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戈”部字是一组与战争相关的文字。《说文》“戈”部收录了30字，其部首义为“平头戟”，多与兵器、战争相关，是中国古代战争的反映。现有研究主要从传统文字学视角探讨“戈”部字形音义，或从文化角度考察其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对武力的态度。但目前，学术界从认知视角对《说文》“戈”部字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对有限。鉴于此，本研究拟采用跨学科方法，结合认知语言学理论，运用原型范畴、概念隐喻、概念转喻及概念整合等多维理论框架，深入考察“戈”部字，以期为汉字构形研究提供新视角，深化对构形理据的认知理解，揭示文字演变的认知动因。
2. 研究现状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构形与演变既承载着文化信息，又反映了中国古人的认知模式与思维特征。目前，学界对“戈”部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基于传统文字学范式，聚焦于字形结构、音韵特征及语义演变的考察，如殷凌燕《〈说文解字〉戈部字的义类与重文问题》[1]；其二，从文化视角切入，着重探讨其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历史价值，如陈虹羽《从〈说文解字〉“戈”部字看上古的尚武思想》[2]。周运会《论汉字构造方式中抽象意义具象化的认知规律》[3]和《汉字“灋”与“律”的构造隐喻》[4]将汉字和认知结合起来，从隐喻的角度对汉字构造进行分析。然而，具体到《说文》“戈”字的认知研究，学界目前缺少从认知视角系统分析“戈”部字的构形理据及其意义演变的内在机制的相关研究。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从多个方面对《说文》“戈”部字进行分析。用原型理论解释“戈”部意义从具体兵器到抽象动作的范畴扩展，隐喻、转喻机制揭示字形与意义之间的认知关联，概念整合理论阐明复合符号生成中的动态思维过程。
3. 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与转换生成语法从形式入手解释语言不同，认知语言学主要从意义入手，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语言。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运用家族象似性理论、原型范畴理论以及概念隐喻和转喻机制，对《说文》“戈”部字进行系统性分析与探讨。
3.1. 意象图式和认知模型
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意象图式来自于身体经验，这是认知语言学家们都接受的观点。”意象图式有基本和复杂之分。Lakoff [5]认为，基本意象图式主要包括：容器、始源–路径–目标、连接、部分–整体、中心、边缘、上下、前后等七种。它们可结合构成更为复杂的意象图式。
我们在与现实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意象图式，建立了认知模型，多个相互关联的认知模型通过系统化整合，可进一步构成理想化认知模型。理想认知模型可分为四大类：命题模型、意象图式模型、隐喻模型、转喻模型，命题模型、意象图式模型解释了理想认知模型的主要内容和基础。
3.2. 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理论由Fauconnier提出。Fauconnier在Mental Space [6]中提出“心理空间”的概念，又在此基础上在著作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7]中提出“概念整合理论”。概念整合涉及到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融合空间。当人接触到某种含有隐喻的信息时，便会构筑起第一个心理空间；信息中所包含的隐喻表达，则会触发第二个心理空间。这两个心理空间为输入空间，被并置且融合或“整合”。这两个输入空间共有的抽象结构会进入类属空间。而通过认知运作，得到的是一个新的整合空间，这个空间的结构不同于两个输入空间，包括了从两个输入空间映射的信息和新的、动态呈现的概念结构。从输入空间到整合空间的映射包括了三个过程：组合，完善和细化。
3.3. 隐喻、转喻机制
