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由的取向
谈起萨特和加缪，我们无法绕开存在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人的存在本质与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即使加缪不承认自己存在主义者的身份并且和萨特在后期分道扬镳，两者都从不同的方式与角度透视人的存在。究其开端，应从“自由”而论。
萨特的绝对自由与传统意义上木桶理论相反。木桶理论认为，木桶的最短板决定了这个木桶的盛水量，人也是一样。正如水会从木桶的最低处流淌出来一样，在团队中，最差的人决定了这个团队所能发挥的最大实力。然而，人不是木桶，人的要素整合效果也不能一概而论。在萨特的存在主义视域下，我们可简单从四个角度来重新解构木桶理论，即诞生的起点，生命的走向，外部的影响效果和价值的赋予来源。
第一，诞生的起点不同。木桶在没诞生之前，就有了一个木桶用途的确定性——装载，而一个人出生后包括他后面漫长的几十年，他都没有一个确定性的用途，他的本质依旧处在未完成的状态。这类似于古人所云的“盖棺定论”。一个人当他死了之后，我们才能追随他生活的痕迹，窥探他的本质。而在这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中，有不同的走向，除了唯一的起点即诞生，谁也无权说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第二，生命的走向不同。一个木桶有装食物、装水的功能等等，但是它的未来走向已经被自己的本质捆绑住了，而一个人却不会。萨特认为，外界如果对这个人接下来的走向束缚，那就是不合规矩的。这个人今天可能种树，成为一个农民。明天战争爆发，他上了战场就说不定就成为了一个战士。如果一个社会从出生就把一个人的人生规矩定死，那无疑是场悲剧。放到现代社会来说，人们也偶尔会冒出这样的意识比如“父母为什么要规定我的人生如何”这样的话。在生命旅途中，木桶兜兜转转都是离不开像锚点一样的本质的用途，而人并不是如此，他的生命走向完全取决于自己。
第三，外部的影响效果不同。木桶的一生都是会被人类所束缚的，它不可能走出这个范围之外。人作为木桶的外在物，对木桶的本质起决定性作用。而人类虽然会受到外界的评价等影响，但是选择权最终还是在于这个人本身的，它并不真正为外界所框定与束缚。从影响效果来说，人受到的影响会比木桶小得多。
第四，价值赋予来源不同。木桶的价值是先天的，在它没出生时候就被自己的制造者所确定了。而人的意义价值从不是外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把这个人造出来，他就有这方面的意义。这份意义不是市场买卖商品的价值，而是这个人对自己的接受以及规划。倘若他接受自己的无能无知，那他就是自洽的，他给自己的人生断定：他是一个坦然过日子的人，这便是萨特视域下人的意义与价值的真正展现。
在萨特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他深入探讨了人的自由本质，认为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个体通过自身的行动和选择赋予自己意义。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观念中认为人的本质是预先决定的观念，强调了人类在创造自身本质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萨特认为，人并非像木桶那样，在诞生之前就被赋予了固定的用途和功能。木桶的用途是明确的，它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装载东西，而人的存在则是开放的，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人的本质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其生命的历程中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逐渐塑造而成[1]。正如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所言：“人是自由的。”[2]人无法逃避自由，即使在面临困境时也是如此。他通过自身的行动和选择，不断地塑造自己的本质，展现出人类存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加缪的自由理论更显现实，主张忠于自我，即个体应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不被外界的评价、规范和压力所左右，坚定地做自己。在《局外人》中[3]，主人公默尔索这一形象将加缪的这一观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默尔索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时，他的反应平淡无比，这在常人看来似乎是冷漠无情的表现。身边的人绷紧神经，担心他的情绪。门房与他说话小心翼翼，还懊恼自己和他讨论尸体相关的事情冒犯了他。他母亲的朋友们也多次询问他是否要再见母亲一面，可都被他冷漠对待。然而，默尔索的这种表现并非因为他对母亲没有感情，而是因为他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母亲的去世在他心中并没有引起那些人所认为的强烈悲痛，他不会为了迎合社会对孝子的期望而去伪装悲伤。