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亚非拉地区的殖民体系逐步瓦解。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众多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挣脱殖民枷锁，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与民族解放，但其主权上独立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独立发展和繁荣。众多左翼学者意识到即使脱掉了罩在外围国家身上的外衣，中心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式控制诸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去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在这个背景下呈现出——中心–外围依附关系，基于此，帝国主义理论迎来了一波新的研究热潮。多斯桑托斯作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依附理论对现代国际关系和发展理论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被视为是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在《帝国主义与依附》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不同时期的细胞做了详细的分析与阐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数据技术的高度发展，逐渐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站在依附理论的视阈下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细胞——数字平台进行分析，才能更好的找到走出依附大门的钥匙。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global political landscape underwent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colonial system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During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many Third World countries that had long been under colonial rule successively broke free from colonial shackles and achieved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liberation. However, their sovereignty did not lead to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Many left-wing scholars realized that even if the colonial mantle was removed from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the core countries could still control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methods, forming “decolonized imperialism”.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e center-periphery dependency relationship emerged, and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witnessed a new wave of research.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dependency theory, Dos Santos’ dependency theor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is regarded as a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to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In his book “Imperialism and Dependency”, he provided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cells of traditional and new imperialism.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gradually formed digital imperialism. Only by analyzing the cells of digital imperialism—digital plat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endency theory can we better find the key to breaking free from dependency.
1. 引言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全球化时代的依附理论批判者。作为巴西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依附理论学派奠基人之一，多斯桑托斯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研究。他以其深厚的学术洞察力，系统剖析了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结构性压迫，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下日益加剧的国际贫富分化问题。多斯桑托斯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深刻揭示了“全球化”这一看似中性的概念背后隐藏的霸权本质。在理想层面，全球化本应促进国际团结与互助；但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下，当亚非拉国家挣脱殖民枷锁、寻求自主发展道路时，全球化却异化为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控制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理论洞见与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经典论述形成呼应：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必然产物，其核心特征从商品输出转向更具支配性的资本输出。多斯桑托斯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输出的全球化非但没有消弭国际不平等，反而通过新的依附形式延续并强化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机制，使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失衡愈演愈烈。本文试图超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视域，探讨在多斯桑托斯依附理论视角下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细胞的演变，剖析在此视角下不同时代帝国主义阶段对于依附国的发展影响和限制。
2. 从自由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飞地”
“飞地”(enclave)是地理学和国际法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位于其他国家国境之内，而与本国不相毗邻的领土，或同一个国家境内的位于某一个行政区包围之中而被另一个行政区域管辖的土地。把飞地应用在经济领域是商业社会的产物，被称为“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 [1]。因为对飞地经济有不同的认识角度，国内外学者对“飞地经济”的认识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本文主要讨论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国外学者把飞地经济主要分为经济–贸易飞地、资源掠夺型飞地和军事–战略型飞地三种类型；多斯桑托斯在《帝国主义与依附》中给飞地下的定义：即一种设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国家经济内部的企业，它们基本上是为国外市场进行生产，其内部发展着一种资本主义动机十分明显的、所采用的生产关系却普遍比发达资本主义关系要落后的特殊经济，它们具有补充统治国经济而不是作为直接活动地的国家经济的特性，并由此形成了“飞地”的特性[2]。根据多斯桑托斯的定义，可以把依附国的飞地归属于资源掠夺型飞地，在这类飞地中，这些企业与宿主国的经济联系都非常少，这些公司和一些地区仿佛是结成一体的，每当一个地区的地力或者资源耗尽了，这类企业就会搬去另一个地区，飞地边界与资源产区边界的高度重合，体现了“掠夺性积累”。
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飞地作为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组织形式，在传统帝国主义进行全球扩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飞地中土地和矿山归外国企业的国家所有，在这些国家里所创造的经济盈余都以利润的形式汇出，并且飞地企业为了获得超额的利润，对依附国的工人超额剥削，使得国内消费市场无法扩大。在飞地经济中，飞地企业与依附国的直接经济联系非常弱，在飞地的企业和依附国的联系仅限于缴纳税费以及获取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资，飞地企业都是抱着不介入的思想行事，只是为了利用依附国的资源创造经济盈余，再以利润的形式转移回自己的母国，落后的依附国就是这样被迫给帝国主义统治国输血。
3. 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
