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神的启示，《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经典，虽然不同宗教的《圣经》文本在版块内容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都对信徒们的信仰、教义和生活方式等具有深远影响。犹太教的《圣经》是旧约，由古代以色列人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则承袭了其部分历史文化遗产，是早期基督教所使用的希腊语，但犹太教不认可其权威性和神圣性。
《圣经》的传播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塑造，对法律、道德、教育和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基督教的翻译、传播和殖民活动也将其带入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世界各地的文明都产生了影响。截止2022年的官方数据，世界上共有三千五百多种语言的部分圣经译本，由此可见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1]。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圣经》丰富了汉语词汇，传播过程中大量的典故词语传入中国，如：永生、礼拜、替罪羊、教会、洗礼、伊甸园、禁果、以牙还牙，披着羊皮的狼[2]。很多现代作家，如鲁迅、巴金、郭沫若、老舍、茅盾、林语堂等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借用了不少圣经词语[3]。
本研究以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为框架，选取吕振中译本与《新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二者历史源流、译介理念及翻译差异，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维度展开对比分析，并以权威的詹姆士王钦定本(The King James Version，以下简称KJV)为参照，揭示译者在“动态对等”与“形式对应”间的抉择机制。
2. 文献综述
《圣经》在传播过程中不仅洗礼了西方精神世界，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其他文化。从两千多年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至今，《圣经》已被翻译成三千多种语言[4]。
2.1. 国外研究综述
据历史记载和学术研究可知公元3世纪俄利根编纂的六经合编中记录古代至少有《七十子译本》、亚居拉译本等七种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但原稿早已失传，如今只能从六经合编中了解到甚少内容。其中《七十子希腊文译本》是最早的《旧约》译本。
中世纪后期，出现新的圣经译本，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12世纪末，法国商人瓦勒度把圣经译成普云士文，十四世纪后又相继出现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等版本。这段过程中催发了宗教改革，而其新教主导者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翻译和出版圣经。近现代也不断出现新的译本，其中包括1901年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圣经《美国标准译本》，1978年首次出版的《新国际版圣经》译本。另外还有《当代福音圣经》《新美国圣经》《福音圣经》等。
近年来，国外圣经翻译研究呈现多维度发展态势。在历史与文化视角下，Gruttola [5]聚焦方济各会在中国的传教史，揭示中国合作者与皈依者在圣经翻译及教会本地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Mantyk [6]通过研究蒂尔曼斯对《约伯记》的评注，展现神学教义对圣经人文主义翻译方法论的限制；在口译翻译方面，Liriano [7]呼吁关注希伯来文本的口述性质，以促进圣经口传翻译；Andvik [8]对藏语圣经翻译中“上帝”一词的研究，则表明翻译中概念表达的语义转变及其对理解的影响。这些研究共同推动圣经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为后续探索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2.2. 国内研究综述
《圣经》翻译一直处于中西文化交流中，因此其早已超越本身意义，至今难以考量圣经中文译本的具体数量。其中包括文言文、白话文、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等。从唐朝景教徒阿罗本翻译部分圣经算起，圣经汉译已有1300多年历史。早期的景教士提倡“儒释道释耶、全盘汉化”[9]，明末清初的来华耶稣会士则试图“依儒避佛”[10]，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圣经翻译对象从知识分子精英向普通大众过渡，其语体从文理转变到浅文理，再到官话。部分西方传教士译者开始对圣经汉译进行过理论上的探讨[11]。而后吕振中、吴经熊等人翻译出版了圣经《新约》。1979年，中国香港推出3个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和《圣经新译本》，至今期间进行数次修订。
