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流动儿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其社区融入问题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流动儿童在其所迁入社区面临文化适应、社会关系重构、心理归属等多重挑战，需通过系统性支持网络实现从“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到“发展机会获取”的跨越。一方面，相关数据显示，浙江省流动儿童人均公共服务支出仅为户籍儿童的67.5%，且83.2%的经费集中于教育领域，医疗、心理服务等，发展性需求存在结构性缺口；另一方面，学界多聚焦宏观政策设计与经济融合分析，对家庭–社区互动机制、文化认同建构等微观过程关注不足，导致实践层面频现“政策执行效能不足”与“服务衔接不畅”问题。
社区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当前政策设计仍存在显著局限：其一，属地管理中“资源配置机制中的户籍关联性”导致资源配置依赖户籍路径[1] (如社区工作者对流动儿童服务政策认知模糊率达78.4%)；其二，政策语言模糊化加剧执行偏差，以浙江省《方案》为例，其虽要求开展“方言学习”“风俗体验”等融入活动，却未明确责任主体与实施路径，陷入“多头管理实则无人负责”的困境；其三，过度依赖外部救助而忽视流动儿童主体能力培育，未能激活其社会资本的内生动力。
本研究运用社会支持理论，聚焦于H市C社区的流动儿童(家庭)社区融入情况，该社区兼具人口结构复杂性与地方文化特殊性，可以作为解决流动儿童社区融入问题的一个范本。
2. 文献综述
2.1. 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现状
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也是流动儿童在新的环境下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过程，它反映出流动儿童对流入城市的认同和适应程度(李素梅，2017) [2]。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关注流动儿童城市融入显得尤为重要。
据《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显示，流动儿童占儿童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的12.8%增加到2020年的23.9%，这意味着几乎每4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流动儿童在城市社区中的融入仍然受阻。
2.2. 流动儿童社区融入问题出现的原因
有研究者认为流动儿童缺乏城市社区支持、缺少同辈群体支持、缺乏教育公平的支持，缺乏家庭支持(苏彬怡，2019) [3]。也有人认为是流动儿童因为社区不适应产生自卑感、人际交往能力不足、家庭因素影响，社区对流动儿童关心不足，政策因素(石娜，2021) [4]。总的来说，融入问题不仅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潜在隐患。
国外学者将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的因素，大致分为教育策略、社会适应、政策支持、文化认同这四类，不同的学者对于哪个因素更能引起流动儿童社区融入持不同观点。如Tereshchenko O. V. (2023)的研究强调了社会适应的重要性，包括公民/政治参与、分散居住、宗教实践参与等[5]，而Marc Helbling、Stephan Simon (2020)等人的研究表明，移民政策对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入有显著影响[6]。
2.3. 流动儿童社区融入问题的解决对策
关于流动儿童社区融入问题的解决对策，有研究者提到，社会各方面可以通过构建流动儿童城市社会信任机制，消解流动儿童的负性情感；发挥同伴群体的强化作用，增强流动儿童的情感密度；优化流动儿童生活情境，提升流动儿童情感互动能力(李素梅，2017)这三方面来改善[2]。
综合国外学者Valentina Migliarini，Simona D’Alessiob and Fabio Boccic等八位学者的研究，促进流动儿童社区融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教育体系改革，学校应开发更具包容性的课程，提供双语教育，并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社区参与，鼓励流动儿童参与社区活动，增强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与合作；政策优化，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移民政策，减少对特定群体的歧视，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机会；文化认同培养：帮助流动儿童建立积极的文化认同，促进他们对新文化的理解和接纳[7]。
