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壮剧为壮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壮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承载着壮族的历史、语言、风俗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加速融入世界文化体系。壮族典籍外译工程正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译者与文化传播者致力于推动壮族文化乃至中华优秀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然而，相较于单一语际转换的民族典籍翻译，壮族典籍外译更加困难和复杂。壮族典籍外译要经历从壮语到汉语再到英语的双重转换，并且壮语与汉语差异较大，呈现出显著的民族文化异质性。因此，既要保留壮语语言特色，又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含义，壮族典籍英译策略的选择就至关重要。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一套批判性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即布迪厄社会学，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对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也在方法论和理论建构层面实现了创新性突破。本文拟从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方面对《北路壮剧》中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行分析，总结民族典籍英译的经验。
2. 壮族典籍《北路壮剧》简介
壮剧为我国壮族的传统民间戏剧，反映了壮族人民的生产实践以及日常活动，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壮族人民的社会图景、精神世界以及价值观念。因此，壮剧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还在社会文化传承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被称为是了解壮族人民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1]。由于地域、方言、唱腔、表演形式等的不同，壮族民间戏剧可分为壮剧和壮师剧(师公剧)，壮剧又可细分为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和云南富宁剧等。其中，北路壮剧表演风格多样，剧目主题丰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精选》是一部由周秀苗学者领导编撰和翻译的北路壮剧典籍，运用壮语、汉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对照编写。《北路壮剧》的可贵之处，在于保存了古壮文原文，使读者能够看到壮族民间戏剧的原汁原味[2]。《北路壮剧》收录了六部具有代表性的壮族戏剧作品，分别是《农家宝铁》《朱买臣》《七女与龙子》《蝶姹》《侬智高招兵》，以及《太平春》。这些精选的剧目涵盖了丰富的壮族历史和文化题材，每一剧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展现了壮族戏剧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北路壮剧》是壮族戏剧艺术的瑰宝，是壮族人民集体智慧和文化沉淀的结晶，不仅有助于保护壮族戏剧文化遗产，增强壮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更促进了壮族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世界各地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3. 适配性：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与典籍英译探析
布迪厄社会学作为欧洲社会学研究的代表之一，摆脱了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客观对立，强调对社会现象的微观观察和理解，关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意义构建，以及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最主要的是这三个概念：场域、惯习和资本。
3.1. 场域互动：典籍英译的权力博弈机制
针对社会客观结构，布迪厄提出了“场域”概念，指的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场域(field)是最基础的要素，惯习(habitus)和资本(capital)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整个社会即为一个大场域，且由多个分化的小场域共同构成[3] (p. 32)。这些场域包含经济生产、文化创造、宗教信仰以及艺术实践等，每个场域都具有其独特的运行规则、价值取向与权力结构，同时这些领域之间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将场域理论运用于壮族典籍的英译，可以揭示翻译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动态。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多重场域之间的交互和博弈。壮族典籍的英译涉及多个领域，如文学、学术、出版和政治等，这些领域都有其独特的规则，这些规则共同影响着壮族典籍英译的过程和结果。
3.2. 文化资本再生产：典籍英译的符号转化路径
