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论法的精神》作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代表作，自18世纪问世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为现代政治学与法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论法的精神》的译介历经百余年，最早由在日留学的张相文、程炳熙与日本人何礼之于1900年发表在《译书汇编》，题为《万法精理》，然而该译本的传播、影响远不如同时期严复的译本(翻译时间为1904~1909 [1])。新中国成立以后，张雁深以卡涅尔兄弟1949年的版本为母本，重译了《论法的精神》并于1961年出版。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翻译界与出版界对孟德斯鸠的这本著作表现出异常的热情，由数名译者对《论法的精神》进行了重译，出版版本达百余种，其中传播度、接受度较广的为2009年许明龙以及2020年钟书峰的译本。《论法的精神》的译介横跨了不同历史时期，本文从翻译史的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严复、张雁深以及钟书峰三个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语言风格。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审视《论法的精神》及其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对于理解西方法治思想的本土化过程，深化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就如同钟书峰在译序中指出的那样，“它对当代中国政治民主法治等方面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2]。
2. 研究对象
本文以Lavigne出版社1844年的《De l’esprit des lois》版本为母本，选取1913年严复的《法意》、1961年张雁深的译本以及2020年钟书峰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这三个译本横跨近百年的时间段，分别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与新时代背景下对《论法的精神》的译介与接受过程。严复的《法意》是《论法的精神》首个被广泛接受译本，具有开创性意义；张雁深的译本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典的重新解读与学术普及需求；钟书峰的译本则基于他法学博士的身份，突出了新时代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和法学学术研究的精细化。
3. 翻译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翻译史的关注对象既包括文本的语义内涵，也应当包括文本作为译者行为和社会活动的产物这一层面的意味[3]。翻译史研究不仅仅是对译事的简单罗列与介绍，而应充分展示翻译的主体因素即人的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4]。翻译史研究除了通史式的宏大叙事，还可以采取微观叙事。
翻译史研究有内部与外部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具体表现为文学化与史学化两种研究走向。本文主要涉及后者。史学化的翻译史研究讲究史料、史论和史观，研究者对史实和史料高度敏感，惯于使用归纳逻辑，惯于从细节出发，研究常受某种史观指导，力求使作品能够再现史实并形成合适的史论[5]。具体的研究路径有社会史、概念史、观念史、文化史等研究路径。
社会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叙事策略，主要将文本作为一种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使用的文本分析手段不同，概念史研究方法在讨论文本时非常关注“词语”，主要是对文本的构成和语言进行诠释。文化史研究路径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偏向于描述性论述模式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向，主张把个案放置回到历史的背景，否则便不能解释为什么原文与译文之间会有这样那样的相同和歧异[5]。
4. 译例分析
1. Les lois, dans la signification la plus étendue, sont les rapports nécessaires qui dérivent de la natre des choses; et dans ce sens, tous les êtres ont leurs lois: la divinité a ses lois, le monde matériel a ses lois, les intelligences supérieurs à l’hommes ont leurs lois, les bêtes ont leurs lois, l’homme a ses lois. [6]
严译：法，自其最大之义而言之，出于万物自然之理。盖自天生万物，有伦有脊，既为伦脊，法自弥纶，不待施设。字宙无无法之物，物立而法形焉。天有天理，形气有形气之理。形而上者固有其理，形而下者亦有其理。乃至禽兽草木，莫不皆然，而于人尤著。有理斯有法矣。[7]
张译：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他们的法；兽类有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8]
钟译：最广义之法，指源于物之本质的必然联系。万物皆有法：神有其法，物质世界有其法，超人智能有其法，兽有其法，人有其法。[2]
