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1]“要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2], pp. 204-205)在此背景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更高要求，任务目标也更为清晰和紧迫。新媒体时代，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适应性不足日益凸显。高校亟须更新教育理念，充分整合新媒体新技术资源，以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 新媒体时代优化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传播学相关理论
2.1. “议程设置”理论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Mccombs ME)和唐纳德肖(Shaw D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众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的认知与判断与传播媒介的报道行为有较高的一致性，传播媒介所报道的“大事”，也会成为大众意识中的“大事”。传播媒介给予的关注愈多，民众也会愈多地关注这个问题。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认为，在这一高度一致的关联性下，大众传媒起到了一种社会“议事日程”的作用，传媒通过使不同的话题具有不同的显著性，来影响公众注意的重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新媒体时代，议程设置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受众会受到各种不同传播主体的影响，因此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类新媒体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有充分的认识，改变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以更为开放、积极的态度参与到网络议程的设置中来，强化正确的议题导向，确保主流媒体、主流思想、主流文化在大学生思想引导中占据着权威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但需注意的是，议程设置不能采用强行灌输式的传播方式，这样反而会引起大学生的逆反心理，必须找到大学生群体的兴趣点，并加强互动，使他们乐于并习惯于接受正确议程导向。
2.2. “意见领袖”理论
194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PF)在他的传播学著作《人民的选择》中首次提出“意见领袖”一词，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人物([3], p. 196)。“意见领袖”是媒介信息和影响的中间、过滤环节，它加速了信息的传播过程，并扩大了传播信息的影响范围，对大众传播效果有很大影响。
大学生群体作为网络的活跃者，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很容易受到网络舆论及“意见领袖”的影响。新媒体时代，成为“意见领袖”的难度降低，导致“意见领袖”的素养水平参差不齐。高校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应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注意选择一些发表正确意见的“意见领袖”参与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宣传中，抵制那些发表错误意见的“意见领袖”，并针对其错误观点进行纠正。比如，某一期青年大学习中，邀请了B站有名的up主“老番茄”来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历史，当期的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学习率极高。1“老番茄”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自主创业做视频博主，他的视频不仅十分有趣，而且积极宣传正能量思想，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这一期青年大学习的成功就是因为正确发挥了“意见领袖”的作用，这也为高校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2.3. “把关人”理论
“把关人”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Lewin K)在其著作《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提出。库尔特卢因在对群体性传播进行研究时发现，信息的流动需要通过某些包含“门区”的渠道，在渠道中有一些“把关人”，只有那些满足群体性准则或“把关人”的价值准则的信息才会进入传播渠道([3], p. 132)。
传统媒体时代，信息的发布往往要经过记者、编辑大量的劳动之后，通过校对、编辑、责编、总编等层层把关，把关人员、程序较多，信息的筛选较为严格。而新媒体时代传播主体趋于多元化，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或传播信息，把关程序也大幅缩减，为各种不良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温床。高校要想推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抵制不良思想，必须注意发挥“把关人”的作用，设置合理的信息审核规范，尤其是要规范好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传播主体，引导大学生群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3.1.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受众接受度有待提升
相较于传统课堂的封闭性教育空间，网络场域呈现出显著的信息生态差异。在当代信息过载的传播环境中，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面临着与其他海量信息对受众认知资源的激烈争夺。若缺乏足够的内容吸引力和认同度，极易在信息洪流中被边缘化。目前，网络思政教育内容在用户接受度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导致其在信息生态中处于相对弱势。
在内容选择维度上，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与学生实际需求结构性脱节的困境。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其新媒体使用呈现出高频次、长时段、强依赖的特征，他们在网上所花的时间远超思政教育工作者[4]。从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视角审视，网络思政教育的内容吸引力本质上取决于其满足用户认知需求和情感期待的程度。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量思政内容仍停留在政策宣导的浅表层，既未能深入解答青年群体的现实困惑，也缺乏对亚文化心理诉求的积极回应。这种供需错位直接导致两个负面效应：其一，内容传播陷入低打开率、低完播率、低互动率的“三低”困境；其二，学生在信息过载环境中本能地选择更具亲和力的替代性内容，致使思政教育在网络注意力争夺战中逐渐丧失话语权优势。要突破这一困局，必须建立基于大数据的需求洞察机制，实现从“供给主导”向“需求牵引”的内容生产范式转型。
