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千字文》作为中国重要的启蒙学书籍，通过“吟诵识字”的方式引导儿童认识文字，内容涵盖天文、自然、历史、人伦等多个方面，对中国古代蒙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莱恩·汪德尔麦什(Léon Vandermeersch) [1]提出“汉文化国家圈”概念，指出其核心在于汉字的广泛使用，涵盖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文化圈中，汉字曾长期作为主要书面表达工具，构建起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教育传统。尽管自19世纪末以来多国逐渐减少汉字使用，但《千字文》等启蒙教材在文化传承与教育启蒙中的功能仍延续至今。
关于蒙学书籍的发展脉络，郑阿财[2]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周秦汉魏六朝)侧重识字与句读训练；第二阶段(隋唐五代)逐步扩展至道德规范与实用知识；第三阶段(宋元明清)在内容和形式上日益丰富创新。随着中国蒙学教材传入东亚地区，各国因应本土需求选择适用教材，其中《千字文》与《三字经》成为最广泛采用的代表。
围绕《千字文》的文本形态及版本演变，邰惠莉[3]对其与敦煌本《六字千文》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新增字词在内容和结构上均忠实于原作。李孝善[4]统计并分析了韩国历史上制作的36种《千字文》版本，并将其中未被收录的字与韩国常用汉字体系进行比照，反映其本地化过程中的语言选择机制。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出发，陈辉[5]通过考察19世纪西方译者对《千字文》的翻译实践，指出该教材在传递汉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东亚邻国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王晓平[6]进一步梳理了《千字文》在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路径，揭示其在文学传统、教育体系与文化认同方面的影响力。
此外，关于《千字文》的本土适应性与教育实践，刘怡青[7]对越南阮朝时期《千字文》类蒙学教材进行系统研究，指出其在语言转型与文化调适过程中所发挥的启蒙作用。郑阿财[2]也曾深入探讨《千字文》与《蒙求》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的传播机制，强调其作为教育载体与文化符号的重要地位。
尽管《千字文》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汉字启蒙教育中影响深远，但目前对其传播与应用的系统研究仍有限，特别是在跨文化背景下的全面深入分析不足。这种学术空白限制了对《千字文》作为文化纽带的理解，也阻碍了从现代化视角探讨汉字文化传承与影响的研究。因此，系统研究《千字文》在东亚和东南亚教育中的应用，不仅能填补学术空白，还将深化对汉字文化圈内文化传播及其教育影响的认识。
本文旨在考察《千字文》在东亚与东南亚地区教育中的应用与演变，揭示汉字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传承路径与现代转型。研究在理论上借助文化移植理论、接受美学与教育文化传播视角，将《千字文》视为教育语境下的文化文本，分析其在传播过程中的再诠释与本土重构。方法上以文献分析与文本比较为主，结合各国代表性版本的音注、释义、图解等形式，梳理其演变机制，进而探讨教育政策、语言环境与文化认同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互动作用。
2. 千字文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千字文》由1000个汉字组成，采用四字句形式，涵盖天文、地理、历史、伦理等内容，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它融合了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如“仁”“义”“礼”，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早期教育的重要典籍。
其诗性体现在押韵、节奏感和宏大的叙事视角中，从天地初开到万物生长，勾勒出一个有序的宇宙体系，展现了编撰者的哲学思维和对自然、社会的深刻洞察。《千字文》不仅是儿童启蒙教育的工具，更是一部具有思想高度和艺术价值的文化经典。
