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对中文学习的兴趣逐步提高,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领域。自2007年中国设立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积极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并通过发表高质量论文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期刊论文作为一种学术出版形式,在某一学术领域的热点主题方面具备较强的权威性[1];其中的高被引论文则往往涵盖着某一学科领域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并且能够揭示该学科的前沿导向,同时具备显著的学术影响力[2]。已有许多学者对高被引期刊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了解学科前沿及相关热点信息,比如对医学交叉感染问题[3]、数学学科发展[4]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5]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因此本研究将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07~2022年的汉语国际教育领域高被引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从而获取关于该领域最核心的研究成果及最新的研究动态。
CiteSpace是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及认可的一种新的文献计量工具[6]。已有相当数量的学者采用CiteSpace这一计量工具对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有学者聚焦于学科的具体某一层面进行研究,比如对孔子学院[7]、词汇教学[8]、汉字教学[9]以及文化传播[10]等方面进行文献分析,从较细致的角度深入探讨学科内不同层面的研究情况;也有部分学者以汉语国际教育整个学科领域作为研究内容,分析该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等。代阿鑫等人分析了2000年至2022年汉语国际教育的海外研究热点[11],王辉、施武佳则选择2009年至2022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高被引学位论文进行计量分析[12],郭晶选取了2017年至2019年的汉语国际教育立项课题和CSSCI期刊论文探讨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内容[13],李宝贵、尚笑可对2008年至2018年发表于核心期刊上的汉语国际教育论文进行归纳分析[14]。尽管上述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基于核心期刊、学位论文或立项课题的研究可能会忽略其他相关文献,不同的时间筛选范围和检索关键词也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已有研究显然不能全面涵盖汉语国际教育的最新发展状况[15]。
因此,本研究选取中国知网中2007年至2022年间的高被引期刊论文作为样本,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解读合作网络、关键词、时间演进等多种图谱,旨在揭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的基本情况、热点主题以及演进趋势,为今后相关研究提出参考性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源,运用其高级检索功能系统性地搜寻符合研究主题的学术期刊文献。检索时间范围定为2007年至2022年,理据在于此时段涵盖该领域发展的关键时刻:2007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设立,2012年学科名称由“对外汉语”更改为“汉语国际教育”,2022年进一步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标志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目标及热点的转向。通过多轮次检索并不断对比初期检索数据,最终确定正式检索主题词为“汉语国际教育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 汉语教学 + 对外汉语”,限定文献类型为学术期刊,据此共获得17529篇文献。为确保最终样本数量充足且减少时间因素对被引频次的影响,研究采用了两个标准来对样本进行最终筛选。首先,按照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序,选择被引频次大于80的期刊论文作为样本之一。其次,每年被引频次排名前2%的期刊论文也被纳入样本。在筛选的过程中,明显与本领域学术研究无关的会议通知、书评等内容被人工剔除。最终,本研究共筛选出466篇文章作为统计和分析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该领域论文数量相对较大,如果只选取被引频次前1%作为样本,则第一篇和最后一篇论文的被引频次分别为959次和120次,但此范围无法涵盖研究所定的时间跨度。因此研究者最终采用限定被引频次与百分比相结合的方法,并参考已有研究,将被引频次80次以上的论文定义为高被引论文[16]。此外,鉴于近5年文献依然有被引数上升空间,为保证有足够的样本文献,以2%作为筛选标准。在筛选上述年度被引频次前2%的样本时,仅选择了被引频次大于等于50的部分,视为其具有相对“高被引”特征。
2.2. 可视化分析工具和方法
