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女性作为中坚力量，深度参与并推动着社会进步，其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正如历史所见证的，“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明确提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彰显了国家对女性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坚定承诺。女性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女性发展自由的实现将是人类与人类社会获得解放的必要条件。
在历史的长河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女性地位变迁的深刻洞见。《起源》是恩格斯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基础上进行的创作，指出了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关系，揭示了私有制与阶级社会对女性地位的深远影响。如今，我们站在数字时代的新起点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深刻改变着女性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交往方式，为女性地位的重塑与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实践上来说，我国妇女解放的现实要求深入研究《起源》中的妇女解放思想，以从其中得到启示。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妇女解放事业的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迈入发展新阶段。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妇女事业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国家前行的核心目标，也为新时代妇女运动指明了方向。党始终将男女平等与妇女全面发展作为重要使命，在推动国家建设进程中，注重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政策实践。通过深化妇女解放事业的内涵，我国妇女发展从关注权益保障，逐步拓展到促进女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发展，使妇女事业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数字时代对女性而言，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亟待应对的挑战。一方面，数字技术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展现自我、实现价值的平台，促进了女性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参与和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网络安全等问题也对女性的权益与自由构成了新的威胁。基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结合数字时代的背景，探究女性地位重塑与解放的新路径，不仅是对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当代女性发展问题的深刻回应与积极探索。
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女性地位理论回顾
恩格斯晚年的经典著作《起源》，在学术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起源》中，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综合运用“两种生产”理论、分工理论以及人类解放理论，展开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他通过对婚姻家庭形式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历程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描绘出妇女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动态变迁轨迹，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女性的相对尊崇地位，到私有制出现后女性地位的急剧滑落，并深刻揭示了这一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根源。
2.1. 妇女地位的演变过程
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吸收借鉴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对历史时期的划分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与其相适应的三种家庭婚姻形式，从而论证了家庭婚姻形式的演变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指出妇女地位随社会的发展而予以变化。
原始社会时期，受制于有限的生产能力，人类群体只有依靠集体协作的力量，才能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谋求延续。人们集体劳动，共同消费，过着原始共产制生活。经过一定的变化发展，群婚制作为人类首个婚姻形式应运而生，“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3]: p. 35)。这种群婚制最初是族内血缘群婚，发展到族外非血缘婚，最后到个体婚制。由于原始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人口增长非常困难，在生产的过程中，“人的生产”较“物的生产”更为重要。而女性作为“人的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作用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决定了女性在“种的繁殖”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一时期，在氏族社会的运行体系中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均自觉投身于社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全体氏族成员都是生产的主人。而这种生产关系也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3]: p. 105)使得妇女在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是以妇女在当时有着自由且备受尊重的地位。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期，劳动效率的提升加速了社会变革进程，促使人类社会发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牧业由此分离。男女间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畜牧业的发展致使强壮的男性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女性则更多从事家务劳动，依据“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由此女性地位开始逐渐下降。