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设想了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对“得其所应得”的扬弃，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随着剥削的加深，这已经演化为“得其所不应得”。在当代推进分配公平，首先要从理论上认清社会主义的分配公平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公平；其次要在实践中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综合运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提升分配公平的质量，通过制度改革、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公平奠定制度基础和人才基础。
Abstract: In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Marx envisioned a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transitions from socialism to communism, representing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progress from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to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need.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represents a sublation of “getting what one deserves”. The essenc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lies in the exploitation of surplus value. As this exploitation deepens, it has evolved into “getting what one does not deserve”. To promote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e must first theoretically recognize that socialist distributive justice is not equivalent to capitalist distributive justice; Secondly, we must continually transform the objective world through practice, comprehensively utilize primary 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 and tertiary distribution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lay the institutional and tale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higher-quality justice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ers' quality.
1. 引言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依然充满挑战。要克服这些挑战，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对外，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对内，要促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充分发展，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2. 分配公平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罗尔斯，都将分配公平理解为应得者得其所应得，这样的出发点无法触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厦，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分配公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们企图用这种低阶的公平观替代社会主义的公平，这显然是痴心妄想，只有看透资本主义分配公平的实质，才能拨开云雾见光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运用科学的分配公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一) 马克思对分配公平的建构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具有合理性，按劳分配消除了资本主义阶段由分工导致的异化劳动，这是其进步性，但按劳分配无法兼顾劳动者天赋及社会关系的差异性，具有一定局限性，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将会被按需分配所取代。个体的劳动能力和生存需求一定是存在差异的，为了弥补这些差异，使所有个体都能通过分配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就必然会导致分配过程的不公平。例如，除了人们的体力和智力天生就有差距之外，还有一些人生来就具有某种特殊才能和一些人生来就具有某种残疾。或者即使两个人的天赋基本一样，能创造的劳动产品也基本相等，但一个人结婚了上有老下有小，而另一个则没有，那么对这两个人实行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分配依然是行不通的。人们因为在禀赋、家庭等自然性和社会性因素上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平等的权利这个前提所导致的恰恰是不平等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平等的权利说到底是不平等的权利[1]。也就是说，“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2]: p. 435)。真正公平的分配实际上是有主体差异性的，为了确保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在相同的物质条件中生存，就不得不用分配来调节由于主体的天赋以及社会关系差异造成的所得劳动产品的差距。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 p. 53)。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的完全体状态，即使是身体素质、智力水平不一的个体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起点不同的个体最终得到的发展条件和结果将是公平的。因此，要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用后天的科学分配弥补天赋差异导致的发展起点的不公平，也就导致了分配过程的不公平，这与拉萨尔所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公平在内涵和结果上都是完全不同的([2]: p. 428)。当分工被消灭后，劳动者素质极大提高，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后，生产力得到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财富极度充裕之后，按需分配的时代才会到来，届时按劳分配也会完成使命被按需分配所超越。
(二) 分配公平的历史进程
当我们用理论审视现实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现在大家都领着工资，有的人甚至还有车有房，这还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吗？美国有雇佣劳动我们也有，美国有脸书、特斯拉，我们有微博、比亚迪，似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欧洲高福利国家已经存在多年，现在我们的社保标准也越来越高，社会福利也越来越好，是不是也在朝着他们的方向发展呢？因此，有人得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妥协、马克思主义无法说明他们那个时代就没有的东西等诸如此类的结论，这简直是大错特错。目前，我们所处的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还有待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转变期，我们所进入的也只是“现实社会主义”，并非那个已经取代了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个“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个历史时代。一方面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我们要敢于斗争，坚决抵制各种曲解、抹黑社会主义实践的歪理邪说。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有一种荒谬的观点，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是这样，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永恒的，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分配形式则是历史的，这种荒谬观点表明，穆勒既不懂前者，也不懂后者。”([4]: p. 279)实际上，分配关系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它正是从生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鼓吹这种谬论，目的正是为了遮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5]: p. 106)当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意识到，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前，这种生产关系是绝不会灭亡的。