2.1. 千字文的起源
《千字文》由南朝梁代的周兴嗣编撰。关于周兴嗣编撰《千字文》的记载，最早见于《梁书·周兴嗣传》。根据《梁书》记载，梁武帝为了帮助皇子们学习汉字和书法，从书法家王羲之的作品中挑选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命令周兴嗣将其编撰成一篇完整的诗文。这段文字描述了周兴嗣接受梁武帝命令，整理王羲之的千字书法，编成《千字文》，并得到了梁武帝的高度称赞和赏赐。
《千字文》问世后，因其文辞优美、音韵和谐、字字不同且易于记诵，迅速成为皇室和士族子弟学习汉字的首选教材。《千字文》不仅是启蒙教材，还涵盖了天文、地理、礼仪、历史等基本知识。它通过简单的文字，让学童在识字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2.2. 千字文的文化背景
《千字文》的编撰和传播，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教育的重视，特别是启蒙教育。古代社会高度重视儿童的识字教育，而《千字文》由于其简洁的形式、丰富的内容以及易于记诵的特点，成为启蒙教育的首选教材之一。
除了教育功能外，《千字文》还折射出古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它不仅教会了学童如何识字、如何做人，还通过内容传达了传统的礼仪规范和社会伦理。作为古代儿童教育的重要教材，《千字文》是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它在历代教育中不仅教导了学生如何规范言行，也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总之，《千字文》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不仅是识字的工具，更是一部启迪人生智慧、传递文化价值的经典著作。它在中国以及东亚的传播历程，见证了汉字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远影响，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普及与传承。
2.3. 敦煌六字千字文
《千字文》在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敦煌和高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敦煌文献保存了150多件《千字文》写本，书写风格多样，既有名家真书、草书的临摹本，也有儿童的习字涂鸦，甚至有藏汉对照本。这些写本表明，《千字文》不仅是汉字教育的重要工具，还促进了中原文化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郑阿财[2]研究指出，敦煌文献保存了150多件《千字文》写本，书写风格多样，包括儿童习字涂鸦、名家临摹本、注解本和音注本，甚至藏汉对照本。这些写本显示，《千字文》在隋唐五代时期不仅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还在敦煌和吐鲁番等西部边陲地区广泛使用，成为蒙学教育的重要教材。即使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千字文》依然是重要的启蒙读物，甚至传播到辽国和西夏地区。
邰惠莉[3]指出，敦煌遗书中现存38卷《千字文》，包括真书、草书、习书及注解本。其中《六字千字文》现存仅2卷残卷，均为敦煌遗书的一部分。这些残卷显示，《六字千字文》通过句首添字、句中添字和句内任意添字三种方式对原文进行扩展，丰富了句意和内容，同时保留了原文的押韵。
敦煌遗书中的《六字千字文》残卷展现了《千字文》在敦煌地区的演变，反映了汉字教育在边疆的深远影响及汉字文化与不同民族的交融，凸显了其作为启蒙教材的持续影响力。这些资料为研究《千字文》在中国西部及周边国家的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新视角。
3. 东南亚汉字教育中的影响
《千字文》自问世以来的1400多年间，不仅在中国作为重要的启蒙教材广泛使用，还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学习汉字和中国文化的主要教材之一。其流传促进了汉字文化的传播，对东亚文化圈的教育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阿财[2]指出，《千字文》确实是汉字文化圈众多蒙学书籍中流传最广的首选教材。其原因在于《千字文》首尾连贯，内容丰富，涵盖天文地理、文学艺术、历史演变、名人事迹、修身治国、礼仪规范以及方位名物等多方面知识，能够让学童在有限的篇幅中掌握广博的文化知识。同时，优美的音韵使《千字文》朗朗上口，便于记诵。这一教材所选的一千个常用字，不仅具备系统性和实用性，而且形式整齐优美，结构清晰，涵盖了汉字的基本构造与笔画规则。