隐喻与转喻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机制。Lakoff和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指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5] (p. 3)换言之，从认知视角看，隐喻是把源模型的结构映射到目标模型上[8] (p. 131)。具体而言，认知主体将源域(B)的特定属性通过选择性映射投射至目标域(A)，在此互动过程中，目标域获得源域的结构化特征，形成新的认知图式。
相较而言，转喻的认知运作呈现不同特征。Lakoff和Johnson认为，用一个实体指代另一个与之相关的实体，我们称之为“转喻”[5] (p. 32)。他们还指出，隐喻与转喻的区别在于，隐喻是是从一个模型到另一个模型映射，转喻则是一个认知模型内的映射。F. Ungerer和H. J. Schmid指出，和隐喻一样，转喻也可以被理解为映射过程，隐喻选择的结构(源概念，目标概念，映射域)也可应用于转，且“(源概念和目标概念的)联系一律简化为接近关系，常常是部分–整体关系，或者是其他基本关系”[8] (p. 145)。
3.4. 家族相似性和原型理论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中提出家族相似性原理。家族相似性原理将范畴比作家族，范畴成员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通过重叠的相似性特征相互联结。换言之，范畴成员之间可能在某些特征上相似，而在其他特征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非本质主义的范畴网络。
原型范畴理论是对Wittgenstein家族相似性原理的一个应用和发展。Rosch认为，范畴化过程以“原型”为核心机制，即范畴中最具代表性、典型性和无标记性的成员。原型作为最佳范例，为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提供认知参照点，并构成范畴的层级结构[9]。此外，F. Ungerer和H. J. Schmid指出：“认知范畴的原型不是固定的，引入特定的语境，它们就可能发生变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依赖我们的社会与文化知识”[8] (p. 48)。换言之，在不同的语境、地区和时期，认知范畴的原型可能存在差异。基于Rosch的理论，Lakoff与Taylor将原型范畴理论引入语言学领域，提出语言结构与非语言认知结构共享相似的原型效应。他们通过语料分析证明，语言现象(如词义扩展、语法范畴及隐喻系统)可通过原型范畴模型得到系统性解释。
4. 《说文解字》“戈”部字分类的认知语言学视角分析
基于以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本文接下来将具体分析《说文》“戈”部字的构形模式及其所蕴含的原型理论、隐喻和转喻思维以及概念整合理论，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文字背后的认知机制。接下来，本文将从象形字、会意字和形声字三个方面，逐一探讨“戈”部字的构形特点及其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关联。
4.1. “戈”部字的构形模式与隐喻、转喻思维
汉字“戈”为象形字，本义为“平头戟”，《说文》释“戈”为“从弋，一横之”[10] (p. 266)，表明“戈”与“弋”存在关联。“弋”字意为“象折木衺锐著形”，即削尖木桩斜钉于某处，兵器“戈”是前端有一柄横刃的长柄兵器，二者皆描述平面上有尖锐凸起之物，故“戈”从“弋”可解。“戈”字早在殷商时期已出现，甲骨文字形作
，表明“戈”为中国早期近战武器，历史悠久。作为中国早期代表性兵器，“戈”逐渐泛化为武器统称，并对后世汉字构形产生深远影响。《说文》中“戈”部字共有30个。依照“六书”理论，其中，象形字3个，会意字11个，形声字17个。其中，“戉”字有争议，一说象形，一说形声，本文将其归为象形；“贼”字是形声兼会意字。本节依次讨论《说文》“戈”部字的象形字，会意字和形声字的构形模式与隐喻、转喻思维的关系。
4.1.1. 象形字
《说文》中“戈”部的象形字有三个，分别是：戈，戉，我。“戈”部的象形字在“戈”部字中占比10%。
从隐喻机制的角度来说，象形字的符号形式和其所表达的内容属于不同的认知域，前者对后者基于相似性的指称和替代体现了符号创造者和使用者的隐喻思维。“戈”部字中，“戈”“戉”“我”作为象形字，和其他的象形字一样体现了以认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思维。象形字符号形式的创造展示了从多种具体的物象到较为抽象的意象图式，再从多个意象图式到认知模型，最后再将认知模型通过基于相似性的隐喻转化为文字符号的过程。
