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德烈·高兹是法国左翼思想家，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激烈批评者，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政治经济学观点、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特的生态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一，生态社会的解构：(1)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核心命题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理性的否定，并阐明自己的生态理性主张。高兹通过深入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总结经济理性导致的社会总体异化病症(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以及造成“生活殖民化”和“新奴隶主义”)。(2) 对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是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反对苏联高度集中的发展模式和僵化的体制机制，以及经济理性主导下的唯生产主义和经济主义。其二，生态社会的重构，即生态理性主导下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具体囊括：分散型生产技术、“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思想观念、探寻新的革命主体等。通过对高兹的现代资本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为我国现代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Abstract: André Gauze, a French left-wing thinker and fierce critic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herited some of Marx and Engels’s views on political economy, Sartre’s existentialist idea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technical rationality, on the basis of which he developed his unique eco-political thought, which consists of two main parts. First, the d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ociety: (1)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which is the negation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apitalism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one’s own claim to ecological rationality. Through in-depth observation of the alienation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Götz concludes that economic rationality has led to the overall alienation of society (false human needs and alienated consumption, exacerb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the creation of “colonization of life” and “neo-slavery”). (2)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socialism (mainly socialism under the Soviet model), opposing the Soviet Union's highly centralized development model and rigi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s well as productionism and economism dominated by economic rationality. Seco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ociety, i.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ocialism under the dominance of ecological rationality. This includes decentralized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the ideology of “produce less, live better”,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revolutionary subject. Through the critique of Coetzee’s modern capitalism and tradi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conception of eco-socialism,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 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
1.1. 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理性思维的解构
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重点介绍了两种理性的存在：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二者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性。经济理性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旨归，以有限的生产要素穷其可能发挥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逻辑特性是利润优先和效率第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直接统一的。“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收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活动的首要目标，任何最终不能获得经济补偿的活动都会被终止。金钱取代了其他价值而变成了它们的唯一尺度。”([1]: p. 16)一旦财富和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经济活动的唯一动力，生产的目的是交换，手段成为了目的，工具理性就完成了它的极端化，仅仅服务于人们利益最大化的预期。
在高兹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非理性扩张，人类的理性思维不断被工具理性所同化，现实世界不断被“殖民化”，使得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具有主动性的一方丧失主体性，被动地接受资本增殖逻辑下的非自觉劳动。经济理性主导下的生产——无限度地攫取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当前资本主义的最真实写照，因此，经济理性的非理性体现在：一方面，经济繁荣的代价性，经济增长总是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消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透支；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无效性，表象的繁荣并不能满足真正的需求。正如林宵等人所写道：“经济理性具有导致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以及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新奴隶主义’出现的危害，而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构建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超越经济理性的有效措施和根本路径。”[2]