定量分析能够系统地梳理大量文献信息,揭示出文献之间的联系和演化趋势[17]。本研究采用CiteSpace软件对高被引期刊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是陈超美教授及其团队设计开发的一款可视化分析软件[18],该软件不仅能够对发文作者、机构、以及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共现分析,还具备对关键词进行共现、聚类和突现分析的功能,可观察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以及研究热点和未来趋势[19]。本文使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466篇文献作为数据信息,转换为可被CiteSpace识别的Refworks格式以供分析。对于每篇选定的论文,研究者首先收集并整理其包括题目、作者、发表期刊、摘要、关键词等在内的详细信息,随后运用图谱绘制和定量数据分析的方法,揭示论文间的引用关系、作者与机构的分布情况以及研究主题和关键词的演化趋势。并通过对这些可视化分析结果的解读,梳理近年来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研究热点,为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3. 研究发现
3.1. 基本情况
3.1.1. 高被引论文年度发文量分布
通过对所选样本论文进行统计,得出折线图如图1。可以看出,2007年至2022年期间,高被引期刊论文的数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期刊论文的被引数受到时间累积因素影响,发表时间早晚与被引量多少存在一定相关。具体而言,高被引期刊论文的数量在2007年最多,共有67篇;相比之下,2022年的高被引期刊论文仅有1篇,这主要是因为2022年的期刊论文发表时间较短,因此被引用量尚未积累起来,仍存在可能上升空间。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cited articles
图1. 高被引论文年度发文量分布
为更深入分析上述趋势,研究者将研究年度期间划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在第一阶段(2007~2012年)中,高被引文献的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相对来看这一阶段的数量最多,表明这一时期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重视,并处于该领域的发展阶段。自2007年设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以来,更多的研究者们加入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使得高被引文献的数量排在较高水平;在第二阶段(2013~2018年)中,高被引文献数量维持在中等水平,这表明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研究仍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的关注,可能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突破性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和研究群体的广泛兴趣和引用;在第三阶段(2019~2022年)中,高被引文献数量呈下降趋势且数量较小,表明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进入到了蓄势阶段,这或许与学界在引用上诉诸权威有一定关系。此外,新发表的文献被引数量尚存上升空间,也是这一时期高被引文献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
3.1.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软件对466篇文章的作者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如图2所示的聚类网络图谱,共有316个节点,即316位作者。其中节点越大,代表该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越多。数据显示,汉语国际教育高被引期刊论文发文量最多的是吴应辉教授,共计发文21篇。
核心作者是促进学术创新和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20],分析核心作者群体分布状况可了解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根据普赖斯定律:同一主题论文的一半是由少数核心作者撰写的,公式表示为
,其中的Nmax和Nmin分别代表核心作者中最高论文发表数和最低论文发表数,当作者发文量大于Nmin时,则可判断其为核心作者[21]。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leading authors
图2. 主要作者分布图谱
本研究的Nmax为21,代入公式得到Nmin约等于3.43,取整数4,因此,在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发表了4篇或更多高被引期刊文章的作者被认为是核心作者。统计发现,满足这一条件的作者共有16位,他们共发表了130篇文章,约占总发文量的27%。然而,这个比例并未达到普赖斯定律中核心作者发文量占全部的50%的标准。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高被引期刊论文的核心作者发文量相对较低,这说明该领域尚未形成具有高生产力的作者群体[22]。
根据图谱显示,作者之间总共有374次合作关系,这表明在该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合作。然而,合作密度为0.0075则表明作者之间的合作联系相对较稀疏,这意味着大多数作者更倾向于独立或在自己团队内部开展研究,合作关系并不频繁。进一步观察图谱发现,吴应辉、李泉、赵金铭、崔希亮等七位作者形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合作区域,这些核心作者在合作网络中拥有较多的连接,具有更高的合作频率和紧密度。此外,通过表1的统计情况可以发现,这些有紧密合作的核心作者基本来自同一地区,表明地理因素在学者合作关系的形成上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Table 1. Core authors’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s and their publication output
表1. 核心作者所属机构及发文量统计表
作者 |
所属机构 |
所在地区 |
高被引发文量 |
吴应辉 |
北京语言大学 |
北京 |
21 |
李泉 |
中国人民大学 |
北京 |
16 |
赵金铭 |
北京语言大学 |
北京 |
11 |
崔希亮 |
北京语言大学 |
北京 |
11 |
陆俭明 |
北京大学 |
北京 |
9 |
崔永华 |