从内容呈现形态分析，网络思政教育存在显著的表达方式单一化问题。当前的教育实践仍受制于单向灌输的传播范式，在情感共鸣和主体性关照方面存在明显缺失。这种沿袭传统课堂说教模式的内容生产机制，既未能把握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特性，也未能有效构建教育内容与学习者生活世界的意义联结。固化的传受关系导致教育过程中受众话语权缺失，学生群体的主体表达被排除在主流教育话语体系之外[5]。
3.2.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载体的传播效能有待加强
信息传播媒介作为信息传递的中介系统，承担着连接传播过程各要素的桥梁功能，其传播效能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现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载体在管理机制和实践应用层面仍存在若干不足，这些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实践的有效性。
在传播媒介管理层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尚未实现有效整合。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各类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催生了多样化的媒体产品。这些产品形态各异，并逐步渗透至高校领域，占据校园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从媒介类型分析，以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体，与报纸、刊物、广播等传统媒体各自独立运营，在内容传播过程中易产生重复或矛盾。就信息处理机制而言，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播平台、教育实施平台以及学生日常学习平台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导致受教育者难以及时获取网络思政的动态信息，信息传播效率较低。此外，各媒介间横向协同不足，未能形成育人合力，制约了整体教育效果的提升。
在传播技术应用层面，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新技术应用率不高。在平台功能开发过程中，技术团队与一线思政教育工作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需求对接，致使技术供给与实际教育需求存在偏差，造成有限技术资源的低效配置。在教育实践过程中，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运用网络技术开展教学时存在明显的应用效能不足现象。具体表现为：教学技术应用呈现单一化特征，未能有效整合融媒体平台的协同传播效应；存在显著的技术认知滞后，对新兴数字化教学工具的掌握程度不足，其技术应用水平与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学生群体形成明显的代际落差。
3.3.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引领作用有待强化
作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主体，专业化的工作队伍承担着教育活动的组织策划、价值引领和持续推动等核心职能。队伍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能，其专业化程度与工作效率是影响教育实效的关键。
从队伍结构纬度分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政队伍的结构配置有待优化。具体而言，多数高校尚未建立专职化的网络思政管理机构，相关工作主要依托跨部门的兼职人员协同开展。这些兼职人员主要分为三类：其一，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其优势在于信息处理与舆情管控能力，但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素养的相对欠缺；其二，团委与学工部门人员，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却在数字技术应用层面显现能力短板；其三，院系专职辅导员，虽能精准把握特定学生群体的思想行为特征，但受限于院系壁垒，难以实现全校范围内的思政资源整合与协同育人。这种专业化分工与复合型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建设一支兼具理论素养、技术能力和实践智慧的专业化队伍成为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关键瓶颈。
从管理机制纬度分析，当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面临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作为一项具有多维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其制度建构需要贯穿人才管理的全流程：在入口环节需完善人才遴选机制，在任用环节应健全岗位管理制度，在发展环节要构建专业化培训体系，在激励环节需优化绩效评估与薪酬分配制度。这种涵盖引进、培养、考核、激励等关键节点的制度性安排，是确保队伍建设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6]。在人才选拔与培养维度，常见做法是采取跨部门人员调配的方式组建工作团队，这种拼凑式的人员构成难以满足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现实需求。在激励与评价机制方面，既有的考核体系未能充分考虑网络教育场域的特殊性，导致传统评价标准与网络思政工作的创新要求的不适配，难以有效激发思政教育工作者的创新潜能和实践突破。
从协同机制纬度分析，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明显的协作效能不足问题。校内协同层面，各教育主体仍固守部门本位主义，合作模式局限于行政单元内部，未能突破传统思政教育的条块分割格局；校外联动层面，建设主体呈现单一化特征，学校作为主要推动者尚未有效整合家庭、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教育资源，“大思政”格局下的协同育人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这种主体单一性与需求多元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既制约了网络思政教育体系的完善，也难以满足其他社会主体运用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7]。
4. 新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破局路径
4.1.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优化网络思政内容