与之相反，“生态理性使我们认识到人们的经济效率是有限的，生态理性建立在超经济的基础上。经济理性告诉我们超过特定的限度，试图克服经济上相对贫乏的努力却造成了不可克服的、绝对的贫乏”([1]: p. 16)。资本主义所推行的高消费带动下的高生产模式正契合经济理性，然而高兹言明，要将经济理性限制在生态理性的框架之内，进而良好引导经济理性，在此之前，需要将生态理性厚植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之中。“生态理性存在于，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时，是通过以存在的可能的更好的方式，提供在数量上尽可能少、使用价值和耐用价值尽可能高的物品，从而以最少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消耗来生产这些物品。”[3]一言以蔽之，“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生态理性所倡导的社会生产模式是应用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使产品具备更强的耐用性和更高的使用价值。
1.2. 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方面的分析与批判
困于经济理性的囹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众多相应的现实问题，不仅有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生态难题；波动不息、增长缓慢的经济问题；还导致了社会中人与自身乃至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等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并且在经济理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金钱主义盛行，人们普遍物化，追求物质利益的丰盈，从而忽视人生意义的体验和精神境界的追求，进而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和道德伦理的缺失。
1.2.1. 技术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直接统一，决定了高兹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尤为关注。“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科学的人文性的缺失，忽视了技术同社会与人的差别，走上了用技术操控人,而不是发展人的歧路。”[4]。资本主义选择何种类型的技术，仅仅是因为这种技术符合资本主义的逻辑，能够更好地延续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也说道“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5]。因此，技术绝不是中性的，或者无属性的，技术清晰地反映了生产中的各种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关系。综上，社会变革必然要涉及科学技术这一重要领域。
高兹在他的研究中着重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核电技术，指出资本主义利用核电技术的方式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独裁政策毫无二致的技术法西斯主义。核电作为解决人类当前和未来能源紧张问题的关键方案，本身的缺陷在它耀眼的重大前景面前，变得蔽而不明。高兹从技术、经济、政治、生态和安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核电技术进行了全方位且深入的批判。例如：在政治上，核电技术是技术选择上的独裁主义的最直接表现，核电技术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政治逻辑的支配；在生态和安全上，核泄漏的风险问题和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不容忽视。日本福岛核污水事件就是自身攫取利润、把成本转嫁外部的资本逻辑典例。
1.2.2. 医疗
高兹指出，在资本逻辑下，医疗促进健康是一个伪命题。医疗只是保持或恢复健康的幻想，这种幻想让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医疗工业促使医疗产生异化，医药行业让人们相信健康是有价的，人人都有机会地购买健康，“每件器官、每一次生物学事件、生命的每一阶段、每一次感染，甚至每一次死亡，都必须有自己的专家，健康是依赖于对药物和医疗服务的消费，因此通过鼓励病人以及健康人对医药的依赖，医药降低了疾病的标准还给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添加了其毒副作用”([6]: p. 150)。过度的医疗只会使得患者更加多，利润也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给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上了清醒的一课，特别是给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底层人民上了清醒的一课，当医疗资源变得稀缺，资本将会成为最大的特权，展现它无上的掌控力。
1.2.3. 劳动分工
“更基本的原因或许要在这一事实中寻找——碎片化的雇佣劳动和市场关系摧毁了个人的自主性及关照自身生活、健康、疾病和死亡的能力。”([6]: p. 151)高兹在《劳动分工》讲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异化的根源”。与马克思的劳动观点较为契合，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从人变成物是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分工的结果。首先，资本主义的统治直接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工作的碎片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科学技术的垄断等等均是以劳动分工为先要条件；其次，资产阶级通过劳动分工控制工人的生产，进而控制生活、思想等工人作为人的方方面面，分工同样成为资产阶级剥削的最便利工具，分工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利益。
2. 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反思与批判
2.1. 苏联解体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消亡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高兹深入反思了传统社会主义，认为前苏联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失败不代表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一种体系，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作为一个运动和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社会主义将要结束。它曾经所宣称的目标都已经过时了。支撑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已经消失。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预言维度、物质基础及其‘历史主体’；导致工人阶级消失的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已经表明，社会主义的劳动哲学和历史受到了误解。”([7]: p. 7) 正因为前苏联社会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丧失了他的原初性和真实性，因而称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特点：第一，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高度集中，一方面这种国家、社会的高度整合有利于构建长效的社会规则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个人、国家、社会全部服从于统一的政治目标，将导致社会的集权化和一元化。第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高度异化，前期的苏联借助专政集权、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及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成果；但随着体制僵化的弊端逐渐显露，经济发展不断降速，甚至停滞不前；究其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主导下的唯生产主义和经济主义在作祟；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抑制商品经济发展，忽视、歪曲经济发展规律，导致苏联模式下的人愈发远离自由、政治愈发脱离民主、社会愈发背离和谐。第三，社会单一化以及多样化的丧失，导致社会稳定性降低，国家的高度整合必然导致社会运行机制的僵化；人民丧失自主权利、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联盟后期领导人和社会精英抛弃社会主义原则等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加上外界资本主义出手干预和思想袭扰，内外双重矛盾爆发，最终导致苏联倒向资本主义一侧。
2.2. 先进的社会主义是生态保护的最优解