比较温和的牧人，就“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3]: p. 180)。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生产力的更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与农业的相分离。在当时，随着手工业和农业分工范围的逐步扩大，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也随之出现了。交换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使得私人占有逐渐普遍化，私有制也随之出现。个体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妇女劳动也由公共性劳动逐步被囿于家庭。使其逐渐被社会化大生产排除在外。由此使得男性逐渐成为家庭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私有财产的占有者，进而实现了对妇女的压迫与剥削。如恩格斯所言：“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3]: p. 70)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也就随着最初的阶级压迫和对立而产生，妇女的受压迫、受剥削地位也由此形成。
2.2. 追根溯源：剖析妇女受压迫之成因
私有制被视为妇女地位衰落的制度层面根源。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分析框架，对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论述。恩格斯指出，私有制是妇女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他强调，生产、交换和分工的发展必然催生私有制，而私有制的出现又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和阶级的产生。私有制的逐步确立使得社会财富逐渐向私人领域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私有意识逐渐成为主导性观念。在此背景下，原始社会女性在原始社会中因生育职能而享有的尊崇地位开始瓦解，女性逐渐被异化为单纯的生育载体，这种从“社会角色”到“物化存在”的转变，深刻体现了私有制对性别关系的重构过程。“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就注定了妇女遭受男人压迫。此后随之而来的是轻视，甚至蔑视妇女的时代。”[4]同时，私有制的形成促使妇女承担的家务劳动属性发生根本转变，即从原始社会具有公共属性的生产活动，逐步演变为附属于家庭领域的辅助性私人劳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纵深发展，劳动生产效率呈现阶梯式提升，社会分工体系亦朝着更为精密化的方向演进。使得男性逐渐成为生活资料的主要获得者和所有者、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以及私有财产的支配者和占有者。在私有制下，女性长期被排除在社会化生产之外，以致其在经济上丧失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妇女成为了被压迫的对象。正如恩格斯所言，“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3]: p. 59)。
“两种生产”不平等视为妇女地位丧失的社会生产关系层面根源。关于“两种生产”，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即“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5]，这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演进，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作用机制发生深刻变革。在物质资料生产水平较低的历史阶段，社会制度建构更多受制于人类繁衍及血缘关系；而当劳动形态迭代、私有制与阶级分化形成后，新型社会要素逐步渗透制度建构，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支配力渐次弱化。与此同时，社会生产与家庭劳动的分化，使社会化物质资料生产在制度演进中的主导性愈发凸显，并开始逐渐在整个生产中超越了“人的生产”的作用，取代了“人的生产”占主导地位。追逐利益成为生产的目的，生产成为人的目的，人逐渐被物的力量所异化、所统治，促使社会公共劳动与家庭劳动走向分离。而女性作为生育和抚育的主体，其所从事的家务劳动逐渐失去其社会性质，其从事的人的自身生产和家务劳动不具备商品属性与交换价值，致使她们因专注于缺乏社会性质的家务劳动，逐渐被禁锢于家庭，在社会大生产中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丧失，这种地位变迁深刻影响着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定位与发展空间。
3. 数字时代的特征及其对女性地位重塑的影响
互联网诞生以来，数字技术全面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给社会系统运行带来了巨大变化，人类进入数字时代。在数字技术的作用下，人类社会的关联越来越密切，信息交互在速度、强度、广度等方面大大强化，人们交互方式和生存环境极大改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女性精神成长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势。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和丰富资源，助力其突破传统束缚，拓展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新的技术环境也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和挑战，需要女性积极应对。研究数智时代女性精神成长路径，不仅对女性个体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促进性别平等的实现。
3.1. 数字时代的突出特性
信息爆炸与快速传播。数字时代信息呈爆发式增长，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网络传播的出现和发展，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界限，使传播的广度拓宽、深度加深。信息的复制和传播仅靠鼠标一点就能轻松实现，导致互联网上信息激增，“当前的信息量远远超出了过去几十年人类信息量的总和，信息严重过载”[6]。每天全球产生的数据量达数ZB级(1 ZB = 1024 EB)，涵盖新闻资讯、学术知识、文化娱乐、生活经验等各个领域。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严格限制，呈现出全方位、全天候的特点，一条热点新闻在社交媒体发布后，瞬间能获得数百万的浏览与转发，广泛引发全球关注。这种信息的高速传播使人们能及时了解世界各地动态，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技术数字化与智能化。科技革命以数字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标志正推动着全球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进程，数字技术作为先导力量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二进制的数字技术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础，“没有二进制数字技术，计算机就无法运行，互联网的信息交流和人工智能模拟也不可能进行”[7]。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技术不仅是网络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基础，而且也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技术基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从智能办公到智能医疗、智能交通等。智能设备和软件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和偏好进行个性化服务，如智能推荐系统可以精准推送符合女性兴趣的商品、内容等。智能助手能够协助女性完成日常事务，提高工作和生活效率。