此外，《千字文》作为习字范本，因王羲之的字迹被历代临摹，成为书法经典。其内容精炼、形式规整，兼具识字与书法学习功能，系统性强，实用性强，自然成为学习汉文化的首选。
3.1. 对韩国的影响
王力[8] P576-578指出，公元前1119年(周武王十六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入朝；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逃至朝鲜，自立为朝鲜王。从此以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逐渐密切。百济王仁携带《论语》和《千字文》于284年(晋武帝太康六年)传至日本。这表明至少在三世纪，朝鲜已经开始使用汉字。王力还提到，百济、高句丽、新罗统称为“三韩”，可见《论语》和《千字文》先在朝鲜地区流行，后传至日本。
李孝善[6] P67-70指出，《千字文》传入韩国的确切时间尚不明确，但朝鲜时代已有刊行并使用《千字文》的记录。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世宗七年(1425年)刊行了《千字文》，并且首次在桓祖八年(1396年)光州刊行的版本中加入了音注。这些版本都是基于中国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这些记录表明，《千字文》在朝鲜时代已经在韩国广泛传播。
郑阿财[2]指出，《千字文》早期传入韩国，并长期作为学习汉字和了解汉文化的重要教材，至今仍广泛流行，影响深远。其间涌现出不少音注、图解、续编等相关著作。例如，明治33年(1900年)，荒浪平治郎以韩国传世的《三国千字文》为基础，编撰了一本多语言字典，辅以日语和汉语。这本字典首先列出日、韩《千字文》，并在专章中记录清音《千字文》，每个汉字都有假名标音，方便学生学习和掌握汉字读音。
李孝善[6] 73将《千字文》在韩国迅速普及并延续至今的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随着私塾(书堂)的兴盛，促进了《千字文》的传播；二是《光州千字文》带有韩文释音，方便理解与学习；三是《石峰千字文》在书法领域的影响。
自高丽时代起，私塾(书堂)一直是朝鲜时代主要的民间教育场所，直到新式教育推行。《千字文》作为首部基础教材，尤其在光州版中附有韩文释音，既是学习工具，也是掌握韩语汉字词的重要途径。如今，韩国许多教授汉字的民间教育机构仍称“书堂”，并沿用“训读 + 音读”的方式。见表1所示：
此外，韩国还有专门教授书法的民间教育机构，称为“书艺学院”，其中经常使用韩石峰版《千字文》作为练字范本。
Table 1. Korean pronunci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pening sentence “天地玄黃” in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表1. 《千字文》“天地玄黄”句在韩语学习中的注音与释义示例
汉字 |
天地玄黄 |
宇宙洪荒 |
韩语注音 |
하늘 천，땅 지，검을 현，우를 황 |
집 우，집 주，넓을 홍，거칠 황 |
汉语释义 |
하늘은 검고 땅은 누르며 |
우주는 넓고 거칠다 |
韩国的书法教育机构“书艺学院”常以韩石峰版《千字文》为练字范本。现存最早的韩文音义版《光州千字文》刊刻于1575年，显示《千字文》在韩国的早期传播。其中，影响最大的版本是由书法家韩濩(1543~1605)奉命书写的《石峰千字文》，该版本于1583年刊行，附韩文注音，既是汉字入门教材，也是书法练习范本。此外，韩国还编撰了本土化的《千字文》教材，推动其本土化发展。
根据李孝善[6]和郑阿财[2]的调查，韩国历代模仿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书目多达数十种，充分证明了韩国学者根据社会需求对《千字文》的再编撰与创新。这一过程很好地佐证了《千字文》在韩国的本土化历程。见表2所示：
Table 2.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Korea
表2.《千字文》韩国的本土化历程
朝鲜时代 |
作者名 |
书名 |
日帝强占期 |
作者名 |
书名 |
1666 |
權應道 |
《万古千字文》 |
1911 |
李祥奎 |