意象图式源于人的身体经验。中国古人在创造“戈”部字时，从视觉、触觉、功能等多个维度感知兵器戈、戉、我，并形成了多个意象图式。其中，与戈、戉、我的视觉意象相关的意象图式经过凸显与简化后转变为视觉认知模型，将兵器戈、戉、我的核心结构和基本轮廓抽象出来，并用合适的二维线条进行描摹，用隐喻的方式创造出和兵器戈、戉，我相似的文字戈，戉，我。
具体来说，“戈”作为长柄横刃兵器，其甲骨文
(戈)以纵向长竖象征长柄、横向短画勾勒横刃，通过正交结构凸显了其长柄和横刃的特点；戉作为斧类器具，其甲骨文
(戉)以半圆象征戉的刃部，以曲线连接象征斧柄，完成斧头–斧柄的功能结构表征；“我”作为特殊锯形器，其甲骨文
(我)将刃部的锯齿用锯齿状线条进行抽象。从认知模型到文字符号的过程既保留了原型器具的关键形制特征，又主动忽略了次要细节(如表面纹饰)。
基于上述认知机制，甲骨文(戈)、(戉)、(我)通过空间同构映射实现了物象-符号的转换，说明象形字甲骨文在造字上体现了意象图式以空间为基础的特点。这些象形字与现实世界中戈、戉、我的物象以及头脑中戈、戉、我的意象并不相同，而用以指代戈、戉、我的物象和意象。戈、戉、我的象形字与现实世界中的平头戟、斧头以及锯形器“我”分属两个认知域，在形状上具有相似性，通过隐喻机制才得以建立联系。象形字戈、戉、我分别为目的域，现实世界中的平头戟、斧头以及锯形器“我”分别为象形字戈、戉、我的始源域。
4.1.2. 会意字
《说文》中“戈”部的会意字有以下十个，分别是：戎，𢧢，戛，戍，或，㦰，武，戔，義，贼。这些字均为以形会意。其中，“贼”是会意兼形声。“戈”部的会意字在“戈”部字的占比为33%。
在以形会意的汉字构造中，字形本身与其所描绘的场景或事物即文字造意之间是基于相似的隐喻关系，文字造意与文字所表达的词义之间则常是转喻的关系。以下以“戈”部会意字中的“戎”和“武”为例进行其隐喻、转喻关系的演变分析。
“戎”的小篆字形为
，《说文》：“戎，兵也，从戈从甲”[10] (p. 266)，义为“兵器”，是兵器的集合概念。小篆(戎)为右上包左下的半包围结构，右上为“戈”，左下为“甲”。前文已经提到，“戈”的本义为“平头戟”，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兵器。经过部分到整体的转喻，“戈”在“”中的意义从“平头戟”到指代所有用于进攻的兵器。“甲”的小篆为
，一说为盾牌，一说为古时战士的护身衣，是防御性的武器。同样经过部分到整体的转喻，“甲”在“戎”中的意义从“护身衣”到指代所有的防御性武器。小篆(戎)选取“戈”为作为进攻武器的代表，“甲”作为防御武器的代表，二者合为“兵器”，也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方式。小篆(戎)与现实世界中的平头戟和盾牌出现的位置也有相似之处：古时士兵常右手持戈一类的进攻型兵器抗于肩上，左手持盾牌一类的防御性武器挡在身前。故中“戈”位于右上，象士兵右手持武器抗于肩上；“甲”位于左下，象盾牌一类的防御性武器挡在身前。而字符形象“”通过与事物形象(戈和甲)的相似性达成对事物形象的表达和替代，体现了隐喻的思维方式(见图1)。
Figure 1. Metonymy contained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aracter “戎”
图1. “戎”字构型包含的转喻
“武”的小篆字形为
，为右上包左下的半包围结构，《说文》释为“止戈为武”，但后人考证“武”的本义为显其威武。偏旁“止”通“趾”，甲骨文为
，象形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指出该形“象人足之形”[11] (p. 125)，本义为脚趾，用人足之形代表脚趾，体现了基于相关性的由整体代部分的转喻思维方式。
有学者认为部件“止”在此处是“行动”之义[12] (p. 73)，从本义“脚趾”到向引申义“行动”的演化过程，呈现三级转喻认知机制的系统运作。首先通过部分代整体转，具有功能突显性的“脚趾”指代完整足部。然后，在器官代功能的转喻机制作用下，“脚”的语义又通过其生理功能的认知突显，完成了向“行走”的行为义延伸。这一语义演变本质上是以人体运动系统的经验为基础，将身体器官(脚)与其核心功能(行走)在认知域内建立概念关联的转喻。最后，通过具体代抽象的转喻机制，“行走”的语义延伸至“行动”范畴，因为“行走”是具体的物理动作，“行动”是包含“行走”在内的多种动作的抽象动作集合，因此从“行走”到“行动”体现了具体代抽象转喻机制。由此，便完成了从“脚趾”到“行动”的认知运作。与此同时，不能忽视部件“止”在“武”中带来的视觉性感受，即巨大的脚趾。部件“止”的意义还可以通过行为代主体的转喻方式，延伸至“行动者”，也脚趾的主人。而“戈”在“武”中的意义与“戎”相似，由本义“平头戟”经过部分代整体的转喻变为“兵器的统称”。下图2为部件“止”的意义从“脚趾”到“行动者”的认知机制的系统运作过程。