近年来，圣经翻译研究持续深入，涵盖翻译实践、语言影响及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在翻译实践与理论结合上，李建峰[12]以《创世纪》为例，探讨文本批判理论在旧约中文圣经翻译中的应用，强调希伯来圣经第五版在文本批判的贡献，并指出思高本、和合本修订版在旧约文本批判的局限，提出筛选文本异文应用于中译的原则；在语言接触视角下，吴泽瑶和朱庆之[13]将圣经翻译与佛经翻译对比，证实宗教典籍翻译是语言接触的重要类型，为探索语言演变提供新路径；在跨文化传播领域，高利克的著作经刘君君和刘燕[14]评述，展现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当前研究虽成果丰富，但仍存在研究零散、缺乏整体性等不足，未来需在系统性和研究深度上进一步拓展。
3. 译本概况
本章将对两篇中译本的产生背景、修订过程、翻译原则等进行简要概括。
3.1. 吕振中译本
1946年，吕振中的《新译新约全书》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1952年修订新约译本，并于1970年出版圣经全书。
3.1.1. 产生背景
本书以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为根据，用直译的方法，尽量表达原文字句意义及其结构。该译本有助于深入研习圣经，但也因此，其字词句篇给人较生硬枯燥，拗口之感。
吕振中前后花费三十余年，为表彰其在圣经翻译方面的作为，香港大学在1973年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并称其“单枪匹马，顽强战斗于翻译之战场，游历于语言学、历史、哲学和宗教纷繁错乱之竞技场……”作为启示荣光的硕果，他以同时代的人们所能听懂和理解的语言，将所罗门之歌那摄人心魄的美和登山宝训的感人纯朴倾注到他们所熟悉的思想与词汇中去[15]。
3.1.2. 翻译原则
吕振中译本的翻译指导原则的精髓在于忠实地把希腊原文和希伯来原文直译成中文。正如其原则中所说的① 以直译为主；② 不避免非中国式语法，使读者如置身于两千年前的犹大社会中；③ 保存原文结构，不增不减、不趋易、不避难，务使语气连贯，轻重得体[16]。
3.2. 新译本
《圣经新译本》由环球圣经公会筹划翻译，1976年和1992年相继完成新约和旧约，2001年修订《圣经新译本》。这是首次经华人组织发起，从原文重译的译经行动，这是一本呈献给全球华人教会的忠于原文、易读易懂、信仰纯正、高举基督的圣经[17]。
3.2.1. 产生背景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教会崭露头角，涌现出许多神学家和传道人。而后，20世纪初中国白话文运动催生语言范式转型，新式标点体系与现代汉语语法构建为经典文本转译提供语言载体。同时，考古学的发现和科学化版本校勘学为圣经学者提供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以往无法获得的资料[18]。在此多重学术动因交织下，1968年中文圣经新译会应运而生，以现代中文重新翻译圣经。1972年，在美国乐可门基金会的资助下，华人教会开始进行译经工作，最终完成了一部直接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而成的现代汉语译本。
3.2.2. 翻译原则
一、忠于原文：
① 尽量依原文词序和体裁翻译；
② 考究每个字词的正确译法；
③ 留意历史及文化背景；
④ 补充适当字词以求达意。
二、以现代规范汉语表达：
① 使用可作朗读的语体文；
② 避免使用难读难解的字；
③ 避免地域性方言；
④ 尽量少用成语，然而读者熟习、易读易明的，也可以采用；
⑤ 语法必须合乎汉语，但也可以保留一些容易明白和新颖的西方文法结构的句子[19]。
4. 功能对等理论
信徒认为《圣经》是上帝话语的记录。为保持其权威性，早期翻译基本是一字一句对应的形式翻译，若有人随意增减其内容，都视作对其神圣性的破坏，他们将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而后人们逐渐意识到由于语言间的差异，直译将导致语言意义风格都受到损害，难以传达给目标语读者与原文本读者同样的感受。因此，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了针对《圣经》翻译的功能对等理论。
4.1. 理论发展
关于奈达翻译理论的发展，谭载喜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其翻译思想可系统划分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与社会符号学阶段[20]，此种划分清晰地勾勒出奈达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演进与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语言学阶段，奈达将研究重心置于语言结构的微观层面，即词法、句法和语义的翻译问题，旨在从语言形式的内在规律出发，阐释语言本质与翻译活动之间的深刻联系，为后续理论的构建奠定了语言学基础。
