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其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不仅是对传统理性观的深刻反思与大胆突破，更是为解决现代社会诸多困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思路。本文围绕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展开深入探究。该理论诞生于复杂时代背景，受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影响。其以主体间性为核心，强调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交往行为需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有效性要求。在理论层面，它批判与超越工具理性，重构理性概念；实践中，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新思路，推动协商民主发展。这一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方法论层面，它难以彻底挣脱二元论思维的桎梏；在理论落脚点方面，未充分考量现实中主体的差异性。因此，深入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对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以及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bstract: Jurgen Habermas,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Western Marxism,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he proposed is not only a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bold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rationality, but also provides a brand-new perspective and idea for solving many predicaments in mod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is theory was born in a complex era background and was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Max Weber’s theory of rationality. It takes intersubjectivity as the core, emphasizes the key role of language in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and proposes that communicative behaviors need to meet the effectiveness requirements of authenticity, correctness and sincerit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criticizes and transcend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reconstructs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n practice,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is theory also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it is difficult for it to completely break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dualistic thinking.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foothol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subjects in reality have not been fully considered. Therefore, an in-depth study of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still hold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olving various social problems, and facilita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1. 引言
哈贝马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当代学术界影响巨大。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哈贝马斯迅速成名，“交往理论”也很快成为学术界的理论热点。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影响，加之西方意志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以及韦伯合理性思想的启发，哈贝马斯开始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社会问题的“诊疗”。处于复杂且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现实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交往理性丰富和发展了哲学与社会理论的内涵。它打破了传统哲学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理性从个体的认知和行为领域拓展到主体间的交往互动之中，强调通过语言沟通和相互理解来达成共识，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它还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创新和超越，在继承第一代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理性思考成分，使批判理论更加完善和系统。从实践层面而言，交往理性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在国际关系中，交往理性倡导各国之间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来解决分歧，促进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基于交往理性展开真诚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共同应对挑战，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及其现实价值的研究，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对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进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以及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2.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概述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继承了前人，特别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而构建起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理论体系。当资本主义社会深陷重重危机，传统理论难以解答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时，哈贝马斯敏锐洞察到，西方传统理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深陷困境。他认为，对理性进行批判并非终点，真正目的是拯救理性——重建合理的交往理性，期望借此助力西方社会摆脱危机。
2.1. 概念解析
基于对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工具理性批判上所面临困境的深入思考，哈贝马斯发展出了以主体间性为核心要素的交往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说“从历史起源以来，意见和行动的合理性就是哲学研讨的一个论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思维本身，就是从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动中的理性反思中产生的。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1]。哈贝马斯整个交往理性理论的出发点和核心就是理性问题。同时强调其在填补理性空白、与工具理性相抗衡及承载反对形而上学理性的任务上的关键作用。与意识哲学范式的启蒙理性不同，交往理性认为人们可以运用理性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以达到一种非强制的共识状态。运用交往理性，其目的不在于追求所谓的绝对真理或达成特定目标，而是致力于构建复杂社会中具有正当性和普遍认可的社会准则，旨在引导人际互动趋向合理性，从而“确保生活世界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为社会整合基石的作用”[2]。交往理性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特别强调主体间对于可信主张的共识。其有效性范围紧密关联着人类言语活动的范畴，显示出人们在日常对话中所遵循的理性准则，正是交往理性的实际展现。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里，交往理性构成了交往行为的核心理念，他将这一从策略行为向交往行为转变的过程，描述为“交往理性化”。
