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基础
1.1. 惩罚性赔偿的法理溯源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其核心功能是通过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数额实现对恶意侵权行为的惩罚与威慑，突破了大陆法系传统的“损害填补”原则。我国在引入该制度时，经历了本土化改造与体系融合。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1232条明确规定，侵权人故意违反法律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惩罚性赔偿[1]。这一规定将惩罚性赔偿从知识产权、产品责任领域扩展至环境侵权，标志着我国环境民事责任体系的重大革新。
1.2.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定位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定位呈现“公私交织”的复合特征。从规范依据看，其直接源于《民法典》第1232条的私法条款，但适用条件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表述指向《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公法规范，形成私法请求权与公法违法性判断的衔接。
在功能导向上，该制度虽以侵权责任形式呈现，却深度服务于公共利益保护。根据《民法典》第1232条，“造成严重后果”不仅包括私益损害，还涵盖生态环境严重损害或重大社会影响。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中广泛主张惩罚性赔偿，进一步凸显其公共治理属性。然而，该制度并未完全脱离私法框架——赔偿请求权仍由被侵权人行使，赔偿数额以私益损害为计算基础，体现了对个体权益的优先保护。
1.3. 公法与私法的交织逻辑
公法规范为私法责任认定提供实质标准。司法解释明确“违反法律规定”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并可参照规章，将《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公法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侵权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基准。同时，行政监管标准(如污染物排放标准)通过司法转化成为认定“严重后果”的重要依据，实现了公法工具的私法化运用。
私法责任的扩张强化了公法治理效能。惩罚性赔偿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使民事责任突破传统私益救济范畴，直接服务于生态环境修复等公共目标。例如，检察机关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可参照司法解释规则，并探索劳务代偿、碳汇认购等替代性履行方式，将私法责任转化为环境治理手段。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行为已被处以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的，不影响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但在确定数额时应综合考量，避免过度加重行为人负担。
2.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公法属性解构
2.1. 公法属性的核心要素分析
2.1.1. 法律依据的公法渊源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规范依据呈现“私法外壳、公法内核”的复合特征。从形式上看，该制度直接源于《民法典》第1232条的私法条款，但其核心构成要件——“违反法律规定”“故意”“严重后果”——均指向公法规范体系。《民法典》第1232条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表述采用开放式列举，允许司法实践参照规章甚至行业标准，进一步强化了公法规范对私法责任认定的渗透。
2.1.2. 功能定位的公法导向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定位深度契合公法的治理目标。首先，其惩罚功能超越了私法的补偿原则，旨在通过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数额制裁故意违法者。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解释明确将“因同一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认定故意的情形之一，体现了对严重违法行为的公法评价。其次，威慑功能通过提高违法成本遏制潜在环境风险，这与《环境保护法》第59条“按日计罚”的行政制裁逻辑一脉相承。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赔偿时，往往强调其对行业的警示作用。最后，预防功能通过将环境治理目标嵌入私法责任，引导企业遵守公法标准。例如，司法解释将“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列为故意情形，实质是将《大气污染防治法》第20条的行政监管要求转化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
2.1.3. 适用条件的公法烙印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深度烙刻公法标准。在主观要件方面，司法解释采用“公法违法性推定故意”的逻辑，将《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公法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认定故意的依据。根据司法解释，除私益损害外，生态环境严重损害或重大社会影响亦可构成“严重后果”，而生态环境损害的量化需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等公法文件确定。例如，某重金属污染案中，法院不仅会计算村民的健康损害赔偿，还将土壤修复费用纳入“严重后果”范畴，体现了公法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此外，赔偿数额的计算基数虽以私益损害为基础，但倍数限制(一般不超过二倍)的法定化，实质是公法对私法自治的限制，确保惩罚性赔偿不脱离公法设定的合理边界[2]。
2.2. 公法属性的制度困境
2.2.1. 与私法自治原则的冲突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公法属性与私法自治原则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规范逻辑与救济路径的双重挤压。
规范逻辑的公法渗透削弱了私法自治的根基。《民法典》第1232条虽以私法条款形式呈现，但其核心要件“违反法律规定”直接指向《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公法规范，形成“私法请求权、公法违法性”的混合结构。例如，司法解释将“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等行政违法情形直接列为认定主观故意的依据，实质是将公法义务强制转化为私法责任构成要件，压缩了当事人通过契约或习惯法形成责任规则的空间。这种“公法标准私法化”的路径，使得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不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行为的民事违法性，而是受制于行政监管标准的变动，导致私法自治的核心——意思自治与责任自负原则——被实质架空。
赔偿规则的法定化限制了当事人的协商空间[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解释，惩罚性赔偿金以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为基数，倍数一般不超过二倍，且需综合考虑侵权人恶意程度、事后修复效果等公法因素。这种法定化规则与私法中“意思自治优先”的原则存在张力：例如，在私益诉讼中，被侵权人若与侵权人达成高于法定倍数的赔偿协议，可能因违反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法获得法院支持。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惩罚性赔偿请求必须在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一并提出，禁止另行起诉，这进一步限制了当事人通过诉讼外和解程序自主解决纠纷的可能性，与私法鼓励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理念相悖。