第二阶段即形成与发展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交际理论阶段，是奈达翻译理论体系形成的关键期。奈达创造性地将现代通讯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提出了翻译的交际学理论。其核心论断在于：翻译的本质即是交际行为。基于此认识，奈达强调为确保信息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有效传递，使译文接收者能够如同原文读者理解原文那样有效理解译文，译者必须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在翻译过程中全面考量影响交际效果的多元动态因素，其中包括：作者意图、文本内容、时代背景及目标读者等。正是围绕“翻译即交际”这一核心理念，奈达又提出了其标志性概念——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其精髓在于追求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达到最大程度的相似，它明确区别于传统的“形式对应”(formal correspondence)，其价值取向是交际效果的对等，而非在词汇、句法等表层结构上的机械对应或逐字翻译。此外，他系统构建了翻译的四步操作过程模型：分析(Analysis)、转换(Transfer)、重组(Restructuring)、检验(Testing)。这一阶段奈达在理论建构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更从根本上确立了奈达在全球翻译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自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尤金·奈达的翻译思想步入其第三阶段——社会符号学阶段，奈达对其既有理论进行了重要反思、修正与拓展，创立了更为综合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模式[21]。该模式的核心在于将语言视作植根于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符号系统进行阐释。相较于交际理论阶段侧重信息内容传递与读者反应，奈达在此阶段明确提出语言形式本身承载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他强调，理想的翻译实践应致力于在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上实现与原文的最大趋近，但当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形式应让位于内容。为使其核心的对等概念表述更为精准、内涵更为清晰，奈达在后期将“动态对等”这一术语修正为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根据其定义，功能对等意指“将原语文本的读者理解和欣赏方式与译语文本的接收者的理解和欣赏方式加以比较”[22]。这一定义深刻揭示出奈达功能对等观的实质：翻译追求的对等，超越了表层语言信息的转换，其终极旨归在于实现译语接收者与原文读者在文本理解和审美体验上的高度相似性。这一转变标志着其理论从主要关注交际效果的对等，发展为同时注重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传递与交际功能的实现。
4.2. 理论指导下的圣经翻译
奈达作为上世纪中旬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与圣经翻译专家，基于其深厚的《圣经》翻译实践，提出了功能对等翻译理论。该理论主张翻译应追求两种语言在功能上的对等，追求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读者反应的趋同性，而非文字表面的对应，涵盖词汇、句法、篇章和文体四个层面。在《圣经》翻译中，其应用体现在诸多方面。
词汇层面，《圣经》富含宗教文化词汇，需译者考量文化差异。如“Lamb of God”在爱斯基摩语翻译中，因当地文化中“羔羊”意象陌生，被替换为“上帝的海豹”，借助海豹在爱斯基摩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传递出神圣、纯洁等含义，达成词汇功能对等。句法方面，《圣经》原文句法结构在不同语言翻译时需调整。以英文《圣经》汉译为例，英文后置定语常需前置，像“the book of God”译为“上帝的书”，契合中文表达习惯，实现句法功能的对等。篇章层面，《圣经》各篇章存在紧密宗教教义关联与叙事逻辑。翻译时，译者需梳理清晰，如在创世纪故事翻译中，将事件先后顺序与因果联系清晰呈现，助力译文读者把握整体意义与脉络，完成篇章功能对等。文体层面，《圣经》庄重、神圣的风格需在翻译中保留。总之，功能对等理论为《圣经》翻译提供了有力指导，助力其跨越语言文化界限，精准传播宗教内涵。
然而在实际翻译中，功能对等理论也遭遇困境。圣经原文承载古代文化与认知，因缺乏相关史料，现代译者无法洞悉古代读者的阅读感受，难以对比古今读者反应，导致功能对等难以达成。同时，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下，古今读者对圣经文本的认知差异显著，加剧了还原原文阅读效果的难度。而功能对等将读者反应奉为翻译终极目标，在圣经翻译中或使读者反应凌驾于真理之上，从神学视角审视存在弊端，还可能引发负面伦理问题。对此，译者可通过在译文中添加注释，阐释文化、信仰及语言差异。注释需保持中立客观，聚焦历史、文化与语言解读，避免与圣经权威等同，以此消解翻译去历史化风险，降低译者伦理责任[23]。
5. 译本比较
本章将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詹姆士王译本(以下简称“KJV”)为参照，对吕振中译本(以下简称为“吕”)和新译本(以下简称为“NCV”)进行比较，并从词汇、句法和语篇的角度具体分析该理论的有效性。
5.1. 词汇
