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代表着社会中偶然相遇的人与事的原子，能否带来社会有历史性高度的变革，是晚期阿尔都塞研究的核心问题。部分学者基于原子运动的偶然性对变革做出了历史偶然论的理解，实质上复现了阿尔都塞所批判的起源哲学和目的论。阿尔都塞文本中原子的相遇并非纯粹偶然，而是始终受到未来的结构的约束与规定，从而为原子运动提供了确定性。在这一“未来决定当下”的机制下，结构并非不断自我复制的稳定结果，而始终处于有待被未来决定的不稳定性和开放性之中，这为结构质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具体而言，未来的结构先在地塑造了革命者缺席的样貌，引导革命者的主体性，主体性的介入则回溯性地创造了未来结构生成的条件。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toms, which represent people and things that meet by chance in society, can bring about change in society with a high degree of historicity is at the centre of late Althusserian studies. Some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a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understanding of change based on the contingent nature of the movement of atoms, essentially reproducing the philosophy of origins and teleology that Althusser criticised. The encounter of atoms in Althusser’s text is not purely accidental, but is always bound and regulat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future, which provides certainty to the movement of atoms. Under this mechanism of “the future determining the present”, the structure is not a stable result of continuous self-replication, but is always in a state of instability and openness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future,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of qualitativ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Specifically, the structure of the future shapes the abse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a priori, gui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while the intervention of subjectivity retrospectively creat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gener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future.
1. 前言
在《相遇唯物主义的潜流》一文中，阿尔都塞提出了“偶然唯物主义”这一理论框架，借助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原子”概念的讨论，阐发了世界起源于原子偶然随机的偏斜和相遇的观点。以此为基础，阿尔都塞认为政治实践要善于捕捉社会结构重构的历史机遇，动员新兴力量在偶然性中开辟社会结构质变的可能性。然而，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阿尔都塞取消了原子运动的任何可理解性，无法带来社会结构质的变化。换言之我们无法在偶然的相遇当中推出社会的必然转型，偶然唯物主义的立场只为行动者的行动敞开了可能性空间，但其中是否能够生发有效的行动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质言之，如果不对变革的发生机制进行说明，那么政治实践就意味着一种盲动，流于姿态上的激进。于是，代表着既定社会中偶然相遇的人与事的原子，能否带来结构有确定性和历史性高度的变革，成为晚期阿尔都塞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认为，阿尔都塞通过“未来决定当下”的结构性，赋予原子运动以确定性和主体性，从而为结构变革提供了可能。