送葬完母亲后，默尔索转头就和自己的女朋友看喜剧电影，并发生亲密关系。当被女朋友问及是否要结婚时，他敷衍地表示随便，因为他不在乎自己是否结婚以及和谁结婚。这一系列行为在传统道德观念下显得格格不入，但从加缪的自由理论角度来看，默尔索只是忠实地遵循着自己的内心，不被社会所认定的诸如婚姻等观念所束缚。后来，默尔索结交了知名坏青年雷蒙，并因雷蒙开枪杀人而被卷入其中。即使射杀的目标与他毫无关系，他在法庭上被质问为什么要对一个已死之人继续开枪虐待时，他表示没有理由，只是想这么做。他不屑于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为了满足外界的期待或者避免外界的指责。默尔索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他游离于社会常规道德和行为规范之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或许会评价他冷漠或无情，但默尔索的表现正是加缪自由意志的体现。他无所谓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对他的评价，也无所谓审判的结果，因为他始终坚守自我，不被外界所左右。即使最终他还是死了，但他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对自我的忠诚和坚守，使他的自由精神得以永存。加缪通过默尔索这一形象传达出这样的观点：真正的自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不被外界的喧嚣和世俗的观念所干扰。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而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目光或者遵循所谓的社会规范而失去自我。
2. 问题的解决方式
萨特的绝对自由理论，虽在哲学层面极具深度与启发性。然而在现实语境下，却面临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挑战，暴露出其空想性的一面。需明确的是，萨特的哲学体系并非以荒诞为起点，而是聚焦于通过自由选择为存在赋予意义。在《恶心》中[4]，洛根丁所感受到的荒诞，源于他对自在存在偶然性的深刻领悟。自在存在，是萨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指的是那些无意识、无目的、无意义的存在，如石头、树木等物体。洛根丁在对自在存在的观察与思考中，意识到其存在的偶然性与荒诞性，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荒诞感。这种荒诞感并非终点，而是促使他向自为存在转变的契机。自为存在是具有意识、能够自我反思和自我创造的存在，即人类的存在方式。洛根丁通过创作行为，积极地进行自我定义，赋予自己的存在以独特的意义，从而在荒诞中寻找到自由的可能。
然而，当我们将视角从哲学的思辨转向生活的现实，萨特的绝对自由理论却似乎难以完全适应。在现实生活中，绝对自由的强调可能会导致人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和困境时，做出逃避现实的选择。例如，当一个人遭遇重大挫折、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时，他可能会选择放弃、甚至选择死亡来逃避困境。在萨特的理论中，这种选择也是自由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然而，这种逃避现实的选择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比如，一个因失业而陷入经济困境的人，他可能会选择沉迷于网络游戏、毒品等来逃避现实的痛苦，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一些心理上的安慰，但从长远来看，这种选择只会使他的生活更加糟糕。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可能被社会解读为悲观的。社会误解的不仅是存在主义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引起的悲观主义，还有“绝对自由”所带来的弊端。
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加缪便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宣告：“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5]这一观点直指人类存在的核心困境，即如何面对生活的荒诞性。加缪认为，荒诞源于人类理性对意义的渴望与世界本身的无意义之间的断裂。我们人类天生具有寻求意义的本能，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某种目的或解释，然而，世界却以一种冷漠、无意义的方式回应我们。这种矛盾，这种断裂，便是荒诞的根源所在。
