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态翻译理论基本内容
生态翻译理论是一种兴起于中国本土的翻译研究范式，主张翻译是译者在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共同构成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适应选择活动。该理论由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以新生态主义为指导，以翻译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翻译环境生态为研究对象，致力发掘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中的生态理性和生态意义。生态翻译理论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1]。生态翻译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即语言、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
胡庚申基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原则和其“适应”与“选择”的理念，建设性地提出将“适应”和“选择”作为一种途径运用到翻译中去，并且创造性地将此种翻译方法称为“生态翻译法”[2]。生态翻译理论的核心理念是生态范式，翻译适应论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生态范式是生态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也是生态翻译理论的理论依据。生态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即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事后追惩。其中，三大主要理论是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和“三维”转换。翻译生态环境是指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它影响和制约着翻译的目的和受众。翻译生态环境的研究需要考虑翻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翻译的多样性和变化性。适应选择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和自身的能力，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以实现翻译的生态平衡。适应选择的研究需要考虑翻译的动态性、主体性和相对性，以及翻译的原则、方法和评价。“三维”转换是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和译文进行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的转换，以实现翻译的生态互动。“三维”转换的研究需要考虑翻译的层次性、复杂性和整体性，以及翻译的效果、功能和目标。
2. 生态翻译理论与圣经汉译本的研究现状
生态翻译理论在国际生态发展的浪潮中应运而生，体现了人们对翻译的研究转向了社会文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翻译理论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的阐述和应用，如生态范式、适应选择、三维转换、翻译生态环境等。同时《圣经》汉译本的研究集中于圣经汉译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分析，以及不同译本的比较和评价，如文言文圣经、官话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等。生态翻译理论与圣经汉译本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翻译学、圣经学、生态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圣经》的翻译，不论是英译、汉译还是其他语种的译介，《圣经》翻译都经历了从“语篇为中心”到“读者为中心”的转变。古时候，对于宗教语篇的许多译者而言，忠实的首先对象始终是源语语篇。随着时间的推移，关注读者逐渐成了此类译者的首要选择。而正是这种转变，使得《圣经》教义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2]。生态翻译理论与圣经汉译本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翻译研究范式，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分析，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和规律。
3. 生态翻译理论三维度下对《圣经》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的剖析
3.1. 语言维对比分析
语言维是指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特征，如词汇、句法、修辞等，这些既是翻译的基本要素，也是翻译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语言维的转换是翻译的核心任务，也是翻译的难点所在。
3.1.1. 词汇转换
词汇是语言的基最本单位，也是不同文化的载体。词汇的转换涉及到对原文词汇的理解和译文词汇的选择。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词汇转换上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译名、术语上。
汉英翻译过程中。译名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语音、语义、文化等因素，以及译入语的习惯和规范。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译名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音译，后者倾向于意译。例如，原文中的“God”一词，官话和合本译为“神”，现代中文译本译为“上帝”。原文中的“Israel”一词，官话和合本译为“以色列”，现代中文译本译为“以色列国”。原文中的“Solomon”一词，官话和合本译为“所罗门”，现代中文译本译为“所罗门王”。这些译名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译名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效果。
已有研究指出，官话和合本延续和发扬了19世纪晚期西洋传教士的翻译方法，以保持《圣经》原著中的人名、地名的历史庄严性。而现代中文译本则采用的是功能等效方式，注重读者接受和语音清晰度，因此，其命名方式则采取直译方法，以降低文化上的理解难度[1]。特别是对于“God”和“上帝”的选择问题，陈福康的观点是：“‘上帝’一词在当今这种语境环境下具有更为鲜明的独尊一神的含义，适用于公开场合的宗教活动交流，而‘神’一词则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可能引申多神信仰的联想”[2]。