《历代千字文》 |
1781 |
南景根 |
《续千字》 |
1913 |
金琪鴻 |
《部别千字文》 |
1800 |
洪錫謨 |
《经书集句千字文》 |
1922 |
高裕相 |
《图形千字文》 |
1855 |
洪羲俊 |
《别千字文》 |
1924 |
權輔相 |
《新千字文》 |
1885 |
尹喜求 |
《千字东史》 |
1925 |
金泰麟 |
《童蒙须读千字文》 |
1899 |
趙存榮 |
《变千字文》 |
1928 |
沈衡鎭 |
《朝鲜历史千字文》 |
1903 |
田錫雨 |
《续千字文》 |
1934 |
金東縉 |
《日鲜文新订类合千字》 |
1903 |
奇一 |
《牖蒙千字文》 |
1934 |
南健 |
《性理千字》 |
1908 |
李承喬 |
《新订千字文》 |
1935 |
金悳鍊 |
《千字歌》 |
1917 |
赵庆勣 |
《图像注解千字文》 |
1939 |
邊相轍 |
《新制千字文》 |
1952年至1994年间 |
1940 |
金泰 |
《续千字文》 |
1952 |
白南奎 |
《千字(새千字)》 |
1948 |
金均 |
《大东千字文》 |
1955 |
尹石重 |
《新千字》 |
1874~1953 |
金浩直 |
《东千字》 |
1956 |
金煥昌 |
《史考千字(史攷千字)》 |
2000年代 |
1960 |
李圭昶 |
《大东千字》 |
2005 |
金沂宇 |
《信千字文》 |
1981 |
申箕善 |
《启蒙千字文》 |
2006 |
韩晶周 |
《韩国史千字文》 |
1981 |
李固善 |
《姓氏千字》 |
2007 |
朴永信 |
《槿域千字文》 |
1988 |
柳正基 |
《一千字文》 |
|
|
|
1992 |
文松岩 |
《新千字文》 |
|
|
|
1994 |
李英植 |
《创作新千字文》 |
|
|
|
1903~1970 |
金赫濟 |
《松亭新千字》 |
|
|
|
1905~2003 |
嚴受東 |
《朝鲜历史千字文 |
|
|
|
根据韩国国语研究院(2003年)发布的《标准国语大辞典》研究分析报告显示，该辞典共收录约50万个词条，按词源分类，其中汉字词约有25万个，占比最大，固有词约11万个，位居其次。而조남호(赵南浩) [9]在《韩语学习用词汇选择结果报告书》中指出，在5965个词汇中，汉字词有2474个，固有词为2395个，汉字词占据首位。
这些数据表明，掌握更多的汉字有助于提升语言理解力。因此，韩国国家教育部门规定了每个年级的汉字教学量。在这一背景下，韩国的小学生都需要学习常用汉字。为迎合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需求，韩国Book21公司于2003年推出了《魔法千字文》。这部漫画书旨在帮助学生学习汉字，广受欢迎，成为每个韩国小学生的枕边读物。《魔法千字文》共有52集，每集介绍20个新汉字。
此后，《魔法千字文》不仅局限于漫画形式，还衍生出了音乐剧、游戏、动画、电影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都融入了新的内容与元素。该作品中的角色取材自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通过孙悟空学习汉字魔法并与邪恶力量斗争的故事，介绍了《千字文》以及中韩两国的文化特色。
2010年8月19日上映的动画版《魔法千字文》改编自漫画版，采用全3D技术制作，精良的画面使其广受好评。动画版共有26集，每集约22分钟。该动画将《千字文》的汉字概念与韩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尽管故事基于《西游记》，但加入了韩国观众熟悉的喜剧角色“玉童子”。玉童子在动画中无论做什么都全力以赴，尽管结果常常显得滑稽可笑，但他那为朋友着想的善良心意和朴实行动时常令人感动。打斗场景还融入了韩国传统的跆拳道元素，使动画在本土化处理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方面表现突出。凭借《魔法千字文》强大的品牌效应和高质量的制作，动画版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成绩。
总而言之，《魔法千字文》是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在韩国本土化的一个典型范例。通过结合韩国的文化背景和现代教育需求，它不仅继承了《千字文》的传统价值，还通过漫画、动画等多种形式成功融入了韩国社会，展现了汉字文化在韩国的创新发展。
3.2. 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至今仍使用汉字与假名混合的书写方式。1981年，日本内阁首次发布常用汉字表，包含1945字。经过多次修订，2010年删除5字，新增196字，目前常用汉字总数为2136字。