北京语言大学 |
北京 |
5 |
吴勇毅 |
华东师范大学 |
上海 |
4 |
3.1.3. 机构发文量分析
某机构的发文数量通常与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实力正相关,发表更多高被引文章的机构往往在相应领域具有更显著的影响力[23]。为了调查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主要机构和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本研究利用CiteSpace对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为直观显示各机构的发文状况,本研究未使用合并节点功能。在设置发文机构的阈值为6后,得到机构分布图谱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在2007年至2022年期间,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最多,其次是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数据表明上述机构在该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此外,前十名高被引论文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基本上都位于北京地区,除了上述三所机构之外,还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等。可见,北京地区的高校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可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作用。
Figure 3.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
图3. 主要发文机构分布图谱
3.1.4. 期刊来源情况分析
分析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中窥见这一研究主题的分布领域,并以此为依据判断未来的研究走向[24]。通过对研究的466篇文献进行期刊来源统计后发现,这些文献共涉及134种期刊。根据2007年至2022年的数据,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高被引文献发表量排名前十的期刊如图4所示,其中,发文量前十名的期刊中共有五本核心期刊,分别是《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民族教育研究》。数据显示,《世界汉语教学》是高被引论文发表量最多的期刊,共发表77篇文章,其次是《语言教学与研究》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
进一步分析可知,发表量较高的期刊以教育教学类为主导。例如,《世界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和《国际汉语教育》等期刊均与教育教学相关。可见,汉语国际教育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倾向于关注“教育”方面的研究内容,文章的侧重点也主要包括教学法、教材开发、教学评估、教师培训、跨文化交际以及学习策略等与教育有关的话题,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
Figure 4. Top 10 journals by number of publications
图4. 发文量前十名期刊统计图
3.2. 热点主题
3.2.1.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在反映研究主题和内容时具有关键性的信息角色。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可揭示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25]。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共现关键词419个,考虑到本研究基于2007~2022年汉语国际教育领域高被引相关期刊文献,“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三个名称的关键词必然会出现较高频次,本文在研究热点分析中,将其视为无效关键词。除以上三个无效关键词以外的前10位出现频次最多的共现关键词分别为汉语教学(26/2007,26为频次、2007为首次出现年份)、孔子学院(24/2008)、国际汉语教学(11/2009)、汉语国际推广(10/2007)、教学模式(10/2009)、泰国(10/2007)、对外汉语教材(9/2007)、汉语(9/2008)、线上教学(7/2020),详见表2。以上数据可以充分反映2007~2022年间该研究领域内研究学者的主要关注点。
Table 2. Top 1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007~2022)
表2. 2007~2022年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前10位高频次关键词
频次 |
首次出现年份 |
关键词 |
26 |
2007 |
汉语教学 |
24 |
2008 |
孔子学院 |
11 |
2009 |
国际汉语教学 |
10 |
2007 |
汉语国际推广 |
10 |
2009 |
教学模式 |
10 |
2007 |
泰国 |
9 |
2007 |
对外汉语教材 |
9 |
2008 |
汉语 |
7 |
2020 |
线上教学 |
为进一步探究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研究活力,本研究按照年份对共现关键词的数量进行统计。由图5可知,共现关键词数量出现较多的时间主要在2010年以前,并且高频共现关键词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说明该时期研究的关注点比较聚焦。此后的时间里,研究主题逐渐趋向多样化,平均每年出现约22个关键词,这与专业自身的变化(如开设硕士点、更改专业名称等)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新冠疫情突发、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等)有关,学者们开始重点关注“线上教学”、“教材”等议题,并开始重视学生和教学策略相关研究。
