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随着学业竞争的日益加剧，当前大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普遍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姚昕慧，刘盛鑫，2024)。考试焦虑不仅会负面影响个体的学习表现和学习成绩(张小聪，周仁来，2016)，同时，过度焦虑还会引发自卑、学业担忧等负面情绪，给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赵萍等，2024)。尽管国内外关于考试焦虑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现有研究较多集中于中小学生群体，对大学生的探讨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考试焦虑的关系，并探讨核心自我评价与负面评价恐惧在这条路径的中介作用。以此分析导致大学生形成考试焦虑，以及源自其背后的家庭环境因素和个体自身认知评价机制因素的影响路径，为预防和缓解大学生考试焦虑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心理学领域中，父母心理控制最早被认为是父母教养方式中的一种。Schaefer将其定义为一种通过特定机制包括引发孩子产生内疚感，收回父母的爱，以及使用专制侵犯的方式来让孩子达到自己的期望的隐性方法，本质会阻碍青少年独立成长(Schaefer, 1965)。发展心理学中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人受家庭、学校、同伴以及网络四种微系统的影响，而家庭氛围以及父母的教育行为皆会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面产生直接影响(刘杰，孟会敏，2009)。如家长消极的养育行为与孩子的焦虑障碍密切相关，尤其是学生的考试焦虑(白舒靓，周仁来，2024)。现有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的考试焦虑存在正相关，当青少年有着强烈重视学业成绩的父母，其焦虑水平更高(Luebbe et al., 2018)。因此，探究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以及其内部影响机制将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 CSE)是指个人对于自己的水平、社会作用的综合看法(Judge, 1997)。其包括自尊、自我效能感、神经质和控制力四种特质结构(黎建斌，聂衍刚，2010)。根据Bowlby (1982)的依恋理论，父母日常的行为和养育方式会使孩子形成“内部工作模式”，具体表现为父母的忽视或过度干预控制会降低个体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导致其不断萌发出错误的自我认知(Gittins & Hunt, 2019)。国外学者Bean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在欧美青少年群体中，其父母的心理控制会使这些学生群体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使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降低。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提出个体所产生的情绪反应的好坏主要在于其对刺激事件的看法(Lazarus, 1982)。因此对自身有错误认知、自尊心低下的学生，常常伴有考试焦虑(Krispenz et al., 2019)。同时，大学生群体中持有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学生相较于自卑、否定自我的学生更少存在考试焦虑的情况(董军强，陈建勇，2013)。
关于负面评价恐惧(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的定义，国内研究基本上都采纳陈祉妍(2002)提出的定义，即担心对方会给予自己负面的评价，同时这种对于消极评价的恐惧，部分还是来源于父母的批评。在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负面评价恐惧的关系时，结果表明父母过度干预孩子会使个体对负面评价的恐惧程度升高(Carr et al., 2021)。同时，母亲控制的行为与大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存在显著正相关(Sajjadian Khosroshahi & Mikaeli Manee, 2020)。认知行为模型理论指出，考试焦虑源于自身的学业成绩因受到同伴或他人的评价和关注以及个体过度在意自身的负面评价(Segool et al., 2014)。国外一项研究通过调查伊朗大学生对他人所给予自身的消极信息对其考试焦虑的影响，结果表明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是引起其考试产生不安情绪的重要因素(Ahangari et al., 2020)。
情绪ABC理论指出，个体所产生一系列的情绪都来源于人自身对于突发性事件其本身性质的知觉和想法(Ellis, 1991)。因此，对于自身评价低的个体则会认为外界对其的看法也是负面消极的(Shrauger & Lund, 1975)。国外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自尊是显著预测负面评价恐惧的重要因子，提高自尊是缓解对他人负面评价恐惧的重要途径(Khanam & Moghal, 2012)。近期国内研究也发现，CSE和FNE能在个体的家长心理控制与其对社交的恐惧的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武春霞等，2024)。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提出以下四个假设，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H1：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考试焦虑。
H2：核心自我评价显著中介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到考试焦虑的路径。