布迪厄将资本定义为一种资源，它可以用来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同时突出了社会和文化因素在资本的积累与分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资本可以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4]。这些资本形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这些不同形式资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个体在社会领域中的地位和行动的可能性[5]。通过分析典籍译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如双语能力、民俗知识储备)、社会资本(如学术网络)和象征资本(如译者声望、译本权威性)，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壮族典籍英译过程中的复杂动态和权利结构，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壮族典籍译本的翻译质量以及跨文化传播效能。
3.3. 惯习协商：典籍英译的主体性实践机制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在实践中认识社会的一种认知结构，是一个同时具备了持续性和变换可能性的性情倾向体系[6]。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个体行为的稳定性，强调了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惯习是一种既稳定又可变的力量。在壮族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的惯习既包含对壮族民间叙事传统的深层理解，又受制于长期翻译训练形成的专业规范。惯习影响了译者如何理解、诠释和再现原文本，这些内化的倾向和认知模式决定了译者在面对不同文化和语言时的反应方式和翻译策略，还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互动。因此，通过研究《北路壮剧》中译者的惯习如何影响译者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可以为如何提高壮族典籍外译能力和增强传播效果提供思路。
4. 壮族典籍《北路壮剧》英译研究：基于布迪厄社会学视角
任何翻译产品、翻译活动以及参与翻译过程的译者、出版商等个体或团体，都处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中。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7]。翻译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8]。分析一个翻译作品的翻译行为，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环境之中。在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研究《北路壮剧》的英译，关键在于分析场域、译者惯习和资本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4.1. 翻译选材：场域介入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不仅处于翻译场域，还可能同时涉及文学场域、经济场域、政治场域等其他不同的场域，这些不同场域的相互作用会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材与翻译策略。通常影响对译者翻译活动影响最大的场域是翻译场域和文学场域[3] (p. 56)。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面，译者为何要选择将北路壮剧传统剧目翻译成英文，最终汇编成《北路壮剧》呢？其原因如下：
其一，世界文学场域正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在世界文学场域中英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汉语则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早期翻译多以外国文学汉译为主。而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汉语边缘化地位得到改善，中国日益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愈加注重建设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文化软实力”这一重要理论概念，并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全局高度，明确将增强文化软实力确立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近年来，中国正在大力提倡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英译作品数量不断增长，壮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也需借助典籍翻译走向世界，助力中华优秀文化的全球传播。此外，文学场域的改变离不开经济场域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和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壮族典籍翻译作品国际市场扩大。并且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下，世界文学场域更加重视文化多样性。北路壮剧传统剧目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其翻译和传播有助于提升全球文学中的文化多样性，促使跨文化理解和交流。
其二，作品自身蕴含的巨大价值。《北路壮剧》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艺术价值上，还体现在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上。其剧目结构独特、表演形式多样，内容涵盖历史、神话与民间故事，展现出高度的艺术性。作为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北路壮剧融合了丰富的民族元素与传统价值观，展现了壮族人民的生活智慧与审美取向。北路壮剧具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其通过其丰富的剧目内容，生动展现了壮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系统性地记录了该民族文化的演进过程。将其翻译传播，有助于保存和传承壮族文化遗产，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得到更广泛的认知和尊重。