2. 社会变革的基础：原子运动的确定性
原子能否带来结构质变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在于，原子运动是否具有确定性和可理解性，这是谈论结构可变性和变化机制的基础。关于确定性问题，学界主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主流解读坚持历史偶然论，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皮埃尔·雷蒙(Pierre Raymond)和瓦伦·蒙塔格(Warren Montag)为代表[1]-[3]。其核心论断是：在结构尚未形成之前，原子尚未受新结构的规定或效应约束，其运动状态因此处于一种纯粹的偶然性；在原子相遇并形成新结构的过程中，亦无任何明确的因果关系、法则或目的性可言，结构的生成具有突发性和非确定性，其内在规律随时可能被打破。因此原子运动及其所形成的结构总是处于无确定性的状态，意味着阿尔都塞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持有历史偶然论的立场。第二种解读范式反对历史偶然论，并进一步表现出要求赋予原子以能动性和确定性进而参与到社会变革之中的理论诉求。富图尼斯(Giorgos Fourtounis)认为原子的偶然相遇所“将要”产生的结构，回溯性参与了相遇的发生[4]。这一视角强调看似偶然的相遇实际遵循“结构性”的统摄，为理解原子运动的确定性提供了新的思路。
主张原子运动完全缺乏确定性的解读，偏离了阿尔都塞原本的论旨，其根本谬误在于否定结构固有的确定性。阿尔都塞在1978年的《怎么办》中针对绝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时指出，即便在变化与偶然之中，结构仍旧保持着某种相对稳定与决定性。这不仅反驳了单纯将一切归结为绝对偶然性的倾向，也为历史的可理解性提供了理论支点[5]。在《相遇唯物主义的潜流》(后文简称《潜流》)中，阿尔都塞更为明确地将原子运动和结构规律联系在一起：在原子相遇前，直线下落的原子只具有抽象的存在状态，没有任何法则统辖原子的偏斜和相遇[6]；但是，当原子因偶然偏斜而在“持续相遇”的过程中形成有序的结构时，整体结构对各个组成部分具有优先性和制约力量[6]。换言之，这种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促使原子运动摆脱了纯粹的偶然性，从而体现了结构层面的确定性。
笔者认为，要理解原子运动所呈现出来的确定性和规律性，其关键在于把握阿尔都塞提出的“总是已经”(always-already)这一概念：“总是已经”是对每个事物先行于其自身，也是先行于所有形式之起源的把握[6]。这里的意思是说，原子的相遇是不可逾越的原初事件。这种原初性在于，事物的相遇不是普遍性引导下的特殊实例，也非集合统摄下的单一，而是作为第一位的事件，优先于任何思想、解释以及历史目的。因此，原子的相遇具有不可构建性，只有当结构形成之后，我们才能回溯性地解释事件如此发生的原因，而不是事后对其进行目的论意义上的必然性建构。
原初性的相遇破斥了结构的“外部”，证明了结构的“内在性”[6]。基于相遇的原初性，阿尔都塞坚决反对基于“起源哲学”(Philosophy of Origin)的历史解释模式[6]。起源哲学认为各历史要素并不具有独立的历史运动，而是注定朝向当前的社会结构发展。其核心在于将相遇之后的解释投射到事前，把偶然的相遇构造为必然性的起源。蒙塔格等学者将偶然相遇解释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偶然深渊，以之充当结构的“外部”，其实质是为本不可逾越的相遇引入偶然的起源这一前史，以偶然性为开端构建着起源哲学，认为一切从偶然中来又复归于绝对偶然。质言之，认为结构有其“外部”的观点是起源哲学的一种变体，其弊病在于用事后解释来规定相遇，而忽视了相遇作为第一位的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原初性和非目的论特性。相反，阿尔都塞借助斯宾诺莎的“内在性”概念，以表明结构形成的原因并非外在于结构，而是结构效果的自我表达。“真实的事物[……]在自我的产生中被证明”[6]，这即是说，结构只能通过自我实现而存在。“内在性”概念凸显了结构在历史进程中的内在连续性，表明在任何看似纯粹偶然的原子运动中，其实都隐含着一种先在的、决定性的结构性条件。因此，只有立足于既予的、先在的结构，才能对原子运动的确定性进行正确的解释，而不是从虚无缥缈的起源必然性中构建着历史的目的。
