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余华是蜚声国际文坛的中国作家之一，斩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北京文学奖、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等国内外重要奖项和荣誉[1]。《活着》作为余华的众多影响世界文坛的代表作品之一，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全球出版发售，可以说余华及其作品《活着》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国加州大学东亚系副教授、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并由英国企鹅书屋旗下铁锚出版社出版的《活着》英译本To Live，出版后引起了国内翻译界广泛的关注并获好评。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从变译论、副文本理论、美学、生态翻译学等视角纷纷对该英译本做出了详实的研究。本文基于知识翻译学理论框架，以白睿文的To Live为例，基于案例探讨国外汉学的专家译者在知识翻译过程中隐身和显形的体现，以期为知识翻译学发展添砖加瓦。
2. 知识翻译学理论简介
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杨枫发表了《知识翻译学宣言》，自此知识翻译学的概念作为我国本土译论的最新成果走进大众视野。基于知识翻译学视角对于翻译的定义，杨枫教授认为：“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2]对于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承载文化交织的知识，知识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定位、相互阐释和相互影响之后的翻译实践[3]。知识翻译学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探索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呈现出巨大的理论空间和应用空间[4]。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译者作为知识翻译的主体和知识传播的媒介，是知识的接受者、重构者和传播者。译者通过接触源语言文本并理解其内容，从中获取知识，选择翻译对象，基于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和判断，对知识进行重构和转化，以适应目标语和目标受众的需求，将重构后的知识转化为目标语文本，并通过传播目标语文本，将知识传递给受众，其主体意识在地方性知识世界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5]。译者在知识接受、知识重构、知识传播之中，促使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对话得以建立，知识因译者的翻译行为得到理解、评价及阐释[6]。
3. 译者作为知识的接收者
译者白睿文是一名文化相对主义者，他的文化主张和翻译主张都体现了他对原作的尊重，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在译文中，他成功的再现了原作中的语言形式，即完整保留了原作的情节，在文体风格上与原作保持一致，并在叙事手法上与原作相契合。在文化层面上，白睿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传达了原作中的中国式人生哲学。而且对于文中特定的文化词汇的翻译，白睿文用了直译加注的方法，不附加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另外原文中的修辞手法，譬如明喻和重复，在《活着》英译本中也得到了忠实的再现[7]。
本文选取的《活着》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福贵的一生，他在经历了一系列苦难之后，依然坚定地生活着。这部小说的魅力在于它揭示了生活的真实面貌，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勇敢。这种普遍的人性主题使得《活着》自出版以来就引起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该译本甚至被美国大学和学院用作现代东亚课程的教科书，成为了一部跨越文化障碍的作品，吸引了世界各地读者的关注。白睿文曾表示：“身为译者，我希望读者看不到Michael Berry的风格。我希望我扮演一个透明人的角色……译者不应该让读者在译本中感觉作品有共同点，不应该让读者通过译者的文字风格把作家联想在一起。”[8]他认为每部原创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他在翻译时会着力突出这些属于作品本身的东西，并且努力隐去自己的存在[9]。但笔者在对比分析白译本和原文本时，发现白睿文并没有做到让自己作为译者的完全隐身，甚至作为知识的重构者，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因此，基于知识翻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的阐释，可对《活着》翻译过程中白睿文的译者现身与隐身的体现分析如下。
4. 译者作为知识传播者的“隐身”
在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详细论述了译者“隐身”与“显形”内涵。这本书讲述了翻译的发展史，在漫长的时间里，翻译者始终处于“隐身”的世俗状态。在文学翻译中“隐身”一词指的是“在译者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一五一十的进行翻译做到流畅、准确即可，不可以加入译者的情感”[10]。
例1：
“医生，我儿子还活着吗？”
医生抬起头来看了我很久，才问：
“你是说徐有庆？”
我急忙点点头，医生又问：
“你有几个儿子？”
我的腿马上就软了，站在那里哆嗦起来，我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求你行行好，救活他吧。”医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可他又说：
“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急了，问他
“我儿子还活着吗？”
他摇摇头说：“死了。”
我一下子就看不见医生了，脑袋里黑乎乎一片，只有眼泪哗哗地掉出来，半响我才问医生：
“我儿子在哪里？”
有庆一个人躺在一间小屋子里，那张床是用砖头搭成的。我进去时天还没黑，看到有庆的身体躺在上面，又瘦又小，身上穿的是家珍最后给他做的衣服。我儿子闭着眼睛，嘴巴也闭得很紧。我有庆有庆叫了好几声，有庆一动不动，我就知道他真死了，一把抱住儿子，有庆的身体都硬了。
(余华，2012：126) [11]
“Doctor, is my son still alive?”
The doctor raised his head and looked at me for a long time before asking, “Do you mean Xu Youqing?”
I quickly nodded my head.
“How many sons do you have?” the doctor asked. Immediately my legs went soft. Standing there trembling, I said, “I only have one son. I beg you, please, save my son.” The doctor nodded his head to let me know that he understood, he then he asked, “How come you only have one son?” How was I supposed to answer this? I got anxious and asked him, “Is my son still alive?”