其三，译者本身所处的空间场域。《北路壮剧》的译者周秀苗教授常年研究壮族文化，具有深厚的壮族文化研究背景，对北路壮剧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兴趣。并且译者能够获取大量的资料支持，如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前人的研究成果、学术交流会议等。这些资源和平台为作者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和便利。此外，译者对壮族文化具有深深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希望通过翻译北路壮族典籍将壮族文化推向世界，为壮族文化传承和弘扬做出贡献。
4.2. 翻译策略选择：译者惯习影响
译者惯习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行为倾向和思维习惯，译者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等会影响译者翻译惯习的形成。惯习会成为译者翻译活动的实践逻辑，也将指导译者的翻译活动[9]。译者的翻译惯习会影响译者对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作为《北路壮剧》的主编及英译主笔，周秀苗教授系广西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成长于壮族聚居区，受到壮汉双语原生文化的深层浸润，对壮族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其研究聚焦壮族戏剧的跨文化传播，系统开展壮剧文本的汉英翻译实践，出版系列学术专著，对北路壮剧语言特色、修辞手法、唱词和文化负载词等都有深刻见解，多年的壮族文化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与壮剧田野实践经验，使周秀苗形成“文化持有者内部视角”的翻译惯习。这些翻译惯习使得译者注重读者的反应，注重市场对译文的接受度。即周秀苗在《广西北路壮剧唱词英译策略研究》中所指出的，为了使壮剧译本获得满意效果，壮剧唱词英译原则应当为：力求传神达意，确保合乎习惯。也就是说，要立足于壮英语言的异同性，在不影响英语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应充分保留壮剧原文的概念内容，即实现“意义的对应再现”，尽量保留壮剧的行文形式、体式特色以及风格韵味，否则，就宁可牺牲壮剧原有的意象而尽量按英语表达习惯，采用英语相应的表达方式来取代[10]。因此，在面对不同的翻译难点时，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以在保留原文特色的基础上增强译文的可读度。
4.2.1. 文化负载词英译
《北路壮剧》中许多剧目都有着大量文化负载词，这些文化负载词展现了壮族文化特色，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难以在英语中找到与之等效的词语。在翻译过程中，既要贴近原文，保留原汁原味，又要方便读者理解，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促进壮族文化的对外传播。
例1 半夜正子时，我们唱观音。
It’s just at midnight, let’s sing for Guanyin, the Mother Buddha. [11]
此句源自壮剧《太平春》之《赞观音》唱段。《太平春》通过戏剧形式集中展现了壮族人民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和族群繁衍的深切祈愿；其中《赞观音》唱段以子时颂歌的特殊时空设定，艺术化地呈现了壮族民众对观音菩萨慈悲济世精神的礼赞，寄托着族群消灾解难、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景。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观音”的文化移植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作为大乘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观世音菩萨，其“慈悲即佛母”的宗教意象在汉传佛教及东亚民间信仰中具有核心地位；另一方面，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缺乏直接对应形象。译者采取“音译补偿策略”，先以“Guanyin”保留文化符号的异质性，再通过同位语“the Mother Buddha”进行文外注释。这种翻译方法既维护了源语文化的本体性，又通过宗教母题的重构(将“菩萨”转换为“佛母”)，在目标语语境中搭建起认知桥梁，有效实现了文化负载项的等值传递。该译本通过创造性诠释，不仅准确传递了壮族民间信仰中的观音崇拜特征，更在深层结构上揭示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菩萨女性化”的文化适应现象。这种“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目标语读者对“观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例2 神台刻金字，两边挂幅画。
With picture on both sides, the sacrificial altar is carved with golden words. [11]
此句出自《太平春》，描述的是人们为庆祝乔迁新居而装饰“神台”的场景，壮族人民在神台上刻金字，在两侧悬挂画作。作为壮族“家屋宗教”的物质载体，“神台”不仅是供祭祀神灵和祖先的重要场所，更是凝聚壮人宇宙观的文化符号——其鎏金雕饰的工艺美学、对称悬挂的视觉布局，隐喻着“人神共居”的生态智慧与“阴阳和谐”的哲学观念，承载着壮族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统。在跨文化转换过程中，“神台”的翻译面临双重翻译困境：一方面，该物质载体在壮族文化中承载着祖先崇拜与宗族延续等多重文化语义；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家庭中没有类似的祭祀传统，原文中神台的仪式功能在译文中难以找到对应的文化概念。因此如采用“音译 + 加注”策略对此进行翻译，目标语读者仍可能因文化差异而难以把握“神台”的深层语义。基于此，译者选择将其转换为 “sacrificial altar”，依托英语语境中“altar”(祭坛)的宗教仪式原型，重构功能对等的文化意象，加深目标读者对“神台”的理解。
4.2.2. 修辞手法英译分析
