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蒙学典籍，亦称“蒙学课本”“蒙养书”“小儿书”，乃儿童启蒙教育读本。《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本之一，文辞通俗、韵律朗朗，其蕴含的思想价值与文化魅力备受公认，故被历代奉为经典，传承至今。全球化背景下，《三字经》等蒙学典籍的对外译介是中国启蒙教育思想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其海外传播始于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译拉丁文版；此后随文化交流，各类译本相继问世。海外以19世纪英国汉学家翟里斯译本为代表，其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国内则推崇王宝童英译本，收录于《英译三字经·千字文》[1]。尽管译本如此众多，但在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的处理上均不尽完美。赵彦春认为：“国学经典只有做到形神兼备，即在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忠于原文，才能再现经典的风姿。才能在世界上有效传播。”[2]而其中的“文化内涵”又需在文化语境下才能得以彰显。魏晓红又提到：“文化语境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和发展的环境，在翻译中，它不仅制约着理解还制约着表达。”[3]因此，要想译文中的文化内涵始终忠于原文，对原文中文化负载词、文化隐喻等内容的翻译就须顺应不同的文化语境，适应译本儿童读者的心理认知，如此才能使目的语读者体悟同源语一致的文化意涵。本文聚焦于王宝童与翟里斯对《三字经》的两种译本译例，结合英国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的文化语境[4]概念以及比利时Jef Verschueren提出的语境顺应性理论[5]，探索在顺应特定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将蒙学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文化内涵译入目的语文本，便于西方儿童读者阅读的最佳翻译方式，并期望以此丰富我国蒙学典籍的翻译方法，促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2. 翻译中的文化语境顺应
语境，即语言和言语使用的环境，分为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或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等。Malinowski最早提出文化语境属于非语言语境的范畴。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理念在翻译研究中诞生，这一理念使翻译延申到了文化视角，从此突破了以往相对单一的语言学视角。此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只有顺应特定的文化语境，翻译活动才能实现预期目的。
翻译是语言实践活动，旨在将一种语言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现；亦是跨文化交际活动，致力于将一国文化传入另一国。黄中习曾说：“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6]若再细分到蒙学典籍的翻译，种类更是少之又少，如此困局，于译者而言，源于文化自觉之欠缺；于翻译方案而言，我国译界处理典籍中的文化负载词、隐喻等内涵内容时，技法尚未系统化，多依赖对应翻译或语义阐释。此类译本虽可传文义，却难留文化真味，置于目的语语境中，实难满足中国文化外译及语言交流之需。
魏晓红、李清源曾提到，“文化语境是语言赖以生存、运用和发展的环境，在翻译中它不仅制约着理解还制约着表达。”[3]由此可见，翻译与文化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曹慧玲、彭建武、李庆学认为，翻译语言的命运往往由文化语境决定[7]。因此，若想突破我国蒙学典籍翻译的困局，译者需依文化语境调整策略，顺应其特性并契合儿童认知心理，方可达目的语语用等值，向目标读者传递源语同等文化感受。
顺应文化语境的前提就是要对文化语境的具体内涵及其分类进行剖析。魏晓红、李清源认为，可将文化语境笼统地分为表层文化语境和深层文化语境[2]。表层文化语境体现不同文化的共性，属物质文化范畴；深层文化语境展现文化个性，属精神文化范畴。详细说来，表层文化所指的多为两种文化中具有普遍性且基本对等的文化因素。对此，戈玲玲将表层文化的翻译模式处理为三个阶段：1) 分析阶段：将原文信息分解为表层信息与深层信息；2) 直接转换阶段：在表层信息这一层进行直接转换，着眼于文化语境顺应；3) 重构阶段：在表层信息中重构译文语篇，即译文读者寻找表层文化语境的顺应过程[8]。而深层文化所指的则多为涉及交际双方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宗教信仰、社会状况等富含文化内涵的因素。相较于对表层文化的翻译，对深层文化的翻译难度大幅提升。为统一译介标准、缩减差异，Eugene A. Nida提出了“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9]。他指出，翻译须以恰当、自然且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本再现源语信息；且强调，源语与目的语文本的意义对等最为关键。因此，笔者认为，须将Nida“动态对等”理论运用于深层文化翻译，方能完整传递其文化意义，使目的语读者“感同身受”。
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策略选择时，必须从文化语境出发，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做出动态顺应。针对表层文化语境可采取直接转换，而针对深层文化语境则可采用动态对等。
3. 《三字经》两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对比分析
“文化负载词”(culturally-loaded words)亦称“文化词”，指的是蕴含社会文化意义的词语，亦指社会赋予词语的引申义、联想义、比喻义、象征义等。《三字经》身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本之一，译本繁多，其译本便富含中国文化负载词。郑德虎认为：“中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要考虑跨文化交际的平等原则。”[10]欲使中国文化负载词在目的语文本中引发西方读者同等认知理解，须依不同文化层面分类译介。1945年，Nida在发表的文章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 [11]中提到将文化分为五大类：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据此，《三字经》中文化负载词可被分为：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宗教文化负载词和语言文化负载词。
3.1. 生态文化负载词翻译
生态文化负载词是指在特定文化或生态环境中产生、承载着独特生态观念或文化价值的词汇。这类词汇往往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传统知识体系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例1：稻梁菽，麦黍稷。[1]
王译：Rice, millet, beams,
Corn, sorghum, wheat.