在新的结构形成之前，原子便已经与未来结构发生了一种内在的吸引作用，从而推动新结构的生成。在结构形成前，原子尚未成为该结构的组成要素；一旦结构确定，原子作为整体的部分，其行为必然受到整体结构的规约。这种前后状态的断裂引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原子究竟是如何实现由不属于新结构到被纳入该结构的转变？若坚持以纯粹偶然的方式形成新结构的主流立场，则意味着在结构形成前，新的结构并未对原子产生任何吸引关系。在这种假设下，原子缺少结构化的动力机制，因此只能采取目的论的方式事后性地解释结构，将偶然起源强行建构为必然生成，这恰恰是晚期阿尔都塞所明确反对的立场。因此正如富图尼斯所说，原本并非新结构要素的原子，必须被新结构的效力所转变才能成为其效果。这就意味着结构已预先对其自身的构成发挥了效力，将独立的、不同的原子转变为其结构要素[4]。所以在新结构形成之前，原子就已经受到新结构潜在的决定和吸引作用。这种预先存在的吸引作用[6]，使原子在迈向结构化的过程中具备了内在的动力机制，为解释原子运动的确定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综上，认为原子以纯粹偶然的方式形成结构的立场，实质上复现了阿尔都塞所批判的起源哲学和目的论。事实上，原子自始至终处于结构施加的效果之中，看似偶然的相遇，实质上受到未来结构的决定作用，是单一结构内在效果的表达。
2. 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未来结构的回溯性决定
原子运动自始至终内在于未来结构的决定作用，因此具有确定性和可理解性。但进一步的问题随之而来：原子和新旧结构交替的关系是什么？原子何以可能超出结构的再生产，带来结构根本的变化？
分析这个问题背后的现实指代，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经验而言，我们只能看到《怎么办》中，那个不断自我复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这一对抗性的结构不断地生产其自身各对抗项的变化(斗争形式的变化、剥削形式的变化等)，用以作为使自身稳定存在下去的手段[5]。眼前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结构不断生产出用以延续自身的原子，原子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似乎是自我复制的闭环[5]。未来结构带来当下结构质的变化的这一向度，似乎已不复存在。
通过对比早期多元决定论，本章节将阐发“未来决定当下”这一理路如何真正带来变化的可能性。早期阿尔都塞的结构因果性被置于多元决定的框架之下，尽管在这个既予的复杂结构中，每一对矛盾都受到了与之同时共在的其他矛盾的决定[7]，但终究是过去堆叠的矛盾决定了未来。这一过去决定未来的理路存在两个理论困境：其一，面临着休谟对因果关系客观性的怀疑。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来源于经验，产生于看到特定对象恒常地彼此连接在一起的经验。换言之，因果联系是心灵基于感觉状态的归纳推理，而非对象本身的性质[8]。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决定论独断地把意识由因到果的内在体验，非反思地等同于外在世界的本体论的发生机制；其次，尽管复杂整体内部的诸矛盾并非平衡发展，而是转移、压缩甚至可能导致革命的爆发，带来资本主义整体的改变。但这一未来仍是被过去预先决定的，这带来宿命论的世界图景。不仅如此，革命者的主体性也被预先决定因而成为无关紧要的议题，这毋宁说是取消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晚期阿尔都塞以“未来决定过去和当下”的理路扬弃了早期多元决定论，论证了变化真正的可能性。针对多元决定的两个理论弊病，其一，这一理路修正了多元决定用原因来解释结果的路径，反过来用结果去解释原因：由原因必然地推出结果是目的论的思维方式；相反，结果是使得原因成立的条件：某个事物之所以被把握为原因，恰恰是在这个结果产生之后才被认识到的。因此事物不可能通过向前追溯，而是通过向后发展、结果的涌现和断裂而达到自我认识的。对此，阿尔都塞指出：“现今的历史是活历史，它对不确定和不可知的未来开放。它还没有终结，它时刻被涌现的结果不断地更新与解释。”[6]其二，多元决定带来的是一幅已被书写、已被决定的僵死的未来图景，而在未来对当下的牵引作用中，牵引作用的实现意味着原子实现了自身的潜能，揭示出了原子的一个新面向、新维度。其实质，是原子通过未来对自身的牵引回溯性改变和实现了自己。综上，用结果解释原因中“结果”的含义，以及未来决定过去中“未来”的含义，就是原子与结构尚未被揭示出来的潜能。但这种潜能不同于目的论的决定，是因为它并非事先被给予的原因，而是永远没有完成时、有待被回溯性定义的运动过程，从而打开了开放的、偶然的未来。
3. 社会变革的发生机制：缺席对主体性的生产
牵引着原子的主体性的是面向未来的结构，而不是过去决定未来的因果性。尽管原子可能给结构带来质变的可能性已被澄清，但正如雷蒙认为，如果不对变化的机制进行具体说明，那么政治实践就是一种盲动，原子就只能代表在黑暗中斗争、无理论指导、非连续的实践个体[2]。在《潜流》中未来结构决定当下的基础上，阿尔都塞在《马基雅维利和我们》进一步论证了结构质变的具体机制。