Figure 2. Systematic operation of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the semantic shift of “止” from “Toe” to “Actor”
图2. “止”字意义从“脚趾”到“行动者”的从认知机制的系统运作过程
武为“止”与“戈”相合，即人拿着兵器行动，这个形象给人威武之感，由此引出“武”字“显其威武”的本义，体现了隐喻的思维方式。同时，“武”字的构型可能和人的视角有关。仰视会显得物体较为高大。当观察者采用仰视角度观察拿着武器行动的人，会依次看见人的脚趾，人的全身和人的手中的兵器，这与“武”字的构件排列形成同构对应。而“武”字形本身与其造意之间则是隐喻关系。
4.1.3. 形声字
《说文》中“戈”部的形声字有以下17个：
肈，戣，𢧀，賊，戰，戲，𢧄，𢧵，𢦟，戕，戮，戡，戭，𢦔，戩，戢，戚、戉。
“戈”部的形声字在“戈”部字中占比57%。可以看出，“戈”部的形声字右形左声占多，有戣，𢧀，賊，戰，戲，𢧄，𢧵，戕，戮，戡，戭，戩，戢。内形外声的有𢦟，戚。上形下声的有肈。右下形左上声的有𢦔。
裘锡圭先生认为：“最早的形声字不是直接用意符和音符组成，而是通过在假借字上加注意符或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而产生的。”[13] (p. 151)形声字分为主观标音和客观标音。“所谓主观标音，指创造形声字时有意识地选择声符……所谓客观标音，指造字的目的不是有意识地为新造字选择声符，但客观上起到了声符的作用。”[14]结合两种观点可知，主观标音中包括给表意字加音符和给假借字加注意符两种形式；客观标音包括给表意字加义符、改换已有形声字的表意偏旁和给已有形声字加注意符三种形式。
其中，客观标音与隐喻机制有关。“戈”部的形声字中，只有“戰”属于客观标音中的给表意字加意符这一类型。金文
(战)或兽从戈。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録》：“戰从獸者，示戰争如獵獸也。”这里，“猎兽”是始源域，“战争”是目标概念域，“猎兽”中的结构被系统地转移到了“战争”中去，使得后者可按前者的结构系统去理解。
Table 1. Metaphorical mapping from the source domain “Hunting” to the target domain “Military Action”
表1. 始源域“猎兽”向目标域“战争”的隐喻映射
始源域：猎兽 |
目标域：战争 |
多人参与的群体行为 |
多人参与的群体行为 |
需要用到兵器 |
需要用到兵器 |
涉及到杀戮场面 |
涉及到杀戮场面 |
之前和之后可能会有祭祀 |
之前和之后可能会有祭祀 |
从表1中可以看出，由于“战争”与“猎兽”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且“猎兽”与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当需要表示“战争”时，“猎兽”中的结构特征系统地投射到了“战争”当中，构成对“战争”的隐喻，从而造出了金文字。
概念隐喻理论能解释“猎兽”与“战争”的相似之处，却不能解释“战争”这一概念中包含的新的结构与特征。这一点可由概念整合理论来解释。从概念整合理论的角度来说，金文(战)字“从兽从戈”的字形唤起了第一个心理空间，即“猎兽空间”。投射到战争领域，由于战争和猎兽具有相似性，猎兽行为可以激活人们对战争的认识，金文“战”字所隐喻的战争行为唤起了第二个心理空间，即“战争空间”。二者被压缩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整合空间，这个整合空间兼具了二者的特征，同时产生了新的结构与特征。
“戈”部中其他的形声字属于主观标音，所加的音符字素的字符形象也只代表这个字素的读音，二者之间是转喻的关系。
4.2. “戈”部字蕴含的原型理论
“戈”部字中蕴含的原型理论体现在“戈”部字中“戈”作为部首的意义变迁中。在“戈”部字中，“戈”部的意义从具体的兵器演变为泛指兵器，再演变为用兵器伤人的动作。本文先对“戈”部字按意义进行分类，再解析其中蕴含的原型理论。
4.2.1. “戈”部字中“戈”部意义的分类
根据“戈”部字的意义特征，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具体的兵器，第二类为泛指兵器，第三类为用兵器伤人。以下将结合文献资料，对这三类意义进行详细分析。
