂式的、先验式的、突发式的思想变异，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质上无法证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存在这一“断裂的前岸”。
Abstract: Theses on Feuerbach stands as a crucial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ought. Althusser argues that the Theses reflect Marx’s “epistemological break,” and that the text itself constitutes the “front shore of the rupture” in Marx’s philosophy. However, the concepts underpinning this judgment bear distinct traces of Whiggish historiography. They not only exaggerate the abruptness of Marx’s intellectual shift but also introduce internal inconsistencies into Althusser’s own theoretical framework. Surveying the trajectory of Marx’s intellectual turn reveals that his transformation was grounded in profound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objective socio-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a continuous logic of theoretical evolution, rather than constituting a fragmented, a priori, or sudden mutation of thought. Althusser’s theory essentially fails to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this “front shore of the rupture” within Theses on Feuerbach.
1. 引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关键性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文献不仅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路径从“借助费尔巴哈思想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转向“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进而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标志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首次超越了此前与其并驾齐驱的恩格斯与赫斯。透过这一经典文献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仅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更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看来，这一文本并非标志着一种思想的渐进，而是一种“认识论的断裂”，标志着马克思对过往思想的彻底抛弃与决裂。作为“断裂的前岸”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阿尔都塞看来显现了“马克思同一切哲学人本学和哲学人道主义的决裂”([1]: p. 223)。这一结论成为他建构自己的“真正的人道主义”(Humanisme réel)概念的例证。然而，这一结论不仅忽略了马克思理论思想的连续性和发展性，夸大了马克思思想转向的强度和烈度，并且使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评判陷入了一种辉格史的境地。“认识论断裂的前岸”实质上并无充分逻辑能证明其存在。
2. 阿尔都塞之思：辉格史观的思维审视
“认识论断裂”一词并非阿尔都塞的独门发明，该词最早见诸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938年所著的《科学精神的形成》一书。在巴什拉看来，“所谓‘认识论的断裂’，就是指在科学发展中引进新概念否定旧概念以说明新发现的经验事实的跳跃性行为”[2]。巴什拉利用这一概念说明：在科学演进历程中，后继理论与先行理论之间所呈现的关系具备断裂性的特质。阿尔都塞基于其自身理论建构了一种类诠释学的、“症候阅读”的全新分析范式，并引入“认识论断裂”一词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以此表达阿尔都塞所理解的“‘质的’中断”([1]: p. 159)。在阿尔都塞的视域中，“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分野在1845年，这一年即为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的分离点。而这一年正是马克思著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两本经典著作的一年。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思想中的“认识论断裂”并非一种快速的、瞬时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持续的历时性断裂，这一断裂的真正发生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这个断裂的前岸”([1]: p. 15)。在具体表现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1845年后开始以崭新概念体系名词取代历史文本中的旧有概念名词的表征，即为“认识论断裂”形成的力证。阿尔都塞藉由这些名词上的差异，试图推导出成熟期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概念体系之间并无显著连续性可言的观点。
实际上，阿尔都塞所借用的所谓“认识论断裂”概念，本身在巴什拉那里即带有明显的辉格史观痕迹。“辉格史观”(Whig history)是一个史学概念，最初由英国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提出[3]。辉格史观最明显的特点是：以“当下”为准绳与参照，从而研究“过去”。这种以“当下”作为评判“过去”之标准的历史研究范式，实际上忽视了历史的多样性与具体性。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历史的发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研究历史时，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出发，全面、客观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避免陷入片面性和主观性。巴什拉在运用自身所创设的“认识论断裂”分析科学史的连续性问题时，即带有明显的辉格史观倾向。在他看来，古代的科学史中根本就找不到与原子物理相似的科学，“它是现代科学的产物，是历史性断裂的典型例证”[4]。这一明显带有辉格史论断的逻辑忽视了“总体历史”与“具体历史”的关联。而阿尔都塞并未对该问题加以批判性审视，将“认识论断裂”所潜藏的辉格史逻辑从科技史领域“搬迁”至思想史套用。因此，阿尔都塞对于马克思文本的分析，就不可避免地沾染这一概念所携带的原初辉格史印迹。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指出，由于阿尔都塞未加检查地借用巴拉什的概念，阿尔都塞“无法准确知道在巴什拉那里物质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界线在哪里”，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巴什拉的认识论将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并且以借用的代价，给他带来‘复仇’，其代价将由马克思主义承担”[5]。并且，阿尔都塞思想中“以今度古”“以今释古”的辉格史观痕迹，不仅在对马克思文本的分析中出现过。在阿尔都塞的《马基雅维利和我们》手稿中，文本中的马基雅维利“竟然已经在一种偶然的、独特情况的形势(conjoncture)概念中进行思考”([6]: p. 454)。可见，阿尔都塞不仅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时沾染了辉格史观的痕迹，在建构其自身的思想分析体系时，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辉格史视域的窠臼。
3. 被误解的转向：思想建构的必然历程
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历程中的关键锚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仅被恩格斯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7]，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具有重要的文本学地位。该作不仅在理论层面突破旧有藩篱，宣示了一种学理澄明、逻辑严密的历史理解范式，并且象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真正走向成熟与完善。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虽然并非一本系统性的理论著作，篇幅也较短，但其之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意义一直是显著且不可替代的。厘清这一著作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意义，不仅是研读、探究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思想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发展历程与思想源流的重要切入点，并且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必然要求。然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只能眩目、不能照明的“划破夜空的闪光”，是难以确定位置的，并且，“总有一天应该把这十一条提纲的谜解开”([1]: p. 19)。可见，阿尔都塞认识到了《提纲》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意义，但却将这种意义置于一种思想史上的断点，而非连续性的节点。事实上，即使《提纲》是思想的“闪电”，它所撕裂的也并非思想本身；扬弃也并不等于全盘否定。扬弃是一种有选择的、辩证的否定，是以消极的因素的克服、积极因素的保留为前提。若认识论确实存在断裂，将与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及其思想演进的渐进性相悖。