社交虚拟化与多元化。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社交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丰富多样的社交平台应运而生，社交活动逐渐从线下转移至线上，虚拟化特征日益显著。人们得以借助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以及在线游戏等数字化平台，跨越地域界限，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联系，社交圈子不再被现实生活所束缚。与此同时，社交方式也变得更加多元，除了传统的文字交流，语音、视频、表情包等互动形式极大地增强了社交的趣味性与生动性。就拿微信来说，用户既能通过文字和语音进行沟通，还能借助视频通话实现仿若面对面的交流，并且可以加入各类兴趣群组，结识志同道合之人。社交网络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女性的社交圈子，还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广阔舞台，有力地促进了不同文化背景女性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让女性在社交互动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认知，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
3.2. 数智赋能：解锁女性地位重塑新机遇
增加就业机会，助推女性经济独立。数字经济在“互联网+”战略驱动下不仅拓宽了女性就业的途径，同时还能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渠道。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催生了新业态与多元就业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一批批新职业在数字平台出现，为女性就业与创业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新型数字媒介的普及促使不同年龄层级、地域分布及教育背景的女性群体，在日常生活叙事建构中，将自我表达、社交互动与具备经济价值的生产活动有机融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远程办公、自由职业等新型就业形态成为可能，有效缓解了女性在家庭与职业发展间的矛盾，为其经济独立提供了更坚实的支撑。另外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使得劳动者整体的收入提高45.5%且数字经济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拉动效应相较于城市家庭更为突出，增收效能呈现显著差异化特征。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岗位分布仍存在空间不均衡性，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能级较高的区域，这促使大量“女性劳动力从农村、欠发达地区流向城市与发达地区”[8]，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实践来看，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促使越来越多农村女性依托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投身电子商务创业实践，将地方特色产品推向全国及国际市场。这种参与不仅显著提升了农村女性的个体劳动收入，更通过突破传统父权家庭中的经济依附格局，推动其在家庭经济决策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从根本上重塑了女性经济独立的实现路径。
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减轻女性家庭负担。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3]: p. 80)。马克思也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与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9]。这就共同强调了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对妇女解放的关键意义，从本质上来说，实现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是突破家务劳动局限于家庭内部的现状。当家务劳动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走向社会化、规模化，技术赋能背景下，智能家电的迭代发展与家务劳动的数字化转型推动女性不断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其可支配闲暇时间不断增长，为性别解放进程创造了前提条件。家务劳动数字化进程不仅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了时间资源的再分配，使得各年龄段及教育背景的女性群体能将从家庭劳动中减省下的时间转移到市场工作中，以换来自身经济地位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是对 “自由时间” 的生产重构，这为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
提升表达话语权，激发女性意识觉醒。话语权是指信息传播主体所享有的表达的权利。我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享有言论自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享有话语权。在数字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数字技术的迅猛演进推动着社会基础运行逻辑的系统性变革，由此构建了女性话语表达的多元化新场域，进而对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路径产生了深刻且深远的影响。社交媒体成为女性意识觉醒和团结的重要平台。在社交媒体上，女性可以分享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性别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引发其他女性的共鸣和关注，从而争取话语权并颠覆传统的刻板印象，促进女性对自身处境的反思和觉醒。同时，社交媒体也为女性提供了组织和行动的便利，女性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各种性别平等运动和倡议，凝聚女性力量，共同推动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例如，MeToo运动在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对性骚扰现象与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深度反思。这场运动不仅促使社会对女性权益保护机制进行关注，还打破了传统性别话语体系下的单一女性形象建构，为女性拓展社会连接网络、重塑公共领域参与格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3.3. 数字时代：剖析女性地位重塑面临的严峻挑战