在这个译例中，“出于万物自然之理”对应“dérivent de la nature des choses”，这里的“自然之理”传达了“事物的本质”之意，但“自然”与“nature”含义接近而非完全重合。“自然之理”代替“事物的本质”稍显含混，使现代读者容易将其误解为“自然规律”而非“存在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性质”以及“物之本质”避免了“nature”一词的歧义，更为准确。“盖自天生万物，有伦有脊，既为伦脊，法自弥纶，不待施设”这一句属于严复的增译。“有伦有脊”一词出自《诗经·小雅·正月》，意为有条理和秩序。“弥纶”一词出自《易·系辞上》，意为统摄、治理。此处的增译是否有必要，目的在哪里？对于此处增译，有学者认为：
“天生万物”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直有，类似的有“天生丞民”，与西方上帝为万物之主，似可以契合，算是比较成功；“伦脊”是否与“道器”或“体用”或“理器”或“形体”接近？对于读者来说，比较费解，算不得成功；“法自弥纶，不待施设”，意思同于“法”成于“自然”，这比较成功……[9]
我们再来看看严复在这一段其他的增译。通过与原文的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严复省译了“les intelligences supérieurs à l’hommes ont leurs lois”，增译了“形而上者固有其理，形而下者亦有其理。”《易·系辞上》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笔者认为，严复此处选择“形而上”“形而下”这样的说法是为了补充说明前文的“天”与“形气”。“la divinité”被译为“天”，也就是“形而上”之物，“le monde matériel”被译为“形气”，也就是“形而下”之物。按传统哲学来看，“天”与“形气”应该是出于对立之中的，也就是“道”与“器”的对立。严复在此处增译说“形而上”“形而下”都有其理，这就打破了目标读者对于二者对立的思维惯式，也更符合“法”是“出于万物自然之理”，“形而上”“形而下”都属于万物的范畴。至于增译的最后一句“有理斯有法矣”，若读者理解了上文的“法”是出自万物自身的特质，自然能够明白“理”与“法”的关系，何必再说一句“有理就有法”。
严复的翻译活动处于清末民初，中国正经历“西学东渐”和传统文化反思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严复试图通过“信达雅”翻译理念将西方思想引入中国，并用传统哲学框架阐释现代法治思想，以适应当时中国士人的认知模式。“形而上者固有其理，形而下者亦有其理”这句增译将孟德斯鸠的观点提升到更抽象、更具普遍性的哲学高度。这体现了严复的译者主体性，他在翻译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立场，试图实现思想传播的“中体西用”，是一种创造性转换，不仅是对原文的再现，也是一种带有明确意图的思想改造。作为现代读者，看到“形而上”自然而然就联想到了métaphysique一词，但是，原文仅讨论“上帝”“物质世界”等具体存在物的法则，并未涉及“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哲学层次。严复将具体的存在物关系引向抽象哲学领域，虽然丰富了译本的内涵，但偏离了孟德斯鸠对事物法则的具体阐述，削弱了原文在科学性、逻辑性和经验性上的严谨性，形成一定程度的“文化漂移”。
张雁深的译本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年代，此时翻译工作更注重科学性、客观性和普及性。张雁深在术语翻译上力求准确，直接翻译孟德斯鸠的“les lois”为“法”，并严格对照原文语义再现出“所有存在物都有法”的观点，避免主观增译。译文采用现代白话文表达，语言平实流畅，减少了解读的门槛，在忠实性和普及性之间取得了一定平衡。
钟书峰使用现代汉语中对“必然联系”的术语化表达，如“广义之法”“源于物之本质的必然联系”。这种表述精准且简洁，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提升了译文的普适性和科学性。但是，笔者认为，钟书峰完全直译的“超人智能”稍显突兀，且在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下，或许会让读者造成误解，略逊于张雁深的处理方式。
2. Sitôt que les hommes sont en société, ils perdent le sentiment de leur faiblesse; l’égalité qui était entre eux cesse, et l’ état de guerre commence. [6]
严译：自人群既合，则向者自知儳弱之怖畏以亡。群合而有强弱众寡之殊，其平等之形亦泯。怖畏意亡，平等形泯，而人类之竞争兴矣。[7]
张译：人类一有了社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威觉；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平等消失了，于是战争的状态开始。[8]
钟译：人类一旦进人社会状态，就不再有弱小之感，平等不复存在，战争状态开启。[2]
严复将“le sentiment de leur faiblesse”译为“儳弱之怖畏”，不仅传达了“软弱”的感受，还增加了“怖畏”(恐惧)一层含义。通过增译强化了心理描写，目的是让读者理解人类因害怕软弱而聚合的动机。这种处理与清末的社会危机意识和严复自身的救亡思想一致。还增译了“强弱”“众寡”，强调社会不平等的多维表现，对应了他《天演论》中的“竞争”的思想，适应晚清社会对“进化论”的需求。
张雁深的译文完全直译，未加任何改动。站在一个现代读者的角度来看，张译的“失掉”一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让人一下联想到了鲁迅先生1934年著的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失掉”在语义上直白、不含模糊的文学性，更符合现代汉语的普及需求。在张雁深的译文中，“失掉自身软弱的威觉”虽然没有鲁迅式的强烈批判意味，但同样使用“失掉”来描述社会变迁，展现了翻译时代背景中追求简明、理性而不失深刻的倾向，强调“信”和“达”。
