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背景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路径研究——以云南省迪庆州为例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Delivering High-Quality Cultural Resources to the Grassroo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mpowerment—A Case Study of Diqi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DOI: 10.12677/ass.2025.147634,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鲁茸央宗:西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关键词: 数字化赋能优质文化资源迪庆州Digital Empowerment High-Quality Cultural Resources Diqing Prefecture
摘要: 在乡村振兴和文化数字化战略稳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置身于数字化浪潮中,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为文化资源的传播与共享开辟了全新的路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实践。因此,本文针对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度”与“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实践效能”的失衡问题,聚焦于数字化赋能背景下,探究优质文化资源如何有效直达基层,以云南省迪庆州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研究,揭示出其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实践中存在的不均衡性、供需错位等问题,并探寻有效的优化路径,旨在为民族地区“数字 + 文化”融合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实践样本。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eady advancement of the strategi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chieving the direct access of high-quality cultural resource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Amid the digitalization trend,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opened up a brand-new path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sharing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lso brough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Under this background, achieving the direct access of high-quality cultural resource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for meeting the diverse, multi-level and multi-facete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demands of the people, and enhancing the cultural sense of gain and happiness of the mass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imbalance issue between the “richness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fficiency of cultural resources reaching grassroots level”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Focusing o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t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on how high-quality cultural resources can effectively reach grassroots levels, using Yunnan Province’s Diqing Prefec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reveals the problems such as imbalance and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a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direct reach of high-quality cultural resources to grassroots levels, and explores effective optimization paths. The aim is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amples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 cultur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文章引用:鲁茸央宗. 数字化赋能背景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路径研究——以云南省迪庆州为例[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7): 452-45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634

1. 引言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其《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其明确提出“十四五”末期,要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下和线上相融合、实现全面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将“文化数字化”作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1]。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能够更精准更便捷地获取民众的文化需求,可以打破城乡壁垒,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简化供需对接从而实现资源的直达,因此应当深入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快基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优质文化与群众“直接见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指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云南省迪庆州作为民族地区,蕴藏着富饶且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然而这里却呈现出文化资源“富饶的贫困”这一特殊现象,同时,在将这些优质文化资源输送至基层的过程中,亦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挑战。因此本文依托数字化赋能,探索适合迪庆州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迪庆州基层文化服务水平,为其他民族地区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样本,也能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文化领域的有效实施。

2. 文献综述

2.1. 关于数字化赋能文化的相关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关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推动作用。朱小宇,张江路(2025)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数字化技术(如VR/AR、社交媒体)通过构建虚拟博物馆、非遗直播等场景,增强文化互动性与传播效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3]。梁天卓(2025)进一步强调文化数字化的普惠性,认为其通过资源整合与共享突破时空限制,例如数字文化云平台和适老化界面设计为基层提供均等化服务,认为文化数字化促进文化资源普惠共享,可以高效地整合分析文化资源,跨越时空约束,为实现人的发展提供了新契机[4]。高春凤(2025)则从公共文化空间角度,指出数字化是破解城乡服务不均的核心抓手,需通过设施布局优化与数字技术下沉弥合城乡鸿沟,指出数字化是破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5]

2.2. 关于文化资源与基层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

关于文化资源与基层文化建设的研究,学者们普遍指出基层文化服务存在资源不足、配置失衡等问题。胡洪彬(2024)基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以“均等化”与“高质量”为目标,通过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置[6]。郭恒(2023)的供需结构性匹配指数表明,精准识别需求(如老年群体的文化活动需求)是解决矛盾的关键,需通过“菜单式”服务增强供给灵活性[7]。容林林(2022)的社区调研进一步揭示,基层文化服务需从“单向输送”转向“双向互动”,例如通过“文化特派员”制度激活本土文化内生动力[8]