网络暴力与性别歧视。网络空间在重塑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催生了迭代升级的暴力形态，其中基于性别的数字暴力尤为凸显。随着数字化的范围不断扩大，“使用社交媒体的女性经常受到公然的性骚扰，她们每天都在遭受无情的网络虐待”[10]。对女性的不尊重反映了男权文化主导下性别歧视公开化趋向，形成了压迫性的性别关系和女性身体的从属关系，并“将女性暴露在充满敌意、令人生畏的工作环境中，从而限制了女性参与更加开放的数字领域”[11]。通常在实际情况下，一旦网络中呈现的女性形象偏离传统性别脚本中的贤妻、良母等理想角色，匿名化的网络参与者往往会通过技术赋权形成无节制的集体凝视。大量饱含性别偏见的恶意评论通过算法聚合构建符号暴力，形成了一种参与人数更多、聚集力量更强的对女性的施压途径。这些网络上针对女性的大量恶评，往往将舆论引向负面，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与影响。引人思考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女性网民对一些具有明显性别暴力倾向的网络评论不敏感、不反对，甚至表示认同；一些网民包括女性网民对于各种品质低劣的关于出轨、色情、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等新闻、影视剧仍然感兴趣。
虚假信息与消费主义陷阱。在数字生态环境下，数字信息内容呈现出情感转向，而社交网络本身又是情绪传播的有效平台，女性通常在情感表达和社交互动方面更为细腻和敏感，这使得她们更容易在数字环境中寻求情感共鸣和社交认同。这种特性使得女性成为虚假信息传播者与消费主义文化推动者的目标受众。这些主体精准洞察女性的心理需求，巧妙运用情感化策略来吸引女性关注。虚假信息与消费主义文化在数字媒介的深度渗透下，对女性群体产生了多维度、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在自我认知与价值观层面，长期沉浸于消费主义营造的虚幻世界，女性容易将物质消费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划等号，导致真实自我认知的模糊与扭曲。这种价值观念的偏差不仅影响女性的个体成长与心理健康，还从侧面分散了女性对自身权益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在社会结构层面，虚假信息对女性形象的片面呈现，如将女性过度局限于家庭主妇、消费符号等单一角色，与消费主义所倡导的通过物质消费界定女性价值的观念相互契合，共同压缩了女性在职业发展、政治参与等公共领域的发展空间。这不仅阻碍了女性在社会阶层中的向上流动，强化了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还使得女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严重制约了女性地位的实质性提升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数字鸿沟与技术限制。数字鸿沟的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电信管理局提出以来，已从单纯的技术工具拥有差异，拓展为社会群体在数字技术获取与使用层面的差异化格局。广义上的数字鸿沟可以理解为不同阶层、地域群体在技术接入权、数字素养及创新应用能力等维度的差距。然而进入数字时代的数字技术也没有在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实现平衡，依然存在显著的“数字性别鸿沟”。“数字性别鸿沟”的出现和加剧，不仅会造成男女数字技能水平和数字世界参与程度的差异，而且会由此引发更深层的社会和个人发展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性别鸿沟呈现出多维度的差异化特征。男性在互联网渗透率及使用频度上占据显著优势，其网络行为涵盖信息检索、技术创新等多元场景；而女性的数字实践则更多集中于社交互动领域，这种使用偏好的分野折射出技术资源分配的性别化机制。在数字技术可及性上，入学障碍、经济负担、教育缺失以及社会固有偏见和文化规范，限制了妇女和女童从数字转型中获益。女童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等利于数字专业发展的学科入学率偏低，加剧了数字性别鸿沟。此外，女性对数字工具和技术的使用较为局限，尤其在商业与经济领域的应用较少，致使数字经济中的性别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加深了数字性别鸿沟。
4. 数字时代女性地位重塑与解放的新路径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解决社会中的女性问题框定了现实背景与发展基调。在数字时代浪潮下，女性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挑战，亟待我们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引，结合国情实际，探索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不断调整和优化解决策略，推动女性在数字时代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女性事业的健康进步，也将为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注入强大动力，让数字时代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女性，实现性别平等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4.1. 提升女性数字素养，增强信息鉴别能力
为了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带来的机遇，提升女性的数字素养和媒介素养至关重要。政府、社会组织和教育机构应加强对女性的数字技术培训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女性掌握数字技术知识和社交媒体使用技能，提高她们识别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使女性能够在社交媒体上更加自信、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避免受到网络暴力和虚假信息的影响。
一方面，打破女性内心对其使用数字技术的限制，通过实践来鼓励女性积极体验数字技术。在非正式与正式环境中，更多地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并从简入难，逐步建立信心，打破固有偏见。因此女性应积极参加数字技能培训课程，学习计算机操作、互联网应用、数据分析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可以联合开展针对女性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如线上课程、线下讲座、实践操作等，满足不同女性的学习需求。通过提升数字技能，女性能够更好地利用数智技术获取信息、开展工作和参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面对网络海量信息，女性需要培养信息甄别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学会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价值，不盲目相信和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可以通过学习信息分析方法、逻辑推理技巧等，提高对信息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同时，鼓励女性对网络信息进行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观点，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认知体系。
