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后，许多教育学者纷纷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幼教，同时这一研究热潮也推动了我国幼教的快速发展。幼教模式研究热潮纷繁复杂，而90年代以后，熊秉真的幼教模式研究却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儿童史的研究。她的幼教模式研究源于对“生命传递”的好奇，以及中外学习经历，决定揭示中国历史儿童教育的真实面貌。熊秉真在研究中深耕史料，致力于挖掘幼教模式精髓；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敢于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关注儿童的独特视角，展现人文关怀。为了更好推进幼教模式研究，需要从注重史料的联系性、坚守真相的客观性以及关注儿童的主体性等方面出发，以便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改进提供参考。
Abstract: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chool system of the Year of the Rabbit in 1903, many educational scholars have begun to shift their research focus 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s research craze has also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dels has been complex and diverse. However, since the 1990s, Xiong Bingzhen’s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dels has stood out and initiated the study of Chinese children’s history. Her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dels originated from her curiosity about “life transmission” and 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he decided to reveal the true fa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Xiong Bingzhen delves deeply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his research and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dels. Always maintain an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attitude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reveal the true face of history. Focus on children’s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demonstrate humanistic care.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dels,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aspects such as 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dhering to the objectivity of the truth,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subjectivity of childre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1. 引言
自1903年中国教育第一个学制——“葵卯学制”颁布中，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前教育机构蒙养院，许多教育学者纷纷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幼教，同时这一研究热潮也推动了我国幼教的快速发展。幼教模式研究纷繁复杂，而90年代以后，熊秉真的幼教模式研究却独树一帜，开创了中国儿童史的研究。她的幼教模式研究揭示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儿童的成长历程，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化圈在儿童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儿童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示着儿童史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基于此，本文通过探究熊秉真幼教模式研究背景，多维度解读其研究路向，尝试得出一些启示，以期给予未来幼教模式研究提供方向。
2. 历史追问：熊秉真幼教模式研究之源起
长久以来，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少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普通的人事上，以至儿童流于拘执失之片面。近世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我国历史上一些弱势群体逐渐受到史家的重视，对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1]。同时也由于史料、研究方法、技术和设备的改进，使“当事人为自己发声”成为可能[2]。儿童史在这种背景下渐渐成为历史学家探索的新领域。关于儿童史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这一研究掀起了西方家庭以及儿童历史研究的热潮，为后来学者研究儿童史提供了基础。二十世纪后半叶，逐渐有学者对阿利埃斯的童年“发现说”提出批驳意见，驳斥和解构关于“中世纪以前没有儿童”的论断[3]。随着新思想的输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儿童对儿童的研究开始从“成人本位”到“儿童本位”观念的转变，即对儿童和童年的深挚注视和关怀[4]。这一趋势的出现，为熊秉真等中国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熊秉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独特视角，成为中国最早关注儿童的学者之一。她所学专业是历史学系，曾有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的国外学习经历，这些中外学习经历为她对中国儿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同时使她具备了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专业素养。她对这一领域的学术兴趣主要源于父母的习染。她的父母是教育工作者，很早的时候就替联合国写儿童文学，在这种家庭氛围下成长的她，习染了父母对幼教和生命的热爱。而当她就读于大学时，在一个师资条件还过硬的科系，在藏书丰厚的图书馆内，她找不到中国儿童生活过的历史痕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儿童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她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从零开始探索这一领域。出于对“生命传递”的好奇，以及对“社会文化史并不会让所有曾经活过的人留下痕迹”的困惑，她决定填补这段儿童历史书写的空白。