现有报告显示了当前中国流动儿童数量之庞大的现状、融入受阻的严峻现状。对策研究集中于教育包容性改革、社区参与强化与政策优化，但多数建议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跨部门协作机制、文化动态互动及社区层面具体融入路径等方面的实证检验。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整合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关注流动儿童主体性表达，特别落脚在最终实践地之一的社区上，以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衔接。
3. 研究方法
3.1.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结合的混合方法，兼顾数据标准化与解释需求。基于路锦怡等(2024) [8]对问卷调查效能的论证，研究团队发现传统问卷法在面向流动儿童群体时存在双重适配困境：低龄儿童(尤其小学低段)存在文字认知障碍，封闭式题项难以捕捉动态认知过程。为此创新设计“问卷–访谈”协同机制，通过研究者与儿童的双向对话实现三重功能：现场澄清问卷内容确保理解效度，开放式追问获取深层认知信息，同时保留质性研究的发现弹性。
3.2. 调查对象与数据采集
研究选取浙江H市C社区为样本场景，该社区流动儿童占比较多、年龄跨度较大，具有一定代表性。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策略，通过社区平台招募20名核心样本儿童参与线下活动，同步收集32份线上问卷。针对儿童注意力持续时间与认知水平差异，采取线下问卷采取志愿者填答进行即时解释，线上问卷采用家长协同填答模式以及在主题活动间隙通过情景对话采集非结构化数据等措施实施数据质量控制。因问卷数据较少，研究同步对家长及社区工作者进行非正式访谈，以进行结果解释与脉络重构，记录信息，以丰富研究数据，为后期的现象分析做好准备。
4. 研究发现
4.1. C社区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现状
本文中对流动儿童采用《浙江省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实施方案(2024)》中的将流动儿童定义为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城市中心城区的市辖区之间异地居住或生活的除外)。
H市C社区共有5000多人，户籍人口仅1500人，流动人口占社区总人口70%左右，其中，流动儿童数量约为流动人口的25%。通过访谈发现，居住在此社区的流动人口主要以携带其子女的在外务工的中年人为主。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loneliness
表1. 孤独感描述性分析表
名称 |
样本量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中位数 |
孤独感分析项1 |
52 |
1.000 |
5.000 |
2.615 |
1.497 |
2.000 |
孤独感分析项2 |
52 |
1.000 |
5.000 |
2.865 |
1.482 |
3.500 |
孤独感分析项3 |
52 |
1.000 |
5.000 |
2.423 |
1.486 |
2.000 |
孤独感分析项4 |
52 |
1.000 |
5.000 |
2.827 |
1.530 |
4.000 |
孤独感分析项5 |
52 |
1.000 |
5.000 |
2.442 |
1.349 |
2.000 |
孤独感分析项6 |
52 |
1.000 |
5.000 |
2.404 |
1.459 |
2.000 |
孤独感分析项7 |
52 |
1.000 |
5.000 |
2.769 |
1.490 |
3.000 |
孤独感分析项8 |
52 |
1.000 |
3.000 |
1.635 |
0.768 |
1.000 |
孤独感分析项9 |
52 |
1.000 |
4.000 |
1.654 |
0.789 |
1.000 |
孤独感分析项10 |
52 |
1.000 |
4.000 |
1.962 |
1.188 |
1.000 |
孤独感分析项11 |
52 |
1.000 |
3.000 |
1.788 |
0.750 |
2.000 |
孤独感分析项12 |
52 |
1.000 |
3.000 |
1.481 |
0.610 |
1.000 |
孤独感分析项13 |
52 |
1.000 |
5.000 |
2.269 |
1.470 |
1.500 |
孤独感分析项14 |
52 |
1.000 |
5.000 |
2.500 |
1.393 |
2.000 |
孤独感分析项15 |
52 |
1.000 |
5.000 |
2.519 |
1.163 |
3.000 |
孤独感分析项16 |
52 |
1.000 |
5.000 |
2.346 |
1.494 |
1.500 |