术语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概念和译入语的认知，以及译文的通俗和准确。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术语的转换上使用了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保留，后者倾向于解释。例如，原文中的“proverb”一词，官话和合本译为“箴言”，现代中文译本译为“智慧格言”。原文中的“wisdom”一词，官话和合本译为“智慧”，现代中文译本译为“上帝的智慧”。原文中的“fear of the Lord”一词，官话和合本译为“敬畏耶和华”，现代中文译本译为“敬畏上帝的心”。这些术语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术语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语言表达和文化传达。这一现象在现有译经学研究中加以证实。根据胡庚申(2011)的生态翻译理论，术语的选择与适应是译者在环境生态系统中的多元匹配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通常表现为一种反映在现代汉语译文中对于术语的诠释转向，即对一般读者的语言理解能力做出的战略性调整[3]。尤其针对“fear of the Lord”一词，不同的译文版本对其进行了各自独特的诠释，这也体现了译者们面对“宗教敬畏”这一话题采用的文化转换手段所存在的中介路径差异。
3.1.2. 修辞
修辞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形式和意义，以及译文的韵味和效果。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修辞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对等，后者倾向于变通。例如，原文中的“a wise son brings joy to his father, but a foolish son grief to his mother”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现代中文译本译为“聪明的儿子使父亲高兴，愚蠢的儿子让母亲伤心”。原文中的“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 but fools despise wisdom and instruction”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现代中文译本译为“要想有知识，就得先敬畏上帝；只有愚人才轻视智慧和教导”。这些修辞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修辞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语言美感和文化氛围[4]。
3.1.3. 句法
句法的转换涉及到对原文句子的分析和译文句子的构建，是翻译的关键环节。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句法转换上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子长短和结构中。
句子的长短涉及到句子的长度和复杂度，它影响了句子的可读性和理解性。长短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信息量和译文的表达习惯，以及译文的清晰和流畅。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长短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保持，后者倾向于调整。例如，原文中的“the proverbs of Solomon son of David, king of Israel: for attaining wisdom and discipline; for understanding words of insight; for acquiring a disciplined and prudent life,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just and fair; for giving prudence to the simple, knowledge and discretion to the young”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明白，领受智慧和训诲，使智慧人听了，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现代中文译本译为“这些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箴言[5]。它们可以帮助你：学会智慧和自律；理解深奥的话语；过一种有条理、明智的生活，行事公正、正直、公平；使愚蠢的人变得精明，使年轻人有知识和判断力”。这些句子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长短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语言可读性。
3.2. 文化维对比分析
文化维是指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内涵，如信仰、价值、习俗等，它是翻译的深层要素，也是翻译的隐含的表现形式。
3.2.1. 核心价值观
原文中的基本信念和态度代表了核心价值观，它影响了原文的思想和情感。核心价值观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意图和译文的影响，以及译文的反映和沟通。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核心价值观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尊重，后者倾向于传达。例如，原文中的“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现代中文译本译为“要想有知识，就得先敬畏上帝”。这些译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核心价值观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思想和情感。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对原作的翻译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能动地改造原作、控制原作，使原作为译者主体服务的特性，但译者主体性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然受到原作、原作者和其他外部力量的控制，即客体的制约性。客体的制约性和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都是译者主体性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6]。
3.2.2. 成语典故
成语典故是指原文中的固定短语和历史故事，它富含了原文的文化信息和美学意蕴。成语典故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文化背景和译文的文化效应，以及译文的保留和变换。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成语典故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直译，后者倾向于意译。例如，原文中的“a word fitly spoken is like apples of gold in settings of silver”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现代中文译本译为“一句恰当的话，就像金苹果镶在银盘上”。这些译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成语典故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文化信息和美学意蕴。
3.3. 交际维对比分析
交际维是指翻译中涉及的交际意图和效果，如信息、说服、娱乐等，它是翻译的高层要素，也是翻译的目的和结果。
3.3.1. 信息转换