翟译：Rice, spike, millet, pulse
wheat, glutinous millet and common millet.
例1中的“稻”“梁”“菽”“麦”“黍”和“稷”分别指代一种中国传统农作物。“稻”通常指水稻；“梁”在北方通称“谷子”，籽实脱壳后叫小米；“菽”为豆类的总称，上古只称菽，汉以后叫豆；“麦”通常指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等作物；“黍”通称“黍子”，煮熟后有黏性，常用来酿酒；“稷”即粟，煮熟后无粘性，古人以稷代表谷神，和社神合称为社稷，并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这些作物名称均属生态文化负载词，所处的是表层文化语境，王译与翟译以英文作物词中与其含义相近的“rice”“millet”“beams”“Corn”“sorghum”“wheat”和“spike”等词进行一一对应地直接转换，而这种转换只在文化表层进行，并未涉及到两种语言间进行交际的思维模式、世界观、价值观等，词汇较基础，均为英语儿童熟悉的常见农作物名称，符合蒙学“浅近易晓”的要求。但若对两种译本进行详读，不难发现，王译中将“麦”处理为“corn (玉米)”有失偏颇，而翟译中将“菽”翻译为“millet (粟)”，含义更是大相径庭。如此翻译，极有可能导致信息失真，误导儿童对农作物的认知。并且，翟译以“spike (穗)”指代“梁”，缺乏一定的文化语境支撑，稍显生硬，用“pulse wheat”翻译“麦”较为生僻，不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而从韵律节奏来看，王译采用“三三”结构(前半句三个词，后半句三个词)，虽然“beams”与“wheat”未形成押韵，但音节数相对成，形成了骈文的节奏感，符合蒙学 “吟诵记忆”的传统。西方儿童可通过重复朗读强化记忆，符合语言训练的启蒙目标。
可见，两位译者译生态文化负载词多采用直接转换法，然术语标准统一尚需完善，必要时需辅以注释以增强可读性，且译文节奏韵律处理亦待提升。
3.2. 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
物质文化负载词是指与特定文化群体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传统技艺及物质遗产直接相关的词汇。这类词汇承载着具体的文化符号、技术智慧和历史记忆，反映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成果。
例2：匏土革，木石金。[1]
王译：Gourd, pottery, leather,
Wood, metal, stones.
翟译：The ground, earthenware, skin, wood, stone, metal.
例3：子不学，断机杼。[1]
王译：And seeing him lax,
She stooped her labour.
翟译：and when her child would not learn, she broke the shuttle from the loom.
例2中的“匏”“土”“革”“木”“石”和“金”为我国古代制作乐器的八种原材料，此处用以指代由这些原材料制作的八类乐器，该句属表层文化语境。“匏”是一种类似葫芦的植物，古代用它来制作笙、竽的共鸣器等部分，因此王译用意含“葫芦，葫芦科植物”的“gourd”进行替代，而翟译用“The ground”完全偏离原意；“土”指制作埙、缶等乐器的陶土，两位译者用“pottery”和“earthenware”加以替换，均表示“成品陶器”，表面看似含义相近，实则与原文意指有所区别，若处理为“clay”则更佳；“革”指制作鼓等乐器的材料皮革，鼓是通过皮革蒙在鼓框上，通过敲击等方式发声，“leather”意含“皮，皮革”，王译用该词可直接指代该乐器，而翟译所用的“skin (皮肤)”，语意偏差，稍显逊色；同理，“木”指木制乐器，“石”指石制乐器，“金”指铁或青铜制成的大型打击乐器，因此以“wood”“stones”“metal”三词可直接用来翻译原词，王译也只是稍微调节词语顺序以保留原文押韵效果。整体来看，王译采取“名词罗列”的结构，无复杂修饰词，符合儿童对具体实物的认知习惯，“三三”结构也更为朗朗上口。例3王译中，从物质层面来看，“机杼”指织布机的梭子，是古代家庭纺织的核心工具；从文化层面来看，孟母断织劝学的典故，象征教育对人性的塑造作用，体现“织以载道”的物质文化传统，该句属深层文化语境。在选词上，王译侧重动态对等，将“机杼”泛化处理为“labour”，弱化了其背后的教育文化隐喻，并且该词更为抽象，可能导致儿童产生一定的疑惑。翟译侧重直接转换，准确翻译该物质载体，为目的语读者理解文化典故提供了基础，但未附加注释解释其象征意义，导致该段话的深层含义难以很好地为西方读者所感知。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顺应文化语境的条件下，对于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式，既可以是直接转换的形式，也可以是动态对等的形式。但在直接转换时，需全面解读词义、明确所指，同时了解西方儿童的普遍认知，才能在译语中寻得恰当表达，避免文化失真。
3.3. 社会文化负载词翻译
社会文化负载词是指与特定社会结构、制度、价值观、习俗及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词汇，承载着独特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群体行为模式。这类词汇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组织方式、权力关系、伦理观念及文化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文化标记。对于儿童而言，此类文化负载词相较于其他负载词更难理解，翻译时需更为通俗明确。
例4：三纲者，君臣义。
父子亲，夫妇顺。[1]
王译：The king guides the court,
The dad guides the son.