Figure 5. Annual distribution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counts
图5. 各年度共现关键词数量统计图
3.2.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对某一特定研究主题的内容进行聚合归纳,并能够系统梳理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26]。本研究在关键词共现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聚类分析,如图6所示,该图谱模块值(Modularity Q)为0.7357,远超过临界值0.3,说明聚类结构显著而高效;平均轮廓值(Weighted Mean Silhouette S)为0.9307,明显高于临界值0.5,说明各聚类内部聚合程度较高[27]。总共形成的83个聚类证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主题存在多元化特征。图谱中展现了“#0对外汉语教学”“#1对外汉语”“#2汉语国际教育”“#3汉语教学”“#4孔子学院”“#5国际汉语教学”“#6对外汉语教材”“#7混合式教学”“#8产出导向法”“#9国际中文教育”“#10汉语国际推广”“#11东南亚”共12个聚类。其中,“#1”、“#2”、“#9”与学科本身有关,间接证明检索到的文献确实与本研究主题相符;“#0”、“#3”、“#5”、“#6”、“#7”、“#8”与教学方法和资源有关,“#4”、“#10”、“#11”与汉语推广和文化传播有关,说明它们是该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
表3为导出的聚类图谱具体信息,根据聚类结果的相近程度凝聚整合其间的相关性,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可概括如下:
(1) 教学方法创新与教材优化:汉语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策略
从聚类#0、#3、#5、#6、#7、#8的特征词分析可以看出,学者关注教学方法与资源的创新,以提升汉语教学质量。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6. 关键词聚类图谱
Table 3. Keyword clustering results
表3. 关键词聚类表
聚类号 |
平均年 |
聚类标识词 |
对数似然标签值最大的5个关键词 |
0 |
2010 |
对外汉语教学 |
对外汉语教学、任务、留学生、文化、教学法 |
1 |
2010 |
对外汉语 |
对外汉语、“把”字句、口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词汇 |
2 |
2016 |
汉语国际教育 |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研究、反思、对外汉语教学、应用研究 |
3 |
2011 |
汉语教学 |
汉语教学、泰国、现状、问题、发展阶段 |
4 |
2013 |
孔子学院 |
孔子学院、策略、本土汉语教师、中亚、合作办学模式 |
5 |
2014 |
国际汉语教学 |
国际汉语教学、国际汉语教师、国别型教材、小学汉语教学、培养规格 |
6 |
2010 |
对外汉语教材 |
对外汉语教材、国别化、教学理念、汉语、本土化 |
7 |
2019 |
混合式教学 |
混合式教学、挑战与对策、线上教学、线下教学、学习者 |
8 |
2015 |
产出导向法 |
产出导向法、教学模式、写作产出、综合课教学、输入 |
9 |
2020 |
国际中文教育 |
国际中文教育、线上中文教学、数字资源、标准引领、中文教材 |
10 |
2007 |
东南亚 |
汉语国际推广、第二语言教学、中国文化课、专业课程设置、教材建设 |
11 |
2009 |
汉语国际推广 |
东南亚、汉语传播、汉字、国家政策、华裔留学生 |
在教学方法研究方面,产出导向法与混合式教学模式受到学者广泛关注。例如,文秋芳教授于2015年提出“产出导向法(POA)”这一方法理念,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输出驱动作为教学的基本动力[28]。随后,朱勇、白雪通过对马来西亚留学生产出结果的分析提出产出导向法在对外汉语教学应用中的不适之处[29]。桂靖、季薇的研究发现,经过POA化处理的教材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突出教材的重点和难点,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30]。研究者对产出导向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更多地集中在理论、教材和具体教学案例的应用研究上,关注如何通过这一方法提高学习者的语言输出能力和交际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在没有经过充分试错的情况下,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迅速形成。国内外教育界的专家指出,线上教学及混合式教学将成为教育的新常态[31]。在这一背景下,李宇明等学者提出了混合教学模式,在教学的理论、实践、情境、方法、主题等方面实现五个“结合”的设想,以期教学情境迅速与移动互联网语境相匹配,真正做到共享教学无远弗届[32]。
在教材优化方面,学者关注教材内容选择和组织的“国别化”原则,以确保教材能够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和实际应用。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关注教材与技术的结合,注重教材设计的多样性和活动性,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增强教材的效果。徐娟提出要将对外汉语教材从“平面型”转变为“立体化”,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纸质教材和音像制品[33]。这使得教学中的媒体呈现更加多样化和立体化,从而实现汉语国际教育更加优化的教学效果[34]。
(2) 系统化教学与全面发展:深化对外汉语教学效果的关键路径
通过对聚类#1、#2、#9的特征词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到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给予了广泛关注。