社会上存在的这些思潮也提醒我们，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和平演变”并没有停止。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努力建设一个更加成熟和强大的党。在写给白拉克的信中，马克思先是提醒白拉克、盖布、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不要忘记两党合并的初心，“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2]: p. 426)。他提醒党内同志重要的是通过合作用实际行动反对大家共同的敌人，制定纲领必须要谨慎一些，因为“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2]: p. 426)。紧接着，马克思进一步强调，在与拉萨尔派合作的过程中“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2]: p. 426)，遗憾的是李卜克内西等人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无条件投降”([2]: p. 426)。这种为了谋求合并而抛弃自身政治立场，抛弃自己的原则，抛弃自己的信仰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看似完成两党合并，增强工人力量，实际上是给了敌人深入渗透到党内部的大好机会，将一切斗争成果拱手相让，将党陷于危险之中，为了所谓的成功而付出过高的代价，是完全不可取的。面对资本主义种种眼花缭乱的攻击模式，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也要有与之战斗到底的决心和信心，究其本质，资本主义在历史中的存在只是暂时的，终将被社会主义超越，被历史淘汰。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会和资本主义如此相似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就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2]: p. 44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个转变期是没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充分吸收了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之后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期。人类社会发展至今，这样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在现实中出现过。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都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这样的社会主义在建立之初还没有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 p. 43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资本主义的“痕迹”在所难免。即使是正常地按照五大社会形态发展从资本主义社会平稳过渡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过渡阶段依然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克服资本主义种种弊病的，具体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当然无法预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时间一定是要以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更何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建立的，我们用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奋斗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事业，这已经是一种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成功尝试，这是社会主义作为更高阶社会形态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在这个时期之内，虽然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但资本家依然部分存在，这个社会的成员也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过渡状态。他们无法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辫子”依然束缚着他们，更无法意识到“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2]: p. 442)。而且，即使这些不平等已经完全消失，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可以一劳永逸地维持现状，一切想要维持现状的主义学说，本身就与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矛盾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6]: p. 270)。人类理想中的完美世界总是与现实世界存在差异，这也使得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永远不可能停止。因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7]: p. 539)。意识到现实存在问题，却不去改变甚至还反过来进行辩护绝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者该做的事情。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与黑格尔提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8]: p. 11)论断，却得不出现存的一切终将灭亡的结论的行径是一致的，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利益集团做辩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合法性和非法性都经历了一个功能上的变化。原来合法的，现在成了非法的，而原来非法的，则成了合法的。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不会轻易放弃自己原来的合法性思想，无产阶级的新的合法性思想也不会一下子成熟起来，因而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新旧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仍然会发生，无产阶级甚至比以前更需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保持一种批判的识见。”([9]: p. 228)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想实现分配公平，不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意识层面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方面，旧事物的痕迹以及种种弊病尚未完全消除；另一方面新事物的合法性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才能巩固。
3. 分配公平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失衡，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尖锐，人民群众对此愈发关心，这直接促进了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在促进分配公平的过程中应当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理念，健全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制度，让社会分配朝着公平的方向发展。
(一) 生产与分配公平