4.2. 增强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唤起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
性别平等是指女性与男性权利、机会及责任平等，“社会性别观念是指承认两性生理差别基础上，对男女两性具有同等的人格、尊严、权力和发展机会的认识”[12]。自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我国虽已将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嵌入政策议程的核心维度，但在实践层面仍亟待探索女性主体性表达的有效路径。社交媒体平台应自觉承担起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责任，加强平台的性别平等治理。在算法设计和内容推荐方面，充分考虑性别因素，避免出现性别偏见，确保女性的内容能够得到公平的展示和推荐，通过激发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认知觉醒，重构以女性为话语主体的表达机制，从而在数字传播生态中真正搭建起属于女性群体的自我书写网络公共空间。比如一些门户网站的女性频道，应多注重发表具有女性意识的言论，塑造自信、快乐、积极、独立的女性形象，要善于总结女性独特的经验与智慧，多从独立性与创造性上挖掘女性的独特魅力。
同时，平台应建立反馈机制，及时听取用户关于性别平等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平台的服务和管理，为女性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友好的社交媒体环境。一方面，要加大互联网治理力度，减少数字空间对女性的侵害。首先，针对当前数字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制定新的规则和条例等法律措施促进对问题的监管，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其次，面向公众提供网站、软件的公司和组织应更加关注安全和隐私问题，通过信誉管理系统、使用人工智能识别“假新闻”等手段，为女性提供更加安全的产品。最后，建立适当的问责机制和公众监督机制，防止数字平台出现算法偏见和各类侵犯权利的行为，性别问题专家也应成为这一机制的核心参与者，致力于提高公众参与和公共透明度。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女性解决网络安全问题的能力。消除女性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的担忧，还需要为女性提供有关如何处理安全和隐私等问题的方法信息，教育女性如何解决安全问题，提高在数字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意识，促进女性安全使用数字技术，增加女性对数字技术的信任。
4.3. 加强女性组织与合作，扩展外部合作网络
在数智时代的宏观背景下，积极支持并深度参与女性组织和社群的建设与发展，兼具深刻的理论价值与迫切的实践意义。女性组织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网络结构，能够有效整合女性群体的资源与力量，凝聚成集体行动的合力，为解决女性在数智时代遭遇的复杂挑战提供坚实支撑。女性群体可以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交流模式，构建组织内部的常态化交流与合作机制，并聚焦于数智时代女性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如算法偏见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女性在数字创业中的机遇与障碍等，借助数字化平台打破时空界限，定期举办线上论坛、经验分享会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女性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职业发展瓶颈、数字技能提升困境等问题的及时交流，还能加速知识的创新与传播进程。作为女性群体的代表，女性组织还肩负着向社会发声、争取女性合法权益的重要使命。在数智时代，女性面临着数据隐私保护、职场数字化歧视等新的权益挑战。为此，女性组织可通过开展实证研究，广泛收集数智时代女性权益受损的案例与数据，形成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女性组织还应积极拓展外部合作网络，与其他社会组织、企业和政府部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推动女性发展的强大合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整合社会资源、争取政策支持，开展女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共同为女性地位的提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跨性别合作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一环，与男性共同参与数智时代的社会建设和发展。在工作场所、社会活动中，倡导性别平等的理念，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优势互补。鼓励女性积极参与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工作，发挥女性在数智时代的独特作用，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然而，实现女性组织的发展壮大、跨性别合作的有效推进以及性别平等的全面实现，并非一帆风顺，会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传统性别观念的顽固性、数智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等问题，都可能阻碍这一进程。因此，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政府加强政策引导与宏观调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社会组织发挥专业优势，男性和女性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性别平等、包容发展的数智社会，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结语
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对女性的诸多桎梏，为女性获取知识、参与社会生产与公共事务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加速了女性地位的重塑进程。但同时，算法偏见、数字鸿沟、职业隔离等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对女性解放形成新的挑战。以该经典著作为理论基石，深入探讨数字时代女性地位重塑与解放的新路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实现数字时代女性的解放，需要以恩格斯妇女解放思想为指引，在技术、制度与文化等多维度协同发力。在个人层面，女性应提升数字素养，增强信息鉴别能力，消除技术设计中的性别偏见；在社会层面，加强平台的性别平等治理，保障女性在数字领域的平等权利。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开辟出一条契合数字时代特征的女性地位重塑与解放新路径，推动性别平等从理论走向现实，实现女性全面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这也是对经典理论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