具体而言,在基础研究方面,学术界对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在语音方面,赵雷提出了建立任务型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系统的设想,主张通过全面改变传统的课文、生词、注释和练习模式,以学生口头交际任务为核心进行教学[35]。同时,郭红强调在口语教学中要注重同一功能项目的不同表达方式的微妙差别,以及语用分析的运用和贯穿始终的提问等方面的研究[36]。在词汇方面,陆俭明教授提出了针对书面语词汇和口语词汇的词汇教学策略,强调引导学生对书面语词汇进行学习、积累和掌握,并从意义、用法和课文等角度提供相应的教学对策[37]。此外,彭小川和马煜逵也认为在词汇教学中应采用灵活的教学策略,注重词、语素、字在词汇教学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38]。在语法方面,赵金铭在研究中指出要先将汉语语法的基本框架教给汉语初学者,以帮助学习者建立起对汉语语法体系的基本认知[39]。
可见,研究者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基础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在进一步探索和深化研究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关的应用研究也对产出导向法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这反映出国内学者对汉语教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全方面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3) 跨文化沟通与多元教学:汉语国际教育项目的实践探索
从聚类#4、#10、#11的特征词分析可以看出,学者对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中文教育发展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
近年来,伴随国际教育合作的持续深化,相关语言教育项目在全球多地设立,并逐步发展成为多样化的语言文化交流平台[40]。据统计,截至2020年10月,全球范围内已建立数量众多的中文教学机构,覆盖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数据反映出中文教育项目在跨文化传播和语言教学中的广泛布局与参与程度。国内学者对相关机构的研究也日益深化,研究兴趣逐渐从以往注重课堂层面的教学方法,拓展至更为宏观的合作机制、管理模式及其在国际教育体系中的适配策略。研究者普遍关注这类项目在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下的本土化路径、运行模式以及与东道国教育体系的协调发展。从地理视角来看,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文化联系紧密、语言环境多元,是中文教育研究的重要区域。已有研究涵盖多个主题:如吴应辉聚焦于该地区的语言政策和中文教育发展趋势,李志凌研究泰国本地中文教学实践及文化传播路径,杨刚则从语言接触视角探讨中文对泰语的影响。这些研究从多角度呈现了东南亚地区中文教育发展的多元面貌。
3.3. 演进趋势
3.3.1. 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
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关键词可以更清晰地展示它们的演进情况。通过图7所示的时间线图进行观察,本研究发现不同聚类的主要内容及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研究范畴在2008年左右的时期最为丰富。但是,“#6、#10、#11”三个聚类在早期的时间线上出现后又逐渐消失,说明围绕对外汉语教材、汉语国际推广、国别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与思考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0、#1、#2、#3、#4、#5、#7、#8、#9”这九个聚类出现后一直延续到近期,自研究者开始关注以来就持续研究,说明孔子学院、教学方法、教学等方面的内容获得了研究者较为持续的关注。此外,从图中可以发现,除了学科名称和检索词之外,孔子学院的节点最大且在时间线上持续至今,是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线上教学、产出导向法的节点也较大并且正日益受到重视,这些领域展现出巨大的研究潜力,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未来学术探索的重要方向。
Figure 7. Timeline view of keywords
图7.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3.3.2. 关键词突现分析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中的突变词探测算法,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图谱,呈现466篇高被引期刊论文在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的趋势。某一时段突现的关键词,可以反映该时段内的研究前沿[41]。如图8所示,在2007年至2022年的时间范围内,共发现了18个频次变化率较大的突变词。为更好地研究汉语国际教育的前沿演进情况,本研究将研究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并以关键节点作为各个时期的分界点。