H3：负面评价恐惧显著中介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到考试焦虑的路径。
H4：在中介模型中，核心自我评价显著负向预测负面评价恐惧，构成链式中介模型。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is model
图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法，通过使用问卷星对在校大学生群体随机分发线上问卷。问卷中加入两道测谎题筛除无效问卷，部分问卷进行反向计分，对于测谎题回答有误的问卷，以及规律性作答(被试按固定模式循环选择答案如“A-B-C-A-B-C”；或≥90%的答案集中在选项区间的同一侧)、重复性作答(被试连续≥20题选择完全相同的选项)的问卷进行剔除，最终收集有效问卷共534份。其中男生188人(35.21%)，女生346人(64.79%)。其余基本特征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basic composition of the survey respondents (N = 534)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构成情况(N = 534)
基本特征 |
分类 |
频数(人) |
构成比(%) |
性别 |
男 |
188 |
35.21 |
女 |
346 |
64.79 |
年级 |
大一 |
121 |
22.66 |
大二 |
127 |
23.78 |
大三 |
139 |
26.03 |
大四 |
135 |
25.28 |
大五 |
12 |
2.25 |
专业 |
非医学专业 |
375 |
70.22 |
医学专业 |
159 |
29.78 |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心理控制
本研究采用Wang et al. (2007)的父母控制量表中的心理控制分量表，共有18个题目，其中包含引发内疚、专制侵犯和爱的回收三个维度。将这三个维度作为父母心理控制的显变量，用于较为全面地分析潜变量父母心理控制内涵因子的具体作用。该量表采用Likert-5点方式计分，从低分到高分表示为“从来没有”到“很经常”，量表总分越高，说明父母采用该方式的频次越多，程度越大。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7，其中引发内疚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0，专制侵犯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8，爱的回收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5。
2.2.2. 考试焦虑
本研究使用国内学者王才康(2001)修订的中文版考试焦虑量表(TAS)。该问卷是单维度自评量表，一共包含37个条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2。量表中第3，15，26，27，29，33题为反向计分题。采用两点评分方法，原始总分低于12分表示该个体伴有轻度考试焦虑，12~20分则表示该个体伴有中度考试焦虑，而20分以上则为重度考试焦虑。
2.2.3. 核心自我评价
本研究采用由杜建政等人(2012)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大学生被试群体，对Judge的原问卷进行修订编制的中文版单维度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5。此问卷共有10道题目。其中第2，3，5，7，8，10题采用反向计分，采用Likert-5点方式评分，从最低分到最高分分别表示“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量表所测的总分越高，说明该个体对于自身的综合能力评价越高。
2.2.4. 负面评价恐惧
本研究采用由Weeks等人(2005)基于简明负面评价恐惧量表的基础上，只保留原有正向计分的题，所编制的单维度简明负面评价恐惧—正向计分题，此问卷共有8道题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极其符合”。此问卷总分越高，说明该个体会更容易担忧和顾虑他人对于自己的负面评价和看法。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8。
2.3. 数据分析
使用SPSS 25.0对数据进行录入以及分析，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对父母心理控制、CSE、FNE以及TA进行相关性分析。使用Mplus8.3对该结构模型进行链式中介调节效应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本研究收集所有变量的数据皆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使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检验，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效应。结果表明，73个项目中有12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解释率最大的因子解释的变异率为24.314%，小于临界标准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
3.2.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经独立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女生的考试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生(t(532) = −2.993, p = 0.003)。而医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显著高于非医学专业的学生(t(532) =−2.234, p = 0.026)。在负面评价恐惧水平上，男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显著低于女生(t(532) = −2.358, p = 0.019)。同时，非医学专业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水平显著低于医学生(t(532) = −2.069, p = 0.039)。父母心理控制以及其中的三个维度、核心自我评价在性别、专业等所调查的人口学变量不同的情况下，其中的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5)。