《千字文》传入日本的时间极早，甚至早于其在中国的问世。《千字文李暹注》在中国已失传，但在日本完整保存，且正仓院发现相关木简，表明奈良时代贵族已用其学习识字和语言文学知识。日本学习《千字文》时采用“训读 + 音读”的释音方式。见表3所示：
根据日本史料记载[4]，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4年)，百济派遣王子阿直岐前往日本，并向日本
Table 3. Annotated chart of Japanese readings (On/Kun) for the first line of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表3. 《千字文》首句日语音读与训读释义对照表
汉字 |
天地玄黄 |
宇宙洪荒 |
片假名读音 |
テンチゲンコウ |
ウチュウコウコウ |
平假名释义 |
天は玄(くろ)く地は黄なり |
宇宙は果てしなく広い |
贡献了《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等书籍，开启了日本的读书历史。应神天皇得知百济还有一位更加博学的学者王仁，于是派使者前去邀请。王仁于次年(285年)携带《论语》十卷及《千字文》来到日本，此举标志着汉字传入日本的开端。
张新朋[10]和郑阿财[2]进一步指出，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很快成为奈良时期贵族学习汉字的重要教材。到平安时代(875年)，《千字文》被广泛应用于日本朝廷、贵族家庭及地方教育机构。
郑阿财[2]指出，12世纪初，三善为康仿照周兴嗣的《千字文》编撰了《续千字文》，深受平安贵族的赞誉，成为当时的文学经典。进入镰仓、室町时期，佛教寺院中的世俗教育也常使用《千字文》作为课本。随着教育普及，到了近世，《千字文》的学习蔚然成风，出现了许多带有日语注解的刊本，如《千字文国字》和《千字文考证》。此外，日本学者还模仿《千字文》体例编撰了大量仿作作品，如《幼学千字文》《女千字文》等道德伦理教材，以及《本朝千字文》《医家千字文》等反映日本历史文化的书籍。
根据张新朋[10]的研究，藤原宫飞鸟池遗址出土的《千字文》习字木简显示，周兴嗣的《千字文》在飞鸟时代后期已被日本官吏广泛使用。奈良时代时，贵族阶层以《千字文》作为学习汉字的必备读本。到平安时代，《千字文》被纳入宫廷“读书始”仪式，并在重要庆典和宗教仪式中使用。
据刘怡青[7]，日本国会图书馆所公开的信息为例，日本国会图书馆除收有日本元和三年(1617)《篆图附音增广古注千字文》、庆长十一年(1606)《四体千字文》外，昭明四年(1767)《书史千字文》、文政九年(1826)《世话千字文绘抄》亦是仿《千字文》所编辑的书籍，哈佛燕京图书馆则藏有韩国《千字文音解》。
尾形裕康的统计表明[2]，自应神天皇时期《千字文》传入日本以来，到江户时代末期，周兴嗣的《千字文》版本已达380余种，日本人编撰的仿作超过100种。明治维新之后，这一数字继续增长，周兴嗣系《千字文》版本增至630余种，仿作版本也超过100种，显示了《千字文》在日本流传之广和影响之深。
不仅如此，现代汉字学习产品的创新也在中日韩三国间相互借鉴。据高忠晓[11] 33指出，韩国的汉字学习漫画《魔法千字文》自出版以来在儿童中掀起了一股热潮，随后与日本合作推出了汉字学习动画《太极千字文》。韩国与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这种依托本土文化、寓教于乐的汉字学习产品的成功，为其他同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在汉字教学和相关学习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3. 对越南的影响
郑阿财[2]指出，《千字文》何时传入越南虽无法考证，但在明清时期，越南已有不少《千字文》带有音解和翻译的版本出现，可以推断《千字文》在明代之前便已在越南流传。据郑阿财、刘怡青的研究《越南汉喃古籍文献目录提要》记载，汉喃研究院藏有成泰庚寅年(1890年)和维新三年(1909年)印刷的《千字文解音》版本，后者增加了越南文注音，且有周兴嗣《千字文》的喃字译本。见表4所示：
Table 4. Vietnamese Sino-Vietnamese reading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irst line of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表4.《千字文》首句越南语音读与释义对照表
|
天地玄黃 |
宇宙洪荒 |
越南注音 |