第一个时期(2007年到2012年)的重要标志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设立。这一举措的背景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不断增加,使得国际上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因此需要培养更多专业的汉语国际教育人才。该时期重点研究了如何有效推广汉语国际化,包括开设汉语课程、制定国际化的教材、推广汉语考试以及孔子学院的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的内容,并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教学现状和需求,以及教学方法和教材的适应性。同时,研究人员也将关注点集中在学习者的习得过程中,比如学习者经常出现的语言偏误、不同语言背景学习者的习得特点和问题等,并针对不同的情况研究相关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时期(2013年到2019年)中,“对外汉语”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研究范围和关注点的变化。在前一时期中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开始更加关注国际中文教师的培养和发展,对国际汉中文教师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教学方法和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与培养合格的国际中文教师的需求日益增加密不可分[42]。此外,研究者也在探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学模式和对策,以及教学方法和评估手段的创新等。比如,研究者探索如何将产出导向法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中,并结合在线教学、混合式教学等策略的研究,以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和变化的教学环境。
第三个时期(2020年至今),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使汉语国际教育领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面对面教学受到了限制,学校和教育机构不得不采取线上教学的方式来保证学生的学习。这导致该领域迅速调整,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和策略,线上教学成为了核心议题。此外,全球化的发展和人们对中文学习的兴趣也促使该领域更多关注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关于国际中文学习者群体特点、学习动机、学习困难及需求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未来也仍将是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热点议题。
Figure 8. Burst detection of keywords
图8. 关键词突变分析图谱
4. 研究结论
4.1. 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总体特征
本文通过对可视化图谱的分析,从基本情况、热点主题、演进趋势方面总结出了我国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特征,并得出如下研究结果:
(1) 从文献数量来看,2007年至2022年期间,受时间累积因素的影响,高被引期刊论文的数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近年的研究进入到了蓄势阶段。其原因不仅是时间积累效应造成旧文献被引频次更高,更反映了该领域经历了初期高速发展后的“趋稳期”与“再蓄能阶段”。这一趋势暗示研究者正从早期广泛探索阶段逐渐转向聚焦理论深化与研究质量提升的阶段,研究范式正经历转型。
(2) 从作者与机构来看,汉语国际教育高被引期刊论文的核心作者发文量相对较低,该领域还未形成具有高生产力的作者群体。同时,发文机构和核心作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显示出以北京为中心的分布特点[43],地理与行政资源的集聚导致学术产出不平衡,进而限制了区域间的合作与知识传播,影响了整体学科的协同发展。
(3) 从期刊分布来看,发表量较高的期刊以教育教学类为主导,相对于汉语本体知识的研究,研究者更倾向于关注“教育”方面的研究内容。这说明该领域研究已从“语言知识研究”转向“语言教育研究”。这与汉语国际教育的实践性学科属性高度相关,也反映出研究者更加关注教学效果、课堂实践、师资发展等现实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融合加深的表现。
(4) 从研究热点来看,汉语国际教育的热点主题主要为“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材”、“教学模式和方法”和“汉语国际推广”。热点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一方面,与特定时期的语言文化传播背景(如以中文教育机构为载体的海外项目)高度契合;另一方面,教学方法和教材改革的高频出现,说明研究者正围绕“教什么、怎么教、如何评”这三大关键问题不断推进教学体系建设,体现出“教学研究”与“国家话语”双重驱动机制。
(5) 从研究趋势看,线上教学、国际中文教育以及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等将成为未来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发展趋势。这不仅是疫情催生的教学转型结果,更标志着以技术为中介的教学研究范式正在形成。研究者正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研究逻辑,并探索AI如何重构教学流程与人机交互边界,这预示未来研究的跨领域融合将更加密切。
4.2. 启示和建议
4.2.1. 去中心化:关注新兴作者与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发现,高被引期刊论文的数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研究者倾向于引用早期文章中的权威作者的研究成果。对此,本研究建议未来的研究者在学习和借鉴权威作者研究成果的同时,亦应特别关注并适当引用当前领域的最新作品[44],避免仅受限于传统权威观念。在引用文献时,需要更加注重其质量和创新性,而非仅仅基于作者的声望和地位。同时,学者还应培养批判思维,审慎评估早期权威作者的研究成果,结合学科发展现状及最新实证研究数据提出独立观点和创新见解以维持研究的前沿性,促进学科相关研究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4.2.2. 加强合作:促进知识分享与跨学科合作