熊秉真把研究重点放在儿童史上，特别是在研究近世幼教模式方面，以期揭示这一历史时期儿童教育的真实面貌。她的幼教模式研究始于中国传统社会儿童养育与教育实践的深入剖析。她认为，幼教模式不仅受到家庭和学校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更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宏观因素息息相关。儿童周遭的人事环境，对其成长与生活，起着关键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传统的私塾教育逐渐被打破，更加科学、系统的幼教模式逐渐崭露头角。同时医疗卫生系统的改善，儿童的健康问题也受到重视。这些社会的变迁推动着幼教模式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熊秉真对近世幼教模式研究的进程。随着研究的深入，熊秉真逐渐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幼教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她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儿童养育与教育实践的对比分析，揭示了幼教模式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演变规律和内在逻辑。此番研究，很好地延展了原有的认知视野与学术研究的幅员，且以资料的全面占有、例证的丰富可读、言说的条贯畅达，使得历史研究从意义上到方法上得到整体改进，研究意义深远而可贵。
3. 多维透视：熊秉真幼教模式研究之路向
熊秉真对中国幼教模式的研究既没有掩饰中国对儿童的种种掣肘，也没有对儿童的生活状况进行过多的歌颂，而是尝试实事求是地呈现中国幼教模式。她在研究中体现出深耕史料、对研究内容不畏强权以及人文关怀视角的研究路向，呈现了一幅丰富而立体的幼教画卷，能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思考现今儿童的处境。
3.1. 深耕史料，挖掘历史精髓
在幼教模式研究中，熊秉真搜集了各类历史文献，包括史书、家谱、笔记、书信等，这些文献为她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和具体案例。她不仅关注官方的教育政策和制度，还深入挖掘了民间教育实践和儿童生活的点滴细节，使得她的研究更加立体和生动。正因为他们对儿童主体性与历史真实性的重视，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些复杂材料，已成为他们主动思索探究的问题[5]。她的研究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史料，一是古代文献，从古代文献中挖掘幼教模式的历史渊源，诸如《三字经》《幼训》等蒙学教材，这些蒙学教材蕴含着丰富的古代儿童教育理念和方法[6]。通过这些史料的分析，揭示了古代社会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以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内容。二是民间史料。通过深入挖掘家谱、族谱、书信等民间史料，得出儿童生活和教育状况的珍贵资料。三是艺术作品，从艺术作品中寻找幼教模式的蛛丝马迹。她主要通过分析古代绘画、雕刻、照片等艺术作品中的儿童形象，为了解儿童生活和教育方式提供了直观资料。此外，在史料的运用上，熊秉真注重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她通过对多样史料的细致分析和对比，确保所使用的史料能够真实反映幼教模式的实际情况。同时，熊秉真还善于从史料中挖掘幼教模式背后的深层含义。她通过对史料的深入解读，探讨了古代幼教模式所反映的社会观念、文化价值和教育理念。
3.2. 不畏强权，勇于挑战权威
在研究中，熊秉真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敢于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她不受传统观念或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是根据史料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解读。首先，她对史料进行批判性解读，用中肯的态度解读史料。比如在书中谈及子弟早慧现象时，她指出“这类的褒赞之辞，当然不乏夸张溢美之词，久而久之，也容易流为一种固定僵化的形式，未见句句真实。”[7]这种批判性解读的方法，使得研究更加具有深度和洞察力。其次，熊秉真从海量史料中挖掘出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儿童的面貌，这无疑是历史上重大发现。阿利埃斯通过中世纪宗教绘画的史料中来论证中世纪没有儿童的概念[8]。后来其他历史学研究者对阿利埃斯的观点进行批判，论证中世纪存在“儿童”概念的问题。其实中国关于儿童的研究，并不晚于西方，早在16世纪，王守仁就已经提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9]。但由于知识分子的对儿童的关注晚，导致儿童的相关理论未形成相应的体系[10]。熊秉真的研究打破了“历史上没有儿童”的说法，敢于挑战传统史学界对儿童的忽视。此外，熊秉真还注重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来揭示中国幼教模式的真实面貌。她不仅关注了儿童在教育方面的经历和成长，还关注了儿童在家庭、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3.3. 独特视角，关注人文关怀
对于幼教模式的研究，不仅在于还原那些被遗忘的童稚人生，也在于通过儿童的视角，重新审视和理解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以及人性的光辉。熊秉真的幼教模式研究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的视角出发。研究中除了关注儿童的外在生活环境，还深入探讨了儿童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世界以及他们与成人世界的互动关系，展现了家庭、社会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这种对儿童个体成长的全面关注，体现了熊秉真对儿童成长环境的深切关怀。尊重儿童就是要持有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就是对儿童的人文关怀，就是对儿童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以及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高度重视[11]。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课堂，家庭对儿童性格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环境也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成长资源和挑战。这种将儿童视为社会行动者的独特视角，不仅填补了中国儿童史相关研究的空白，也丰富了世界史研究。此外，研究中还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教育的影响。她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上关于儿童教育的思想和理念，如“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等，并试图将这些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不仅丰富了幼教模式研究的内涵，也体现了熊秉真对文化传承的深切关怀。
