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其内容涵盖了伦理道德、政治哲学、教育理念等多个方面，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文本。《论语》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其翻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读者对《论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高质量的英译本显得尤为重要。
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是一位在国际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在多个学术领域造诣颇深，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见解，他所翻译的《论语》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翻译风格既注重对原文语义的精准把握，又兼顾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在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运用上有诸多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之处。笔者希望通过对森舸澜《论语》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分析，能够为相关学者在处理类似文化负载词时提供具体的思路和方法，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提高翻译质量，使译文更准确、流畅地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同时，本研究也有助于为中国经典著作的英译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与交流。
2. 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理论基础
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是两种重要的翻译理论，由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提出。这两种翻译方法各有特点，适用于不同的翻译场景和目标。
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1] (纽马克，2001)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旨在使目标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并接受译文。交际翻译注重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功能，而不是逐字逐句的对应，其本质是“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纽马克强调其需“传递原文的意义和功能，而非语言形式”。该理论要求译者打破源语言句法结构的束缚，通过符合目标语文化习惯的表达实现交际效果，其优点在于能够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和语言习惯，从而提高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度。然而，交际翻译的缺点在于可能会牺牲原文的某些细节和文化特色，导致信息的丢失或变形。
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1] (纽马克，2001)则强调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和形式，尽可能保留原文的词汇、句法和文化特色。语义翻译注重传达原文的深层含义和文化背景。语义翻译的优点在于能够保留原文的细节和文化特色，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原文的思想和背景。然而，语义翻译的缺点在于可能会导致译文生硬、难以理解，特别是对于不熟悉源语言文化的读者。
由于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各有其优缺点，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译者需要根据具体的翻译目标和读者需求，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使其二者相辅相成，以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在翻译《论语》这样的经典文本时，译者需要在保持原文文化和哲学深度的同时，使译文易于现代读者理解。这就需要有效结合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优点，找到平衡点。
3. 森舸澜《论语》及文化负载词概述
3.1. 森舸澜《论语》简介
森舸澜在2003年翻译出版的《论语》英译本Confucius：Analects，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该译本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他在译文中大量选译历代各家注疏，并加入自己的注释。森舸澜通过注疏和自己的解读，使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深入理解文字背后的含义，体会到孔子获取信息的独特方式以及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如同有一位精通古汉语、对《论语》有深刻见解的朋友在旁讲解，帮助读者更好地领会《论语》中孔子的儒家思想。
3.2. 《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作为承载特定文化内涵的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2] (李佳豪，2025)，是跨文化翻译中的关键要素。文化负载词可依据其文化属性划分为物质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和精神文化层，每一层次的词汇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对翻译实践提出了不同的挑战。
3.2.1. 物质文化负载词
《论语》中的物质文化负载词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审美观念，它们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具体体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这些词汇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器具等。《论语》中的物质文化负载词，如“饩羊”“冕”等，通过对这些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和研究，可以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文化传统，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3.2.2. 制度文化负载词
制度文化负载词在《论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们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行为规范以及人们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论语》中的制度文化负载词，如“礼”“仁政”等，翻译这些词汇时，需要充分考虑其文化背景和内涵，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以准确传达其文化信息，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的政治理念。