当前,作者及机构之间的合作联系相对较少,大多数作者更倾向于独立开展研究,导致研究成果呈现出一定的孤立性和中心性,而跨学科、跨团队研究相对较少。研究者应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联系[45],以促进知识的共享和合作研究。高校间应加强合作与交流,建立跨学科、跨地区、跨平台的学术联盟,推动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促进学术交流的频繁发生。此外,相关机构应提供合作资源支持,如研究经费、实验设备、数据共享等,并在制度、人员安排及经费使用上进行优化,以增进作者进行合作研究的积极性与可能性,提高合作效率和研究质量。
4.2.3. 均衡发展:推动学术资源的平衡与共享
我国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学术资源与成果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该地区的相关高校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发展模式,并具有绝对的优势和影响力。而其他地区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发展相对较为滞后,并且各地资源分配较为零散。为了实现学术研究的均衡发展,各地区的高校首先应更加关注北京地区的研究动态,借鉴其成功经验,以便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同时,国家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完善资源的均衡配置[46],为西南、西北以及内陆地区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优化跨地区学科融合建设机制,并鼓励各地区的研究者积极参与其中。从而避免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均衡发展。
4.2.4. 拓展领域:实现多元化与国际化发展
从期刊分布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汉语本体知识,研究者更倾向于关注“教育”方面的研究内容。未来学者可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深化教育教学实践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应加强对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这包括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教材开发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此外,研究者也应关注包含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在内的多元化研究主题,如汉语语言学、汉字学、语言测试与评估、文化交流等。这有助于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全面的理论和实践支持,丰富研究领域及内容。也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来促进学术互动和共同研究,从而扩大研究视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成果,推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发展[47]。
4.2.5. 关注创新:推动学术研究与教育创新
从未来趋势看,线上教学将成为未来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未来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可以聚焦于在线教育平台、人工智能辅助教学以及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创新[48]。例如,ChatGPT的突如其来引发了人工智能与未来汉语教学的深入思考[49]。借助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教育领域能够实现更为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反馈。此外,虚拟现实技术也为汉语国际教育带来了新的可能性,通过创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学生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学习汉语,加强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技能。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新技术,提升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及研究质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对汉语国际教育高被引期刊论文的基本情况、研究热点、演进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获取了该领域最核心的研究成果及最新的研究动态,并就未来学科发展及研究方向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1) 在生成可视化图谱时,参数设置可能导致一些频次较低的关键词被遗漏,从而在研究热点分析中引入一定的偏差,但这并不会影响文章结论的可靠性。(2) 研究仅采用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来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可通过融合更多的可视化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综合分析,以更全面地描绘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现状及发展历程,为学者提供更为深入的了解和参考。
基金项目
云南省2023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三进”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与学习行为数据分析研究(项目编号:jg2023309)。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