本研究中主要变量的数据分析具体情况指标结果如表2和相关矩阵所示。父母心理控制与CSE呈显著负相关，与FNE和TA呈显著正相关。CSE与FNE和TA呈显著负相关。FNE与TA显著正相关。父母心理控制中的三个维度即爱的回收、专制侵犯、引发内疚均与父母心理控制、FNE以及TA呈显著正相关，与CSE呈显著负相关，而爱的回收、专制侵犯和引发内疚三个维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main variables
表2. 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5 |
6 |
7 |
1. 父母心理控制 |
44.169 |
15.439 |
1 |
|
|
|
|
|
|
2. 爱的回收 |
11.281 |
4.715 |
0.948** |
1 |
|
|
|
|
|
3. 专制侵犯 |
8.017 |
3.229 |
0.850** |
0.757** |
1 |
|
|
|
|
4. 引发内疚 |
24.871 |
8.442 |
0.974** |
0.887** |
0.749** |
1 |
|
|
|
5. 核心自我评价 |
33.200 |
6.554 |
−0.364** |
−0.372** |
−0.311** |
−0.340** |
1 |
|
|
6. 负面评价恐惧 |
27.552 |
7.441 |
0.279** |
0.242** |
0.277** |
0.268** |
−0.395** |
1 |
|
7. 考试焦虑 |
18.764 |
7.888 |
0.376** |
0.340** |
0.364** |
0.358** |
−0.518** |
0.508** |
1 |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3.3.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通过软件Mplus8.3对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考试焦虑在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下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本研究中以父母心理控制作为自变量，同时纳入父母心理控制潜变量的三个维度因子，即爱的回收、专制侵犯、引发内疚。以考试焦虑为因变量，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为中介变量，并构成链式中介。全模型通过链式中介分析后，结果表明全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总体良好(χ2/df = 3.079, CFI = 0.993, TLI = 0.982, RMSEA = 0.062, SRMR = 0.017)。本研究模型所有路径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如图2所示，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能负向预测CSE (β = −0.380, p < 0.001)；正向预测FNE (β = 0.149, p = 0.002)和TA (β = 0.162, p < 0.001)，接受假设H1、H2。CSE负向预测FNE (β = −0.338, p < 0.001)和TA (β = −0.324, p < 0.001)，而FNE能正向预测TA (β = 0.335, p < 0.001)，即CSE和FNE在父母心理控制和TA的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接受假设H3、H4。
注：图中各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结果，实线均表示为显著的路径(*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results
图2. 链式中介模型结果
使用Bootstrap重复抽样5000次，对该潜变量模型的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对考试焦虑路径的总效应为0.377，直接效应为0.162。而假设的结构方程模型中的三条中介路径效应分别为0.123、0.050、0.043。分析结果中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数值中均不包含0，说明各路径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Table 3. Chain mediation path effect analysis
表3. 链式中介路径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 |
效应值 |
标准误 |
Z值 |
Bootstrap95% CI |
相对效应量 |
Lower |
Upper |
父母心理控制对考试焦虑的总效应 |
0.377 |
0.039 |
9.680 |
0.300 |
0.453 |
\ |
父母心理控制对考试焦虑的直接效应 |
0.162 |
0.037 |
4.338 |
0.091 |
0.234 |
42.97% |
父母心理控制对考试焦虑的总中介效应 |
0.216 |
0.028 |
7.676 |
0.164 |
0.273 |
57.29% |
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考试焦虑① |
0.123 |
0.020 |
6.141 |
0.087 |
0.165 |
32.63% |
父母心理控制→负面评价恐惧→考试焦虑② |
0.050 |
0.017 |
2.944 |
0.018 |
0.085 |
13.26% |
父母心理控制→核心自我评价→负面评价恐惧→考试焦虑③ |
0.043 |
0.009 |
4.845 |
0.028 |
0.063 |
11.41% |
注：图中各路径效应系数均为标准化的结果。
4. 讨论
4.1. 大学生考试焦虑以及负面评价恐惧的当下状况