2.3. 关于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相关研究

通过检索相关的文献发现该领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有学者提出核心框架。胡洪彬(2025)强调需以系统思维构建“需求清单 + 资源匹配”机制,通过数字技术(如文化云平台)与社会协同(如文化合作社)实现精准对接[9]。张广钦(2025)提出设施体系、多元供给与科技支撑三要素,例如总分馆制与“文艺轻骑兵”下乡模式,指出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从本质上说是让有限的文化资源产生最大实效,提出完善的设施体系、多元的供给方式、适度的科技支撑是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结构的核心要素[10]。刘晓东(2025)的“动态平衡模式”则强调政府主导下的资源动态调配,如江苏“茉莉花开”文艺直通车通过“订单式”服务实现供需适配,指出优质文化资源基层配置呈现出政府优先、资源涌现和资源动态平衡三种模式及动态转化样态[11]

2.4.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根据查阅到的相关文献,可以了解到当前国内学术界虽然已经对“数字化赋能文化”、“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开展了相关研究,但当前所涉及的大多是聚焦于数字化技术对文化资源普惠共享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作用。从关于数字化赋能文化的相关研究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技术工具属性,但对基层文化需求的动态适配性关注不足;从文化资源与基层文化建设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多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角度出发,但对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机制”缺乏系统性探讨;从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现有研究对民族地区、偏远基层的特殊性关注不足,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设备覆盖率低,受教育水平低导致存在数字鸿沟现象,进而导致资源直达的“最后一公里”出现梗阻,因此需要结合在地文化库建设与方言化界面设计实现适老化配置。

因此,目前国内的学者在对于民族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民族地区文化数字化研究领域,针对数字化赋能背景下优质文化资源如何精准、高效地直达民族地区基层的研究较少,没有充分地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公共文化需求。基于此,本文以数字化赋能这一时代背景,立足于当前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困境基础上,关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深入研究数字化赋能背景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路径,对当前民族地区优质文化直达基层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深入探讨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提升迪庆州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3. 迪庆州数字文化资源的发展现状

3.1. 多元文化资源刨析

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处于滇、川、藏三省交汇处,该区融合了汉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26个多民族文化元素,截至2024年初,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常住人口为39.5万人,户籍人口为37.1994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9.4%,其中藏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36.3%;其次是傈僳族,占30.3%,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这里文化多元化主要体现在:第一,迪庆州以藏族为主体,其文化资源涵盖宗教、艺术、语言、节庆等多维度,同时,多民族共生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文化交融现象,比如傈僳族的火把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以及汉族的春节习俗相互交织,形成跨民族的文化共享空间。第二,迪庆州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止2024年迪庆州共有非遗代表性项目253项,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1项、国家级8项、省级50项、州级127项;代表性传承人520人,其中包括国家级5人、省级60人、州级115人;省级、州级传承基地15个,省级工坊2个;《迪庆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名录》《迪庆格萨尔》《迪庆热巴》《奔子栏传统文化区概览》等新一批保护成果专著也即将出版。第三,迪庆州将“文化兴州”纳入发展战略,通过设立文化局、民族歌舞团等机构推动文化资源整合,迪庆州的多元文化资源不仅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也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3.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根据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迪庆州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应当严格结合我州实际需要,以“数字迪庆”建设为总目标,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谋划推进一批数字政府建设项目,不断提升数字化履职能力。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推进和当地政府的重视,迪庆州在数字文化资源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在5G建设过程中,截止目前建成5G基站400个,实现州府城区、县城连续覆盖,乡镇100%覆盖,部分景区、行政村及重点文旅项目有效覆盖。第二,在迪庆州博物馆也对馆藏文物进行了数字化展示,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迪庆州的历史文化;部分文化机构开始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和整理,建立了一些文化资源数据库。但是,从整体来看数字文化资源的建设还存在诸多不足,资源的丰富度和完整性有待提高,数字化的形式较为单一,缺乏创新性的呈现方式。