词汇是翻译过程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奈达认为《圣经》翻译的最大障碍是过于注重单词，选择逐字翻译。下文将在词汇对等的指导下分析词语翻译的妙处。
5.1.1. 词语选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同一词语有不同含义，不同的词语会影响文字的感染度，也能映照出历史文化在文字中留下的印记。
(1) 创世纪1:1
KJV：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吕振中译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NCV：起初，神创造天地。
由上可见，吕翻译“God”为“上帝”，而NCV译为“神”，这就涉及到持续百年的译名之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因其深层异质性，导致《圣经》核心术语的译名选择持续陷入阐释困境。其中包括基督教的“一神论”和中国的“泛神论”，这种差异就导致说法难以统一。最初人们采用归化的意义，将“God”翻译为佛教用词“佛”或“天尊”，后又出现“天主”“上帝”“神”和音译等译法。部分译者认为“上帝”会使中国人混淆其与中国传统“上帝”，即玉皇大帝的概念，也有译者认为“神”是由“上帝”管制，且神也分好坏，不能准确表达《圣经》中“God”造物者之意，几经争论变化还是未能统一[24]。异质文化中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此外除了依个人选择，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美国圣经公会支持用“神”这个字，所以它资助出版的NCV版《圣经》便只能用“神”来译“God”。
(2) 创世纪3:5
KJV：For God doth know that in the day ye eat thereof, then your eyes shall be opened, and ye shall be as gods.
吕振中译本：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开朗。
NCV：因为神知道你们吃那果子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开了。
KJV作为17世纪英语经典译本，语言风格保留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庄重感，如“doth know”“thereof”等古英语语法，体现基督教文本的神圣性与权威性，符合当时信徒对“上帝话语”的敬畏心理。KJV“your eyes shall be opened”是重要的神学隐喻，指亚当夏娃吃禁果后“获得智慧，能分辨善恶”，即违背上帝命令后的“觉醒”。吕译“the day”为“日子”，译“opened”为“开朗”，体现早期翻译中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受文言影响，用词偏向典雅，文本风格更符合原文本，“开朗”在宗教语境中可理解为“心灵开窍”，但“开朗”现指人性格外向，因语言变迁导致意义偏离易导致语义偏差，削弱隐喻的神圣性，反映翻译中“形式忠实”与“文化适应性”的矛盾。NCV中译为“时候”“开了”，采用对等的策略，注重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效果，更符合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表达习惯，直白表述保留隐喻，这种策略放弃对原文形式的严格对应，转而追求宗教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符合宗教文本“易懂性”的传播需求，适应现代信徒的语言认知模式，但这种通俗化处理有悖于原文本的神圣性。
5.1.2. 动词活用
中文多动态表达，多用动词，所以在英译中的过程中很多名词成分都会转化成动词。
(3) 创世纪1:15
KJV：And let them be for lights in the firmament of the heaven…
吕振中译本：它们……要做发光之体在天穹里。
NCV：它们要在天上穹苍中发光。
“lights”在KJV中为名词，但隐含“发出光亮”的动态意义，吕译“lights”为名词“发光之体”，可能受早期“直译派”影响，强调对原文形式的忠实，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拗译”以保留异域色彩，同时出于宗教文本“术语神圣化”的考量，将其译为实体化名词，强调上帝创造的“光体”的神圣造物属性，符合基督教“神创论”中“造物有形”的观念。这种译法在早期圣经译本中常见，如和合本“天上要有光体”，通过名词化表达赋予造物永恒性与权威性。吕按照原结构直译，虽保留原文词性，却违背汉语“多用动词”的表达习惯，导致“做发光之体”的搭配略显生硬。NCV译为动词“发光”，化静为动，通过词性转换消解英汉语态差异，弱化了“光体”的实体性，转而突出“发光”这一动作本身，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对等，更符合中文读者的认知习惯。吕译“在天穹里”与NCV“在天上穹苍中”对应“in the firmament of the heaven”，吕将状语后置，模仿英文语法结构，导致读感拗口的欧化句式，NCV将地点状语前置，符合汉语“先背景后主体”的叙事顺序，使译文更流畅自然，实现“词汇对等”，在不削弱宗教意义的前提下提升文本的传播力。
(4) 创世纪5:4
KJV：And the days of…were eight hundred years.