本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的父母心理控制程度能够正向预测考试焦虑水平，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王宇静，2023)。父母心理控制会给个体造成焦虑，甚至发展成为成年期的焦虑障碍、抑郁或其他精神障碍(翟梦晓等，2024)。而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大学生仍面临着种种考试，过度的考试焦虑会负面影响人们的正常学习生活以及身心健康(王凌飞等，2024)。由此可见，探究考试焦虑的影响因素对于当今中国学生群体至关重要。
同时，本研究发现女生的考试焦虑(TA)和负面评价恐惧(FNE)水平显著高于男生，医学生显著高于非医学专业学生，这一结果可从社会文化与学业压力双重维度解释。从社会文化视角看，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使女性更易内化“完美主义”标准(赵悦，2023)，而应试教育体系下“女性应更注重学业表现”的隐性规训，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负面评价的敏感性。如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微系统中父母对女儿学业成就的过度关注(刘杰，孟会敏，2009)，可能通过心理控制传递焦虑易感特质。医学专业学生的高TA与FNE则与专业特性直接相关：医学教育的高负荷、长学制及职业准入压力(张文萱，2023)，使其长期处于“高评价威胁”环境中，这与认知行为模型提出的“评价压力→焦虑激活”路径一致(Segool et al., 2014)。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医学生样本的FNE均值(28.57)显著高于非医学专业(27.12)，提示专业属性可能通过“评价情境强度”调节FNE与TA的关系，这一发现需在后续纵向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4.2. 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CSE)水平，与学者蔡荣(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大学生个人的核心自我评价又能负向预测其对考试的焦虑程度，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丁倩等，2020)。说明核心自我评价能中介父母心理控制到考试焦虑的路径，父母采用心理控制则会损害子女的自我价值感，这种影响持续到大学阶段仍显著。根据依恋理论(Bowlby, 1982)，这种养育方式会形成消极的自我工作模型，导致个体形成“有条件的自我接纳”认知模式(杨瑾珶，2024)。
同时，大学生其家长心理控制程度能正向预测其自身的考试焦虑(TA)水平，与李可欣(2024)的发现一致。而个体的负面评价恐惧能(FNE)正向预测其对于考试的焦虑程度，与学者卢丹丹(2024)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FNE在父母心理控制与TA间其关键中介作用。生态系统家庭理论(刘杰，孟会敏，2009)指出，父母长期的心理控制会使子女形成“表现 = 价值”的认知联结，导致孩子对考试情境中的评价信息过度敏感(张帅佳，2021)。这符合认知行为模式中关于“评价威胁”的形成机制(Segool et al., 2014)。
此外，大学生对于其自身能力的综合评定能负向预测其FNE程度，与近期研究结果(武春霞等，2024)一致。说明给个体对于自身的综合评价和对他人负面评价的担忧程度在本研究的假设模型中能起到链式中介作用，情绪ABC理论指出个体的情绪源自于个体对刺激的认识和看法，而个体对自身的看法是综合他人对于自己的评价(Ellis, 1991)。因此，低核心自我评价低水平的个体更容易将他人评价内化为自我概念，导致“自我否定–评价恐惧–焦虑加剧”的恶性循环(Yue et al., 2022)。
因此，高校心理咨询今后可从CBT认知行为疗法的角度开展一些基于认知重构的团体辅导和正念活动，帮助大学生识别父母不正当教养方式的影响，并提升其核心自我评价水平，改变“我必须完美”的自动化思维。此外，还可以从家校协同干预的角度，引导学生父母意识到过度心理控制的危害，给予子女更多的社会支持来重筑其自我认知。
4.3. 父母心理控制中的三维度与其他变量间的关系
本研究中父母心理控制作为潜变量，其中三个维度分别是爱的回收、专制侵犯和引发内疚。结果表明这三个维度在结构模型上的路径都具有显著性效应，与以往研究结果(朱泓柯，2024)一致，说明这三个维度也与大学生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负面评价恐惧以及考试焦虑息息相关，都会通过心理控制的方式让孩子感到自责内疚，并为达成期望而增加焦虑情绪。因此，在后期的研究中可以更深入地探讨爱的回收、专制侵犯以及引发内疚这三个维度的单独作用，为干预父母心理控制或家庭治疗提供更为细致的思路和方法。
4.4. 研究中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因采用的问卷都是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取数据，因此这些数据较为主观，后续研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数据，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其次，本研究由于是采用的是问卷法，因此难以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续研究可通过其他方法探讨这些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考试焦虑的关系，以及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核心自我评价和负面评价恐惧在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和考试焦虑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说明大学生在父母的影响下会通过自身的认知机制影响其对考试的焦虑程度。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湛江市非资助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研究(项目编号：2020B01206)。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