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4年10月，本文通过抽样及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汉语南方方言区的部分青年进行语言态度调查，获取了相关调查点部分青年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方面的资料。本文依据对调查对象——汉语南方方言的部分青年的问卷调查情况写成。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诗中的“乡音”道出了地域方言在每位中国人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与乡土情怀。但根据社会调查显示，“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南昌为31.8%，上海为22.4%，厦门为19.3%，杭州为9.2%，苏州仅为2.2%，且这个数据仍在不断降低，”[1]从这组数据可见，汉语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的使用在儿童及青少年群体中占比不大，且使用人数在该群体范围内将逐步降低。此外，粤方言作为强向心型方言，其使用和掌握情况却呈现代际下降的趋势。学者通过对近300名广州人进行问卷调查并结合访谈发现：广州人母语不是单一粤语的比例呈代际增长的趋势，母语为单一粤语的比例呈代际下降的趋势，说明广州人的母语正在出现代际语言转移现象[2] (单韵鸣，李胜，2018)。深圳市虽属粤方言区范畴，但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为了交流的方便，来此务工和生活的人们都选择普通话进行交际，因此，深圳使用粤方言的人口大大少于广州。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方言分为10区，有些方言区可以总括为一个大区，有些方言片有时分成若干小片，这样就有了五个层次：大区–区–片–小片–点。其中官话与闽语是两个大区，官话大区内部分为8区，闽语区内部分为6区，另还划分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粤语区、客家话区。官话的分布地域和母语使用人口均占整个汉语的四分之一，将其视为一个大区是合理的；但设立闽语大区后，其下一层的次方言只能相应地称为“区”，其名目就与同称为“区”的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粤语区、客家话区不相一致了[3] (p. 34)。本文所述的汉语南方方言区认同“将闽语大区应改为区”[4]的说法，涉及的调查点包括长江流域的吴方言、湘方言和赣方言，以及珠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
汉语南方方言资源丰富，但在城市化的浪潮下，不同地域的人员流动加剧，交流频繁，无论是在工作场合、校园环境，甚至是家庭内部，人们都倾向于选择普通话进行交际。尤其是当今青年一代，他们的成长环境与教育背景使得母语的使用变得更为复杂，青年与自己的家乡话正渐行渐远。本文旨在通过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调查，以关照汉语南方方言区部分青年方言认同和传承问题。
2. 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问卷结构及调查方法
该调查以电子问卷调查为主，问卷设计与发布分别通过“问卷星”平台和微信平台操作，并辅以个人访谈。
问卷由三个部分12道题目组成，问题分选择和填空两类，其中选择题又分单选、多选和矩阵量表题，单选题和多选题的选项是封闭的，即调查对象需在既定的范围内作出选择，而唯一的矩阵量表题涉及对调查对象语言态度的量化，因此本人通过设计五度量表，让调查对象对自身的语言态度分不同维度和层次进行打分；而填空题则是开放填写，但会标注相关提示对填写进行引导。如果一些问题或现象较重要或有存疑之处，则采用个别访谈法补充调查。
问卷的第一部分为个人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程度、职业、籍贯和家庭背景；第二部分为语言掌握及接触情况，包括母语和能使用的语言；第三部分为语言态度，包括对方言的语言态度和未来预测、对“方言 + N”的了解与方言传承的启示。针对语言态度的评价分为“九项二维度”，九项指标分别为好听、亲切、用处大、交流方便、社会影响力大、友善、有文化、有礼貌、有身份，其中好听、亲切、友善、有礼貌为语言态度的情感维度，用处大、交流方便、社会影响大、有文化、有身份为语言态度的理性维度。调查形式采用五度量表的形式，3分以上表示对自身方言持正向评价；3分以下表示对自身方言持负向评价。
2.2. 抽样方法及主调查对象
1. 抽样方法
本人采取非随机抽样的方式，根据调查目的和主观分析进行判断抽样和定额抽样，在汉语南方方言区(包括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粤语区、闽语区、客家话区)所覆盖的地域范围内抽取了38人作为调查对象，并选定36人作为主调查对象1。
2. 主调查对象
主调查对象的年龄限定在18~35周岁，数量均等地分布各南方方言区，即每一方言区抽取6人，包括3名男性和3名女性。主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类信息统计见表1：
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classification information of survey subjects
表1. 调查对象分类信息统计表
性别 |
男18人(50%) |
女18人(50%) |
年龄 |
18~35周岁(100%)，且集中在20~27岁 |
文化程度 |
本科学历19人(52.78%) |
研究生及以上17人(47.22%) |
家庭背景 |
本土背景22人(86.11%) |
