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关于黄、淮、运交汇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黄河河道的变迁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治河治运政策演变；二是明清统治者的治河措施与治河政策偏向。而关于清代治河政策对河湖水系以及水环境的影响这一部分，仍有一定的探讨空间。本文综合清政府在黄、淮、运交汇区域所采取的黄运治理政策，从减水闸坝的作用与影响出发，尤其注重徐州府城北门志椿与高家堰志椿存水标准的变化，进而梳理清口敌黄济运体系崩溃的原因。
2. 减水闸坝的启放加剧黄河河身淤高
《南河成案》中有载：“江南黄河居陕豫之下游，以千支万派之水会归毕注，本属浩瀚，且豫省地土平衍，河面宽阔，尚能容蓄，一入江省境内，民居稠密城墩交错，河面愈窄溜势愈勇，南北两岸在在险工林立，实为紧要”[1]。自荥泽县以下，河道俱宽至四五百丈，自筑堤束水政策实行后徐州下至云梯关海口相距不过数里，徐州城外河面只有六十余丈，大河至此一束，黄河面临壅滞之虑。为防止上壅下溃，保护黄河下游两岸堤工，康熙十七年总河靳辅奏请在黄河两岸建立减水闸坝以分泄黄水，先于“黄河南岸砀山县毛城铺地方创建减水石坝一座，又于黄河北岸徐州大谷山地方创建减水石坝一座。后遇黄水异涨两坝不足宣泄，又复于十八里屯地方创建减水石闸、峯山与龙虎山两山相峙之处开凿天然减水闸”[2]。分减黄水的政策自此确立，此后治河者基本沿用靳辅筑堤束水与闸坝减水相结合的治河方略，冬春黄河水少时保堤束水攻沙，夏秋河水盛涨时则开坝减水保堤。
减水闸坝不可轻易启放，清政府立有定制，向以徐州府城北门工志桩存水丈尺为启放准则，当黄水涨至所规定的高度时，就由该河厅的河官启放闸坝泄水，水落后集料堵闭。河督高斌在乾隆十一年上奏提及徐州府城南岸减水闸坝的启闭标准：“黄河南岸泄水门户，有砀山毛城铺坝、王家山天然闸、睢宁峰山四闸，毛城铺坝应以徐城石堤连底水长至七尺为度，即行启放，秋汛过后至九月朔，即行堵闭；王家山天然闸以徐城水志长至六尺为度始行启放，涨水一落，即为堵闭；而峰山四闸因泄水无多，不遇盛涨之年，无庸启放”[3]。可见乾隆初年毛城铺减水坝、天然闸启放的标准大抵以徐州府城北志椿长至六、七尺为度，而峰山石闸此时尚未有明确的启放准则。直至乾隆二十二年，始奏定峰山石闸启放标准，即以徐城北门志椿长水至一丈一尺开放峰山头闸，水再加长，以次启放[4]。
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圣驾南巡，亲自阅视徐州黄河，此次巡河乾隆帝意识到了减水闸坝启放标准过低的缺陷：既破坏了闸坝下游的民田庐舍，也有损“束水攻沙、以水治水”治河政策的效果，四月十三日，上谕行在内阁：
“徐州迤西之毛城铺石坝，向遇黄流盛涨，随时启放宣泄，第司事者经理或未协宜，既恐分泄水势，难以并力刷沙，且过水太多，有妨民田庐舍，前南巡时筹度指示，令河臣等慎重封闭，毋得擅启。比年以来，中泓刷深，现至九尺三寸，成效已著，铜沛各属生计亦均改观，第念水束流深，自属经常不易之法……惟毛城铺迤东之唐家湾，向有倒钩引河，可以酌量分泄……唐家湾引河，亦视徐城水志，长水一丈一尺，无庸开放，若长至一丈一尺五寸以上，再将引河开放，俟漫滩水落，即行堵闭”[3]。