钟书峰的译文简洁、平直，但略显生硬，乍看起来毫无特点。但钟译的特点恰恰在于“无特点”。他用语简练，如“弱小之感”“战争状态开启”，直接对应原文。钟译更接近原文的句式结构，句意直接呈现，缺少一定的汉语润色，导致整体语感略显机械化。或许他的目标读者从一开始就并非普罗大众，而是相关领域的学者、研究者，追求的是一种“译者的隐身”。但是，单就“战争状态开始”这种表达来看，晦涩感实在太浓了，私以为不如许明龙2007年的译本“战争状态于是就开始了”。加上些许连接词就影响“准确性”和“学术性”了吗？我们可以以钟书峰翻译的其他社科作品为例：
“看看吧，那流逝的岁月已证实这一真理，而且仍将不断证实这一真理……”[10]
“Considérez comme la marche du temps a mis cette vérité en lumière et achève de l’y mettre tous les jours…”[11]
《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一部社科领域的巨著，但钟书峰在本书的翻译中并未选择同《论法的精神》译本一样极为生硬的行文。在此段翻译中，他添加了“看看吧”这样的字眼，使得句子的流畅度极大的增加了。而且添加此类连接词来“润滑”句子，学术性与严肃性并没有被弱化。
3. Dans l’aristocratie, la souveraine puissance est entre les mains d’un certain nombre de personnes. Ce sont elles qui font les lois et qui les font exécuter; et le reste du peule n’est tout au plus à leur égard que comme dans une monarchie les sujets à l’égard du monarque. [6]
严译：贤政者，以一国之少数，临驭其多数者也。向所谓无上主，归此少数者之掌握；议制之权，行政之柄，二者皆操之。而自余之民，其此少数，犹独治之国之臣民对其君上矣。[7]
张译：贵族政治最高的权力是掌握在某一部分人的手中。就是这些人制定并执行法律。其余的人民和这些人的关系，最多就象君主政体中的臣民与君主的关系。[8]
钟译：贵族政体最高权力，由一定数量之人执掌。他们拥有立法权、行政权，与其余人之关系，犹如君主政体中君主与臣民之关系。[2]
严复使用了“贤政”来对应“l’aristocratie”，体现了严复追求文雅和古典气息的翻译风格。这种处理方式带有一定的主观解释色彩，他把“aristocratie”与“贤能统治”直接挂钩，但这个词并没有“贤德”或者“才能”的意思。根据法国权威词典Larousse给出的解释，“l’aristocratie”只是指小部分人统治国家的这么一种政治体制，而后这部分人构成了所谓的“精英”群体，而非先有“精英”然后由他们治理国家。由此可见，严复用“贤政”来翻译“l’aristocratie”是欠妥的，至少忠实层面是不够的，因为“贤政”一词很容易造成误解，读者可能会联想到“贤人治理”，偏离了原文中更具阶级性的涵义。张译、钟译直接选用了更贴近现代汉语的“贵族政治”或“贵族政体”，更清晰地传达了原文所指代的具体政体形式。
再看“la souveraine puissance”一词，严复使用古雅的“无上主”一词代替“最高权力”，强化了政体概念的哲学意味。但“无上主”这种表达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难以直接理解，需要结合上下文分析，语义比较模糊。张译、钟译选择了直译，保持了语言的直接性和易懂性，忠实于原文。但就忠实度而言，张雁深的译本相较钟书峰的译本是更加忠实原文的，就以原文中的“tout au plus”为例，张雁深以“最多”一词体现了出来，而钟书峰则选择性的略过了。或许钟书峰认为这个词不重要可以省略，但前文中提到，或出于他法学博士的身份，钟书峰为了保持严谨和学术，一个连接词都不加导致异常生硬，那此处直接把原文的成分删减，岂不矛盾？
5. 结语
本文以《论法的精神》一书的三个中文译本(严复的《法意》，张雁深的译本和钟书峰的译本)为研究对象，结合翻译史的视角，对这些译本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通过考察译文中的术语处理、语言风格、文体以及译者意图与时代语境，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特征及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在术语处理方面，严复的译文充满了他个人的哲学思考和时代色彩，使用了诸如“形而上者固有其理”等文言化表达，这体现了他翻译时追求哲学深度和文化传递的特点。张雁深的译文则更加注重流畅和易懂，尽管其中部分词汇如“失掉”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但整体风格较为现代和口语化。钟书峰的译文则倾向于严谨和学术化，使用了大量正式、书面化的词汇，如“乃”“倘若”等，呈现出一种学术性强、文言化的翻译风格，尽管在某些地方也显得较为生硬。在语言风格和文体方面，严复的译文偏向文言，语言富有哲理性，适合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阅读需求，但对现代读者而言，可能有些艰涩。张雁深的语言风格较为直白，简洁明了，符合新中国初期对于知识传播的需要，更易于大众理解。钟书峰则采用了较为正式、书面化的语言，尽管语法规范，但由于其过于学术化，可能让普通读者感到稍显僵硬。
综上所述，三种译本各有特点，反映了各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翻译理念。严复的译文具有较强的哲学深度和文化积淀，张雁深则注重通俗易懂，钟书峰则体现了严谨的学术风格。通过对这些译本的对比分析，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论法的精神》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也能够从翻译史的角度探讨不同历史时期翻译实践的变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