与萨特不同，加缪拒绝用任何形而上的体系，包括存在主义，来消解这种荒诞。他反对那些试图通过构建复杂的哲学体系或宗教信仰来为世界赋予意义的做法，认为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荒诞的逃避。加缪坚信，我们不能通过抽象的理论或超验的信仰来解决荒诞问题，而是要直面荒诞，在荒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加缪主张，面对荒诞，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知，并通过艺术创作与反抗行动来回应。他在《反抗者》中写道：“保持清醒，注视荒诞的消亡——这就是反抗者的道路。”[6]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加缪面对荒诞的态度。反抗并不意味着暴力或激进的行为，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与坚韧。它是一种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是在认识到生活的无意义后，依然选择热爱生活、创造意义。艺术创作是加缪所提倡的一种反抗方式。通过创作，人们可以将自己对荒诞的感受和思考表达出来，赋予自己的存在一种独特的意义。例如，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绘画、音乐等，都是创作者在面对生活的荒诞时所做出的积极回应。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也为创作者自身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超越。
此外，反抗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上。加缪认为，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来反抗荒诞。比如，一个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人，他可以选择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工作，努力在工作中找到乐趣和意义；一个遭受不公待遇的人，他可以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些反抗行为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它们体现了人类在荒诞世界中的尊严和价值。
3. 人生的意义
萨特认为人的自由选择决定了人生意义，选择不同职业便赋予人生不同意义。但其理论也存在“他人即是地狱”的特点，即人的自由与他人自由会产生冲突，他人的存在可能阻碍自身意义的发展。甚至，萨特认为若追求自由与意义符合时代正轨，可限制他人生存领域。萨特自始至终都没有逃离过这个问题的思考。如果你选择当消防员，那就是消防员意义，如果是警察就是警察意义。你在夜晚行走，留下了人类的一个范式，给后人经验，充满了意义。萨特认为人的意义是在选择中获得的。而萨特的人生意义理论还具有一个特点即“他人即是地狱”。意思是在我们之中，每个人的自由都会与其他人的自由产生冲突纠纷，此刻，他人的存在便造就了你意义发展的障碍。罕为人知的是萨特认为当你所要追求的自由处在时代正轨上，我们为了追求自由与意义是可以抹杀其他人的生存领域的。
我们再次以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神话》为例。西西弗因触犯众神，便被惩罚将一块巨石推到山上去。这块巨石每每未达山顶就又滚到山下去。可西西弗在这种枯燥的、无止境、无意义的活动中学会了享受推石头的过程，寻找到属于自己人生的幸福。加缪压根不会考虑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他认为你能将生活的每一天过好的时候就已经充满意义了，就像西西弗学会在无意义的人生中沉醉在与巨石较量的快乐。这种观念从另一个角度亦可以理解为，加缪认为这个世界压根就没任何意义。我们的生活与西西弗机械无聊的运动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因此我们也只需要如西西弗一样，能够或者，能够超越自己的乏味的生活，对自己人生负责就算是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加缪在《反抗者》中批判绝对自由可能导致新的压迫形式：“当反抗遗忘其根源，投身于革命时，革命存在背离其初衷的风险”。他坚持反抗“必须承认限度”。反抗者既否定不义，也拒绝成为新的压迫者。西西弗的幸福正在于他意识到，推动巨石本身即是对神权的反抗，而非期待结果的改变。
加缪的自由，或许是时代的背景原因，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加缪不能接受萨特式的“限制”他人，因为对他而言，结果并不重要，主要是有反抗的精神，重要的是人本身的存在与对自己的负责。萨特与加缪这一对好友因为这一理念的不合，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最终两人在战争中选择了不同的阵营。萨特支持苏联的革命，而加缪却不断在提醒，这样的过分反抗的现实革命会慢慢使一个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扼杀他人的存在，就是剥夺了他人本可拥有的人生意义。
4. 选择与责任
按照萨特的理论，人的存在是先于本质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由自己决定，不受外界侵扰和阻碍。既然如此，那么人的选择就该是自己想什么是什么。然而这样也会带来一些伦理的问题。比如，在战场上逃生是一种选择、杀人放火是一种选择。既然人都有选择的权力，那我这么做又有什么关系，外界的评价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