Thiên Địa huyền hoàng |
Vũ trụ hồng hoang |
越南释义 |
Trời đất mù mịt giữa đen vàng |
Vũ trụ hoang vu nước ngập tràn |
据刘怡青[7]的研究，越南文献中首次提及中国蒙学书籍作为启蒙读物的记载，最早见于后黎朝裴阳瓑(又作裴阳沥)在景兴四十八年(1787年)编撰的《裴家训孩》。裴阳瓑是昭统元年(1787年)丁未科的进士，曾任“内翰供奉使员外郎”。阮朝嗣德三年，其后代裴式坚将他编著的两部作品上呈，其中之一便是《裴家训孩》。在序文中，裴阳瓑提到，他在家乡见到许多人家教育孩子时常使用周兴嗣的《千字文》作为启蒙教材，但他认为仅熟读并无太大收益，建议改用《孝经》或《小学》作为替代。此记录表明，直到18、19世纪，中国的《千字文》《孝经》《小学》等蒙学教材依然是越南民间和士人阶层主要的启蒙读物。
据刘怡青[7]越南国家图书馆馆藏两个《千字文》的版本。这两本《千字文》，一是嗣德十三年(1860)季夏摹本，二是嗣德二十七年青云堂版的《字体全书》。
模仿或扩增《千字文》，以韵文形式串联起字词，以教授孩童识别字词与传达知识为主的蒙学书籍有7种，见表5所示：
Table 5. Alternative titles of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used in Vietnam before and after colonization
表5. 越南《千字文》教材在殖民前后的异名对照表
被殖民前 |
被殖民后 |
《三千字解音》 |
《三千字解释国语》 |
《摘字解音歌》 |
《千字解音歌》《千字文解音》 |
|
《五千字译国语》《幼学汉字新书》 |
《千字文》在越南的本土化与汉文化传播密切相关。越南曾长期受中国统治(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9年)，期间汉字和中国文化传入越南，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千字文》作为汉字启蒙读物随之传入，成为学习汉字和儒家思想的基础教材。随着汉字的普及，《千字文》成为越南儿童学习汉字和文化素养的重要工具，并被纳入科举教育体系。越南学者通过增添越南语注释和文化背景，将其本土化，形成了类似《越南千字文》的本地化教材，吸收了越南本地文化和道德观念，成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19世纪末以来越南引入法语和拉丁化的国语字，汉字使用减少，但《千字文》作为越南文化的重要象征，仍具有历史和教育价值，越南学者继续研究和传承这一经典作品。
4. 结论
《千字文》在东南亚的传播不仅是汉字教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文化对外扩散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越南等地的本土化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各国在接受《千字文》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语言、文化和教育需求，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和再创造。
《千字文》的“本土化”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的释义与音注处理，更深层地反映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华文化的态度转变与认同策略。这种本土化不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适应，更是文化价值观、身份认同与教育理念交织下的再创造过程。例如，韩国在近现代通过《魔法千字文》实现文化与娱乐融合，本质上回应了社会对传统文化现代化、通俗化的期待；而越南则在法殖民背景下将《千字文》附以国语注音，在保持汉字文化教育的同时，也体现了本民族在语言变革期的文化调适。这些现象表明，“本土化”既是接受，也是主体性的建构过程，深植于特定社会背景与政策环境之中。
总体而言，《千字文》在东南亚的本土化过程，体现了汉字文化的适应性，以及东南亚各国对汉字文化的接受与再创造，为探讨汉字文化圈的教育变迁提供了重要案例。
基金项目
“蒙中越”项目研究，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项目编号：NRF-2021S1A5C2A02086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