2.2. 核心要素
语言的关键作用：语言在交往行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交往行为得以实现的关键媒介。哈贝马斯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则是实现这一核心的重要工具。在日常活动中，人们借助语言来传达个人的思想、情绪及目的，并同样依赖语言来领悟他人的心意，语言是促进相互理解和达成一致意见的关键桥梁。哈贝马斯认为传统意识哲学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对理性进行批判终究都要归于失败是因为其始终是立足于主客二分的层面，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割裂开来把人与人交往的最重要的媒介—语言给忽略了，从而无法解决带有普遍性的理论和客观现实之间的问题。人际交往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语言，唯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个体才能组合成完整的社会。
主体间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体的交互活动。这种交互活动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3]。这就意味着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的交互性行为，它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尊重与理解。与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不同，哈氏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迈出了跳跃式的一步，走向了主体间性的模式，以此化解现代性遇到的冲突与危机。在交往行为中，每个主体都被视为具有独立意识和价值的个体，他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权威和支配关系。主体间性关注的是主体之间如何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实现相互理解和共识的达成。
有效性要求：交往行为需要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即“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要求交往者所表达的内容与客观事实相符，不能虚假陈述。正确性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要求交往者的行为和言论符合社会的规范和道德准则。以及真诚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4]，说话者需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使听众能够信任其话语。
3. 理论溯源：交往理性的思想脉络
任何一种观点、理论或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和之前的传统有着莫大的关联。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与启蒙理性、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显著差异，也有别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片面性后果的批判。他将交往行为视为理性的核心载体，通过主体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平等对话、沟通与理解，寻求达成共识的可能，进而赋予理性以交往维度的全新内涵，实现了对传统理性观的理论超越与创新发展。
3.1.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传承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派，其中主要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提出并构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其批判范畴涵盖了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诸多方面，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大众文化等。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技术理性批判占据着核心地位，它深刻地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提升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未能改善生活环境和改变人的命运这一现实，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生存困境。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理论家中的杰出代表，其交往理性观深受第一代理论家思想的熏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发展。他敏锐地指出，传统的理性概念不应仅仅局限于纯粹认识论的狭隘范畴，而应将其拓展至交往共识理论的广阔领域，“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由历史哲学批判转向现代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才是唯一合理的出路”[5]。这一观点的提出，为批判理论的重构指明了新的方向，即必须围绕沟通理解的可能性展开，从交往理性的全新视角来重构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哈贝马斯不再满足于对社会现象的表面批判，而是将目光投向社会整体，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和综合批判。其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成功发展为一种以分析交往行为为基石的系统社会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哈贝马斯充分认识到交往行为以及交往合理性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关键地位，他认为交往的终极目的在于达成意见一致，而在交往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语言始终承担着不可或缺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哈贝马斯实现了从传统社会理论批判向语言批判的重大转向，这一转向也标志着他的交往理性观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
3.2. 马克斯·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韦伯称得上是“现代社会学领域里个人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他最主要的成就“大概要数对官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6]。马克斯·韦伯从社会、文化及个人三个维度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入阐述，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全面趋向理性化的进程，并将合理性精准地划分为目的–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两大类型。目的合理性，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它高度关注纯粹形式的、客观行动的可计算性，并与技术上的功能有效性紧密相连。在现实生活中，其主要表现为人们通过精确的计算和对行动后果的预测，来合理地选择最为有效的手段以实现最佳的效果。而价值合理性则侧重于强调动机的纯正以及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内心意欲达到的目的，相对而言，对结果的关注则较少。
韦伯的这一合理性划分理论，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概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哈贝马斯本人就曾坦然说到：“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思·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7]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将目的合理性与一般合理性简单等同的观点存在局限性，仅仅从“目的合理性”这一单维度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是无法全面深入地理解现代社会的本质和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局限性源于韦伯受传统意识哲学的束缚，脱离了语言这一关键因素去研究人类行动。意识哲学主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来认识人的价值和主体性，而韦伯的“目的–工具合理性”实际上就是主体根据预定目的选择最有效用的工具，本质上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为了突破这一局限，克服韦伯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
4. 深度剖析：交往理性的价值与局限