毛城铺减水坝启放的标准由设立之初的七尺调整为了一丈一尺五寸，此后数年毛城铺减水坝皆以此为标准进行启放，如乾隆三十六年，徐城志椿于五月二十三日长至一丈一尺五寸，已符合钦定启放限制，于是将唐家湾草坝开放，毛城铺石坝过水二尺七寸[3]；乾隆四十一年，黄河徐城志椿六月初三日长至一丈一尺六寸，已逾钦定开放毛城铺水志，随将唐家湾倒勾引河草坝开放，毛城铺滚坝过水二尺一寸，下注洪沟河以达睢河[1]。
乾隆中期，毛城铺减水坝的启放标准虽较设立之初增加了四尺五寸，然而由于黄河水“一斗水半斗沙”的特性，其河身不断淤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一丈一尺五寸的启放标准逐渐又不能保障该坝泄水的安全性。嘉庆四年八月，因大雨连旬导致黄水骤涨，河滩普面漫水宣泄不及，毛城铺坝上漫口刷塌至百余丈，掣动黄河大溜南行，直至次年冬季才彻底堵闭合龙[5]。嘉庆七年九月，黄水异涨，将唐家湾引河头刷宽至五十余丈，十月初黄水又复加长，缺口难以堵合，直至本年十一月方堵合断流[3]。三年之间，黄河两次由毛城铺减水坝处决口南行，第二次决口堵合后毛城铺减水坝遂停办不用。上游南岸之毛城铺减水坝久未修复，北岸苏家山闸的启放又有淤垫邳宿运河之忧，因此在嘉道年间，铜沛厅属十八里屯天然闸与睢南厅属峰山闸、峰泰滚坝取代了毛城铺减水坝成为了宣泄黄河异涨之水的主要地点。关于天然闸与峰山闸最初启放的标准在前文中已有提及：天然闸以徐城北门志椿长水至六尺为度启放，峰山四闸则于乾隆二十二年奏定以徐城北门志椿长水至一丈一尺后次第启放，随着嘉道年间对此二处减水闸坝的倚重，二者启放的标准又将会发生什么样的调整，下文继续探讨。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福崧言：“本年徐城志椿涨至一丈三尺四寸之时，才将铜山之天然闸开放”[1]。此时天然闸相较于乾隆初年所规定的六尺标准增加了七至八尺之多。嘉庆年间徐城志椿启放的标准又进一步提升，从嘉庆四年五月康基田所描述的黄河水势情况可知，本年天然闸启放的标准已提升到了一丈七尺左右[3]。到了道光二年，徐城北门志桩之水涨至二丈六尺之时才将天然闸启放[6]。天然闸启放的标准相较于设立之初增加了近两丈之多。
峰山石闸启放标准的变化与天然闸同步，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升。乾隆四十一年，萨载言：“唐家湾引河启坝减泄后，黄水仍涨无消，初五、六、七等日又加长八寸，连前长至一丈二尺四寸，两岸河滩多有漫水，水势浩瀚，于初九日复将邳睢南岸峰山二、三两闸照例开放，以分异涨之势”[1]。可见乾隆中后期峰山石闸的启放标准应为一丈二尺以上，相较于乾隆二十二年规定的一丈一尺增加了至少一尺。嘉庆四年五月二十七、八日，徐城志椿计存水一丈七尺五寸，先将苏家山石闸、天然闸启放分泄异涨，峰山各闸则慎守不开[3]，此时峰山石闸启放的标准又增加了五尺左右。道光二年七月，孙玉庭、黎世序言：“徐城北门工志桩，长至二丈六尺，峰山闸水志长至二丈七尺四寸，比历年盛涨尚大二尺余寸，大河拍案盈堤，普律漫滩，察看水势，河心饱满，极其浩瀚，堤埽各工，甚形吃重，即将各闸坝以次启放”[6]。相较于嘉庆年间一丈七尺五寸左右的启放标准，道光初年峰山闸的启放标准提升到了二丈七尺左右。