The man guides his wife-
So the Three Guides run.
翟译：The three bonds, are the oblig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
the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child, the harmon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例5：君则敬，臣则忠。[1]
王译：Honour to the Sovereign,
The subject tends:
翟译：Respect on the part of the sovereign,
loyalty on the part of the subject.
例4中，“三纲”是儒家伦理核心概念，强调社会等级与责任。它不仅规范了社会关系，还体现了一种等级秩序和道德准则，包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一个较为复杂和系统的概念，该句话属深层文化语境。王译对“三纲”采取意译，用动态对等的手法将其含义明确阐述于上下句中，通过具体的“君”与“臣”、“父”与“子”以及“夫”与“妇”的关系体现了“三纲”中的内容，使西方读者直观理解“三纲”所涉及的社会秩序规范，避免译文读者面对该概念时产生理解困惑。对于“君”的处理，王译采用直接转换的方式，将其处理为“the king”，因为在英语文化中“king”通常指的是君主、国王，与中文“君”所代表的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这一含义较为接近，能够让西方读者直观理解“君”在社会等级中的最高地位。而对于“臣”的处理，王译并未翻译为“official in feudal times”，而是采用对等的形式翻译为“the court”，包含宫廷、朝廷的意思，可引申为朝廷中的臣子群体，以群体的角度体现“臣”的概念，凸显出“臣”不是单个个体，而是一个围绕在君主周围的有组织的群体，更能激发儿童读者的想象力，对他们而言更为具体可感，“父”“子”“夫”“妇”则进行了直接转换。翟译中，多采用直接转换的方式，以“three bonds”直译“三纲”，“bond”有“纽带”的意思，淡化了“三纲”中隐含的等级关系，同样用“纽带”这一具象化的事物来表达原句的含义。而后用“obligation between sovereign and subject”阐述“君臣义”，其余两句则类似。翟译用“sovereign”更能显现“主权者”的意思，相较王译的“the king”更能体现权威性与统治性。但总体上，对于句中文化负载词的理解与诠释，王译的“the king”更能为西方儿童读者所理解，因为该词常出现在他们的故事书中，“国王”的形象早已在他们的脑海里留有印象。例5中，“敬”指君主对臣子的尊重，体现了儒家“君使臣以礼”的双向伦理要求，“忠”指臣子对君主的忠诚，需以君主的“敬”为前提，此处的“敬”“忠”处于深层文化语境，更应采用动态对等的方式进行翻译。王译以“honour”诠释“敬”，侧重于君主的荣誉地位，弱化了“敬”的道德义务属性，目的语读者可能将其误解为被动服从，翟译处理为“respect”则相对更佳。而在面对“忠”的翻译时，王译用“tends”，侧重表现“倾向”或“顺从”义，丢失了其背后包含的政治伦理内涵，而翟译所用的“loyalty”更能体现臣子对职责的坚守，具有社会治理层面的规范性。
3.4. 宗教文化负载词翻译
宗教文化负载词是指与特定宗教信仰、教义、仪式及精神实践密切相关的词汇，承载着独特的宗教哲学、伦理观念和文化象征。这类词汇通常蕴含深层的神圣意义，是宗教文化传承与表达的核心载体，是儿童认知理解的一大难点。
例6：人之初，性本善。[1]
王译：At first mankind
Is kind at heart.
翟译：Men at their birth,
are naturally good.