4. 深度审视：熊秉真幼教模式研究之启示
审思熊秉真的近世幼教模式研究路向，不仅展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幼教历史的真实面貌，对中国儿童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同时也需反思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这样更能为当代幼教模式研究以及更多学科儿童史研究提供启示。
4.1. 注重史料的联系性
熊秉真通过丰富的史料研究，揭示了不同幼教模式对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影响程度。这种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我们更加全面理解中国幼教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熊秉真的研究不像阿利埃斯研究对象集中于社会精英群体中的家庭和儿童。她不仅选择士人家庭幼教蒙学方式进行探讨，同时也会关注到坊间流传的大量幼教素材，将来自多个方面的史料进行对比和分析。在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兼顾人与事前后左右的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应能获得一个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12]。然而，虽然熊秉真的研究史料涉及不同时期的幼教模式，但不免在研究过程中受到时间跨度的制约，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未能把史料的内在联系充分挖掘出来。此外，她把程朱理学对儿童主静持静与陆王心学主张嬉游天性作对比，来说明幼教文化的演变。但后来也有学者提出批判，认为宋人包括理学家对童心一味进行抑制这一结论有所偏差，二者的童蒙观其实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同样是成人本位，程朱理学亦有顺应童心的现实层面[13]。她的研究依赖传统文献，但这些材料多反映士大夫阶层的观念，而较少涉及底层民众的日常实践。因此，对史料的研究应考虑联系性、全面性。历史研究首先需要充分的史料考证，史料考证揭示的是一系列具体事实，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必须尽可能全面搜集和分析相关史料，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14]。总之，注重史料之间的联系性，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幼教模式。
4.2. 坚守真相的客观性
在研究过程中，熊秉真敢于挑战传统观念，不畏权威，坚持自己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她深入挖掘史料，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即使面对困难，也毫不退缩，而是选择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这种研究态度，不仅体现了作为研究学者的应有的勇气和担当，同时也树立了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榜样。但同时熊秉真的研究也在提醒着我们反思，历史客观性并非绝对真理，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严谨追求。完全的“价值中立”的历史研究是不可能存在，但通过批判性反思和多元方法，可以无限接近真相。在历史研究中，历史记载与客观史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二者的张力始终难以消解[15]。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应保持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勇于挑战传统观念和权威观点。同时，也要具备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不畏强权和压力，为追求真理和真相努力奋斗。坚守真相的研究态度不仅是对研究者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整个学术界的挑战。这种态度的养成就要求研究者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能够足够保持冷静和理性，守住学术底线和原则。同时，这种态度也激励着更多的学者勇于探索新知，敢于挑战权威。在幼教领域，这种研究态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敢于面对幼教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勇于提出新的理念和方法，为儿童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贡献研究者力量。
4.3. 关注儿童的主体性
近年来，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儿童的关注越来越高，尝试从儿童的各个方面进行探讨，从而推动儿童的发展。熊秉真则选择研究中国儿童的历史，深入挖掘中国历史儿童的面貌，探究中国的幼教模式。在幼教领域的研究中，儿童始终是研究的中心。熊秉真在研究幼教模式时，关注儿童身边环境的影响，以独特的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幼教问题。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她虽强调儿童主体性，但未明确界定其主体框架，未指出儿童的选择的主动反抗还是被动适应，也没有把西方儿童史理论充分考虑进内。因此，在研究时应关注儿童的成长需求与心理特征，以儿童为本，构建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幼教模式。儿童非常“富足”，他们有一百多种思考、游戏和说话的方式，同时还具备一百种倾听、感受惊奇和表达爱的方式[16]。当然，我们只能通过现象学不断还原、无限接近儿童本真，却无法将其固定下来，因为对儿童的认识始终“在路上”[17]。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利于提升幼教实践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融入人文关怀，有助于培养儿童健全人格与良好品质，更有助于研究者与儿童拉近距离，站在儿童的立场研究幼教，尽量保证儿童的平等地位，把儿童当作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总体而言，无论是宽泛的儿童史，还是教育学视角下的儿童史，对于历史上中国儿童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8]。因此，在幼教模式研究中，需要我们更加关注儿童的主体性地位，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为我们的人文关怀视角注入新的内涵，从而使熊秉真中国立场的幼教模式研究真正转化到国际视野的层面上来，并在研究实践中得到有效落实，保证幼教模式研究更加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