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以生产力为标尺，可清晰划分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大阶段。在时代更迭的浪潮中，女性的社会境遇不断演变，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围绕着女性：选择事业还是家庭？农业社会的女性由于生产力落后的原因只能囿于家庭的藩篱；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劳动市场；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女性被赋予了“事业家庭两手抓”的期许，也有部分女性只能二者选其一。这些不同时期的抉择，实则是时代问题的投射。回到“事业还是家庭”的命题本身：事业的一边，表示女性进入到劳动市场从事社会劳动，这是一种物质资料的生产；家庭的一边，意味着女性更大程度地承担起了家庭劳动，其中包括人口繁衍，这是人类自身生产的核心体现。而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正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着重阐释的思想精髓。《起源》也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圣经”(见图1)。
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重返国外研究热潮，产出了如《马克思关于性别与家庭：批判性研究》《零点革命：家务劳动、生殖和女性主义斗争》等一系列理论成果。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西方女性主义等议题进行了多方位探讨，认为恩格斯在《起源》中所体现的妇女思想“为社会主义者关于如何处理性别与阶级的关系，如何处理妇女问题提供了理论参照，促进了社会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融合”[1]。当今社会妇女发展问题呈现出复杂多样的态势，“两种生产”理论从社会整体生产的高度看待妇女发展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如何具体作用于妇女的生活和发展进行了微观层面的分析。二者的思想对话有助于廓清妇女理论的论争迷思，为深度剖析妇女问题的根源，破解女性困境、推动妇女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Figure 1. Theoretical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career or family” dilemma
图1. “事业还是家庭”问题的理论剖析图
2. 重回经典：《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与妇女发展问题定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范畴的探索经历了从片面到完整的认知深化过程。在早期论著中，他们的研究重心聚焦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为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锐利武器，但在人类社会生产总体规律的把握上存在不足。直至1884年《起源》问世，恩格斯首次系统阐述“两种生产”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作了重要补充。《起源》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既坚持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又强调人类自身生产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能动影响。这种双重视角为实现妇女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当我们将女性在事业与家庭间的现实困境置于两种生产的历史运动中考察时，既能看到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塑造作用，也能洞察人类自身生产对女性在家庭与公共领域权力结构中所处地位的深刻影响。
2.1. “两种生产”理论的经典阐释
1883年，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与世长辞。彼时，无产阶级政党的部分领导人和工人队伍出现革命目标模糊化、斗争意志衰退的倾向，“机会主义”与“改良主义”思潮趁机蔓延，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偏离唯物史观的严峻危机。在这一历史紧要关头，为廓清思想迷雾、筑牢理论根基，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稿的同时，决定暂缓《资本论》后续卷目的出版工作，将主要精力投向《起源》的写作，以期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源》以宏阔的历史视野，系统构建起以“两种生产”理论、家庭起源和演变、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国家的起源和实质这四大核心板块为主的理论体系。恩格斯突破性地将研究锚定在人类史前社会，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起源》中关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男女家庭地位及社会角色的历史性变化的研究，尤其是“两种生产”理论对于当今妇女发展问题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置于辩证统一框架下考察，为理解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角色变迁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两种生产”理论并非恩格斯在《起源》中的突发性创造，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其思想轨迹可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创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已初步勾勒出“两种生产”的思想雏形，明确区分了“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这两种不同作用的生产。《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维度深化了这一理论，通过剖析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阐明物质生产如何制约人口生产的规模、结构与性质，同时指出人口生产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环节，对物质生产体系的反作用机制，使“两种生产”的内在关联性获得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科学论证。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研究进行批判性吸收，运用“两种生产”的分析框架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变革如何引发人类自身生产形式的历史性转变。