吕振中译本：在世的日子还有八百年。
NCV：还活了八百年。
KJV中“the days…were eight hundred years”采用静态系表结构，吕将“the days”译为“在世的日子”，属于半文言表达，保留英文“主系表”结构，“在世”暗含“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生存”的神学意义，强调空间属性，同时保留“days”的名词属性。NCV译为动词“活”，化静为动，契合汉语“以动叙事”的文化习惯，将抽象时间转化为具体生命体验，强化“人在世上存活”的叙事动感，符合现代宗教传播中以亲历感拉近信徒距离的需求。当代信徒结构更广泛，NCV的通俗译法适应大众教育水平，便于主日学、家庭聚会等场景的口头传播。例如，布道中讲述“活了九百岁”比“日子是九百岁”更易引发听众对“生命长度”的直观联想，实现了动态对等。
5.1.3. 四字结构
无论是日常口语，还是书面表达，中国人都常用四字结构来为自我表达增添韵味，《圣经》的译本中也是如此。
(5) 创世纪1:20
KJV：Let the waters bring forth abundantly the moving creature that hath life, and fowl that may fly above the earth in the open firmament of heaven.
吕振中译本：水要滋生无数的活物，要有飞鸟飞在地上，天穹之中。
NCV：水要滋长生物，地上和天空之中，要有雀鸟飞翔。
KJV“bring forth abundantly”的头韵(b音重复)与节奏设计本就贴近文学表达。NCV用“滋长生物”“雀鸟飞翔”等四字结构，符合中国人用词喜好，同时通过平仄交替还原原文的韵律美，使宗教文本兼具神圣性与文学性。吕虽保留“滋生”的动词性，但“无数的”修饰语打破四字平衡，读感松散。同时受“直译派”影响，侧重“形式对应”，如“moving creature”译为“活物”，保留名词结构，对文学性的考量次于文本忠实性。对比而言，“滋长”二字隐含“持续生长、繁衍”的动态感，比“滋生”更具生命力，通过四字结构的具象化表达，如“滋长”可联想草木萌发，拉近信徒与“神造万物”场景的心理距离。另外1940年代读者对宗教文本的“陌生化”容忍度较高，吕后置状语的欧化表达被视为“忠实原文”的体现，但削弱了“神造万物”场景的感染力，NCV调换顺序，将状语前置，结构更为通顺。总体而言，NCV的策略超越了字面对等，实现文化功能对等，让目标语读者在审美共鸣中理解“神创造生命”的神学意义。
(6) 创世纪17:2
KJV：And I will make my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thee, and will multiply thee exceedingly.