移居背景14人(13.89%) |
职业 |
在职工作者22人(61.11%) |
学生14人(38.89%) |
3. 调查结果
3.1. 语言掌握及接触情况
1. 母语
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对象母语为单一方言的比例为86.11%，为单一普通话的比例为13.89%，不涉及母语为双言或多言者。调查对象的母语掌握情况见表2：
Table 2. A list of the subjects’ mastery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表2. 调查对象的母语掌握情况一览表
序号 |
所在方言区 |
性别 |
籍贯 |
母语 |
1 |
吴方言 |
男 |
江苏苏州 |
吴方言(浙太片) |
2 |
男 |
浙江金华 |
吴方言(金衢片) |
3 |
男 |
浙江嘉兴 |
普通话 |
4 |
女 |
浙江温州 |
吴方言(瓯江片) |
5 |
女 |
浙江杭州 |
吴方言(浙太片) |
6 |
女 |
上海 |
吴方言(浙太片) |
7 |
赣方言 |
男 |
江西南昌 |
赣方言(昌都片) |
8 |
男 |
江西南昌 |
赣方言(昌都片) |
9 |
男 |
江西南昌 |
赣方言(昌都片) |
10 |
女 |
江西景德镇 |
赣方言(昌都片) |
11 |
女 |
江西宜春 |
赣方言(宜浏片) |
12 |
女 |
江西上饶 |
赣方言(鹰弋片) |
13 |
湘方言 |
男 |
湖南长沙 |
湘方言(长益片) |
14 |
男 |
湖南长沙 |
湘方言(长益片) |
15 |
男 |
湖南郴州 |
湘方言(衡州片) |
16 |
女 |
湖南娄底 |
普通话 |
17 |
女 |
湖南衡阳 |
湘方言(衡州片) |
18 |
女 |
湖南长沙 |
湘方言(长益片) |
19 |
客家方言 |
男 |
江西赣州 |
客家方言(北片–于信片) |
20 |
男 |
广东河源 |
客家方言(南片–粤台片) |
21 |
男 |
广东梅州 |
客家方言(南片–粤台片) |
22 |
女 |
江西赣州 |
普通话 |
23 |
女 |
江西赣州 |
客家方言(北片–于信片) |
24 |
女 |
广东韶关 |
客家方言(南片–粤北片) |
25 |
闽方言 |
男 |
福建莆田 |
普通话 |
26 |
男 |
中国台湾 |
闽方言(闽南片) |
27 |
男 |
广东汕尾 |
闽方言(闽南片) |
28 |
女 |
广东汕头 |
普通话 |
29 |
女 |
广东揭阳 |
闽方言(闽南片) |
30 |
女 |
广东揭阳 |
闽方言(闽南片) |
31 |
粤方言 |
男 |
广东广州 |
粤方言(广府片) |
32 |
男 |
广东广州 |
粤方言(广府片) |
33 |
男 |
广东东莞 |
粤方言(广府片) |
34 |
女 |
广东广州 |
粤方言(广府片) |
35 |
女 |
广东广州 |
粤方言(广府片) |
36 |
女 |
广东东莞 |
粤方言(广府片) |
从表2可看出，虽然绝大部分的被调查对象都将其籍贯所在地的方言作为母语，并能熟练掌握和使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小样本调查下仍有13.89%的青年的母语为普通话。经过访谈发现，母语为普通话的被调查对象中，有5个人的家庭背景均为本土背景(即父母双方均在籍贯所在地出生长大)，但因从小的家庭生活和教育经历所接触的语言都为普通话，所以对待方言是“能说却说不好”的态度；有一名调查人的家庭背景为移居背景(即父母一方或双方不在籍贯所在地出生长大)，且其从小在外地出生、成长，因此对方言较为陌生。
2. 能使用的语言
“能使用的语言”指已对某种语言或方言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能力，能够在人际交往、学习生活和工作场景中灵活使用。在问卷中，此项可以单选或多选。
据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基本都能掌握两种或以上语言(方言)，其中，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都能使用普通话和籍贯所在地的方言，16.67%的人能使用英语，2.78%的人能使用日语，13.89%的人能使用粤语——他们分别来自闽方言区、客家方言区和湘方言区，因在粤方言地区长期学习和生活，所以逐渐掌握粤方言的使用。
3. 对于“方言 + N”的认识
“方言 + N”指的是方言元素与旅游、游戏、影视、文创等进行“跨界融合”，使方言成为“流量密码”。影视剧方面，诸如《山海情》《漫长的季节》《繁花》等，在特定的地域背景下，使用方言台词使人物角色更加生动丰满，也使故事情节更贴近现实；游戏方面，今年暑假风靡全球的国产电子单机动作游戏《黑神话：悟空》则融入了陕北说书的非遗元素；而在文旅方面，方言墙、方言标牌等语言景观成为了备受欢迎的“打卡点”。“方言 + N”的理念不仅使这些文娱成果或产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应，产生耳目一新的效果，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到方言能“产新质”、“焕新彩”，并体味方言背后的文化意蕴。设置此问题的目的旨在了解被调查对象的语言接触情况。据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对象中，80.56%的人表示对“方言 + N”并不了解，19.44%的人对“方言 + N”有所了解，但进局限于电视剧和游戏方面。
3.2. 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是影响语言使用与传承非常重要的潜在因素[5] (p. 55) (游汝杰，邹嘉彦2009)。当代的青年群体在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普遍使用普通话，在文化项目的接触上，通常也使用汉语通用语进行思维，因此他们的方言母语会受到一定的冲击，造成对方言态度出现差异。这一部分将通过调查结果的数据，反映汉语南方方言区部分青年对方言的态度和对未来的预测。