首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牢牢守住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新媒体平台作为多元思想观念传播的重要场域，其舆论主体日趋多元化的特征，迫切要求高校强化主流价值引领，确保新媒体发展的正确方向。首先，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新媒体空间的主导地位，将新媒体平台打造成为传播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的重要平台；要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新媒体平台与高校课程体系，着力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使其能够自觉抵御西方错误思潮和不良价值观念的侵蚀。
其次，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优化网络思政内容与形式。一方面，要培育关联思维，构建生活化的话语转换机制，突破传统工具理性的表达局限，将教育内容植根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场域，通过增强生活叙事能力提升话语亲和力。建立精准化的需求响应体系，把握学生群体的差异化认知需求，在内容选题和表达方式上实现与目标受众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8]。另一方面，要建立精准化的内容投放机制，基于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特征和内容偏好的大数据分析，实现教育信息的智能推送和精准触达。具体而言，应创新性地运用二次元文化符号、短视频传播、网络表情包等载体形式，将亚文化表达有机融入主流思政话语体系，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青年话语体系的内在契合度，实现意识形态传播方法的现代转型[9]。
4.2. 发挥新媒体优势，构筑立体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双重场域特征：既需要应对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实体场域的时空限制，更需要突破传统边界，融入虚拟空间的无限延展性。因此，应深度整合新媒体的技术赋能优势，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构建多维度、交互式的网络思政教育生态系统，从而显著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育人实效。
首先，重点培育若干具有示范效应的思政教育主题网站，通过数字化传播手段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传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网络阐释力。
其次，推进“校园网络净化工程”，强化网络伦理建设，培育理性文明的网络行为规范，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
再次，搭建智能化心理监测与干预平台，建立动态化的心理预警机制，实现对学生心理状态的精准把握和及时疏导，同时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开发兼具学术深度和互动体验的数字化教学产品，构建虚实融合的新型网络思政课堂。
最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创设议题讨论空间，聚焦青年群体的现实关切，通过议程设置、发挥“意见领袖”作用等方式，促进大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认知[10]。
4.3. 更新教育理念，建设网络思政专业队伍
新媒体环境的开放性与即时性特征，使大学生能够突破时空限制自主获取各类信息，任何试图阻断其与新媒体联系的做法都缺乏现实可行性。
在此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亟须实现双重转型：其一，促进教育主体的角色转型。数字时代要求思政教师必须具备更高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媒介能力，需要推动其从传统知识传授者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身份转变，深化对网络思政教育规律的认识与驾驭能力。
其二，创新团队构建模式。应构建跨学科复合型团队，在保留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骨干的同时，积极吸纳网络技术专家和传播学人才，形成学科交叉、能力互补的协同育人机制；在队伍建设的基础上还需更新教育理念，应确立疏导优于管控、对话重于灌输的传播原则，通过构建主体间性的教育交往模式，切实尊重和彰显大学生的主体性价值。基于青年群体的认知发展规律和个性特征，重点激发其内在潜能，培育包括自主学习动机、创新实践能力、积极人生态度和社会担当意识在内的综合素质。重构新媒体语境下的师生交往关系，建立基于平等对话、良性互动的教育共同体。
其三，应构建线上与线下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教师的专业素养与人格感召力依然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虚拟空间的师生互动难以完全取代面对面的现实交往。因此，在充分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的同时，必须重视并优化传统教育方式的当代价值，包括课堂教学、深度谈心、主题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等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形式，实现数字媒介与传统方法的优势互补，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育人合力。
4.4. 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
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网络平台已成为大学生群体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的核心场域，校园网络舆情态势往往真实映射出学生对现实社会热点议题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若缺乏及时有效的舆情干预机制，此类网络舆情可能催化学生群体的负面情绪积累，甚至导致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最终危及校园秩序稳定。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校园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思政教育工作者应切实履行网络空间“把关人”的职责，协同学校相关部门构建“五位一体”的舆情管理机制——包括标准化的舆情监测系统、精准化的信息分析平台、专业化的舆论引导队伍、智能化的风险预警体系以及系统化的应急处置方案。通过这一综合治理框架，能够有效应对各类网络舆情事件，消解潜在危机，净化网络空间，从而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网络生态，切实保障高校育人环境的健康稳定。
NOTES
1杜沂蒙. “青年大学习”: 一起学党史[EB/OL] (2021-03-15) [2025-06-12]. https://t.m.youth.cn/transfer/index/url/news.youth.cn/gn/202103/t20210315_127729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