“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出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立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诚然，有许多人并不表现有这种愧疚。但是我们肯定他们只是掩盖或者逃避这种痛苦的。”[3]
萨特回答是，当我们在做一个选择时候需要背负着责任。比如杀人了就需要偿命或者进监狱烦闷地度过一辈子。但这个责任它究竟不是一个终极性地束缚。所要求的不过是当你做这个选择之前需要考虑好是否要接受这项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在做出选择后承担所带来的风险。比如你身无分文，所以在你眼前就会有三个选择，一是不劳而获，去偷去抢。而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三是直接躺平，死了算了。这三个选择的机会都在你手里，没有人逼迫你必须选择其中任何一项，这就是绝对自由。但是第一项的后果是蹲大牢，名声败坏。第二项的后果是你有一定概率变成廉价劳动力，艰难生存。第三项的后果是死亡。你选择任何一项结果或者超出我这里所提出的选择后的结果，这就是你所承担的责任。萨特将个人选择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过分夸大。个人的选择会背负上一个人类族群的责任。而事实上，许多微小选择无需承担如此重大责任。
加缪与之相反，他就会认为，这个人所背负的责任仅仅是他个体所拥有的。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与事情上，他才会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一股脑地将所有责任的夸大。比如默尔索对世界漠然，西西弗因触犯众神干着无聊的蠢事，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只局限于自己，而不会放大地变成：因为默尔索和西西弗，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冷酷无趣者。1952年，加缪发表了《反抗者》，在书中对系统性压迫与暴力进行了尖锐批评，其观点部分源于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观察。这一批评引发了萨特的激烈回应，他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加缪是带有妥协倾向的。这场争论的背后，是两人在暴力合法性、历史目的论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加缪强调责任应与事态的严重性相连接，警惕任何形式的暴力合理化和意识形态绑架；而萨特则更倾向于将责任置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社会变革之中，认为为了实现历史目标，某些手段是可以被接受的。
5. 结语
加缪首先是一个文学家，其次是一个哲学家。而萨特恰恰相反。加缪的对人类的处境的思考是通过小说的形式呈现世界荒诞的地方，更加感性。萨特则是注重理论的论证，比如《存在与虚无》。加缪在《局外人》构建了一个荒谬的局外人。默尔索对世界的感情视若无睹，对他人对他的评价不以为意。即使在死亡的面前，他也不选择撒谎，而是忠于自己的本心，因为如果他听任他人，那就不是他自己。这样的故事内涵，通过一种意会传到我们这里。而他本人不局限于此，比如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描绘了一个惩罚，这个惩罚是让一个人将石头一遍一遍推上又滚落到地下。在此加缪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惩罚是让一个人做一个无聊又无用的工作。而在故事的结尾，加缪写道：“在光亮中，世界始终是我们最初的最后的爱；在痛苦的大地上，它是不知疲倦的麦草、苦涩的食物，是大海边吹来的寒风，是古老而新鲜的曙光。在长期的争斗中，我们必将和这些食物一起，重造这个时代的灵魂。”在加缪的视野里，这个世界荒诞不止，但人们需要反抗，不管是默尔索还是西西弗。而这样的争斗是需要符合人性的根本要求的，不能在反抗压迫之中成为压迫者，认为行为无意义，应该以精神的反抗，清醒的认识为主。
萨特笔锋冷静，他着眼现实，加之举例来证明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荒诞的，人为什么是自由的。在萨特的眼中，世界荒谬同样反抗。但他的反抗却与加缪有所出入。萨特花了大量笔墨说明，人是不可能选择不自由的。当一个人选择时候，他是自由的，当他选择不选择时候，也同样是自由选择。萨特说明这样的绝对自由不可逃避，以至于我们反抗这个社会的方式，是绝对自由调节我们的存在方式以及生活状态。通过行为而反抗。两人对荒诞持着完全不同的态度，最后也在现实生活中走上不同的道路。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两人都是现实中难得的努力反抗生活荒诞性的局外人。萨特对抗社会对存在主义的“绝望性”的排斥，而加缪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直指社会生活的灰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