He shook his head and said, “He’s dead.” Suddenly I could no longer see the doctor-my mind went blank and my head began to spin. All I felt were the tears pouring down my face. Only afte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did I ask the doctor, “Where is my son?” Youqing was lying in a small room on a bed made of bricks. When I went in, night had not yet fallen, and I could see Youqing’s small, frail body lying there. He was wearing the new outfit Jiazhen had made for him. My son’s eyes were tightly closed, as was his mouth. “Youqing! Youqing!” I kept calling to him. Only after he didn’t move did I know that he was really dead. I went to hug my son, but Youqing’s body was stiff and cold.
(Michael Berry, 2003:153) [12]
在原文中，余华以平静语调与平实语言，通过大量简短对话叙述有庆的死亡。这些对话既充分达成作者的创作意图，又有效揭示了福贵的内心情感。其显著特征为短句占比极高，平均单句长度不超过10个字符，即便偶有长句也会通过标点切分为若干短句。译者完整保留原文所有对话，并力求译文简洁，虽英语句子因形式规范与逻辑从属关系的紧凑性，平均长度通常达20~25个单词，但该译本仍采用短句结构，单句平均长度仅12个单词，在语言节奏与叙事张力上实现了对原文的精准复现。最后一句“我儿子闭着眼睛，嘴巴也闭得很紧。我有庆有庆叫了好几声，有庆一动不动，我就知道他真死了，一把抱住儿子，有庆的身体都硬了”，译者把它分成四个较短的部分：“My son’s eyes were tightly closed, as was his mouth. “Youqing! Youqing!” I kept calling to him. Only after he didn’t move did I know that he was really dead. I went to hug my son, but Youqing’s body was stiff and cold”。原文的流畅性在翻译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此外，白睿文的译文通过选用相应的英语平实词汇，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原作的表达效果。原作语言极度简约、直白且凝练，这种特质不仅因福贵在故事中作为农民叙述者的身份设定，更源于余华试图贴近贫困状态下普通人精神世界的创作追求。“软了”、“硬了”、“急了”和“死了”非常简单明了。在译文中也是一样的通俗易懂，读者也找不到任何困难的单词。白睿文将上述四个形容词简单地翻译成“软”、“僵硬”、“焦虑”和“死”。翻译通常以简单易懂的风格接近原文。余华在原文中经常使用口语词，译者在翻译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些单词。
5. 译者作为知识重构者的“显形”
主体性是指人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具体而言，人作为实践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以行动为主体，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作为精神主体，人们遵循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与认知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1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实践主体，又是精神主体。明确地查明坚认为，译者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以及语言层面的艺术再创造上，还表现在前言和结语中对原文的选择和确定、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以及对译文预期文化效果的操弄上[14]。
例2：
亮出四张后，龙二的两个伙伴立刻泄气了，把牌一推说：“完啦，又输了。”
龙二赶紧说：“没输，你们赢啦。”
(余华，2012：15) [11]
After Long Er showed four of his cards, his two men instantly lost hope and. pushing the cards aside, said, “It’s over, we’ve lost again.” But Long Er quickly said, “We haven’t lost, we’ve won.”
(Michael Berry, 2003: 20) [12]
在原文中，龙二和他的两个伙伴虽然在赌博，但他们共同分享利益和损失。当两个合伙人发现很难获胜时，他们认为他们三个输给了沈先生。龙二用“你们”以表明他可以改变形势并为他们赢得这笔钱。在清楚地理解了四个赌徒之间的关系后，译者更改了目标文本中的个人名词，并将“你们”“我们”体现了译者的汉语知识和对双语差异的敏锐感知。
例3：
每次我都对自己说：老子死也要活着。
(余华，2012：57) [11]
Each time I say to myself: I’ve got to live.
(Michael Berry, 2003: 72) [12]
“死也要活着”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表达方式，它将一对反义词组合到一个句子中以形成对比。在中文中，“死也要……”意味着一个人的决心，其内涵是一个人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即使这可能会付出他的生命。这样一来，句子中就存在着矛盾。假如一个人渴望生活，为什么他需要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目标文本中，译者通过对内容的重新编排，使其内涵更加清晰。短语的翻译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本人的知识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凸显。
6. 结语
以《活着》和To Live为例探讨译者“显形”和“隐身”的体现，展现了知识翻译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阐释能力和指导功用。作为知识的接受者，白睿文的文化相对主义的主张和翻译主张都体现了他对原作的尊重，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对翻译工作的郑重；作为知识的传播者，他做到将自己隐身的同时，把文本中的知识尽可能完整地传达给读者；作为知识的重构者，他无可避免地将自己的译者身份于原文的理解和阐释以及语言层面的艺术再创造上显形，对原文的选择和确定、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以及对译文预期文化效果进行一定的操纵。本研究发现，在知识翻译学视角下，译者无论是“显形”还是“隐身”，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达到译文质量的最优和译文文化传播力的最大化。译者“隐身”与“显形”的本质，是“忠实性”与“可接受性”、“文化保留”与“文化适应”的权衡。在译文质量层面，“隐身”追求“形似”，适合学术严谨性需求，“显形”追求“神似”，适合大众传播场景；在文化传播层面，“隐身”是“文化移植”，适合建构多元文化图景，“显形”是“文化转译”，适合打破不利于文化传播的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