这些研究成果为恩格斯在《起源》中的理论升华奠定了直接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2]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指人类为维持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对生活资料及生产工具的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一生产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直接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并进而影响上层建筑。人自身的生产，指人类通过生育、家庭关系维系而实现的人口再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婚姻制度、家庭形态和血缘关系的延续。恩格斯明确将“人自身的生产”界定为种的繁衍，但强调其并非单纯的生物过程，而是始终与社会制度交织。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常态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人类自身生产的制约作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上升为主要决定因素。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两种生产的“主次之分”并非“轻重之别”。物质资料生产为社会提供存续的物质基础，人类自身生产则维系着人类自身的代际传承，二者的动态平衡共同支撑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与文明机体的迭代演进。然而，当“两种生产”的动态平衡被打破时，女性议题往往成为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其本质就是“两种生产”在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矛盾外化。
2.2. 妇女发展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定性
恩格斯认为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促使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形态由此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这一变革使得原本涵盖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公共劳动，逐渐分化为社会劳动与家庭劳动。出于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求，社会劳动的主导性日益凸显，其作用逐渐超越家庭劳动。在社会分工的历史进程中，女性逐渐从社会生产领域退居家庭，其劳动范围日益局限于家庭内部的私人活动。由于脱离了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环节，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从本质来看，女性生育劳动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及其非商品属性，使其被排除在社会总劳动体系之外，这一历史性分化导致女性陷入了漫长的社会地位边缘化时期(见图2)。
Figure 2. Materialist historical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origins of women’s issues
图2. 妇女问题起源的唯物史观分析图
恩格斯对妇女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认为女性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及其解放问题，本质上属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范畴。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以人类解放为根本路径。对此，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姻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生产资料归为社会所有……(将使)男性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变化。”[3]在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具有同步的发生逻辑，两者均植根于私有制对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瓦解进程。具体而言，性别压迫的产生与经济生活中的物质生产存在深层逻辑关联。男性主导权植根于对家庭经济权的掌控，而女性因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在家庭中实则扮演着“无产者”角色。私有制不仅是阶级剥削的根源，也是女性受压迫的制度性基础，因而变革生产关系成为实现妇女发展的必要前提。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发展无法通过单一的性别斗争完成。作为从属于无产阶级的受压迫群体，妇女发展是全人类解放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上述分析，恩格斯为妇女发展提出两条实践路径：第一，打破性别分工的历史桎梏，推动女性大规模进入公共生产领域，使其通过参与物质资料生产重获经济独立性与社会主体性；第二，将家庭内部的私人生产领域纳入社会公共机构的组织范畴，通过社会化抚养、公共福利体系等制度设计，消解传统家庭对女性的劳动垄断与身份束缚。
3. 观点论辩：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与重构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将妇女发展问题定性为一个关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历史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现实境况的复杂程度激增，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此提出质疑。在如何定性妇女发展问题上，二者产生了分歧。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强调妇女发展问题主要面对的是结构性的性别压迫，而非阶级压迫。而马克思主义的回应逻辑始终基于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主张在历史活动中实现男女平等与阶级平等的辩证统一，反对将妇女发展抽象为纯粹的性别权力范畴。
3.1. 性别斗争置于优先地位——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现实发问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流派，在方法论层面一定程度上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逻辑。然而，受特定时代语境及西方女性主义内部多元思潮的影响，该流派在女性压迫的本质界定与解放路径问题上呈现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疑。虽然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视角，但是其却将父权制结构性压迫，即通过制度、文化、法律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层面，将男性的权威合理化，并对女性及其他边缘群体的角色、权利和地位进行系统性限制的性别压迫，置于比阶级压迫更优先的解释地位。其主张性别斗争具有超越阶级分析的理论优先性，甚至将反对父权制确立为妇女发展的首要目标。