本研究使用孤独感量表，用于评价流动儿童的社区适应程度和由此产生的孤独感。通过SPSS AU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先对数据进行反向题重新编码、去除不计分项的操作，再进行描述性分析，量表为1~5分计分，分值越低则表示其孤独感越低，数据并无异常值。评估发现(见表1)，C社区流动儿童孤独感均值为2.28分(无异常值)，处于理论中值区间。结合与流动儿童的谈话，认为数据特征与其社会融入现状存在一定关联：双职工家庭结构导致父母受限于工作强度，难以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情感关怀，对孩子的关照也更多的流于形式，没有进行深层次的需求关心。但同时家庭基本功能的维持与经济基础保障形成的保护性因素，与其社会支持薄弱带来的风险性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既未深度融入也未完全疏离”的中间状态，这可能是量表得分呈现中间值的重要社会成因。
该群体也呈现显著的“三多三少”特征：租房居住多、户籍人口少；双职工家庭多、本地亲属少；“候鸟式”居留多、长期融入少。
4.2. C社区流动儿童社区融入问题
4.2.1. 社会支持理论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社会支持概念于索茨(Thoits)正式提出，认为社会支持是亲朋邻里关系等为服务对象所提供的帮助，将社会支持界定为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性支持、陪伴性支持四个层面的支持。社会支持网络指的是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通过这些接触个人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援助和服务、信息与新的社会接触。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基于索茨提出的社会支持概念与王思斌的社会工作实务视角两者相结合，课题组将社会支持理论与动态系统理论(Lerner, 2002)结合提出介入模型(如图1)，强调支持网络的动态性与层次互动，以便后续更好的在理论指导下分析流动儿童融入社区的问题和原因。
Figure 1. “Dual Network Four-Dimensional - Third-Order Adaptation” model
图1. “双网四维–三阶适应”模型
在社会支持理论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协助流动儿童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发掘利用资源，促进其融入社区。但流动儿童常因原有社会支持网络断裂，加上可能出现的城乡、地域、风俗文化差异导致的适应困难，难以在新环境构建有效社会支持网络，影响社区融入。
4.2.2. 制度性隔离与双网协同失效：流动儿童社区资源分配不均的机制分析
从正式支持网络视角来看，制度性隔离在非刚性服务中导致了社区对流动儿童的资源分配不均，正式支持网络存在户籍偏向性。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公共服务资源(如活动经费、设施使用权)以户籍人口为分配基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选择性覆盖”特征[9]，流动儿童在社区图书馆、文体设施等非刚性需求领域的服务覆盖不足，导致其被排除在外。以C社区为例，发现暑假儿童活动推送远超其他月份，这与流动儿童生活轨迹存在双重背离：一是流动儿童寒暑假常回老家，实际参与活动时间集中在学期中的碎片化时段；二是社区将儿童活动多安排在暑假，排除了暑期不在本地的流动儿童。尽管浙江省《方案》要求“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公共服务”，但政策执行中因责任主体模糊(如未明确活动时间适配的监督部门)，导致暑期活动安排与流动儿童需求错位，暴露了效能转化系数(政策执行力度 × 文化敏感度)的不足。
从非正常支持网络视角来看，流动家庭因频繁迁徙导致原有邻里关系断裂，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关注点不同以及利益之间的话语权存在差异。对于这个线下，C社区最主要体现在对于社区活动的话事人——如蒋红军、张东(2024)提出的“五长共治”中的党小组长、网格长、议事长、楼组长和治安队长等角色的人员构成上便可显而易见[10]，这些可以掌握活动形式、对象、时间等因素话语权的人多为本地居民，流动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显著低于户籍人口，非正式网络无法通过集体行动争取资源再分配。而流动儿童因活动参与率低，难以通过同伴互动建立社交关系，进一步削弱其通过非正式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流动人口的特殊的现象和需求自然也在考虑阶段就被忽视，后续的社区推出的服务又如何将资源分配到被忽视的群体之中。
4.2.3. 信息孤岛与适应断裂：社区沟通缺位对流动儿童转换层适应的制约