吕振中译本：我就在我与你之间立我的约，使你的后裔大大增多。
NCV：我要与你立约，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
原文“multiply thee exceedingly”本指亚伯拉罕后裔“如繁星般众多”，是上帝对选民的应许。NCV将其译为中国人观念中的吉祥话“人丁兴旺”，超越字面“增多”的意义，将抽象数量转化为具体生活愿景，融入本土文化中对家族繁衍的价值认同，通过文化借喻增强了文本的亲和力，体现翻译对目标语文化认知模式的适配，实现语义和文化对等。吕译“后裔大大增多”虽准确传达“multiply”的数量概念，甚至为保留副词词性添加“大大”，导致表达拖沓，另外“大大增多”属中性描述，缺乏“人丁兴旺”的文化情感色彩，导致文本虽忠实却缺乏传播活力。英文中“I, my, me, thee”的频繁使用符合印欧语言通过代词明确语法关系 的形合特征，但吕三次直译“我”、两次“你”的重复，在汉语意合语境中显得冗余 。汉语更倾向通过语境省略代词，NCV通过省略第二次“我”更简短直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综上，翻译差异本质是英汉语法逻辑、文化价值观念与宗教传播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NCV的策略揭示了一个核心原则：在宗教翻译中，唯有让目标语的文化习惯成为神学意义的“共谋者”，才能实现从语言转换到心灵认同的跨越。
5.2. 句子
相较于原文的句式用法及表达，中文多将主语前置或省略主语，多主动句和分句等，在翻译过程中NCV多调整语序，尽量实现句子对等。
5.2.1. 增减
中文常省略重复的主语，并用代词替换或直接省去。
(7) 创世纪1:17
KJV：And God set them in the firmament of the heaven to give light upon the earth.
吕振中译本：上帝把这些发光之体布置在天穹，让它们照在地上。
NCV：神把这些光体安放在天上穹苍中，照耀地上。
原文“set them”在KJV中意为“安置、设立”，吕译“布置”与NCV“安放”均传达“上帝有秩序地创造”的神学意义，但“安放”比“布置”更具庄重感，“布置”侧重“安排位置”，“安放”隐含“郑重放置、确立其位”之意，更贴合基督教“上帝按计划创造宇宙”的教义。吕遵循直译原则，“让它们照在地上”中的“让”暗含“上帝指令光体运作”的意味，NCV省略“让它们”后，“照耀地上”直接描述光体的功能，省略“to的使令义，以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优先，体现意义优先于形式的现代理念，使叙事更聚焦于上帝创造的结果而非指令过程，避免多余成分削弱神圣事件的直接性。同时“照耀”含“光明普照”的意象，更具文学性和神圣感，及物动词可直接带宾语，比“照在”更简洁，更符合宗教文本的语体要求，实现词句上的对等。
5.2.2. 句式结构
由于语言间差异巨大，在用词造句上如果完全追求形式对等按照原文一字一句直译，会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必要时需要调整语序结构才能尽可能达到句子对等，还原读者感受。
(8) 创世纪1:2
KJV：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void;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吕振中译本：地还没有定形、混混沌沌，黑暗在深渊上面；
NCV：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
原文“without form, and void”描述创世前的“未造状态”，是基督教“从无到有”创世论的核心意象。吕译“没有定形、混混沌沌”为散文化表达，结构松散。NCV将其译为四字格，不仅实现语义对等，更通过韵律对称强化文本的庄重感。“空虚”暗含空无概念，赋予其“神造前的预备”神学意义；“混沌”源自中国神话“混沌开天”的创世原型，通过文化意象的嫁接，借用本土创世隐喻，使基督教“创世前状态”与华人文化心理产生共鸣，降低理解门槛。KJV中“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采用“主体 + 方位”结构，吕译保留此语序，字对字直译导致欧化痕迹严重，而NCV调整为“深渊上一片黑暗”，将地点状语“深渊上”前置，遵循汉语“先空间背景后主体”的叙事顺序，更易激活中文读者的画面感。NCV用分号分隔“地是空虚混沌”与“深渊上一片黑暗”，形成两个独立分句，符合汉语意群停顿的阅读习惯，在宗教文本中，这种节奏控制便于信徒诵读时的呼吸停顿，增强神圣感，而吕译文破坏诵读节奏，削弱创世叙事的庄严性。
5.2.3. 主被动
汉语常用人做主语，多主动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被动句若直译为“被”，稍显生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做调整。
(9) 创世纪7:23
KJV：And every living substance was destroyed.