信息量影响了译文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信息量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信息密度和译文的信息需求，以及译文的保留和增减。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信息量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减少，后者倾向于增加。例如，原文中的“the proverbs of Solomon son of David, king of Israel”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现代中文译本译为“这些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箴言”。这些译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信息量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译者满足社会需求既反映在其作为语言人在翻译内采用的各种正法翻译方法(如直译、意译、音译、词性转换等)上，更反映在其作为社会人采用的非正法(变译、偏法、变法)翻译方法上，其社会人本质一览无遗。比如译者采取的节译、增译等任何非正法翻译方法，从宏观上论，无一不是译者超越了语言人意义上对原文意义的直接搬运，无一不是以社会人的面目借译文支配原文并给予重新分配的，《圣经》多语种版本和多种译者身份的存在就是不争的事实[7]。
从语篇整体看，现代汉语译本的表征信息率明显强于官方语言和联合本，这不只是体现在增加词项的数量上，还包括信息结构的完整性方面，就《箴言》一章来说，现代汉语译本将每个小节经常分开成有顺序的小句表达出来，而官方语言和联合本则把这些小节都用连接式复合句来表达，这样就会造成对信息理解过程的缩减。这种差异说明现代汉语译本更重视强化表征信息的清晰性和自然性[8]。
信息结构是指原文和译文中的信息的组织和安排，它影响了译文的逻辑性和清晰性。信息结构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信息顺序和译文的信息重点，以及译文的调整和变换。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信息结构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保持，后者倾向于改变。例如，原文中的“for attaining wisdom and discipline; for understanding words of insight; for acquiring a disciplined and prudent life, doing what is right and just and fair; for giving prudence to the simple, knowledge and discretion to the young”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明白，领受智慧和训诲，使智慧人听了，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现代中文译本译为“它们可以帮助你：学会智慧和自律；理解深奥的话语；过一种有条理、明智的生活，行事公正、正直、公平；使愚蠢的人变得精明，使年轻人有知识和判断力”。这些译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信息结构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逻辑性和清晰性。
现代中文译本采用了更多符号和标点等方式进行断句，对文章进行逻辑段划分，以及加注关键词等，这些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信息之间的逻辑连接。当然，这种做法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原文的语义连贯性，但却可显著增加信息的可读性。例如“它们可以帮助你”这句话作为导语，在原文中并无明确对应，但承担了信息组织者的角色，体现出对受众认知路径的适应性选择。
信息质量是指原文和译文中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它影响了译文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信息质量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信息来源和译文的信息验证，以及译文的保证和说明。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信息质量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信赖，后者倾向于质疑。例如，原文中的“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现代中文译本译为“要想有知识，就得先敬畏上帝”。这些译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信息质量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正确性和有效性[9]。
从信息质量来看，与信教有关的译词质量越高，其宗教忠诚性倾向就越强。面对“Lord”这一类术语，官方版和合版所采取的译词“Yahweh”是遵循以往的《圣经》译本对古代犹太教名的译法的形式，而现代中文译本则是采用了通用“God”的译词，尽管它顺应了现实的语境，但本质上消解了希伯来文里对神之数目的和特定名称的区分。因此，就宗教术语的译词质量和精准性而言，官方版和合版对“上帝专用名词”的保留较之其译词要可靠。
总体而言，在信息传递方面，现代中文译本在对信息的完备性以及规范化使用上，更多采用附加和合并技巧，使信息更具接受性，适合当代普通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但官方译文版与综合译本在词汇保留率和教义连贯性的优胜方面拥有更大的优势。对这两种译法选择来说，其涉及的是两种版本对自身所属两个不同环境交流的“传递效果”与“忠诚信教”之间的一种取舍和权衡。
3.3.2. 说服转换
说服是指原文中的观点和态度，它是翻译的重要要求，也是翻译的高级标准。说服的转换涉及到对原文说服的分析和译文说服的建立，是翻译的关键环节。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说服转换上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说服对象，说服对象是指原文和译文中的目标受众，它影响了译文的针对性和适应性。说服对象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受众特征和译文的受众需求，以及译文的定位和调整。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说服对象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固定，后者倾向于变化。例如，原文中的“the proverbs of Solomon son of David, king of Israel”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现代中文译本译为“这些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箴言”。这些译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说服对象的适应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也影响了译文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从语言风格与词语选择上看，现代中文译本普遍采用更贴近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口语化词汇，例如将“箴言”解释为“智慧的教训”，或将“愚妄人”改译为“愚蠢的人”，使文本在说服力上更具亲和力和接受度。这种语言策略并非削弱信息本身的神学意义，而是在强调“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契约”的基础上，增强对目标读者心理与接受能力的适配性。
