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时候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解析的核心文本。在这本书里面马克思通过批判性吸收黑格尔、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核心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理论架构，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打下了重要基础。本文首先梳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思想来源，继而具体分析四重异化表现：第一层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异化，劳动者自己生产的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第二层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工作变成被迫的生存手段；第三层是人与类本质的异化，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退化为动物式生存；第四层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催生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通过这四个递进层次的剖析，最终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如何通过生产关系系统性地剥夺人的自由本质。
Abstract: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s a core text by Marx in his early period analyzing capitalist society. In this work, Marx critically assimilates the central viewpoints of Hegel, Feuerbach, and Hess, and creatively propo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Fourfold Characterization of Alienated Labor,” laying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theoretical system. This paper first traces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then proceeds to analyze the four manifestations of alienation in detail: The first level is the alienation of the worker from the product of labor, where what the worker produces becomes a force that oppresses them; the second level is the alienation within the labor process, where work is reduced to a coerced means of survival; the third level i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s from their species-essence, as the uniquely human creative activity degenerates into animalistic existence; the fourth level i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relations, giving rise to the fundamental antagonism between the bourgeoisie and the proletariat. Through this progressive four-tiered analysis, the paper ultimately reveals how the capitalist system systematically deprives humans of their essential freedom through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1. 引言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席卷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导致工人阶级陷入物质匮乏与劳动异化的双重困境。这一社会现实促使思想界重新审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而马克思的《手稿》正是这一反思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精神异化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了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人本主义批判，同时汲取赫斯关于货币异化的分析，最终将异化问题从抽象思辨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实践。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的方向从黑格尔的“精神异化”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转变使他能够深入剖析资本主义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转化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劳动过程退化为机械性、强制性的活动，劳动者的本质特性受到压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这种异化的根源深植于私有制之中，而消除异化的关键在于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构建。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本质，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2. 马克思异化劳动的理论背景来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建构中，马克思系统阐释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三重理论渊源：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自我运动为核心的精神异化观、费尔巴哈立足人本主义立场的宗教异化说，以及赫斯从经济哲学维度展开的货币异化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并非对这些理论进行机械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辩证扬弃的方法论突破，将异化批判的场域从纯粹思辨领域转向现实物质生产关系。这种批判性重构既体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异化理论的范式转换，更通过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最终实现了异化理论从哲学解释到革命实践的革命性超越，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此外，近年来学界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再解读日益丰富。如杨怡莹与薛忠义通过文本细读指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不仅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更受到现实经济困境的推动，其批判逻辑兼具哲学深度与经济学维度。汪信砚与孔婷则进一步讨论了异化批判与拜物教批判之间的理论连续性，反对广松涉“断裂”论，认为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系统内核。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理解《手稿》的理论谱系与方法论革新。
2.1.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异化理论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异化是和辩证法相关的。异化是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必然过程，是精神通过对象化实现自我认识的辩证环节。在其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将异化作为一个有明确定义的哲学术语概念进行阐述。他认为作为主体的绝对观念的感性的存在物将异化成为自然界。并且在具体讲述“自我意识”时，黑格尔提出了主奴辩证法的说法。“主人是自为存在着的意识，……主人通过独立存在间接地使自身与奴隶相关联。”([1]: pp. 145-146)在这里黑格尔，他把自我意识比喻成两个方面，即主人和奴隶。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框架中，主体意识的确认依赖于他者意识的客观存在。独立意识通过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将对立面建构为被支配的客体存在即奴隶。也就是说，奴隶通过劳动，创造了自己和物之间的联系。主人通过奴隶创造的劳动获得了享受，但是也必须依赖于奴隶，把“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1]: p. 145)。通过分析，黑格尔揭示了自我意识通过劳动与外物发生关系，但这一过程中劳动被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其次，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观点。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异化观点仅仅停留在精神层面上，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2]: p. 96)，人作为主体，产生的自我意识作为客体，成了对立的关系，没有涉及现实层面的异化。马克思更进一步把黑格尔的研究，置于现实社会中，他发现人作为主体所做的劳动，不仅仅停留在精神即意识层面，在物质生活中也有很大的占比。强调奴隶阶级需要通过斗争来获取自由的权利，这是全面自由的人的本质体现。