吕振中译本：他们都从地上被擦灭。
NCV：于是，这一切都从地上消灭了。
原文“was destroyed”为被动语态，隐含“神作为施动者”的神学意义，吕采用异化，译“被擦灭”明确被动关系，强调“神的主动作为”，却违背被动句的语法常规，导致读感生硬。NCV省略“被”字，以主动句“消灭了”描述结果，看似弱化施动者，实则遵循汉语宗教文本中“尊神不直述其行”的表达习惯，通过施动者隐现维持神圣敬畏感，符合功能对等的理论。两种译法均服务于神学目的，吕译通过被动句显化“神的审判权”，NCV通过主动句聚焦“审判结果”，前者侧重“神的意志”，后者侧重“事件影响”，但均未偏离“神是最终主宰”的教义。“destroyed”在圣经中常指“彻底毁灭”，与“创造”(create)形成神学对立。NCV“消灭”准确传达“从存在到无有”的语义，比吕译“擦灭”更符合基督教末日审判的彻底性。
5.3. 语篇
语篇的流畅度及其文化的对等都是不容忽视的翻译重点及难点，相较于词汇和句法的对等，语篇对等更加宏观。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语篇分析时不能只分析语言本身，还要分析上下文，观察语境并且了解文化背景。
5.3.1. 流畅度
对比吕译本，NCV加设了章节小标题如：制定安息日，创造男人并设置伊甸园，创造女人并建立婚姻等，凝练概括每节内容，增加译本条理性和流畅度，便于读者理解阅读。
(10) 创世纪5:5
KJV：And all the days that Adam lived were ni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and he died.
吕振中译本：亚当活在世上的日子共有九百三十年，然后死。
NCV：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吕所译的“活在世上的日子”体现了其“保存原文结构”的原则，但中文中“活”本身已隐含“在世”之意，“日子”与“九百三十年”概念重复，违背中文“避冗余”的表达逻辑。NCV直接以“岁”为单位，省略“日子”“在世上”等修饰，符合中文简洁表达。吕将“and he died”直译为“然后死”，显然是受文言文风格的影响，也符合服务于宗教群体对“神圣文本不可篡改”的心理需求，但中文口语中“然后”后通常接完整动词短语，如“然后就死了”，单独使用“然后死”缺乏补语“了”，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习惯。NCV“就死了”，接“了”表示完成态，“就”字也符合中文叙事的时间衔接逻辑，即“完成某动作后随即发生另一动作”，使文本更贴近目标读者的日常语言感知，达到了语篇衔接自然的效果。
(11) 创世纪17:16
KJV：And I will bless her, and give thee a son also of her.
吕振中译本：我必赐福与她，赐给你一个儿子由她而出。
NCV：我必赐福给她，也必使她为你生一个儿子。
吕所译的“与”是旧时文言文用法，现代中文更常用“给”。英文“give thee a son of her”强调“从她那里赐予儿子”，隐含上帝意志的主动性，呈现出“上帝作为施动者、她作为生育主体”的逻辑关系。吕按照原文形式，译为“由她而出”，直译定语后置结构，忠实地贴近对“神赐恩典”的叙事理解，但语序生硬。NCV增加使动句，行文更加流畅自然，使宗教更贴近日常语言，减少文本的神圣疏离感，体现“让圣经可读”的现代宗教翻译取向。
5.3.2. 文化对等
异质文化间的差异性是翻译的重难点，为减少读者理解障碍，可采用注释，斟酌用词。
(12) 创世纪6:15
KJV：And this is the fashion which thou shalt make it of: The length of the ark shall be three hundred cubits, the breadth of it fifty cubits, and the height of it thirty cubits.