3.2.3. 精神文化负载词
精神文化负载词是《论语》中最具思想深度和文化价值的部分，它们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以及哲学思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体现，对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语》中的精神文化负载词，如“道”“德”等，这些词汇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人生、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独特见解，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智慧。
4. 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理论视角下森舸澜版《论语》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在森舸澜《论语》英译本中，交际翻译策略得到了广泛应用。森舸澜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成功地使《论语》更易于现代读者理解，同时保持了原文的核心思想。在森舸澜《论语》英译本中，语义翻译策略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和形式，森舸澜成功地保留了原文的内涵，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原文的思想和背景。
4.1. 交际翻译策略
4.1.1. 意译
意译是交际翻译中常用的一种策略，它不拘泥于原文的字面形式，而是根据原文的深层含义，在目标语中寻找最恰当的表达方式，以确保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义，同时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在森舸澜版《论语》中，对于一些文化负载词，他巧妙地运用意译策略，使译文更易于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
例1：“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论语·学而》)中的“道”，常作为精神文化负载词，但在这里若将其直译为“道”，则完全无法传达出原文中“领导”的含义。森舸澜将其译为“guide”，这个词准确地表达了“道”在原文中的深层含义，即“领导一个能出千乘兵车的大国，临事该谨慎专一，又要能守信”[3] (钱穆，2002，10)。整句译为“To guide a state of one thousand chariots, be respectful in your handing of affairs and display trustworthiness…”[4] (森舸澜，2003，2)通过意译，森舸澜成功地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孔子这句话所表达含义。如果仅仅从字面翻译，西方读者可能会对“道”的含义感到困惑，无法体会到孔子所倡导的治国主张。这种意译的方式，体现了交际翻译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注重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的交际效果。
例2：“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中的“重”，其本义是“厚重”，如果直译为“weighty”，则会造成严重的误解。森舸澜将其译为“serious”，其有“严肃，敦重”的意思，准确地传达了“重”在文中的含义，即：“一个君子，不厚重，便不威严”[3] (钱穆，2002，12)，整句译为“If a gentleman is not serious, he will not inspire awe...”[4] (森舸澜，2003，3)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孔子对君子修身立德的经典论述。这种意译的策略，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水平，避免了因文化差异和语言习惯不同而导致的理解困难。通过运用意译，森舸澜在保留原文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使译文更流畅、自然，实现了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4.1.2. 增译
增译是指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目标语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以及读者的理解需求，在译文中添加一些原文中没有明确表达但隐含的信息，以补充原文的语义，使译文更加完整、通顺，增强其交际功能。在森舸澜版《论语》中，增译策略被广泛应用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有效地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了《论语》中丰富的文化内涵。
例3：“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森舸澜译为“To be patient even when others do not understand—is this not the mark of the gentleman?”[4] (森舸澜，2003，1)。在译文中，森舸澜添加了“the mark of”，明确指出了“人不知而不愠”是君子的特征之一，将“君子”的抽象属性转化为“可被标识的特征”，符合英文中常用“mark/feature/trait”等词描述抽象概念的习惯，避免译文因语义模糊导致理解偏差。这种增译策略，充分体现了交际翻译对读者理解的关注，通过补充必要的信息，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把握原文的含义，实现了原文与译文在交际功能上的对等。
4.1.3. 词类转换
转换词性是交际翻译中一种灵活的翻译策略，它根据目标语的语法结构和表达习惯，将原文中某个词的词性进行转换，使译文更加自然、流畅，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森舸澜《论语》中，对于一些文化负载词，他巧妙地运用转换词性的策略，使译文在传达原文意义的同时，更易于被西方读者接受。
例4：“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学而》)，森舸澜译为“Both keeping past teachings alive and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someone able to do this is worthy of being a teacher”[4] (森舸澜，2003，12)。在原文中，“温”是动词，意为“温习、复习”；“故”是形容词用作名词，指“旧的知识、学过的知识”。在译文中，森舸澜将“温故”译为“keeping past teachings alive”，这里“keeping”是动词“keep”的动名词形式，“the present”是“the + 形容词”结构，表示一类事物，未直接对应“new knowledge”即“新的知识”。通过这种词性转换，将原文中动词加名词的结构转换为英语中动名词加名词短语的结构，更符合英语的表达方式。这种词性转换的策略，使译文在语法结构上更符合英语的规范，在语义表达上更清晰、准确，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孔子所强调的学习方法和为师之道。