在《马基雅维利和我们》中，马基雅维利遇到了一个政治难题，即通过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但事先存在的要素并非自愿统一成一个民族，而是需要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来塑造和保卫它的统一[9]。这一民族国家的开端，是质料与形式——意大利现实境况与新君主施加其上的形式——的偶然相遇带来的。彼时，新君主国的建立已具备所需的质料：众人有着渴望统一的愿景，且新兴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意大利这块质料完全缺乏新君主国的形式，即有着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的新君主以及新的政治结构，故这一难题又被称为新君主国的“绝对开端”。
不难看出，“绝对开端”与《潜流》中的“偶然相遇”有着深刻的相关性：在形成新的结构前，不仅原子带来何种变化是未知的，甚至原子是什么都未知的；这代表了“绝对开端”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困难——新君主和国家形式的缺场，未知的不仅是形式的匮乏，这一质料将是什么也是未知的。不仅如此，在《马基雅维利和我们》中，存在着新君主“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不可求解的未知数”[10]的立场，和在新君主出现前，已经出现形势对新君主的询唤的立场；同样，在《潜流》中，存在着原子是以纯粹偶然未知的方式形成结构的立场，区别于原子在事前已经和结构发生联结的立场。
阿尔都塞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基于纯粹的偶然性(对应两个文本中的前一种立场)，而是被结构询唤出来的确定性(后一立场)：
马基雅维利没有根据形势(conjuncture)来思考满足统一的难题：却是形势本身从反面、然而也是客观地提出了意大利民族统一的难题。马基雅维利仅仅是用它的理论立场表达了由形势的具体情况客观地、历史地提出的难题：它不是由单纯理智上的比较提出来的，而是由现存阶级力量的抗衡和它们不平衡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由它们偶然的未来提出来的。[9]
前一立场看似中立客观地不允诺任何规律，实际上它只有在后一立场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质料表现为无形式的，这一点只有通过有形式的质料的角度看才成为可能；新君主“偶然不可预知”的这一特性，是通过主体性介入形势所提出的“建立民族国家的难题”而捕捉到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机遇是偶然的，恰恰因为我们已经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去思考建立的路径。而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不是个体凭空想出的，而是形势(结构)让个体看到的，是“形势本身从反面、然而也是客观地提出了意大利民族统一的难题”，形势在询唤主体性的介入。
至此，我们终于能够回答原子带来结构质变的机制：马基雅维利并非在完全偶然地寻找新君主并通过他改变意大利，因为新君主是被形势以其缺位询唤出来的。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论证，未来的结构决定着当下的原子与结构；《马基雅维利和我们》则将其具体化为，主体性是从未来形势有待介入的角度出发，更是形势自身，向潜在的变革者呈现出因其无形式而等待被加入形式的样态，以这种方式激发了主体性。因此，马基雅维利仅仅是形势的代笔人，其文本在询唤主体性的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是将形势“偶然的未来”的询唤以语言的方式进行呈现。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君主的缺位是社会矛盾的症候，因为缺位作为一种断裂，实际上来自于社会自身的矛盾和冲突对主体性的询唤[11]。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反对蒙塔格将革命主体的缺位当作一种消极的可能性，恰恰相反，阿尔都塞对缺位的强调达成的是一种新的确定性：一方面，行动的空间必然需要缺位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缺席是生产性的，恰恰是未来的结构建构了虚位以待的形势，以询唤具有主体性的“当事人”(agent)，分配和规定其职能。
综上所述，结构具有自我中介并发生变化的机制：代表着革命者的原子尚未明确存在；但结构以其形势中的“缺位”激发了原子介入其中的主体性，结构借这一不可化约、不可预测的主体性中介自己，带来自身的差异化。只有主体性的介入才能回溯性地创造未来结构生成的条件，因此牢牢把握住未来结构对于原子主体性的询唤和激发，是原子改变结构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