从乾隆末年到道光初年，天然闸与峰山石闸启放的标准皆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至道光十四年，出于保护堤工与冲刷淤沙的双重考虑，这一上升趋势才出现一丝逆转，本年三月麟庆上奏对闸坝启放的标准进行了调整：
“前河臣黎世序，专主减黄助清之说，嘉庆二十四年奏定以一丈八尺为度，计在任十三年启放十次。迨道光六年前河臣张井等，又专主束水攻沙之议，奏明严守闸坝，因改定为二丈七尺，计在任八年，亦放一次……因思前河臣靳辅，所以在迤上因山为闸者，其意是为保卫城郭人民，尚非止宣泄涨水也。即已旁泄而论，议者或谓与束水之意相反，不知河溜归槽，始能逼刷中泓。若大汛涨水上滩，汪洋散漫，中泓转至停淤。故闸坝之设，止以减漫滩有余之水，则大溜归槽，逼刷愈为有力。靳辅成书可据，于攻沙之理实足相成。特恐奉行不善，或未逾志而先启，或既减涨而多泄，流弊无穷。
臣窃以为减泄去路，只可备而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要在得守且守，应放必放。所有启放准则，应照原奏增加七尺，照前议酌减二尺，请旨定为二丈五尺，嗣后责成徐州道府，就近察看水势，总须长逾定志，始准启放，一经水落，即行堵闭，庶合机宜而昭信守”[7]。
此后天然闸与峰山闸皆以麟庆所奏二丈五尺为准则进行启放，直至咸丰五年黄河北决铜瓦厢结束南流局面为止。
从以上论述可得：毛城铺减水坝的启放标准从七尺提升到了一丈一尺五寸，而后该坝在嘉庆年间因减泄黄水时掣动大溜淤废不用；天然闸、峰山石闸的启放标准则分别从六尺、一丈一尺提升到了道光十四年的二丈五尺，虽相较于道光初年的二丈七尺有所下降，但整体来看呈逐年上升趋势。
何以减水闸坝启放的标准不断提高？除了黄河本身决口所造成的河床抬升外，减水闸坝本身所固有的弊病是不容忽视的。黄河泥沙含量高，唯有束水攻沙之法能刷深河道，避免泥沙淤积，这在前朝时已被奉为圭臬，潘季驯曾言：“旧口皆系淤沙，人力虽不可浚，水力自能冲刷，海无可浚之理，惟当导河归海，则以水治水，即浚海之策也，河亦非可以人力导，惟当缮治堤防，俾无旁决，则水由地中，沙随水去，即导河之策也”[8]。因此减水闸坝的启放虽可以杀黄河怒涨之势保护堤工，却也导致了黄河水量下降无力冲刷河道，河身逐年淤高。乾隆二十一年大学士陈世倌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黄河南北两岸创建减水闸坝，分泄河流，致水患沙停，河底日高，河身易饱，不能容纳。黄河两岸之不可开放，以分黄河之势者，固已言之凿凿”[3]。嘉庆四年南河总督吴璥亦言：“江境所有受淤之故，其病安在黄河宜合不宜分，合则溜急而沙随水去，分则溜缓而水过沙停，河患自昔不免”[3]。河臣们已意识到频繁启坝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却使得河身受病益深，加重后代治河的困难，然而他们因畏于河决罢官的风险不思改变。随着减水闸坝的启放，黄河河身不断淤高，两岸堤坝亦随之增高，若减水闸坝启放的标准仍保持不变，就会有掣动黄河大溜的风险。
清廷的治河实践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启放减水闸坝加剧河道淤沙，河道淤高后为保护两岸堤工又不得不启放减水闸坝，“涨愈泄，流愈缓，沙愈积，河愈高，而横决之忧愈甚”[9]。随着黄河河身不断淤高，洪湖水为畅出清口亦不得不尽力多蓄，此前洪湖存水七八尺即可刷黄济运，至道光年间，则至少亦须蓄至一丈五六尺，然尚不足以敌黄[10]。黄高于清、倒灌清口的困境逐年加剧，为防止黄河倒灌泥沙淤塞河湖，河官不得不在大多数时间里严闭御黄坝，南上与回空漕船难以顺利渡黄，蓄清济运体系处在崩溃的边缘。