吕振中译本：楼船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
NCV：方舟要长一百三十三公尺，宽二十二公尺，高十三公尺。
吕将“cubits”译为旧时测量单位“肘”，但现代中文读者对“肘”的具体长度(约44~56厘米)缺乏直观认知，导致难以感知方舟规模，这种翻译具有时限性。NCV更新单位用法，将其转换为“公尺”，符合中文读者的量化认知习惯，降低了文化理解障碍。吕将“the fashion”译为“楼船”，但未顾及“Ark”在基督教中的神圣象征意义，削弱了宗教符号的特指性。NCV则采用现代公认的翻译“方舟”，该术语在中文基督教文献中已形成固定对应关系，能直接唤起读者对“诺亚方舟”典故的宗教联想，符合文化对等的要求。
(13) 创世纪11:6
KJV：the people is one, and they have all one language.
吕振中译本：他们只是一族之民，有一样的口音。
NCV：他们同是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
吕将“the people is one”译为文言四字结构“一族之民”，“族”在古代汉语中侧重“家族、部族”，现代中文“民族”更强调“共同文化群体”，因此放在现代易误解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人，“同一个民族”更符合现代表达。吕将“language”译为“口音”，现指能带有个人、地方语言特征的话音，“口音”也有其对应的英语“accent”；而“语言”层面更宏观，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文化载体，联系上下文和故事背景，更贴合巴别塔故事中“人类统一语言体系”的文化背景，“语言”更符合语境，实现了文化对等。
从上述分析得知，受历史宗教观念、时代背景、翻译策略及语言变迁等影响，吕振中译本与NCV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吕振中译本因成书年代较早，语言古雅优美，多用注释；因历时语言嬗变，汉语几经变革，致部分术语具时限性，不符合现代用法；直译策略虽然以语法形式忠实维护宗教文本的神圣性，但导致句法欧化，部分句法结构稍显生硬，部分语句冗余繁杂。而NCV依托现代汉语白话范式，采用直译与意译动态平衡策略，语句更加自然顺畅，以优化对等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但相较于吕振中译本，更趋实用而少文雅。
6. 结论
《圣经》远非一本宗教经典读物，其价值超乎本身。几世纪以来，通过不断的翻译和传播，它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从西方到全世界都蕴藏着其语言、文化和思维模式的踪迹，不论世事如何变迁，《圣经》中的大部分内容仍具有普遍性及启发性。
本文选择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詹姆士英译本为参照，对节选的《圣经》吕振中译本和NCV进行词汇、句法、语篇等多角度对比，发现选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源语基础文本的基础上，受历史文化、时间、翻译原则、译者和赞助者等多方因素，其译文存在众多差异。吕振中是第一个以一人之力把整部圣经翻译为中文的华人学者，NCV则是首次由华人组织发起，从原文重译的译经行动，联合三十多位学者专家及社会支持共同完成；吕振中译本采取直译，NCV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方法；吕振中译本遵循“神圣文本不可篡改”的心理需求，保留圣经叙事的庄严性，NCV目标是让圣经文本更贴近普通读者(包括非基督徒)，因此降低了文本的宗教疏离感；吕译本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为根据，NCV直接从原文翻译，以更多的文本证据和最新的考古史料成果为基础，比吕振中译本的基础文本存真度更高；吕振中译本年代较为久远，部分内容具有时效性，NCV文本更贴近原文，用语更现代化；吕振中译本语言更加古朴典雅，NCV语言浅显易懂；吕译本部分语法较为生硬，NCV大体字词用句更加自然顺畅。总体而言，相较于NCV，吕译本更加晦涩死板，但我们也需要聚焦吕振中先生的学术精神，即使身患病痛也无间冬夏，坐于斯，行于斯，食于斯，卧于斯的精神也令后人钦佩，他不求普遍接受，只求永供人们参考。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存在语言障碍，作者并不通晓源语希伯来文和希腊语，无法从源头感受《圣经》原文文本的意蕴，只能借助詹姆士英译本为参考进行比较；由于篇幅限制，举例只局限在《旧约》的创世纪章节，在进行文本比较时选取的实例有限，不具有普适性。通过译本对比阅读，读者可以更为完整地体会《圣经》原文的奥妙。期望能有更多学者投入到中文《圣经》版本的对比研究中，推动其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工作的长足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