1. 对方言的态度
上文提及所有的被调查对象都能使用普通话和籍贯所在地的方言，表3则显示了汉语南方方言区部分青年对自身所使用的方言的态度。据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对自身所使用方言的态度均值大于3，表明这部分青年对于方言的态度是正向的。仅有三项指标的均值低于3，分别是“社会影响力大”(2.91)、“有文化”(2.91)和“有身份”(2.91)，这三项指标都属于语言态度的理性维度。其中，在“社会影响力大”的指标上，持负向评价的被调查对象多集中在吴方言、赣方言和湘方言区；在“有文化”的指标上，持负向评价的被调查对象多集中在客家方言区和闽方言区；在“有身份”的指标上，持负向评价的被调查对象多集中在吴方言、赣方言和闽方言区。而属粤方言区的被调查对象基本对粤方言持正向评价，这表现出他们对地域文化和身份的强烈认同。
2. 对方言未来的预测
77.7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自身所使用的方言“使用人数将逐渐减少，活力将逐渐丧失”；仅有5.56%的人认为自身所使用的方言“使用人数将逐渐增多，活力将逐渐增强”；而有22.22%的人认为自身所使用的方言“保持现在的状态不变”。即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对象对自身所使用的方言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Table 3. The attitudes of the survey subjects towards dialects
表3. 调查对象对方言的态度
指标/选项 |
1 |
2 |
3 |
4 |
5 |
平均分 |
好听 |
4 (11.11%) |
3 (8.33%) |
11 (30.56%) |
7 (19.44%) |
11 (30.56%) |
3.50 |
亲切 |
4 (11.11%) |
1 (2.78%) |
2 (5.26%) |
8 (22.22%) |
21 (58.33%) |
4.12 |
用处大 |
3 (8.33%) |
9 (25%) |
9 (25%) |
6 (16.67%) |
9 (25%) |
3.29 |
交流方便 |
3 (8.33%) |
7 (19.44%) |
11 (30.56%) |
6 (16.67%) |
10 (27.78%) |
3.35 |
社会影响力大 |
4 (11.11%) |
11 (30.56%) |
11 (30.56%) |
4 (11.11%) |
6 (16.67%) |
2.91 |
友善 |
3 (8.33%) |
5 (13.89%) |
6 (16.67%) |
13 (36.11%) |
9 (25%) |
3.55 |
有文化 |
4 (11.11%) |
8 (22.22%) |
16 (44.44%) |
3 (8.33%) |
5 (13.89%) |
2.91 |
有礼貌 |
2 (5.26%) |
10 (27.78%) |
14 (38.89%) |
5 (13.89%) |
5 (13.89%) |
3.02 |
有身份 |
4 (11.11%) |
12 (33.33%) |
10 (27.78%) |
3 (8.33%) |
7 (19.44%) |
2.91 |
小计 |
31 (9.53%) |
66 (20.31%) |
90 (27.69%) |
55 (16.92%) |
83 (25.53%) |
3.28 |
4. 结论
基于对汉语南方方言区部分青年语言态度的小样本调查，我们可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对象对自身所使用的方言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结合他们对方言传承的构想，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从客观角度看，当代青年不论在校园环境、工作场合，甚至是家庭内部都习惯于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便于交流的高效与便捷，这与语言观教育的缺失，方言与语言资源保护未形成合力的客观因素是不可分割的。虽然方言与影音、游戏、文旅等多方面的结合，让“方言热”在数智化时代吸引更大范围的青年群体，但方言保护和传承因缺乏政策支持和科学研究而频频“遇冷”。
从主观角度看，当代青年对方言保护与传承的理念大都淡薄与陌生，往往陷入“言行不一”的境地中。据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对方言传承的做法多停留在“自己多说”、“依靠后代的自觉性”和“通过拍摄视频传播方言”等层面，仅少数人意识到方言传承需要走进课堂，渗入家庭，且在与文化领域的结合上寻找发展的突破口，但这些零星的想法却缺少实际举措的支撑。加之在日常生活中，青年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和思考的现实，以及婚育观念面临日益严峻的困境，依靠个人与后代的自觉性完成对方言的传承并不能突破“语保”的瓶颈。
本文所涉及的调查属于小样本调查，并不能展示汉语南方方言区青年语言态度的全貌，且对青年群体语言态度的成因缺乏深入剖析，如性别、职业等变量是否对青年群体的语言态度造成影响，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但方言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需要引起当代青年的重视。让当代青年接稳方言保护与传承的一棒，使“语保”提质增效，这于国家与社会而言是责无旁贷的。
NOTES
1在调查结束后，发现两名调查对象所提交的信息与个人真实情况不符，因此取消样本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