3. 引黄济运政策淤塞清口
清口作为蓄清刷黄的水流控制中心，内有引河七道，汇全湖之水同流出口，七分敌黄三分济运，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水利枢纽。雍正八年稽曾筠上奏：“江南清口，为淮黄交汇南河第一要区，必须势均力敌二渎合流，方与运道民生有利”[3]。清口体系在保障漕运畅通、刷深黄河河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黄河河身的淤高，淮水的优势逐渐减弱，河水倒灌清口的风险不断增加，为防止清口淤塞，清朝治河者采取了诸如拆筑束清坝、开挖陶庄引河、修建御黄坝等举措。乾隆年间御史都隆额谈及束清坝拆筑的原因：“遵查清口实为淮水门户，前河臣齐苏勒相度机宜，于清口两岸设东西束水两坝，如湖水微弱将两坝接长，以蓄清敌黄，如湖水盛涨，将两坝拆宽，俾水势畅达，以保湖堤，法甚善也”[3]。乾隆四十一年清政府组织于陶庄迤北开挖引河，该引河使黄河北行，淮水得以畅流攻刷淤沙，清口亦免于黄水倒灌之患近十年[5]。嘉庆元年吴璥、徐端言及御黄坝的修建：“至束清御黄两坝，为蓄清敌黄紧要机宜，查未改清口以前，原只有束清东西坝一道，定制视湖水大小，以定口门宽窄，乾隆十一年移改清口，势远气宽，清水外出无力，束清坝一道，不足以资收束，于乾隆五十年大学士公阿轨奉命查勘，添建御黄坝一道，亦视黄水大小递相拆筑，以御黄流”[3]。以上举措皆有力防止了黄水倒灌、保障了清口的畅通。
到了乾隆五十年，淮北地区发生大旱，洪湖存水稀少无力济运，为保证漕船顺利渡黄，清政府反而引黄水入清口济运。乾隆五十年八月萨载等奏：“洪泽一湖，每年伏秋大汛，淮水涨发，高堰志椿长至一丈三四尺，最小亦有八九尺不等。即至冬间，志椿存水，总有四五六尺，力足敌黄，清口一带无倒漾之事，去年秋冬暨本年春夏，因各处雨水稀少，淮河总未涨水，洪湖内志椿上所存底水二尺四寸，亦渐次消落”[3]。洪湖存水相较于往年下降了一丈之多。乾隆五十年是一个分界点，这一年淮水无力济运，官方启动了引黄济运。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官方平常年份尽量蓄清以清水送槽，不得已的年份借黄济运[11]。
引黄济运无异于饮鸩止渴，清朝统治者及河官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清晰的认知。乾隆五十年九月阿桂奏：“从来治黄之道，唯有导清拦黄，不使倒灌，今转引黄水如清口以资浮送，自属下策，但该处既经淤沙梗塞，舍此别无引水善策，亦不得不如此办理，然其事究属可暂而不可久，必须设法疏治，俾清水日渐旺盛，以期畅出刷沙，于事方有裨益”[3]。乾隆五十年的引黄济运政策在次年就显现出了弊病，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大雨时行，洪泽湖水逐日加长，清口内五道引河亦展宽刷深，然而河口处仍黄强清弱，淤沙梗阻，帝言：“此时清水既涨，仍不能畅出敌黄，刷沙济运，推原其故，究系上年借黄水以送回空，朕即以为无异引贼入室，浮沙愈垫，河底渐高，清水顶阻不能畅出，其受病实由于此”[3]。