例5：“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森舸澜译为“The gentleman is not a vessel”[4] (森舸澜，2003，12)。在原文中，“器”是名词，意为“器具”，在这里比喻“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只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在译文中，“vessel”同样是名词，但“is not a vessel”这个系表结构，将名词“器”所表达的含义通过谓语动词“is”和表语“not a vessel”的形式体现出来，使译文更符合英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如果直接将“不器”直译为“not vessel”，则不符合英语的语法规则，也难以让西方读者理解其含义。通过词性转换，森舸澜成功地将原文中蕴含的深刻哲理用英语准确地传达出来，让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孔子对君子全面发展的期望。
4.2. 语义翻译策略
4.2.1. 直译
直译是语义翻译中最基本的策略，它在不违背目标语语言规范和文化习惯的前提下，尽可能按照原文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进行翻译，力求保留原文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在森舸澜版《论语》中，对于一些文化负载词，他采用直译策略，使译文能够直观地传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和文化内涵，让西方读者能够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例6：“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原文本义为“满口说着讨人喜欢的话，满脸装着讨人喜欢的面色，(那样的人)仁心就很少了”[3] (钱穆，2002，9)。森舸澜并没有将其按白话文来意译，而是将其直译为“A clever tongue and fine appearance are rarely signs of Goodness”[4] (森舸澜，2003，3)。翻译简洁明了，“巧言”译为“a clever tongue”，“巧”对应“clever”，体现言语的巧妙机灵；“言”以“tongue”借代，符合英文用身体部位指代言语行为的习惯。“令色”译为“fine appearance”，“令”取“美好”之意，“色”虽用“appearance”扩大了“脸色、神色”的范围，但“fine”的限定仍紧扣刻意讨好的神情内涵。这里直译不仅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且译文短小精悍，与原文风格相符，更好地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4.2.2. 音译加解释
音译加解释是一种将音译和注释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它既保留了原文文化负载词的语音形式，体现了源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又通过解释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其含义。在森舸澜版《论语》中，对于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且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词汇的文化负载词，他采用音译加解释的方法，在保留文化特色的同时，促进了西方读者对原文的理解。
例7：“文”是《论语》中一个核心且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词汇。森舸澜常将其音译为“wen”，同时在注释中对其含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例如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中，作者将其译为“If he has any strength left over after manifesting this virtues in practice, let him devote it to leaning the cultural arts (wen文)”[4] (森舸澜，2003，3)通过这种音译加解释的方式，森舸澜既保留了“文”这个词汇的独特发音和文化特色，让西方读者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原汁原味，并且在后面又通过详细的注释“There is some debate about how to understand the term wen (‘writing,’ ‘culture’) here, but it most likely refers to a set of cultural practices such as those later formalized as the so-called ‘six arts’ of ritual, music, archery, charioteering, calligraphy, and mathematics in which any cultured person was trained…”[4] (森舸澜，2003，3)，使西方读者对“文”的丰富内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此翻译有效结合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如果仅仅采用意译的方式，将“文”译为“cultural arts”等英语词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传达“文”的部分含义，但会丢失“文”所蕴含的独特文化韵味和丰富哲学思想。而音译加解释的策略，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西方读者在接触到“文”这个词汇时，能够通过注释理解其含义，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5. 结论
本研究以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理论为视角，对森舸澜《论语》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进行了深入剖析。通过对《论语》中物质文化负载词、制度文化负载词和精神文化负载词的分类研究，发现森舸澜在翻译过程中灵活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译者根据典籍原文的实际语境，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必要时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有机结合。在交际翻译策略方面，意译使译文更贴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增译补充了原文隐含的信息，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转换词性则使译文在语法和表达上更符合英语规范，使译文更自然流畅。
在语义翻译策略方面，直译保留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让西方读者能直观感受到原文简洁而富有哲理的表达方式；注释法对文化负载词的内涵、背景等进行详细解释，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使西方读者能领会其在儒家思想中的特殊意义；音译加解释既保留了文化特色，又使读者能够理解，同时必要时结合语义翻译加以注释，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韵味。
该译本的翻译实践表明，典籍外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需兼顾“文化保真”与“理解促达”：语义翻译的“直译”“音译”策略确保文化基因的存续，交际翻译的“意译”“增译”策略消除跨文化理解障碍。森舸澜通过注疏系统与译文文本的互文设计，将理论融合转化为可操作的翻译策略，为中国经典外译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范例，对推动儒家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