在深入剖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思想渊源后，我们需以全面且辩证的视角，进一步审视这一理论体系。任何理论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而孤立存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亦不例外。它在为社会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诸多启示与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局限与理论自身的约束。
4.1. 理论层面：批判与超越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之概念导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在韦伯的理性视域中，“合理性”是指“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合理；其次，工具理性之核心内涵在于对行为结果的最大功利化追求，对办事效率的精准有用化诉求，对现实利益的纯粹工具化谋求。工具理性可被界定为一种以追求事物利益最大化、实践活动功效最大化为目标，在手段选择上呈现出“不择手段”特征，“过度侧重功利而忽视人文价值维度的理性形态”[8]。马克斯·韦伯便是对工具理性进行系统批判的首位哲学家，“其合理化主题与建立在马克思——卢卡奇传统基础上的工具理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9]。随后法兰克福学派相继对工具理性进一步批判，哈贝马斯虽然赞成韦伯、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合理建议，但也对这些哲学家的批判观点进行了否定性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工具理性的合理性批判。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视域下，对工具理性展开批判性审视，其核心要义并非对技术理性自身的发展施以束缚性举措。而是从重构理性概念出发，将被泛化、片面化的工具理性概念，回归到涵盖多元维度的整体性理性范畴，以此矫正理性认知偏差，重塑理性架构与内涵。针对工具理性所衍生的负面效应，寻求有效应对策略时，不应着眼于对科学技术理性进行根本性的破坏与颠覆。相反，更为恰当且有效的路径是从合理性概念的重新厘定入手，构建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与有效性的合理性概念体系。这一概念体系能够在承认科学技术理性积极价值的同时，对其运用的边界与方式进行合理规范，从而消解其可能引发的负面后果。深入探究解决工具理性难题的根本路径，传统的以考察主体作用合目的性为核心的研究视角存在局限。哈贝马斯认为，应当将研究重心转向主体行为之间的互动交往层面。通过剖析主体间基于语言、沟通与理解的交往实践，挖掘其中蕴含的理性潜能与规范机制，以此为基础探寻解决工具理性困境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实现社会交往的合理化与理性化发展。
4.2. 实践层面：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思路
自20世纪80年代始，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以大众认同普遍削弱为显著标志的政治合法性困境。在此期间，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种族与文化分歧逐渐加剧，对社会治理实践构成了严峻挑战，进而使现代民主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基于这一背景，“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在学术界获得了广泛认可，被视为能够弥补现代民主制度不足并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途径。在众多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体系中，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以其独特性脱颖而出，成为该领域内极具标志性的学说。当社会主要矛盾不再聚焦于阶级矛盾，而是转化为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时，该理论在社会实践中仍彰显出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它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通过协商对话机制，促进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推动社会共识的达成，助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在当代社会，鉴于利益与文化多元化的普遍现象，哈贝马斯深刻认识到，从“单一主体”视角出发，寻求无条件且绝对统一的普遍价值规范的努力注定是无效的。哈贝马斯转而依赖于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对话”与“协商”机制，及其相关的有效性预设。这一机制强调，在承认个体世界观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前提下，构建一种能被所有对话参与者所理解的理想语言环境和合理交流背景。通过主体间的辩论与协商过程，旨在形成一种公共性的“共识”，并以此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与“联合”，减少和制止各种形式的暴力对社会公共生活的破坏，从而创造一种愿意对话和倾听、相互辩论和理性说服的共同生活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伦理规范的形成以社会成员间的“相互承认”为基础，标志着社会生活伦理建构方式的根本转变，即“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转变为“交互主体性”[10]的建构方式。同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社会伦理问题的理想框架。尽管协商民主的“理想话语环境”与现实世界有所脱节，但它并非凭空构想。相反，通过设定理想情境，理性为我们确立了对非理性、非公共性对话的评判基准，为现实生活中的不当商谈提供了对比参照。哈贝马斯坦诚地承认其规范理想带有“乌托邦”特质，并将其命名为“交往乌托邦”。然而，他强调，这种“交往乌托邦”并非纸上谈兵、构想中的完美社会秩序，而是实际应追求的状态。其实现的前提在于，社会个体在日常交往中，运用日常语言增进相互理解，以对话而非暴力方式解决分歧与冲突。
4.3. 交往理论：内在局限的深度解析
方法论局限：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整合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等二元论思维方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整合面临着诸多困难。他在强调主体间性的同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主客二分思维的影响，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可能会不自觉地重回二元论的困境。在分析社会现象时，虽然强调主体间的交往和互动，但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处理，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使得其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影响了理论的彻底性和连贯性。
视角基础局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虽蕴含深刻的指导意义，但其构想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乌托邦的色调。该理论构建于共识真理的基础之上，此共识真理的实现预设了交往行为需符合三项有效性要求，这一设定在现实情境中显得尤为理想化且难以达成。此外，哈贝马斯将超越科技意识形态这一宏大艰巨的使命寄托于语言，期望通过构建一种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来实现，这种做法过度强调了语言的功能，忽略了语言背后所依托的物质基础与实践土壤。虽然哈贝马斯似乎还强调，“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11]，然而在当今多元化的今天很难对一种分歧较大的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以一种交谈性的话语方式把冲突与矛盾化解掉。像历史遗留下来的宗教信仰所导致的领土纷争问题、种族歧视、以及南北的差异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化问题，都很难在共同语境下达成共识，并在一定时间内最终消除掉。
理论落脚点局限：哈贝马斯所构建的交往理性概念，核心要点在于社会实践进程中，对具备规范效能的交往理性展开重塑，全方位拓展交往理性的作用范畴。“整合残缺的生活世界的理性结构，从而获得交往理性与目的理性的重新平衡。”[12]哈贝马斯将“生活世界”作为交往理性的重要落脚点，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背景和基础，通过交往理性可以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理性之所以能够超越工具理性是因为工具理性是交往理性的副产品。工具理性的交往行为只能创造系统世界。”[13]这确实呈现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交往形态。然而，当我们深入剖析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的构建时，不难发现他对现代社会中期望的主体能否切实存在的问题持开放态度。事实上，哈贝马斯的论述更多地是提出了一种概念框架内的交往理性。他既未超越对主体理性直觉层面的把握，也未摆脱传统上对于理性客体的认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