嘉道年间引黄济运的政策仍在实行，嘉庆十六年六月上谕：“本年漕船，仍系黄水浮送，目下虽已全数挽出江境，但黄水经过之处，河身不无淤垫，是于漕船目前有益，于河工转多妨碍，恐来年漕船，未必能如今年之迅速也”[3]。河官松筠、陈凤翔亦言：“蓄清敌黄为治河良法，我朝列祖列宗，成宪俱在，近年来不能遵守，以致淮弱黄强，任其倒灌，而又讳言倒灌，公然以籍黄济运为词，倡言不讳，是竟开门揖盗，不但不加拦阻，抑且招致使来，年复一年，遂致运河淤垫，清水不能外出”[3]。
引黄济运政策的实行使黄河泥沙不断淤积于清口至里运河一带，不仅漕船难以通行，还影响到淮水的畅出。乾隆后期，清口淤积已十分严重，嘉庆七年至九年(1802~1804)淤高3米左右，道光初年再淤高4米左右，以致洪泽湖的水位从居高攻沙刷黄到低于黄河[12]。清口七分敌黄三分济运的分水体系陷入了困境之中，洪湖水不再由清口处入黄刷沙，转而由清口处入里运河，或由高堰五坝下达高宝诸湖，御黄坝常处于堵闭的状态，只有在挽渡漕船时才会启放。
4. 洪泽湖储水条件恶化，高堰堤工著重
万历六年，总河都御史潘季驯上言修筑高堰堤，起武家墩经大小涧、阜陵湖、周桥、翟坝，长八十里，使淮不得东[8]。雍正七年帝言高堰之作用：“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黄水畅流，无所壅滞，则永庆安澜，然欲使黄水无所壅滞，必须保固高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敌黄，且以助其畅流之势，则河工永远无虑，是高堰堤工，关系最为紧要”[3]。自明末迄于清朝，高堰体系在洪湖存水、黄河治理、运河水源等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高家堰设有志桩，用以判断洪湖水量是否足以畅出清口敌黄济运，清朝初年志桩存水七八尺即可以畅出敌黄，何以道光年间一丈六七尺仍不能畅出。除黄河河身淤高外，洪湖自身储水条件的恶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黄河泥沙在其恶化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
总结黄河水入洪泽湖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为黄水盛涨，由清口处倒灌入湖；一为启放徐州府属毛城铺、王家山、峰山等处减水闸坝宣泄涨水，而后下达睢河入湖；一为启放桃源县境祥符、五瑞二闸，有余黄水通过闸下引河入湖；一为黄河南决后由淮河各支流汇入淮河干流而后下注洪泽湖。关于黄水由清口处倒灌的危害，前文已有论及，此处主要围绕后三者展开。
徐州府属减水闸坝及闸下引河所减黄水虽流经不同的路线，但均汇集于灵璧五湖，再经归仁堤下达洪泽湖。当出现黄水盛涨、清不敌黄的状况时，治河者即启放各闸坝减黄水入湖助清，然河水经行之处黄沙弥漫，乾隆二十一年大学士陈世倌曾言：“不思黄河斗水，沙居其七，所过无不淤垫，现今小神湖、侍丘、白鹿以及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3]。沿途所经湖泊尚被泥沙淤平，不难想象，作为黄水最终归宿的洪泽湖所承受的黄沙淤垫之害。嘉庆帝曾言及此问题：“姜晟等奏治河之法，以蓄清敌黄为上策，此语诚是，至以减黄助清为中策，朕看来竟系下策。清水所以敌黄，自应储蓄深畅，方足以资刷沙之益，若恃减黄以助清，必致洪泽湖底逐渐停淤，久且成黄水泻注之所，成何事体，若将来淮黄不分，又借河水冲刷淤垫。凡事须念及久远，不可只图目前”[3]。可见徐州府属减水闸坝的启放只可收一时之效，其减泄之黄水由睢河汇入洪泽湖后，反而会使得湖西一带承受黄水逐渐垫高。