事实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新发现对于理解女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隐性的视角。据《2024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尽管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回升，但不同背景下的性别平等进展速度却大相径庭。这一趋势的可持续性仍不确定。预计全球失业率在低收入经济体中将上升，而就业差距——即更广泛的求职者群体——也包括了不成比例的女性。”[4]在当代社会，性别压迫以隐性形态渗透于公共生产领域——这一被恩格斯视为妇女发展重要场域的空间之中。同工不同酬的薪资差异、职业发展中的性别壁垒、晋升机制的性别排斥等问题，实质上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双重制度合谋下的产物。从现象层面观察，女性大规模进入社会劳动领域虽使她们突破了家庭私域的传统束缚，获得职业身份与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可见度，但这种“解放”表象下实则暗含更深层的压迫机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保留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同时，并未彻底消解前资本主义家庭伦理中的性别权力结构，反而将其与职场等级制度形成制度性耦合。进入职场的女性既承受资本逻辑下的剩余价值剥削，又受制于父权制文化惯性衍生的隐性性别规训，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双重压迫的叠加效应。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敏锐捕捉到这一新型压迫形态，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父权制文化如何在劳动场域形成合谋，将性别压迫的分析推进到生产领域与家庭领域交织的微观隐性层面。这种新发现为理解现代女性处境提供了新的维度。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在任何生产体系中，妇女的劳动都占有重要地位，性别等级在任何统治制度中都是决定性因素”[5]。这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强调性别压迫微观机制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根本性压迫根源的理论定位，其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并列为独立解释变量的二元论倾向，实际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核心原理，在妇女发展的根本路径上出现了根本性理论偏差。
3.2. 人类解放才是根本路径——基于“两种生产”理论的有力回应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在深化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构理解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戈尔丁教授运用海量历史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开展实证分析，聚焦三大核心议题：其一，探究女性薪资普遍低于男性的深层原因；其二，剖析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与实现性别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三，挖掘造成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性因素。
关于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根源，主流观点将其归因于观念差异，即雇主对女性的天然偏见。然而，戈尔丁教授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男女收入差异主要存在于同一职业内部而非职业间分工，若歧视源于观念偏见，职场初始阶段就应呈现显著差距，但数据显示，就业头几年的男女收入差异微乎其微，而工作十年后差距却急剧扩大。以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毕业生为例，戈尔丁团队追踪发现：“男性和女性MBA在职业生涯开始时的收入几乎相同，但他们的收入很快就出现分歧；到第10年，女性的累计休假时间平均在1年左右(而男性为0.12年)。这些相对较少的休假时间转化为巨大的性别差距，在保持群体和年份不变条件下，事业中断6个月或以上的女性(占41%)和男性(占10%)毕业时11%的收入性别差距10年时扩大到了60%。”[6]进一步研究表明，女性更频繁的职业中断与更短的持续工作时间，很大程度上与生育及生育后承担育儿责任有关。戈尔丁教授认为：“贪婪的工作也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已经并将继续被抛弃。当夫妻公平被弃如敝屣，性别平等通常也随之而去(不计同性婚姻)。我们继承的性别规范以各种方式得到加强：把更多育儿责任分派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分派给成年女儿。”[7]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现象看，男性在职场发展中往往更具优势。传统性别分工观念要求女性在承担职业角色的同时，仍需肩负育儿、家务等家庭照料责任。“事业与家庭”到底如何平衡？这种双重负担直接制约了女性的收入增长空间与职业晋升路径。在“性别歧视”的表象下，本质是“两种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即在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间的失衡。这种因女性生育引发的劳动参与差异，并非单纯的观念偏见下的产物，而是制度性压迫与阶级压迫共同形塑的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在实现妇女发展问题上，若将性别问题视为妇女受压迫的最终动因，而忽视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根本性作用，实则陷入了抽象的“女性自由权力”误区。马克思主义认为男女平等的实现必须与阶级平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脱离生产关系变革的纯粹性别议题讨论，无法触及妇女发展问题的本质。性别歧视的消除固然重要，但其根本解决路径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推动人类解放，才能为“两种生产”的动态平衡创造制度性前提。当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虽在根本立场上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分歧，但其对性别压迫的微观机制、职场隐性歧视等议题的研究，为当代妇女发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镜鉴与经验素材。这种批判性对话表明，科学的妇女理论需在坚持阶级分析基本框架的同时，充分吸收多元理论视角的合理成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
4. 价值意蕴：为新时代妇女发展工作提供科学指南