2.2. 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
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中，他以存在感性的人作为哲学起点，揭示了基督教的异化本质。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通过对人与动物“类存在”的辩证分析，意识生成的核心是“类”的概念，并且指出：“只有将自己的类……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3]: p. 26)而这种突出主体性的类本质，在费尔巴哈的批判视域中构成了宗教异化的根基，即人类将自身本质力量外化为超越性的上帝形象，使得“上帝的活动、恩典，乃是人的被异化了的自我活动……是自我活动异化的产物”([3]: p. 281)。这种异化机制导致“人造神明”演变为“神明驭人”的悖论关系。费尔巴哈说的这种宗教异化最终导致了上帝从只是人的精神产物变成了有人性并且制约人发展的力量。即人创造了上帝却成了上帝的奴隶。上帝和人变成了对立面，人对上帝越崇拜，自我意识就越低，甚至牺牲自己的快乐来追捧上帝。人沦为上帝的附庸，人和上帝的关系颠倒了，人的类本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因此而异化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历史价值，与此同时，马克思揭示费尔巴哈对异化的理论限度：“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4]: p. 3)这种对认识论飞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深化：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感性人本学改造为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学范式，将异化批判的焦点从宗教领域转向劳动实践领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马克思不仅揭示出异化现象在世俗世界的物质根源，更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从宗教异化批判到社会存在批判的范式革命，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化理论奠定了实践哲学基础。
2.3. 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
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指出赫斯对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理论史意义：“赫斯这种将费尔巴哈宗教异化批判思想推广到社会经济领域的人本异化论直接影响了1843-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5]: p. 134)赫斯将人本主义加以应用到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在赫斯看来，货币原本只是作为一个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成为了支配他人的外在力量。他在其《金钱的本质》一文中指出，我们只有“继续出卖我们的本质……我们可以继续买到我们的个体的生存”([6]: p. 145)。他深刻地指出，这种在现实中的异化就体现为“类生活就是货币”([6]: p. 145)。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呈现出一种扭曲的景象。私有者相互隔绝，成为孤立的人，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对立，人的类本质丧失了，类本质丧失而成为货币([7]: pp. 257-258)。赫斯认为货币异化体现在货币与人之间的关系。货币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货币代表的财富并不属于真正的底层劳动者。并且在理想化的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但是现在作为人类劳动产物的货币，却演变为衡量人性价值的抽象尺度；本应直接构建的社会关系，必须通过货币符号的中介方能实现。这种异化现象的深层根源，在赫斯看来既植根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也源于市民社会普遍蔓延的利己主义意识形态。赫斯试图通过建构道德和伦理的方式来克服异化，但是她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和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因此，马克思也受到赫斯的启发，将货币异化延伸到异化劳动。
3. 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异化劳动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谱系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性整合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批判以及赫斯的经济异化理论，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异化思想。在《手稿》笔记本I里，马克思通过对赫斯货币异化理论的改造，赋予其历史唯物主义维度，既突破了费尔巴哈人本学范式的抽象性，也开启了劳动异化的本体论探索。在《笔记本III》里，马克思又进一步地突破了黑格尔自我意识的概念，提出了积极扬弃劳动异化的路径。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分析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2]: p. 47)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起点，并且，马克思在这里把现实的人当作主体，代表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并非自由地创造，而是被迫从事劳动，劳动成果不属于劳动者自身，而是被资本家所占有，所以劳动异化的本质就在于劳动与人本身力量的割裂。经过深入的考察，马克思针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3.1. 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首先提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2]: p. 47)。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揭示关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资本无偿占有的情况。因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 p. 47)。所以，产生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在这里，“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2]: p. 48)。马克思指出，人应当与自然保持直接的联系。然而，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果往往不属于他们自己，反而必须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这些成果。这样下来，劳动产品挣脱了劳动者的控制，并且进一步变成了劳动者压迫自己劳动的工具。“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2]: p. 48)在这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的劳动一方面对象化同时来说也是异化的。由此就可以看到，他们劳动本质的异化就体现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2]: p. 49)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劳动价值被抽象为交换价值，为异化提供了制度性基础。这种异化不仅是劳动者在经济层面的被剥削，还意味着劳动者无法从自身劳动中获得满足感和主体性认同。因此，人与其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紧接着，马克思阐述了异化劳动的第二重规定。
3.2. 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