3.3. 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现状

目前,迪庆州通过多种方式推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政府组织了“戏曲进乡村”、“文化三下乡”、乡村“村晚”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实现定期将文艺演出、电影放映等文化服务送到基层乡村;同时利用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设施,为群众提供文化阅读、培训等服务。据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统计数据,仅2023年,迪庆州就组织开展了藏历新年晚会、“五一”广场舞比赛、“戏曲进乡村”、彩云之南等你来夜间广场舞等活动3100余场次;开展“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行”等形式的惠民演出达440余场次,观众达255.8万余人次,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演活动91场次,参与人次达78,000多人次。在数字化方面,主要通过微信公众号“微观迪庆”、“迪庆发布”、“迪庆州广播电视台”等新媒体平台传播文化资源,发布文化活动信息、推送文化知识等。但这些传播方式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有限,在高山牧场等偏远地区,文化资源的到达率较低,基层群众对文化资源的获取和参与度不高。

4. 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痛点

4.1. 分布不均衡性

分布的不均衡性是制约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具体体现在空间维度、内容维度、群体维度等层面,这种不均衡性不仅加剧了基层文化发展的差距,更使得部分地区长期处于文化资源匮乏的困境,严重制约着文化资源向基层输送的整体成效。

4.1.1. 空间维度不均衡

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条件对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影响显著。在偏远山区、边疆地区因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成本高昂,使得文化资源输送困难。在迪庆州空间维度上,城区与高山牧场等偏远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城区由于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网络覆盖较好,再加之高铁、高速公路等的开通为获取数字文化资源提供便捷,文化活动也比以前相对丰富;而高山牧场地区如东旺乡、德钦县霞若乡等,因其地理环境复杂,交通不便,网络信号不稳定,导致数字文化资源难以有效传输,文化活动难以深入开展。

4.1.2. 内容维度不均衡

部分基层地区侧重于传统文化资源,对现代科技、科普、法治等文化内容供给不足;而一些农村地区文化活动和技艺多以传统口传形式为主,缺乏科技展览、法律知识讲座等,难以满足群众对多元文化知识的需求,体现出文化资源生产未充分考虑基层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导致部分文化活动参与度低,出现针对老年群体的文化资源丰富,而针对青少年和中青年群体的时尚、创意文化资源匮乏,无法激发该人群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在迪庆州,藏族文化由于其独特的宗教和艺术魅力,吸引了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进行数字化开发,而州内其他民族文化由于传承方式较为传统,缺乏有效的数字化保护和传播手段,面临着传承困境。

4.1.3. 群体维度不均衡

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已经被认为是影响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便捷化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而老年群体尤其是农村老年人成为受影响最大的人群。由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教育程度以及信息获取渠道与年轻人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对科技的接受度普遍较低,这使得他们在数字领域的参与度不足,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12]。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和运用能力较强,能够较好地利用数字平台获取文化资源,而老年人和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由于缺乏数字技能,难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享受文化资源。因此,一些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取文化活动信息,只能依赖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进而影响文化资源的有效输送。

4.2. 供需不匹配性

4.2.1. 供给端维度

在迪庆州文化数字化建设中存在“文化资源库”同质化问题,缺乏对迪庆州特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个性化开发,不能满足基层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经笔者亲自走访实地发现,在迪庆州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展览民族文化特色的地方,发现一些数字文化资源库中关于藏族文化的介绍多为常见的内容,对于一些小众但具有特色的藏族文化分支涉及较少;且存在传播渠道单一,用户需求导向缺乏问题[13]。出现上述供需矛盾的原因本质上是制度性矛盾。第一,现行文化资源库建设遵循国家统一的数字化标准与分类体系,而迪庆州多元民族文化(如小众分支文化)具有非标准化、情境依赖的特性。科层制管理体系追求“可量化”“可管理”的资源形态,导致地方特色文化被简化为符合行政规范的“标本”,失去其活态传承的味道。第二,文化资源库建设往往服务于“文化惠民工程覆盖率”等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倾向于优先开发易数字化、易展示的“主流文化符号”(如藏族唐卡),而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小众文化(如口传史诗、生态智慧)缺乏挖掘动力,形成“重显性轻隐性”的资源筛选机制。