社区沟通渠道的单一化与互动机制缺位，直接切断了流动儿童在转换层中从资源获取到文化心理适应的递进路径。社区活动招募方式主要依赖于在社区已有的沟通群内发布通知，互联网等工具只能作为面对面社交的一种补充工具[11]，但C社区却将微信群聊作为几乎唯一招募的方式。这种单一的招募方式对于进入社区不久且与邻居还不熟的流动儿童家庭而言，限制了活动信息获取，导致参与社区活动群体固化现象明显，形成了信息孤岛效应。据社区工作人员表明参与活动的半数以上儿童为固定本地户籍儿童，形成封闭的“熟人社交圈”，流动儿童实际参与是非常少的。这种“重时段轻持续、重形式轻发展、重存量轻增量”的供给单向传播模式，缺乏针对流动家庭的文化双向融合设计，会加剧了流动儿童与本地社群的区隔，更反映出社区服务资源配置与群体动态需求间的矛盾。
C社区未能建立适配流动家庭的沟通系统，形成制度性互动壁垒。社区信息传递高度依赖线上微信群，但未考虑新到访务工家庭的消息获取渠道闭塞。社区活动招募固守被动响应模式，仅在既有群组发布通知，未针对失联家庭开展入户宣传。这种单向传播机制导致每次活动都是几位“常客”，形成信息孤岛。更关键的是，社区未构建常态化需求反馈渠道，流动家庭的实际需求无法反馈至服务设计，导致活动参与率持续低迷，形成“需求忽视–参与不足–进一步边缘化”的恶性循环。
4.2.4. 家庭支持断裂与输出层目标偏离：家长参与动能不足的影响机制
社区适应层面，C社区流动儿童家庭普遍呈现生存优先的生活逻辑，导致工具性和信息性支持失效。家长多从事需要长时间、重体力工作，空闲时间少，难以为子女争取社区教育资源，导致流动儿童在公办校学位竞争、活动名额分配中处于劣势，生存性需求虽满足，但发展性资源(如特长培养)却匮乏。从问卷填写和访谈内容来看，大部分家长学历较低文化水平有限，不会过多过参与社区的活动，也不明白举行活动的意义。归家后往往仅能应付孩子吃饭、作业检查等基础事务。并且多数流动家庭缺乏与社区沟通的意识，也不掌握有效表达的技能。社区公告栏里张贴的活动通知、微信群中的政策解读，对于受教育程度有限、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的务工父母而言，犹如无形的屏障。无法有效获取社区平台信息，加剧资源错配。所以社区如果只是等待居民主动敲门，也会错过他们的沉默的呼声。
文化适应层面，许多家长受限于自身教育背景与信息获取渠道，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受阻，难以通过家庭互动帮助子女理解本地习俗，子女的文化认同会陷入“既无法融入社区文化，又与原生文化逐渐疏离”的情况。
心理–社会适应层面，家长因生存压力忽视子女情感需求，家庭内部情感支持薄弱；同时，家长未通过社区互动建立外部支持关系(如邻里互助)，子女社交网络重建缺乏家庭桥梁。并且家长账期被动接受“生存优先”逻辑，所以也不能意识到参与社区治理对子女赋能的长期价值。
5. 实践建议
5.1. 动态适配与双网协同：破解制度性隔离的社区资源分配优化路径
传统静态支持网络与流动儿童动态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流动儿童的实际参与率低。资源分配僵化暴露了现有支持网络的静态局限。上述模型进一步表明，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入需通过动态适配实现“资源匹配度”与“效能转化系数”的协同提升。
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多社区与当地中小学联合，成立流动儿童教育需求专项小组。该小组定期对学校内转入的流动儿童进行调查分析，主要收集入学人数、就读年级、所在社区和学习困难等信息。协助流动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如课程衔接等。此外，社区资源的分配也可多倾向于儿童共性问题，如课后托管等。社区可动员社区内有能力有意向的居民或可动员的大学生，组件“居民 + 大学生”联合志愿队帮扶，主要围绕儿童的课后托管等问题开展工作日课后学堂，提供自习与作业辅导的场地。在与工作日相对的周末，开展周末营活动。但周末营活动的内容不与工作日课后学堂内容重合，而是进行兴趣发展，课外实践等内容。增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拓宽他们的视野，使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收获知识、友谊与成长，逐步融入社区大家庭。
5.2. 多维触达与需求响应：信息孤岛消解下的社区沟通渠道重构策略
C社区中存在着正式支持网络的断裂性和非正式支持网络的脆弱性两大问题：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公共服务资源以户籍人口为分配基准，导致流动儿童面临非户籍人口服务覆盖不足的问题，且政策执行中因“多头管理、权责模糊”，加剧了资源匹配效率低下；而流动儿童家庭因高强度工作、文化水平有限导致难以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和频繁迁徙导致原有邻里与同伴关系断裂导致新社交圈重建困难。为破解流动儿童家庭与社区信息闭塞的困境，需构建“线上 + 线下”多维度信息传播体系，并结合文化认同培育机制，形成系统性解决方案。