生产决定分配，要分配必须先充分发展生产力，在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要让社会成员共享，促进分配公平。马克思曾反讽拉萨尔“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2]: p. 432)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生产力已经充分发展的社会中，总产品已经足够丰富，那么即使它的分配方式暂时落后，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得到的消费资料也不会太少。反之则不然，不论分配制度再怎么科学，如果生产力没有得到解放，社会的总产品不够丰富，那么分配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终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就是说，在消费资料充裕的社会里，即使分配方式暂时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老百姓也不会“太穷”，而在消费资料匮乏的社会里，即使分配方式完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步，老百姓也不会 “太富”。因此，分配过程中既要患寡也要患不均，当然，这并不是说分配具有决定作用，因为“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2]: p. 436)分配决定论其实是一种开倒车的行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 p. 436)。离开生产谈分配是不现实的，“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10]: p. 19)。在生产力还没有完全解放并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用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又可以让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公平。分配公平可以避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剧，用分配公平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守住人民的心。
(二) 分配公平的路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公平的受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牵涉利益广，解决难度大，导致推进缓慢，往往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解决公平问题，必须坚持整体观、大局观，运用好底线思维。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坐以待毙。
第一，增加对于资本的社会必要扣除，用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获得感。在G-W-G’的循环过程中，最初的G’ = 原始资本 + 剩余价值，但随着剩余价值不断被资本家积累，经过多次循环之后，从G’-W’-Gn……循环往复，永不停止，资本家已经可以不用自己的原始资本而完全使用剥削带来的剩余价值参与循环([11]: pp. 175-178)。也就是说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支付工人的工资并且积累更多的资本。从此，资本家的后代便能轻轻松松赚两个亿，而他们付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实际上远没有那些在工地搬砖的工人多；同样是生病，资本家的后代即使不用医保也能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的治疗方式，而普通老百姓则只能主要依靠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经过长年的积累已经实力雄厚，在某些特定领域甚至已经凌驾于这个社会之上。即使在天赋完全一样的情况下，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资本家付出相同的工作时间能够得到的报酬依然有差距。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这个社会的产品主要是由资本家生产的，但实际上资本的流通不创造任何使用价值，只是增加的资本的积累，真正创造价值的依然是那些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资本家依靠手中积累的资本为自己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工人却做不到，“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2]: pp. 435)。要克服这些弊病，就需要合理的分配方式调节过高收入，使二者都能够在同一水平线上发展。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认为集体劳动所得在用于分配前要先进行六项扣除：用于补偿损耗的生产资料，用于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用于应付天灾人害的支出，用于维持社会运行的管理费用，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用于救济无劳动能力成员的部分([2]: pp. 432-433)。针对那些资本积累已经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资本家，应当增加对于他们收入中的这六项扣除，将过高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承担社会的基础建设。实际上，即使由作为私人的资本家承担了大部分的扣除，他们依然不是一无所获的。因为“虽然从处于一个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2]: p. 433)。
第二，适度采用“先富”帮“后富”的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从可行性而言，这一方式目前最大的难点就是会“损害”“先富”群体的既得利益，如果按照“二八定律”简单划分，“先富”从个体数量上讲属于“二”，从占有资源总量讲属于“八”，他们掌握着社会中大部分的资源，资产阶级平等权利的束缚使得这些人认为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他们根本不可能真心实意地用自己的“先富”去帮助“后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2]: pp. 434-435)。改革开放以来，享受着国家政策照顾并且发展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极大地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些“先富”的地方已经积累了比“后富”地方更加雄厚的资金与人力资源、更加科学的制度以及更加先进的思想观念。如果依然按照之前的游戏规则，“后富”地区永远无法赶上“先富”地区，不公平将永远存在，而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最终也必然会落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上，最终降低他们的幸福感。但是，一个人出生在东部沿海还是西部山区，拥有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因素。这种贫富差距本质上是先天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差距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二是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从自然环境而言，生活在自然环境优越、适宜发展经济的地区，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就多；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不适宜发展的地区，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就少。脱贫攻坚以前我国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地区就说明这点。就社会环境而言，生在富人家庭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就多，生在穷人家庭获得高收入的机会就少。这也是社会上“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差距引起人们广泛不满的原因所在。没有人生来就该在边远山区，也没有人生来就该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12]，更没有人生来就该是“富二代”或“穷二代”。
第三，从现实必要性而言，国家的政策倾斜往往都是以地区为对象，例如西部大开发、经济特区等，从字面意义就可以知道所针对的是区域而不是个人。因此，那些“富一代”能够成长起来一方面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拼搏，但更为关键的是有他们那个时代的政策红利。但“富二代”则不同，他们即使资质平庸也依然可以继承父辈积累下来的一切，正如“穷二代”即使天赋过人，最终也可能因为缺乏发展条件而泯然众人。例如，那些音乐天赋极好但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如果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可能从小就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自由全面发展。而那些出生在富裕家庭中资质平凡的个人，却凭借着父辈的资源发展各种兴趣爱好，用前一代的积累弥补自身先天的不足，最终他们依然能够处于这个社会的中上层，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再比如，两个天赋完全一样，努力程度也完全一样的孩子，一个出生在一线城市的正常收入家庭，另一个出生在贫困地区农村的普通家庭，高考时他们能够考取985的概率是完全不相等的，更不用说出国留学或者从小培养别的什么兴趣爱好了。他们当然有可能像费尔巴哈一样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8]: p. 528)。也有可能他们已经看到了，但是一个无力改变最终依然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个只想维持现状。贯彻公平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打破这种阶层固化，不让那些“投了个好胎”的庸人坐享其成，也不让那些出身贫寒的天才无法绽放。极端的贫富差距能让一小部分人锦衣玉食，让一大部分人食不果腹，“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8]: p. 538)。这种情况的出现只会导致生产力的衰退以及社会历史的复辟。