2.2.2. 与公法责任体系的协调难题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公法属性还引发了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体系性冲突，具体表现为责任竞合与功能重叠的双重困境。
责任竞合下的重复惩罚风险。根据《民法典》第1232条及司法解释，同一环境侵权行为即使已被处以行政罚款或刑事罚金，仍需承担惩罚性赔偿，且行政罚款、刑事罚金不得抵扣赔偿数额[4]。“叠加追责”模式虽强化了威慑效果，但可能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尤其在行为人财产有限时，可能导致民事赔偿、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的履行顺位冲突。虽然司法解释规定“确定数额时应综合考虑已承担的公法责任”，但具体如何量化这种“综合考量”缺乏可操作性标准，实践中易引发司法裁量权的滥用。
证明标准与责任认定的冲突。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的证明标准存在显著差异：行政责任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刑事责任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虽属私法责任，却要求证明行为人“故意”及“严重后果”，其证明难度接近刑事责任[5]。“严重后果”的判断需结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等公法文件，将生态环境损害纳入考量，而生态环境损害的量化标准(如生态价值损失)与私法中“实际损害”的计算方法存在本质差异，进一步加剧了责任认定的复杂性。
3.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私法衔接路径
3.1. 私法框架下的制度调适
3.1.1. 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扩张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权主体需突破传统私法的个体救济边界，构建私益与公益请求权的双重体系。根据《民法典》第1232条及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解释，私益诉讼中的被侵权人仍为核心主体，包括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遭受人身、财产损害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同时，公益诉讼主体的纳入成为制度创新的关键。《环境保护法》第58条及《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明确，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及检察机关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进一步规定，国家规定的机关或法律规定的组织可参照私益诉讼规则主张惩罚性赔偿，且赔偿基数可扩展至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3.1.2. 赔偿范围的科学化界定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范围需兼顾私益与公益损害，实现赔偿标准的精细化与可操作性。根据《民法典》第1232条及司法解释，私益损害赔偿以人身损害赔偿金、财产损失数额为基数，而公益损害赔偿可纳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应急处置费用等。为避免赔偿范围的模糊性，司法解释明确“严重后果”需结合污染持续时间、地域范围及社会影响综合判断，且生态环境损害的量化需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等公法文件[6]。司法解释禁止单独起诉惩罚性赔偿，要求其与补偿性赔偿一并提出，以避免诉讼资源浪费。
3.1.3. 诉讼程序的优化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程序设计需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合并审理及证据规则创新提升司法效能。根据《民法典》第1230条，环境侵权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侵权人证明行为与损害无因果关系或存在免责事由，减轻原告举证负担。同时，司法解释要求惩罚性赔偿请求必须在生态环境侵权诉讼中一并提出，禁止另行起诉，以防止重复诉讼。实践中，检察机关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实现程序整合[7]。
3.2. 公法与私法的协同机制
3.2.1. 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整合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规范体系需消除公私法冲突，构建“公法标准私法化”的衔接机制。《民法典》第1232条虽为私法条款，但其核心要件“违反法律规定”“故意”“严重后果”均指向《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公法规范。例如，司法解释将“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通过暗管逃避监管”等行政违法情形直接推定为故意，实质是将公法义务转化为私法责任构成要件。为避免规范冲突，司法解释明确“法律依据以法律、法规为基础，可参照规章”，并允许司法实践中引入行业标准。
3.2.2. 责任竞合的处理规则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竞合需建立合理的衔接规则，避免重复惩罚与治理资源浪费。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5条，行政罚款可折抵刑事罚金，但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类似规则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规定，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时可综合考虑已承担的公法责任，但未明确抵扣规则。为平衡威慑与公平，可探索责任折抵机制，例如将行政罚款按一定比例抵扣惩罚性赔偿，或建立“责任顺位”规则(如优先履行民事赔偿)。同时，需明确不同责任形式的证明标准差异：行政责任采用“优势证据”，刑事责任需“排除合理怀疑”，而惩罚性赔偿的“故意”认定可参照刑事标准，但“严重后果”的判断需结合公法中的公共利益标准。
4. 结语
研究揭示该制度在规范逻辑、功能定位与实践运行中的公私法交织特征。公法属性体现于法律依据的公法渊源、公共治理目标及适用条件的公法标准，更反映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私法责任的功能性改造；私法衔接核心是通过主体扩张、程序优化及协同机制，既维护私法自治又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系统性保护。
当前制度面临规范冲突、责任竞合及执行效能等难题，根源在于公私法二元体系在环境侵权领域的价值张力。环境保护法理论和相关法律规范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明确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和边界，通过《环境保护法》与《民法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法律的交融结合，细化制度的公法定位和私法规范；建立统一环境责任评估标准，破解证明标准与损害量化技术困境；探索赔偿金市场化配置机制，提升生态修复精准性与效率。结合“双碳”目标与数字治理技术，研究其在新型环境侵权中的适用空间，推动制度动态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