桃源县境祥符、五瑞二闸与徐州府属减水闸坝对洪泽湖湖身的影响略有不同。嘉道年间，祥符、五瑞二闸的启用趋于频繁，潘锡恩上奏言及其危害：“当黄水盛涨，欲筹减泄，自当在下游减坝，乃张文浩辄开祥符闸，减黄入湖，遂致洪湖北半，全为黄水，淤垫极高，此其为害尤烈”[10]。祥符、五瑞二闸对洪泽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部湖区一带。
此外，为防止黄河北决影响邳宿运河、张秋运河，清政府实行重北轻南的治河政策，以致黄河南决入湖频繁，造成湖身淤沙问题。河督吴璥谈及砀汛邵家坝决口时言：“查从前黄河漫工，如豫者之杨桥、冯家店、张家油坊，睢州下汛、十三堡、五堡及江境之陈家道口、周家桥等处，皆系南岸漫溢，归并洪湖，其时尚在秋汛盛涨。此次漫水所注，系往年旧路，但南岸漫口不下十余次，湖底渐淤，势所必然”[3]。
随着洪湖储水条件的恶化以及黄河河身的抬高，原储水量难以畅出清口敌黄济运，为保证蓄清济运政策的顺利实行，河官不得不提高高堰志桩，增加湖储。乾隆初年，河督高斌言：“查洪泽湖会黄济运，必须多蓄，使之常盛，方能畅出清口，不致黄水倒灌，伏秋盛涨，有余之水，又必早为分泄，高堰一带方能容受，现在南北中三石坝，总以高堰水志长至八尺五寸外，听起过水，如未及志，水已低于坝基，当收蓄以会黄济运，既可泄溢槽之水，而仍能留平槽之水”[3]。此时高堰志桩存水至八尺左右即可敌黄济运，有余之水通过高堰上坝工泄入高宝诸湖，以减轻堤工压力。到了乾隆中期，高堰志桩存水标准略有提升，乾隆三十八年高晋上奏：“近年因湖弱黄盛，易于倒灌，是以一律封土，如遇盛涨，仍酌启一二坝，以资分泄。本年湖水存至一丈三尺二寸，水势尚大，拟消水一二尺后即将智义二坝相机封筑”[3]。因黄强淮弱，原八尺左右的存水标准已不能满足其敌黄需要，此时须将湖水存蓄至一丈一尺左右方足济用，相较于乾隆初年提升了三尺左右。到了嘉庆年间，铁保等人言：“五坝之中智礼二坝，应加高坝底，以免过水跌损，漫无收水，原请加高四尺，仍于其上略为封土，今臣等悉心筹议，湖水高至一丈四尺，已极充足，应将该两坝规仿旧制，通作大石滚坝，俟水长至一丈四尺，即令过水，水落即止”[3]。此时洪湖水需蓄至一丈四尺，志桩存水标准又有所提升。道光四年十月，黄高于清，本年回空漕船未能南下，孙玉庭等上奏启放祥符、五瑞二闸，减黄入洪湖，启放后高堰志桩涨水至一丈七尺二寸，始与黄水相当[10]。相较于嘉庆年间一丈四尺的存水标准，道光初年又提升了三尺之多。
从八尺至一丈七八尺，高堰志桩存水标准提升了近一丈，蓄清出清口敌黄济运的储水标准逐年增加，高堰堤工的压力也随之上升，决口的风险不断加大。总河于成龙曾言及高堰堤工决口的危害：“查高堰堤工，为淮扬保障，运道民生，实系于此，所当急为整理，难容刻缓贻误者，不谓从前漠视，承修五年，迄今尚未成功，节年水发之时，湖内不能容蓄，以致东泄，淹没民田，水势既分，而黄流倒灌，清口淤塞，遂致运河一带，河身垫高，皆由堰工未完，湖水不出之故”[2]。高家堰一线单堤，向东关系淮扬两郡，向北则与济运敌黄的政策攸关，蓄水事宜关系至为重大。嘉道年间，湖水不续至一丈七八尺，难以敌黄，蓄至一丈七八尺，高堰堤工又易于掣塌，治河者陷入了蓄水与泄水的矛盾之中。随着洪湖水面的抬高，高堰减水坝工一经启放便如瀑布般猛力下注，堵闭极为艰难，因此河官常期于坚守滚坝蓄水以刷黄济运，高堰堤工压力剧增，其意在储蓄湖水，反而会导致坝工决口湖水消耗：