4. 分配公平的当代价值
实现分配公平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不断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更加充裕的物质基础。个体的活动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内，当代人对后代负有责任，任何一代人的消极行为不仅会影响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后来者也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
第一，从现实挑战来说，“躺平”“内卷”等精神现象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是劳动者精神不丰富的表现，将极大阻碍分配公平向前推进。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8]: p. 541)。社会中越来越普遍存在的“躺平”和“内卷”本质上都是现实关系的不丰富性，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现实中，有人选择“躺平”，有人选择“内卷”，二者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对于精神健康的培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代人如果选择不计后果地佛系“躺平”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后代发展的一种阻碍。“躺平”本质上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是具有双重性的，它既否定了自身也否定了后一代，这同时还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虚无主义在生产过程中的外化，这种外化必将造成对生产力的巨大消解。当相对有限的资源已经被不公平地分配完成之后，个体看不到努力之后能够公平地获得回报的希望，只能选择性地脱离其所处的分配体系，形成了“躺平”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躺平”的对立面“内卷”就是可取的，“内卷”最初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神圣化，它既不关心集体利益，有时甚至也不关心自身的利益，纯粹为了“内卷”而“内卷”，它的终点就是精神和肉体被耗尽，再也无法前进一步。极端的“躺平”和极端的“内卷”都是一样的，都无法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和积累，因为这两种环境中的分配都显失公平，长此以往必定会形成努力不一定有公平的回报或者要百倍努力才能有“基本公平”的回报，这样的氛围对于社会人才流动以及解放发展生产都是不利的。
第二，解决以上种种弊病，需要从娃娃抓起，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为早日实现按需分配奠定物质基础。《哥达纲领批判》中或许已经给出了解决之道——适度的劳动教育，“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虔诚的愿望”([2]: p. 448)。在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今天，对儿童的关爱似乎直接表现为全面禁止他们参与劳动，但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延续和发展，以及对于个人体力脑力的发育而言这是有害的，甚至是反动的。这本质上是在以成人的视角思考孩子的问题，是成人对幼小后代精神发展权利的剥夺，这对儿童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甚至是一种“霸权”。“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实践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2]: pp. 448-449)作为社会成员，个体不应当逃避建设社会的责任，全面禁止或许可以暂时延缓责任的降临，但也会失去了从小锻炼的机会。而一个对于现实世界一无所知的人是不可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的，更不可能正确改造这个世界。因此，童工适当的工作是向社会学习的一个良好途径。同时也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利用“和平演变”手段对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进行攻击，进而影响到意识形态领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作为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中的上层阶级，对于其后代的教育水平永远不可能下降到与无产阶级后代相同的水平，相反，它们只会想方设法提高自身教育水平并且让无产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永远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2]: p. 447)。正如免费的民事诉讼是资产阶级(因为“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同有产阶级有关”([2]: p. 447))。用人民的钱来打官司一样，免费的教育最终不但会被资产阶级攫取教育果实，教育本身也会被资产阶级当作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工具。“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3]: p. 48)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批判已经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被资本家控制，成为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造就了无产阶级精神世界的贫乏以及这种贫乏的再生产。在社会主义中，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用科学的教育实现每个人精神世界公平而丰富的发展并不断进行再生产成为可能。
第三，劳动教育不是暴力教育，也不是专制教育。在实践中，劳动教育很容易从完全杜绝儿童参加劳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儿童进行过高强度的劳动教育，最终把人当作一个工具，这对于一个自由的人而言显然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对《德国工人纲领》原文中“调整监狱劳动”，一句做了如下评价：“无论如何应当明白说出，工人们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2]: p. 449)对于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我们当然要毫不犹豫地采取专政手段，但对于那些尚未泯灭人性，只是一时糊涂，依然有改邪归正可能的犯人，马克思依然保持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怀，更何况是对那些健康的、向上的学习者呢？由此可见，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2]: p. 449)。对犯人犹能如此，对正常的社会成员更应该充分关心，充分运用现实中的各种资源为实现精神丰富而服务，用制度保障每个人的精神领域能够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
当然，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这些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它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现在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分发挥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地缩小各方面存在的差距，尽可能充分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承认当前阶段存在的不足，不等于否定已有的发展成果，相反，要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指导我们正确发展。共产主义是从现实的人类社会出发才有可能实现的理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2]: p. 270)。展望未来时，我们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到来；立足当下时代，我们必须履行好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8]: p. 545)我们今天努力发展的生产力必将成为后代继续改变世界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