第一类，具体的兵器。
“戈”作为部首在整字中时常代表四种具体的兵器，分别是平头戟，斧头，戟和枪。
《说文》：“戈，平头戟也。”所以“戈”部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平头戟。平头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长柄横刃，盛行于殷周。《说文》中的“戈”部字明确为平头戟的有：戍(《说文》“从人持戈”)和㦰(《说文》“从从持戈”)。
斧头也是“戈”作为部件常见的意义，以斧头为意义的“戈”部有戉(《说文》“戉，斧也”)，戚(《汉语大字典》“戚，古兵器名，斧属”)。
“戈”作为部首的另一个意义是戟，以戟为意义的“戈”部有“𢧢”字(同“戟”)，“戛”字(《说文》“戛，𢧢也”)，“戣”字(《汉语大字典》“戟属”)。
“戈”作为部首还有“枪”的意义。以枪为意义的“戈”部字有“戕”字(《说文》“戕，枪也”)，“戭”字(《说文》“戭，长枪也”)。
第二类，泛指兵器。
有些“戈”部字的“戈”部已不再是具体的兵器，还是泛指所有兵器。如“戎”字(《说文》 “戎，兵也”)，“武”字(于省吾《释武》：“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也”)。
第三类，用兵器伤人。
有些“戈”部字的“戈”部意义进一步虚化，成为一种“用兵器伤人”的预设。比如“𢦔”字，《说文》对其的解释是“𢦔，伤也”，可以看出，“𢦔”字的意义和“戈”(兵器)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戈”能伤人，“伤”必然是因为兵器的缘故，此处，“戈”的意义变得抽象，成为了一种预设。与“𢦔”类似的还有“𢦟”字(《说文》“𢦟，殺也”)，“𢧄”字(《说文》“利也。一曰剔也”)，“戡”字(《说文》 “戡，刺也”)，“戩”字(《说文》“戩，灭也”)，“𢧵”字(《说文》“𢧵，断也”)，“戮”字(《说文》“戮，杀也”)，“戲”字(《说文》“戲，三军之偏也”)。
汉字的发展历程表明，人们常以既有部首为基础创制新字。在此过程中，“戈”部的意义范畴经历了持续的扩展与演变。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文字系统发展的经济性特征，同时也展现了汉字意义从具体指称向抽象概念演进的规律性趋势。
4.2.2. “戈”部意义演变体现的原型理论
“戈”部在“戈”部字中的意义变化体现了原型理论。
“戈”作为一个象形字被创造时，它的意义是“平头戟”，这个意义对“戈”进行了严格的限定，也是“戈”意义的最初的原型。
在“戉”“戕”等字中，“戈”部的意义从“平头戟”变为斧头、戟、枪等兵器，平头戟坚硬、锋利、能伤人等特征能作为其他意义的认知参照点，又各自增加了特征。如𢧢与戈的区别是“枝上向则为戟，平之则为戈”。
在“戎”“武”等字中，“戈”部的意义为“普遍意义上的兵器”，依然是以平头戟坚硬、锋利、能伤人等特征能作为其他意义的认知参照点，又增加了“泛指兵器”这一特征。此时，“兵器”这一意义，成为“戈”部的原型。
在“戡”“戮”等字中，“戈”部的意义为“用兵器伤人”，综合了“戈”字坚硬、锋利、能伤人的特征和“戎”“武”等字中泛指兵器的特质，又增加了动作特征。
在“戲”字中，“戈”部的意义为“三军之偏”，因为军队持有兵器，可以说只保留了“武器”的特征，而增加了军队等特征。与其他“戈”部字相比，“戲”的共同特征少，所以“戲”是“戈”部字的边缘成员。
可以看出，“戈”在“戈”部字的意义还体现了家族相似性，“戈”部字中“戈”部的意义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正如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有共同特征，也有区别特征。
5. 结语
本文通过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系统揭示了《说文》“戈”部字在构形理据、意义演变的认知规律。研究发现，“戈”部字的造字机制以隐喻和转喻思维为核心：象形字通过意象图式实现物象到符号的映射；会意字依托部分代整体、功能代实体的转喻机制构建复合语义；形声字则借助概念整合完成跨域意义的动态生成。同时，“戈”部意义的泛化与虚化过程，印证了原型理论在汉字范畴扩展中的解释力，其家族相似性特征揭示了从具体兵器到抽象动作的认知路径。
致 谢
本论文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张曦月在通讯作者四川师范大学王飞华老师、四川师范大学科任老师黄英老师指导下完成，特此致谢。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