对于需构建的“线上 + 线下”多维度信息传播体系，在“线上”信息传播体系中，除打破唯微信群聊传播壁垒，优化公众号推送活动外，可借鉴临近未来社区经验，开发社区居民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的功能优化升级，主要体现在，除发布活动总结外，可以增加“活动日历”功能，以月历的形式开展示未来一个月社区的活动安排。家长可以通过月历直观地查看活动日期和报名时间和主题内容，提前规划参与时间。在此基础上，在活动推送中可直接附上报名链接，并简化报名流程，家长只需填写必要的少量信息即可快速完成报名，而且单一地通过群聊人员报名。在推送中以图文并茂或短视频地形式介绍报名至参加活动全流程、社区基本情况、服务设施等内容，帮助新流入家庭快速熟悉社区环境。而开发的社区居民小程序使用更为简便与多元，居民们进入小程序进行身份认证后，可以自行检索主题活动，社区方也会在主页发布主推活动信息与报名链接。
线下渠道需强化面对面互动，不仅要增设社区公告栏、流动宣传手册，还要使这些工具真正的被使用。组织社区工作者也该定期入户走访，建立流动家庭需求档案，通过深度交流传递服务信息。
通过线上线下双途径多渠道的信息传播方式，社区能够有效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息的精准触达，为流动儿童家庭提供更加全面、及时的社区资讯，从而促进其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线上平台的便捷性和线下互动的温度相结合，将有助于建构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活力的社区环境，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社区中的生活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5.3. 主体赋能与闭环共建：家庭支持网络重构中的参与治理创新
在流动儿童融入进程中，家庭无疑是连接社区和流动儿童最基层的渠道。无论是从政策制定，再到作为社会治理神经末梢的社区来说，鼓励家庭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都理应成为重点内容。通过家庭积极参与来达到社区归属感的提升，缓解流动儿童的心理隔离，重构身份认同。
赋予流动人口话语权是鼓励的关键，要授予他们更多的发声机会。参考枫桥经验，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增设流动人口事务专员岗位，由长期稳定居住的流动人口代表担任，组建新市民议事会，赋予其社区预算审议与活动方案设计的表决权。通过社区治理能力提升训练营强化成员协调能力，并设立专项津贴与履职考核挂钩，激发参与积极性，实现“自我管理–主动发声”的治理转型。
基于流动家庭几乎以双职工家庭为主，家长时间和精力不足，可以开发相关软件，实现“提案提交–在线辩论–投票表决”全流程线上化，便利参与，处处留证，保证参与公平公正。
6. 结语
流动儿童社区融入是社会公平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理论，以C社区为案例，揭示流动儿童在社区、文化、心理及社会关系适应中的多维困境。研究发现，制度性排斥与资源错配导致“隐性隔离”：户籍制度下的属地化管理造成公共服务资源倾斜，家庭与社区的信息壁垒加剧“被动等待”循环，动态支持网络的缺失强化了边缘化状态。社会支持理论在本研究中的应用表明，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入亟需构建动态化、多层次的协同支持网络。
本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在若干方法论层面存在双重局限：测量工具方面，问卷题量与儿童注意力保持的时序匹配度不足，复合型问题易引发认知偏差；样本结构方面，单一社区样本(C社区)存在地理压缩效应，未能体现长三角城市群差异，单一时点数据收集限制了对升学过渡期、家庭迁徙期等关键阶段支持网络重构的观察。
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突破：开发适配儿童认知特征的嵌入式动态评估系统，实现情境化实时测量；建立长三角多中心研究联盟，构建社会适应追踪数据库；推动研究范式转型，从应急帮扶转向制度性包容，通过“政府–社区–家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实现“有归属的融合”。研究建议超越技术改良层面，在城镇化进程中构建更具温度的发展性支持体系，重点关注代际支持效应的累积机制与空间正义的制度创新。
流动儿童的归属感程度，丈量着城市的文明厚度。破解融入困境需以社区为纽带，将政策温度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善意触点，让制度藩篱消弭于邻里的微笑与共享的秋千之间。当每个孩子都能在异乡的土壤里扎根抽穗，城镇化进程才真正完成了从土地兼并到社会融合的质变。此心安处，方是故乡。
基金项目
本项目为2024年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院级大学生科研项目：《社会支持理论视阈下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入研究——以H市C社区为例》；(2024dfx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