4.2.2. 需求端维度

我国传统模式下的政府职能受限于“国家视角”下的文化管理体制模式局限性,政府热衷于制定政策、拟定规划、分配任务、提供资源,却忽视了区域间的文化差异与民众需求,并依据数字化、集约化、标准化的方式对下级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估,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掩盖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真实存在的鸿沟[14]。出现上述供需存在鸿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进行常态化进行需求调研,政府在文化资源供给决策过程中,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缺乏对基层群众实际文化需求的精准把握,在日常组织文化下乡活动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兴趣爱好和实际需求,提供的文化服务可能不实际、不具有针对性,导致文化服务效能低下。

5. 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优化路径

5.1. 实现资源均衡配置

5.1.1. 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打通文化输送“最后一公里”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加大对迪庆州等民族偏远地区文化基建专项投入,优先推进高山牧场等区域4G/5G网络覆盖,实施“村村通光纤”工程,通过卫星通信技术解决极端地理环境信号传输难题,建立移动文化服务站(车载图书馆、流动演出车),构建“固定 + 流动”服务矩阵。

5.1.2. 构建多层次内容供给体系,激活文化生态多样性

第一,实施“文化营养配餐”工程。建立州内基层文化需求大数据分析平台,精准捕捉每个人的文化需求,按群体特征定制其“传统文化 + 现代知识”融合套餐[15],针对中青年开发VR非遗体验;面向青少年开设科普创客工坊;为老年人保留传统戏曲等特色项目。第二,推进民族文化数字化共生计划,设立民族文化交流基金,运用3D建模、区块链技术对迪庆州多元民族文化进行系统性数字建档,鼓励藏族唐卡技艺与傈僳族歌舞等元素的创新融合,培育新型文化IP。

5.1.3. 弥合群体数字鸿沟,实现文化服务全龄覆盖

第一,开展“银龄数字扫盲”行动。在州内组建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在村级文化站设立“数字辅导员”岗位,深入了解真实存在的困境,为老年群体设计“一键式”文化服务终端,进行一系列的适老化改造。第二,实行“线上 + 线下”双轨信息发布,保留乡村广播、公告栏等传统渠道的同时,开发短信推送、子女代预约、视频号、公众号等过渡性服务,鼓励代际共享数字资源。

5.2. 实现资源供需平衡

5.2.1. 深化资源供给侧改革,破解同质化困境

第一,建立“在地化文化基因库”。实施“一村一库”特色文化挖掘计划,组织人类学专家与本土文化传承人共同梳理迪庆州小众文化资源(如东巴纸技艺、傈僳族口传史诗等),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不可篡改的数字档案库。第二,重构“需求导向型传播网络”。实现将政务云平台、短视频平台、村级微信群进行数据打通,实现文化资源的精准投放,根据用户行为数据(点击量、停留时长、互动频次)构建需求预测模型,动态调整资源推送的方式。

5.2.2. 构建需求响应生态系统,实现精准触达

  • 在州内开通线上需求直通车,允许村民通过微信小程序“点单”文化服务(如预约非遗技艺培训、申请流动电影放映等),创建“社区文化管家”制度,同时,选拔熟悉民族语言、通晓双文化的本地高校毕业青年担任需求协调员,更好地实现需求的获取与传达。第二,引入“文化获得感指数”。从知识获取、情感共鸣、行为参与三个维度设计量化评估体系[16],聘请第三方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定期开展满意度调查,对连续两季度需求匹配度低于60%的项目进行问责追责。

6. 结语

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是基于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困境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得出的科学结论。数字化赋能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优质文化资源有效直达基层的重要载体。在数字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实质上就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产品的精准匹配,让民族地区有限的文化资源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本研究通过提出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构建多层次内容供给体系、构建需求响应生态系统,弥合群体的数字鸿沟等措施,去提升迪庆州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效能,进而促进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因此,未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迪庆州应持续探索创新,不断完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路径,为民族地区“数字 + 优质文化”融合发展提供更多有益经验。

基金项目

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2025SYJSCX1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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