“两种生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对于指导当下我国妇女发展事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女性的生活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拓展，由此衍生出一系列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新挑战。因此，需要把“两种生产”理论作为新时代妇女发展工作的科学指南，以更有力的实践行动推动妇女发展进程。
4.1. 主体性建构：发挥妇女在两种生产中的独特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妇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8]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赋予“两种生产”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强调要辩证认识妇女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作用，发挥妇女的主体性功能。
首先，从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的视角审视，妇女已然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参与者，妇女“半边天”的独特作用不容小觑。社会的持续进步与蓬勃发展，绝对离不开妇女群体的广泛参与。在当今时代，妇女在经济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愈发多元且关键，无论是作为生产者，凭借细腻的观察力与独特的创意，为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增添别样魅力；还是作为消费者，以敏锐的市场感知力引领消费潮流，拉动市场需求；抑或是身为管理者，依靠卓越的组织协调与决策能力，推动企业高效运转，都表明妇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妇女深度参与社会生产生活，为自身价值的实现与人生理想的追逐开辟了广阔天地。通过在工作岗位上施展才华、拼搏奋斗，她们收获了经济独立与社会认可，进而显著提升了自身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实现了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依附走向独立的转变。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妇女作用时，目光长远，不仅着重强调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还特别指出要充分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尤其是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妇女更是承担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使命。正确且深刻地认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领会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丰富内涵。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其和谐稳定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而妇女在其中扮演着“黏合剂”与“引领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能够更为透彻地理解“两种生产”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关于妇女发展的深刻内涵，妇女不仅承担着人口生产的重任，在家庭精神文明建设、子女教育培养等方面同样发挥着主导性作用。
4.2. 思潮应对：破解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双重裹挟
“当代女权主义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面临着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冲击。”“新自由主义经常利用女权主义的语言来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新保守主义通常攻击女权主义的原则。”[9]新自由主义思潮擅长采用“话语寄生”策略，将女权主义倡导的“性别平等”“女性赋权”等核心概念抽离其社会解放内核，包装为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文化符号。例如，企业界频繁使用“职场女性领导力”作为品牌营销话术，消费主义将“独立女性”异化为高价商品的目标客群，这种披着女权主义外衣的市场意识形态，实则在强化个人奋斗决定论，消解了对结构性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性批判。而新保守主义则以文化传统守护者的姿态，对女权主义的核心原则发起系统性挑战。从通过立法限制堕胎权到质疑性别研究的学术合法性，从鼓吹传统家庭价值到抵制性别中立语言，其本质是通过重构性别权力秩序，维护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既有社会结构。这些社会思潮的冲击，加剧了阶层间的对立，并使低收入女性群体更加边缘化。
要突破当代女权主义面临的多重危机，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10]从历史维度审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社会中，物质生产相较生育劳动被赋予更高价值，这种价值评判体系本质是阶级压迫的具象化。在此情境下，性别压迫成为巩固阶级统治的隐蔽工具，通过将女性禁锢于传统性别分工，维系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强调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辩证关系出发，重新审视女性的各项权利诉求。女性的生育劳动、家务劳动长期被置于无酬或低酬状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合谋下的剥削体现。因此，推动妇女发展必须将反抗资本主义剥削、打破父权制枷锁的各方力量凝聚起来，构建起多维度的抗争阵线。尽管当下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呈现出多元形态，不同群体间存在理念分歧、利益矛盾与路线斗争，但实现团结统一仍存在现实可能。真正的两性平等绝不应止步于为少数精英女性提供个体层面的选择自由，而应着眼于全体人民的解放与自由。这意味着既要消除经济领域的剥削，保障女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平等权益，也要重塑社会文化观念，赋予生育劳动与家务劳动应有的价值，从制度设计到文化重构全方位推进，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让妇女发展真正成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4.3. 时代课题：人口发展与妇女发展的协同推进