“道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后，西风骤起，至晚间复转西北巨风，猛烈异常，发房拔树，四百余里之湖面，经风涌激，骇浪如山，迎击石工，撞掣泼簸，一浪之高约二三丈，越泼堤顶，在在堪危。十二日自朝至暮，风势猛劲更甚。至十二日晚间，高堰十三堡兜湾处所，浪涌更高，致将堤顶刷掣成漕，塌通过水，约宽五十余丈，山盱周桥之息浪庵，亦过水八九丈，束水堤内，智、礼坝档内，掣通三处，信坝以南，亦掣通一处”[10]。
此次高堰决口，危害极大，湖中水所存无几，缺口堵合后高堰志桩仅存水一尺一寸，黄水高于清水一丈三尺余寸，道光五年重运北上时清水难资浮送，不得已采用引黄济运之法，以致里河运口节节停沙，河泓至浅处，水深止一尺四五寸，漕船挽渡极为艰涩，贵州道监察御史钱仪吉上言：“道光四年冬间，高堰倒塌，湖水泄尽，黄流倒灌，孙玉庭等只恐误漕获咎，故为引黄济运之计，以致五年重运梗阻，漕未全济，而河更垫高。至六年办海运，琦善等又急欲通七年之漕，议挖减坝以泄黄流，挑河身以开御坝，靡帑数百万仍不能如法通漕，筹办倒塘灌运，始得勉强北来”[13]。
在黄河河身抬高、清口淤垫的背景下，道光四年高堰决口更使蓄清敌黄济运政策的实行雪上加霜，此后黄河在不决口的情况下常高于洪泽湖，为防止河水倒灌，御黄坝常处于闭合的状态，漕船难出清口渡黄，蓄清体系已失去应有的意义。
5. 道光六年治河政策的转变
道光六年，朝廷任命张井督南河，淮扬道潘锡恩副之，甫一上任，即力陈频繁启放减水闸坝的后果：“黄河挟沙而行，急则沙随水去，缓则水过沙停，上有分流，下必停缓，此一定之理。从前闸坝之设，原以备异常盛涨，乃虑及至险而为不得已之谋，非以之治河而谓可循行之例也，前河臣靳辅修备各闸，皆立有定制，每涨水至若干，始准开某闸。嗣后虽屡次增添，而河底愈垫愈高，所提添之制，已相去悬殊”[6]。同时他规定将徐州府城北志桩提升至二丈七尺作为启放减水闸坝的标准，严守闸坝以求束水攻沙落低河槽之效，非下游盛涨难容，不得借口启放。本年顺黄坝最高存水至四丈一寸，较往年大至五六寸，仍未启放闸坝[6]。
道光六年的治河政策转变不过数月，琦善、张井等人即于八月上奏试行戽水灌塘通船之法，“拟于里河头坝东迤东坚筑拦水大坝一道，再将临黄之钳口坝，改建草闸一道，内可容船一千余号。安设水车，将清水戽入内塘，内水高于黄水一尺，即行启闸放船，以全漕四千余号之船，分作四次，可以全渡，共需银七八万两”[13]。次年三月正式实行倒塘灌放济运之法，“先将临黄圈堰，浇筑稳实，以能抵御黄水为度启通御坝，将帮船提进塘内，挨次排泊。复与御坝以上，浇筑土拦坝一道，使黄水不能灌进，再将临黄堰启除，浮送船只”，到本年四月底，重运全数渡黄完毕[13]。可见济运方式的转变和道光六年严闭减水闸坝政策的实行有直接关联，这与减水闸坝的另一个作用“减黄助清”密不可分。