高兹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保护。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机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非功利性，所实施的是生态理性规范下的经济理性。因此，社会主义和生态理性共属同一阵营，社会主义必须破除资本主义高生产、高消费、高浪费的生产模式囚牢，建立基于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高兹指出，“社会主义不需要把自己界定为存在于别处的另一种社会系统：它把自己界定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作为对立面这样一种形式的社会的批判。在这样的社会中，各种力量的社会平衡、决策过程、技术、工作、日常生活的结构、消费模式和发展模式都打上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印记”([7]: pp. 32-33)。饱受西方国家诟病的社会主义社会，坚持公有制原则，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因而能够将经济理性框定在生态理性的法则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生态为导向的社会重构
3.1. 生态理性是唯一选择
高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理性社会，经济理性的非理性发展受到抑制，或者消亡。生态理性站在全局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远景和价值问题，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有机统一。此外，生态理性倡导基于人类本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消费，并且逐步合理化劳动分工，延长劳动者的自由闲暇时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两点。
3.1.1. 应用分散性的生态技术
马尔库赛曾指出，“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8]。高兹的研究成果同样印证了这句话，在他看来：社会选择与技术选择具有内在一致性，即怎样的社会就会选择怎样的技术，不同的技术选择折射出不同文明选择的差异性。
“生态技术是有利于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和人之间融合的技术，它是一种后工业技术、温和的技术和分散型的技术，它是一种敬畏自然和尊重劳动者的技术。”[9]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应用多节点的分散技术，而非集中控制，能够在对生态产生微弱影响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独特优势生产所需产品。因而能够提升环保力度、强化区域自主性、实现对产品和消费的联控。高兹认为，新型生态技术的产生、推动和普及是新型社会制度诞生的首要条件。
3.1.2. “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思想观念
“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生产和生活的理念是生态理性规制经济理性的思想表现，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简要核心观念。在当前科技发展水平下，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已经足够供给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但由于不公平的社会分配，从而导致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费。所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问题不是追求财富创造的“量大”，而是追求社会分配的“公平”。
此外，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浪潮，高兹倡导真实需求；面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异化”现象，高兹倡导自主生产。“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作为理性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倡导新型的自由自在地劳动，给予人们以自主生产权利，而不是根据常规经济需要来生产。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划进行生活，不用压抑自己的本性做非自觉自愿的工作，人们从劳动异化的泥淖中解放出来，天下“和而不同”。
3.2. 重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
按照高兹的观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使得传统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消弭了，因而产生了一种“非工人非阶级”的新型社会革命主体。所谓“非工人”就是区别于传统工人，“非阶级”就是他不牵扯任何特定的利益集团，不属于任何固定阶级，是社会的边缘人物。亦被称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是尚未被资本主义生产同化的各阶层。而“传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资本的复制品，深受资本逻辑的操控，成为资本的代理人，为资本的增殖服务，他们已经丧失了集体意识和阶级意识”[10]。
“非工人非阶级”在一些方面和传统工人阶级大相径庭，它不易于被资产阶级所宰制，更不会发生殖民化的事件。这类群体的关键词往往是高失业率、边缘化的生存、短期或暂时性工作等，他们对失去工作感到不安，并且认同畸形消费和工作道德。虽然“非工人非阶级”部分认同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但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他们不可避免地滑向边缘化的深渊。因此，高兹跳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认为整体性的社会革命不再具有现实性，局部的、小型的反抗才更具可能性。因而学生、妇女、少数民族、环保主义者等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4. 对高兹生态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4.1. 对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构想的评价
高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基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展开激烈而深刻的批判，深入调查和细致观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发展趋势，并在生态领域发展和创新了社会主义观念，具有相当的理论贡献性。“而高兹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意蕴丰富，不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和诊断，而且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的乌托邦。”[11]但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局限性。一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存在偏差，高兹没能真正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他全盘否定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认为其偏离了社会主义正确的轨道，却没能看到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看作与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类似的存在。另一方面，对革命主体的探寻出现偏差，高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层变化的探知十分敏锐，详尽分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变化，但他所提出的“非工人非阶级”是社会中的一群边缘人物，本身群体力量并不强大，而且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因而无法拧成一股绳对抗资本主义，只能对传统无产阶级起到支援作用。
4.2. 当代启示和现实意义
首先，高兹倡导生态理性主导下的社会模式，并极力反对经济理性的非理性发展，但限制经济理性，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形成经济和生态双向互济的良性发展模式。其次，加强对资本、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正确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做到资本的有效管控，建设良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最后，协调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运行模式和作用机制，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