作为壮族文学典籍，《北路壮剧》中出现了许多修辞手法，如明喻、暗喻、夸张、比拟等等，这些修辞手法不仅丰富了壮剧的语言表现力，也深刻展现了壮族人民的文化智慧和艺术创造力。这些修辞手法不仅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也展现出壮剧特有的美感与情感感染力。而要这种独特的语言魅力准确传达给目标读者，让目标读者感受到原文的语言特色，对译者而言是一大挑战。
例3 河中流水清又清，潭中碧水明如镜。
Clear is the water in the river, and the pool reflects like a mirror. [11]
此句出自壮剧经典剧目《七女与龙子》第一场《定情》，系七女渔猎时所吟唱词。原文本运用隐喻修辞，以“明镜”喻指潭水，通过本体与喻体的隐性关联，凸显水体的澄澈静谧之态，折射出壮族语言“以物喻象”的诗性叙事传统。鉴于英语文化语境中“mirror”的隐喻映射与汉语存在认知差异，译者将隐晦的隐喻转换为明喻结构，以“like a mirror”明示喻体关系。此举既通过“镜面映射”的视觉传递潭水的清澈，又借助明喻的开放性解读空间，保留壮族诗歌“以景寄情”的美学特质，将原文的美感和意境完整地再现给了目标读者，突出了原文的修辞美，展现出了壮族语言的优美。
例4 侬哥恩情深似海，千秋万代不相忘。
Like enormous sea is your favor, that we’d keep in mind forever. [11]
此句出自壮族英雄史诗剧目《侬智高招兵》，其叙事背景为宋代壮族起义领袖侬智高解救被山匪逼婚的阳圩村农女后，农女父亲骆大伯表达的感激之情。原文本通过“恩情深似海，千秋万代不相忘”的双重修辞建构，形成“空间维度(海)–时间维度(千秋万代)”的复合夸张系统：前者以“海”为喻体强化恩情的厚重性，后者借“千秋万代”的超现实时间尺度凸显感恩的永恒性，体现了壮族民间文学“以天地喻人事”的传统。译者面对时空双重夸张的跨文化转换挑战，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空间维度夸张——深似海，译者保留了隐喻结构，保留了壮族文化中“海”作为力量与深情的原型意象；对于时间维度夸张手法——千秋万代，译者将其归纳译为“forever”，通过时间概念的普适化提升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
通过以上译例可以看出，不管是在面对文化负载词还是修辞手法的翻译时，译者采用了增译、直译和转换等翻译策略，在忠实于原文内容和保留原文语言特色的同时，又根据目标读者的语言和文化对译文进行了处理，照顾到了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4.3. 译文质量及传播度：资本影响
在几种资本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极大地影响着译文质量和传播度。在翻译领域中，译者的资本主要是译者优秀的双语能力、良好的教育背景或成长环境、以往的翻译实践经验等等。因译者掌握的资本数量不同，译者的能力也有高低之分。在翻译实践中，译者要合理运用自身资本，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从而提高译文质量。于《北路壮剧》的译者而言，积累更多的资本是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就文化资本而言，周秀苗一直从事于英语翻译实践，具备优秀的双语能力，能够把握两种语言的语法、词汇和修辞特点，从而避免翻译过程中出现误译或意译不当的情况，能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准确的语言转换。深厚的双语功底和丰富的翻译技巧使周秀苗具有较高的文化资本。而壮剧作为一种地方戏曲，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周秀苗热爱壮剧，长期研究壮语和壮剧，在壮族文化、历史背景、戏剧艺术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能够更全面、细致地理解原作的文化内涵，并在译文中加以体现。对原作中的特定文化习俗、历史背景、人物性格等可以通过合适的翻译策略进行准确传达，使译文读者能够感受到壮剧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翻译领域，译者的象征资本构成体现为语言转换能力、跨文化知识储备、翻译理论体系的学术积淀、翻译实践的历时性经验储备、译作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效度等不同方面。在象征资本层面，周秀苗的大学教授身份为其带来了显著的文化资本积累。她不仅在壮剧研究领域发表了多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更在壮剧外译这一特定领域确立了专业地位。这种学术权威性不仅提升了其个人声望，也增强了其译作的社会认可度。这种由专业地位、学术成就和社会声誉共同构成的象征资本，将有效提升其译文的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并且周秀苗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也会增强其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影响力，使得译文可能被更多的文化机构、学者参考，提高译文的传播度。此外，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和丰富的人脉资源使周秀苗更容易与出版社联系，为《北路壮剧》的出版打下深厚的基础。
综上所述，周秀苗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路壮剧》的译文质量和传播度。其文化资本保证了译文的专业性和文化传达效果，而象征资本则增强了译文的社会认可度和传播影响力。这两种资本的结合，使得译文不仅在学术界和文化界获得高度评价，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 结语
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将中国民族文化传播到世界，典籍翻译是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选取其核心概念体系中的场域理论、惯习理论和资本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对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进行深入探讨。希望通过本文对壮语典籍《北路壮剧》英译的研究能为壮族典籍外译提供参考，为少数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做出贡献，推动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