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阅视河工告谕靳辅：本年黄水倒灌运河，不可为训，尔必须酌一至妥之策，使之永不倒灌方好。靳辅回奏：“臣再三筹画别无他策，惟有分黄助淮一法，今年黄水倒灌因黄强淮弱所致，臣欲于徐睢黄河南岸再造减水闸坝几座，若黄强淮弱，则南北两岸减水闸坝并启，以北坝泄黄，以南坝引黄，助淮敌黄，如此防法，可无倒灌之患”[2]。南岸各闸坝既建之后，不但可以杀黄河怒涨之势，而淮流微弱之时，又可借以分黄河之水由归仁堤下注洪泽湖使助淮流。如“毛城铺减水坝，泄漫滩涨水，由坝下小神湖，入洪河达濉河，经孟山等五湖，出归仁堤以达洪泽湖；天然闸下河堰，起铜山经萧县历安徽宿灵泗以达洪泽湖，十八里屯滚坝之水亦由虎山腰泄入天然闸河；峯山闸下引河水向西南，入灵璧县境之孟山陵子等湖，达濉河，下注洪泽湖”[4]。
此外向东还有桃源县黄河南岸祥符、五瑞二闸，遇黄水盛涨之年，酌启二闸以资减泄，水势向东南以达洪泽湖。嘉庆十七年，百龄言及相较于天然、峯山二闸，启放祥符、五瑞闸具备的优势，“天然峯山二闸，系由水小处分减，必致分掣正溜，黄河正流分减一分，则河底少一分攻刷，即停一分淤泥，自徐属至河口，河长三四百里，若停淤而下，实为全河增病，且该处分减，距湖太远，非二三十日不能使清水增高，不若开放祥符、五瑞之近捷，向来河水盛涨，至桃南始大，即从大涨处分泄，止普漫之游水，不致分动正流，而过闸十余里，即入洪湖，可期朝发夕应”[3]。可见祥符符、五瑞二闸的启放既不会掣动黄河正溜影响束水攻沙的效果，且距离洪泽湖近见效也快。道光四年九月御黄坝前黄水比清水尚高九寸，孙玉庭、张文浩因祥符、五瑞二闸为减泄黄水之路，计划“俟黄水略消，即将该闸启放，减泄黄水，俾清水较高数寸，即可启放御黄坝口门济渡回空船只，以期无误归次”[13]。
靳辅曾言及黄淮二渎的关系“黄淮二渎，敌也，然黄强之时多，淮强之时少，强则易溃，而河不两行，可减而不可分，弱则易夺，而自泗盱以东淮无他河之会，惟即以黄济淮，使强者不独强，则二渎交得其半，而会同之势成，此减水各闸坝之最为得也”[2]。黄淮两河的水量只有在大致相当或者是淮大于黄的情况下，蓄清济运政策才能顺利实行，当出现清不敌黄的情况时，唯有缩小或严闭御黄坝口门防止黄河倒灌清口淤塞湖运，而后设法筹计增加湖储使湖水畅出清口方可使漕船顺利渡河，启放减水闸坝即是清朝河官增加湖储的主要方式。
在前文中所述黄河不断淤高、洪泽湖储水条件恶化、清口淤塞的背景下，道光六年张井、琦善等人骤然拟定严守减水闸坝的准则，使黄河大溜全归正河以求刷低河道，欲求毕其功于一役，然而黄河多年之积弊岂能于旦夕之间解决，其后果即是黄河水位抬高顶阻清水，清水失去黄水接济无力外注，蓄清济运政策走向崩溃，新的济运方式亟需出现以挽渡漕船。
6. 小结
清口作为漕运的咽喉，是重运漕船北上和回空漕船南下的必经之地，为保证清口湖水畅通漕船行走顺利，明清治河者皆将蓄清济运作为治河准则。然而减水闸坝的启放使得黄河河身不断抬高，引黄济运政策的实行又加剧了清口淤沙的情况，非高筑堰工增加湖储不能敌黄济运，全湖之水系于高家堰一线单堤，蓄清济运政策与高堰堤工的命运休戚相关，道光四年冬高堰决口湖水几乎泄尽，次年除引黄济运外别无良策，导致清口至里运河一带淤垫严重。原应设法降低黄河水位、筹蓄湖储方能防止黄水倒灌、冲击清口淤沙，然道光六年张井担任河道总督时又制定了严闭减水闸坝的准则，使得黄河水位抬高的同时洪泽湖失去了黄水的接济，湖水再难敌黄，御黄坝常处于堵闭的状态，蓄清济运政策彻底崩溃。道光六年河官试行戽水灌塘，道光七年正式实行灌塘渡运，自此“灌塘济运”作为补偏救弊之法取代“蓄清济运”成为清王朝新的济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