从语言风格与词语选择上看，现代中文译本普遍采用更贴近现代汉语表达方式的口语化词汇，例如，把“箴言”译为“智者的劝说”“愚妄人”改为“愚蠢的人”等，意在使文章论理表述更具人情味且易于被读者所接受，这也不是出于简化原文含义的目的，而是根据“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契约”，增强对目标读者心理与接受能力的适配性。
值得注意的是，《圣经》的传播对象从最初的宗教群体已逐步扩大为包含非信仰读者的大众阅读者，因此现代译本在策略上采取了显著的受众扩展路径。这种策略与传统和合本强调“信徒专读”有明显不同，从传播生态角度看，也形成了不同的受众生态选择。
同时，说服手段是指原文和译文中的说服策略和技巧，它影响了译文的表达性和感染力。说服手段的转换需要考虑原文的说服效果和译文的说服方法，以及译文的借鉴和创新。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在说服手段的转换上有不同的策略，前者倾向于模仿，后者倾向于创造。例如，原文中的“a word fitly spoken is like apples of gold in settings of silver”一句，官话和合本译为“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现代中文译本译为“一句恰当的话，就像金苹果镶在银盘上”。这些译文的差异反映了两个译本在说服手段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在修辞层面上，和合本较多选择“等效重构”，注重形式上的吻合性。而现代译本注重实践的效果性，常在译文添入形容词、副词甚至整套结构，以便增强语效语势的传递效果。例如，把“fitly spoken”译成“恰当的”，就属于扩展性注释的一种，尽管没有完全“对等”，但却使说理明晰性和具体性得以强化。“功能强化型重构”已经在目的论和功能译论研究中被证明是有效的。
进一步的，从文本功能层面层次上看，官话和合本会作为举行宗教仪式或演讲这类内容更具崇高感、神秘感和威严感，在后来现代版本中却更多地充当了作为家庭阅读和生活教育功能的载体，这亦是生态翻译的“适应–选择–互动”原则在交互层面的直观体现。
综上所述，两种版本的说服转化模式呈现了各自生态翻译环境中的各自差异，其中官话汉语版本及合版本严守源文本结构和词汇以及宗教氛围采用较为保守的“传教方式”，凸显它的“传教功能”。而现代译本则改写语言、改换框架并采取强化策略提高说服和建议效能，强化它的“读本功能”。而上述两种说服途径的不同应用表明了它们生态翻译环境中的读者对象、文本功能及市场策略的差异。
4. 研究结果及总结
本文从生态翻译学的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圣经》的两个汉译本：官话和合本和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汉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圣经汉译本的翻译目的、受众、环境等多种因素，它反映了圣经汉译本的翻译动机、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圣经汉译本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原文的影响、译者的影响、受众的影响、环境的影响。
圣经原文分别以希伯来语、亚拉姆语和希腊语写成，这些语言与汉语有很大的差异，不仅在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还在文化、思维、宗教等方面。因此，圣经汉译本的翻译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的意思和形式，同时又要考虑汉语的表达习惯和特点，避免生硬或歧义的译文。圣经汉译本的译者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学者，他们的翻译水平、翻译态度、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等都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圣经汉译本的翻译质量和风格。一般来说，译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圣经知识、文化敏感度和翻译技巧，以及对圣经的敬畏和尊重，才能做出优秀的圣经汉译本。
圣经汉译本的受众主要是中国的基督徒和对基督教感兴趣的人，他们的语言水平、文化背景、信仰需求、阅读习惯等都不尽相同，这也影响了圣经汉译本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一般来说，圣经汉译本的翻译需要考虑受众的认知能力和接受程度，以及圣经的教导功能和启示功能，才能做出适合受众的圣经汉译本。圣经汉译本的翻译环境主要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它影响和制约了圣经汉译本的翻译目标和受众范围。例如，清朝时期，圣经汉译本需要适应官方的语言和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1949年以前，圣经汉译本需要适应当时政府的政策和主张，以及当时的文化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圣经汉译本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的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当时的政治运动。
官话和合本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和教义，适应清朝的官方语言和文化，而现代中文译本是为了普及《圣经》的文化价值和智慧，适应当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在生态环境方面，两个译本都受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两种汉译本分别受到了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影响。在生态平衡方面，两个译本都在语言、文化和信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转换，以实现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生态平衡。官话和合本更注重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而现代中文译本更注重传达原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内涵。在生态互动方面，两个译本都体现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以及翻译者与原文作者、译文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官话和合本更强调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译文读者的接受，而现代中文译本更强调翻译者的主体性和译文读者的需求。
综上所述，两个译本都在不同维度上做出了适应和选择，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在语言维和文化维上，官话和合本更胜一筹；在交际维上，二者平分秋色。按照生态翻译学的评价标准，官话和合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现代中文译本更高。本文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圣经》的汉译本，以及探索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