第一，即使假设马克思的确存在“认识论断裂”，那么马克思则不应在其文本中继续保留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合理成分。“断裂”旨在强调马克思思想于特定时期发生根本性的、抛弃一切的转变。然而，对费尔巴哈合理观点的存续，则表明马克思对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理论深化。这正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认识论延续性的体现，而非所谓“认识论断裂”的证据。例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五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8]: p. 135)。由此可见，马克思并非全部否定费尔巴哈思想的合理成分，而是一种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扬弃的批判。事实上，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形成，从来不是对费尔巴哈的告别，而正是对费尔巴哈的扬弃[9]。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及的“新唯物主义”，本身是基于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而非一种凭空产生的、先验的理论。即使在马克思的后期文本中，马克思也并未放弃费尔巴哈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就《提纲》本身而言，《提纲》开篇第一句话即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8]: p. 133)“新唯物主义”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性发展，本质上是对存在论范畴的范式突破。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纲领性阐释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了旧唯物主义将“对象、现实、感性”限定于纯粹客体性维度的直观反映论，革命性地将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纳入存在论的核心范畴，实现了从实体论向关系论的范式转换。这种实践本体论转向不仅克服了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残余，而且通过实践辩证法建构起涵括人的感性活动的动态认识论。由此，在新唯物主义那里，感性世界不再是被给予的静态客体，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历史性、社会性与实践性由此构成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三大根基。这构成了新唯物主义的两个部分：其一是静态之事物与客体，其二是动态的活动与实践。前者为新旧唯物主义所公认，体现着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的原则，彰显了新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承继性；后者则表明了“新唯物主义”之于旧唯物主义的创新性[10]。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并非先验式的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新唯物主义是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和发展，但并非对旧唯物主义的全盘摒弃与抵牾。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思想转变的夸大，难以成立。
第二，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理论的转向，是以其遭遇的现实图景为基础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重要文本之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自身研究和思想转变的历程。通过这一文本，后人得以更加清晰地观察马克思自身思想转变的源流与脉络，证实了马克思自身的思想转变并非先验式的生发，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以现实生活实践为根基的历史过程。在文本中，马克思阐明，“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12]: p. 588)，因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2]: p. 591)。在遇到恩格斯之后，马克思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由此写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不朽篇章，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里，马克思的“清算”，并非“一边倒”似地抛弃全部从前的思想基础，而是在既有思想基础和现实实践的前提下，结合新的社会实践经验，实现了哲学思维的创新与升华。因此，马克思对自身思想史的回顾表明，马克思自身思想体系的形成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产物，是历史的而非空想的，是连续的而非割裂的。因而在这一层面上，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亦难以成立。
4. 逻辑碎片之雨：阿尔都塞的晚年反思
如果“认识论断裂”这一命题为真，那么，出现所谓的“认识论断裂”的恐怕不是作为被分析者的马克思，而恰恰是试图理解、分析马克思文本的阿尔都塞。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言，“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 p. 135)。1968年的“五月风暴”始终缠绕着阿尔都塞的理论构境，不仅席卷了巴黎，也撕裂了阿尔都塞自身原本所构建的思维畛域。首先，必须承认，阿尔都塞对这种“认识论断裂”的思维建构，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下，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舆论立场而进行的。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着力于自身意识形态体系的构建与经济发展的恢复，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较少。到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全球意识形态的对抗兴起，西方共产党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聚焦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讨热潮，其研究热点于60年代开始聚焦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场域所出现的解构性阐释范式的多元趋向，引发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阿尔都塞的理论警觉，在他看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能会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理论性，导致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的系统性偏离，从而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认识论断裂”提出的出发点，即为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阿尔都塞试图通过这种批判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因此，从出发点来看，阿尔都塞并非刻意地误解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其次，晚年的阿尔都塞开始反思自身对马克思文本、著作分析结论的合理性，并将枪口调转到自身，认为自身对“认识论断裂”的判断陷入了一种错误，即“按照把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进行思辨上区分的方式，按照简单和一般的方式，把真理和谬误对立了起来”，承认这种分析方式并非一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13]，并试图重构一种“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阿尔都塞对其自身哲学的重构与反思，某种意识上或许是“阿尔都塞哲学构境的必然归宿”([6]: p. 446)。虽然阿尔都塞的出发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捍卫，其理论的形成亦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然而，错误的分析范式导致了其基于辉格史观建构的“认识论断裂”的崩塌，最终不仅夸大了马克思的思想转变，而且使其自身陷入难以挣脱的理论困境之中。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正确的视野与进路，看待、分析文本中所蕴含的理论内涵、精神动力、时代价值，而不应将思想史中的流变与演进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割裂划分，以一种先验式的预设先入为主地看待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发挥其正确指导现实生产生活实践的磅礴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