异化劳动的第二重规定就是劳动者与劳动过程之间的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劳动原本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变成了被迫的脑力或者体力活动，成为谋生的手段。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到：“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 p. 50)换言之，劳动本质上是自律的，而自由是人类的固有属性。人们原本应当是能够自主地控制自己的行为的，并通过劳动展现自己的自由意志。然而，现在劳动似乎变成了一种外加于人的强制力量。原本应该是会让人感到愉悦感的东西，变成了控制自己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工人原本喜欢做手工，在亲手制作出来后会感到无比自豪，然而如今，受制于生活的压力，我们不得不时刻投身于这项工作，最终它却演变成了我们深恶痛绝的事物。随后，马克思通过工厂工作流程举例，批判了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被看做成机器的一部分，劳动成为纯粹的谋生手段，而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长此以往，劳动者就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他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这种流水线工作导致劳动者对工作本身产生厌恶，从而使劳动者失去自由发展和发挥创造力的机会。“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2]: p. 50)异化劳动指的是那种外在的、自我牺牲和折磨的劳动形式。它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他人。在这种劳动中，工人最终失去了自我。最终的结果是：“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 p. 51)
3.3. 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基于前面两个规定，马克思从“物的异化”转向了对“人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然而，在劳动异化的条件下，人的本质特征经历了显著的转变。资本主义将人的存在简单归结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竞争，人就丧失了自己的类本质和类生活。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说明人的特性就在于劳动。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 p. 54)并且，进一步地马克思将人的生活生产看作是类生活，在此情况下，劳动者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生存工具。由于劳动仅仅被看作是生存的手段，而非自身价值的体现，这样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似乎就不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导致人自身的身心健康，从而加剧社会和阶级矛盾。劳动者在竞争中被异化为孤立个体，阶级矛盾因生存压迫而加剧，人的社会性本质最终湮没于资本主导的物化结构中。最终会导致：“人的类本质，……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 p. 54)资本主义不仅剥夺了劳动者对劳动产品的支配权，更从根本上瓦解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3.4. 人与人的异化
在前面三个方面的异化后，最终就是推导出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被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演变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也失去了真正的共同体关系，而是被异化为竞争和对立的关系，这就是第四重规定：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明确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 p. 54)劳动异化的终极形态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人的异化……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2]: pp. 54-55)“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对这个劳动的关系。”([2]: p. 57)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竞争导致了人际关系的转变，不再是合作与共同进步的伙伴关系，而是被资本所操控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工人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分裂，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则形成了对立。货币变成了衡量人价值的唯一尺度。这种异化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更渗透至家庭、文化等地方。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劳动者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联系，人际关系也变得冷漠和工具化，社会关系退化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的社会联系被简化为冰冷的利益算计，彻底背离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本质。
4. 结语
基于以上，马克思将劳动异化分成四重规定，逐级递增，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所遭受的全面剥削和压迫。这种剥削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即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更深层次地涉及劳动过程本身，使得劳动者在劳动中无法体验到自我实现和自由创造的快乐，反而感受到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折磨。进一步地，这种异化还触及到人的类本质，即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和社会性的丧失，使得人逐渐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特征。最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异化了，原本应该基于相互理解和尊重的社会联系被扭曲为冷漠和敌对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功利和疏离。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劳动者的悲惨境遇。
在讨论完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后，马克思又更加深入地讨论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消除劳动异化的最终方法是实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相统一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手稿》中构建的异化劳动批判体系，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人本主义审判，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性的扭曲。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始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将异化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并没有把异化归结为个体的心理困境，四重规定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人到社会层层递进，直指其制度根源，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进一步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剥削的运作机制：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迫使工人出卖劳动力，并将劳动成果无偿占有。这种生产关系必然导致“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劳动者集体创造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垄断，而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全面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是资本家用机器、厂房这些“死劳动”支配工人“活劳动”的必然结果。
当前学界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阐释路径多样，赵宝鹏强调其结构递进的逻辑顺序，认为每一层异化都是对人类本质的进一步剥夺。而张一兵则主张回归马克思文本本身，重申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警惕异化概念被泛道德化、去政治化的倾向。二者体现了异化劳动研究中的理论张力，也凸显了当代语境下回归马克思原典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