在一些文化中，“性”的概念可能与特定的宗教教义或哲学观念紧密相连，可将其置于深层文化语境中进行翻译。原文中的“性”在这里被理解为“本性”，王译处理为“kind at heart”，其中的“heart”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性”所指的人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而翟译将“性”处理为“naturally”，可能会在英语语境中产生一些歧义，因为“naturally”由“nature”衍生而来，其含义较为广泛，可能指自然、天性、性质等多种意思，容易使儿童读者产生混淆与误解。而用“at heart”来处理“性”，更为具象且更加聚焦于人的内心道德和情感层面的本质，更能准确地传达“性本善”中“性”所强调的人的善良本性这一特定含义，避免了因词汇多义性而产生误解。并且，王译采用“at heart”这一动态对等的处理方式，使其含义相对中性化，避免了可能因不同宗教文化对“性”的理解差异而带来的冲突，而更侧重于从普遍的人性和道德角度来传达“性本善”的思想，使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以一种相对共通的方式去理解和接受这句话的内涵。
3.5. 语言文化负载词翻译
语言文化负载词是指在语言系统中承载特定文化信息、反映语言与文化深层互动关系的词汇或表达形式。这类词汇不仅具有语言符号的基本功能，还蕴含着特定文化群体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和社会行为准则，其意义和用法高度依赖文化语境。
例7：曰仁义，礼智信。
此五常，不容紊。[1]
王译：Be Righteous, kind,
Faithful, polite.
And use your mind-
Good virtues quite.
翟译：We speak of charity, of duty towards one neighbour,
of propriety, of wisdom, and of truth.
These five virtues,
admit of no compromise.
例7中，儒家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Five Constant Virtues)，具有普世伦理意义，具有永恒性与不可违背性，体现儒家伦理的绝对权威。因此“曰仁义，礼智信。”处于深层文化语境。“仁”指仁爱，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孔子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王译用“kind”一词直接将其所蕴含的关爱、友善、慈悲等情感精准传递出，更侧重于个人善意，而翟译用“charity”体现出宗教化的“慈善”，不但儿童读者理解起来更为困难，而且窄化了其原本含义；“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王译中的“Righteous”强调行为的正当性、公正性和符合道德规范与“义”所包含的正义、公正、合宜等道德内涵高度匹配，翟译中的“duty towards one neighbour”将其具体化为邻里责任，削弱了其普世性，且易使目的语读者产生误解；“礼”为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polite”则直接指向人们在社交中的礼貌、文雅、得体的行为表现，与“礼”所涵盖的各种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行为层面上直接对应，翟译的“propriety”则侧重得体。“智”为做对的事情，能灵活应变，而不墨守成规，王译处理为动宾结构“use your mind”，翟译则直接转换为“wisdom”，对比来看，王译更为贴切原意且实现了句末押韵，用动宾结构来阐述，更符合儿童的语言表达习惯。“信”指待人处事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王宝童采用“Faithful”着重体现了忠诚、忠实、守信的含义，将“信”中强调的诚实守信、坚守承诺的核心意义准确地传达出来，翟译的“truth”则有些偏离，而这样的误译、漏译可能导致西方儿童读者对儒家五常的片面理解。
可见，王译与翟译处理语言文化负载词时多采用直接转换法，然对比可见，即便看似简单的直接转换，译者亦不可轻率比对词义后直接套用，以免造成语义偏离与含义缺失。故译者须依据文本文化语境，剖析语段文化内涵，考量儿童对基础词汇的理解能力，于多维度对等时方可行直接转换。
4. 结语
古代蒙学典籍，于中国而言，是历经岁月流传下来的悠久文化遗产；于世界文明而言，是一颗散发着夺目华彩的璀璨明珠。本研究以Malinowski文化语境理论与Verschueren语境顺应性理论为双重视角，通过《三字经》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揭示了蒙学典籍外译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动态顺应机制。王宝童的译本多采用动态对等以顺应原文文化语境，追求英语韵律，简化语法结构，更易于理解，但原文的文化细节有所流失；翟里斯的译本则多采用直接转换的策略，侧重语法，语言偏书面化，文化意象完整，但读者接受程度较低。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负载词时，王宝童与翟里斯依据其不同的文化层次，在直接转换和动态对等中择优而从。蒙学外译，译者必须根据不同的文化语境做出动态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语言文化背后的共通点，创作出在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和文化内涵上都能实现“对等”并且能够促进儿童心理认知发展的蒙学典籍译本。唯有让古老的东方智慧在跨文化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让启蒙教育的文化基因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精神纽带，才能促进世界文化间的交流与发展，才能推动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蒙学经典英语译介研究”(编号：21BYY06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蒙学典籍英译中的听觉叙事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4B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