“两种生产”理论在人口学界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人口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创造性运用，集中体现在政策实践的历史演进中。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两种生产一起抓”方针，正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典型范例。在大力发展物质资料生产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同时，通过生育政策调节人类自身生产，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一政策组合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效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智慧。进入新时代，面对人口发展的结构性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及时调整生育政策”[11]。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模式加速转型、人口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亟需以系统性思维推进人口政策创新，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战略，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面临出生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加剧的双重挑战。这种人口转变态势，本质上是社会生产方式与人口再生产模式矛盾的集中体现。在社会高速发展进程中，生育行为的社会属性被不断放大，传统家庭生育观念与现代社会高成本、高竞争的生活方式发生剧烈碰撞。根据“两种生产”理论的观点，人口生产兼具生物繁衍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辩证统一。破解当前生育困境，需立足这一理论框架，从经济基础与社会制度双重视角构建解决方案。一方面，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生育的物质基础，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家庭抵御生育成本的能力；另一方面，强化政府在人口再生产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体系。特别需要关注妇女生育权益保障，通过立法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建立生育成本社会共担机制，消除妇女因生育带来的职业发展障碍，使生育真正成为社会共同责任而非家庭个体负担。这些举措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当代实践，更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人口再生产纳入社会发展整体规划，构建政府、社会、家庭协同发力的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释放生育潜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4.4. 技术赋能：人工智能时代下性别分工的范式转型
ChatGPT的横空出世，瞬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人工智能浪潮。这场科技革命不仅深刻重塑着人类的工作模式与生活图景，带来生产效率跃升、信息获取便捷化等诸多红利，也在社会结构与伦理层面引发深层震动。数字技术鸿沟加剧、隐私泄露风险攀升、职业替代危机显现等问题接踵而至，而其中人工智能给妇女发展事业带来的新挑战尤为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关键维度。首先，大数据算法构建的隐蔽歧视网络正悄然侵蚀女性的数字化生存空间。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与大数据已演变为新型社会权力载体，但这一技术体系在开发、训练过程中，因数据偏差与设计者无意识的性别偏见，正将传统性别歧视以更隐蔽、更系统的方式植入数字世界。这种数字化歧视甚至比现实世界中的偏见更为严重，例如，某些招聘算法会自动降低女性求职者的推荐权重，婚恋平台算法通过标签化操作固化性别刻板印象，使女性在虚拟空间中遭遇更精准、更持久的压迫。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正在就业市场掀起性别失衡的风暴。据《2023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时代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职业是重要的一组工作，报酬丰厚，预计在未来的意义和范围将增长。但数据表明，妇女在STEM劳动力中的代表性仍然很低。仅占所有STEM工人的29.2%。”[12]随着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渗透，那些传统由女性主导的重复性、规律性岗位，如客服、数据录入、基础文书工作等，正面临被AI替代的高风险。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研发、维护等新兴领域因行业准入门槛高、技术培训体系不完善，以及根深蒂固的“技术是男性的专长”的刻板认知，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边缘化。
辩证来看，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革命浪潮也为妇女发展事业开辟了新的历史场域。人工智能时代的妇女发展机遇，本质是“两种生产”理论在数字文明阶段的创造性转化。在物质生产领域，人工智能驱动的产业变革正在消解工业时代形成的性别化劳动分工体系。柔性制造系统与数字平台经济催生了以创意、情感计算、文化内容生产为核心的就业形态。这类依赖多元思维与细腻感知的工作场域天然适配女性的认知优势。在人类自身生产领域，解决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的后顾之忧，需要完善辅助性社会服务体系。人类自身生产带来的生育、家庭照料等负担，往往使妇女在职业发展中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发展社会化托育服务，建立覆盖社区的婴幼儿照护中心，减轻家庭照料压力。还需要完善家庭友好型政策，将育儿假延长至配偶共享，并提供育儿津贴与税收减免。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红利不应成为性别鸿沟的放大器，而应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催化剂。这不仅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时代回应，更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5. 结语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应时代之问。“事业还是家庭”的究诘成为透视社会矛盾问题的重要棱镜。“两种生产”理论以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将妇女发展的现实困境置于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辩证运动中考察，揭示了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同源于私有制的历史本质。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起点，要坚持以“两种生产”理论为妇女发展工作的科学指南，在制度设计中赋予生育劳动社会价值，在技术创新中消除数字性别鸿沟，在文化重构中瓦解传统性别规训，才能让妇女真正从“两种生产”的被动承担者转变为自主创造者，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终极关怀，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