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和资本集中的速度加快，国家资本主义输出急剧增长，资本主义国家需要进一步将“过剩”资本输出，使得形成了全球金融、军事、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格局，而跨国公司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新的组织形态，世界形成了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并确立了一种经济的霸权。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肯定会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垄断，也是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3]。跨国公司最初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开始建立从事外贸的企业，这类公司在促进当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这类公司可以看作是跨国公司的前身，但斯蒂芬·海默认为这些公司虽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所处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史前时期，因此，并不能看作是当代跨国公司的前身。而多斯桑托斯认为跨国公司这个概念，在它产生时含有辩护的意义，它力图把这类公司描绘成一种能克服民族主义狭隘界限的事物，这一辩护含义在有关此命题的文献中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消除这种辩护的含义，既要看到跨国公司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进步意义，又要看到跨国公司作为新帝国主义细胞的消极阻碍作用；他认为，现代跨国公司具有使它和前身不相同的特征，它们在国外投资的目的不再单单局限于股票投机，倾销其产品或者建立原料的出口企业，跨国公司的业务则转向满足依附国内部市场的工业企业，这代表了统治国的投资结构出现变化，也意味着飞地经济的解体。依附国的国内市场的经济动力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而跨国公司不能再按飞地企业所抱有的不介入主义的思想行事，他们必须考虑依附国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必须与依附国的金融市场和政治现实相联系。因此，跨国公司与这些国家建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联系，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的细胞和基础，它们在国外的活动不再是公司业务的补充成分，而是它们生产、金融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成分。
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矛盾将变成以资本的国际化生产基础的扩张与民族、国家和企业的生产基础的巩固相对抗的形式出现，造成了世界不平等性的加强。资本主义投资结构的转型催生了一种新型依附关系——技术–工业依附，这种依附形式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本质特征在于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工业统治体系，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国际垄断霸权格局。在这一体系中，资本主义一体化进程将民族经济强行纳入全球市场网络，表面上实现了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世界性流通，实则建立起极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分工秩序。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模式：发达国家垄断工业设备和核心技术的生产，而依附国则被固化在原材料供应和初级产品生产的低端环节。跨国资本通过精密的控制机制，将边缘国家创造的经济剩余持续不断地转移至中心国家。尤为关键的是，依附国发展工业所需的技术装备并非通过自由市场获取，而是被迫接受发达国家以直接投资形式进行的资本输出。这种特殊的资本渗透方式，使得依附国在技术层面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依附性发展模式产生了双重恶果：一方面，中心国家通过技术垄断持续获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依附国为维持再生产，不得不建立对劳动力进行超额剥削的生产关系。其结果是，所谓的“工业化发展”非但未能缩小技术差距，反而强化了依附链条。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利益仅由少数特权阶层享有，广大劳动者依然深陷贫困与失业的泥潭，最终导致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依附程度不断深化。这种畸形的“发展”，实质上是依附性积累机制的自我强化过程。并且帝国主义使竞争优于合作，使国际经济中必然产生二元现象，在广大地区导致依附和不发达现象。
4. 数字资本主义：数字平台
多斯桑托斯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是科学技术革命[4]。特别是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数字平台领域成了其中的焦点，而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掠夺和压迫的组织方式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数学平台”成为新的组织细胞。与以往的帝国主义时代组织细胞相比，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使得数字平台的掠夺呈现新的的特点，但并没有改变其垄断的本质特征。
数字技术重新塑造了当代帝国主义的资本运作模式、掠夺和压迫的方式，但当代数字帝国主义还是没有脱离列宁对于帝国主义定义的框架，垄断仍然是当代数字帝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最容易滋生垄断问题的企业往往出现在不断追求规模效益的能源领域或制造业领域，但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巨型数字垄断公司的出现成为了最为突出的现象。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重构了传统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的突破：首先，它消弭了地理空间的阻隔，使资本流动实现全球即时化；其次，突破了规模经济的物理限制，企业扩张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最后，打通了行业间的技术壁垒，实现跨领域的资源整合。这种技术特性与数字平台特有的网络效应形成耦合作用：用户规模的指数级增长带来平台价值的几何级提升，用户数据的持续积累构筑起难以逾越的竞争壁垒，平台生态的自我强化产生强大的用户锁定效应。这种正反馈机制导致市场竞争出现显著的“马太效应”——市场份额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行业资源呈现“赢家通吃”的分配格局，最终形成少数超级平台主导关键领域、新兴竞争者难以破局的垄断性市场结构。这种数字垄断的新形态正在深刻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分配机制。如左翼加速主义学者尼克·斯尔尼塞所说，“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垄断的趋势是建立在平台的DNA上的”[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企业掌握着消费者进入的大门，而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了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组织形态。
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甚嚣尘上，金融资本开始游走全球，而具有天然零边际成本优势的数字平台成了最佳的载体，从而不断推动数字平台的规模由小变大。列宁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会输出到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3]。”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加速了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进程，彻底打破了传统资本输出的地理边界和行业壁垒。这种新型资本输出模式与新帝国主义时代的跨国资本扩张具有相似性，但呈现出显著差异：在新帝国主义时期，中心国家通过在半边缘和边缘地区设立跨国公司和子公司来实现资本输出；而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科技巨头则通过建立海外分支机构、数据中心和研发中心来推动数字资本的国际扩张。这种资本输出不仅形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其核心目的也产生了本质性转变。传统殖民体系以领土占领和资源掠夺为主要目标，而数字殖民体系则以数据攫取和数字霸权构建为核心诉求。数字平台作为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典型表现形态，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其本质仍遵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完全符合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逻辑要求。这种数字殖民体系通过技术标准控制、平台规则制定和数据资源垄断等方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新型的依附关系，形成更加隐蔽但同样具有剥削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数字平台作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一种组织形式，凭借其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技术性优势，以及云运营模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能够跨时空畅通调动资本和迅速连接供需双方最重要的渠道，搜索引擎移动支付等业务的不断兴起实现了对传统线下交易方式的替代，在数字平台的助力下形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完整的链条，使数字资本主义呈现出与以往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形态。Srnicek (2016)指出，数字平台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数据的提取、网络效应和垄断化实现资本的积累[6]。当数字资本在全球扩展时，由于外围国家还没有先进的数字技术，也没有形成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体系，人们也普遍还没有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因而中心国家在这里完成了自己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圈地运动”。通过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非经济手段实现了对于数据的掠夺和原始积累，为数字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掠夺和剥削奠定了基础。按照原始积累的逻辑，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外围国家的数字化和数据化，同时也在外围国家实现了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掠夺。当数字化开始在全球建立之后，帝国主义就会依靠数字资本来实现对这些国家的剥削和控制。Couldry和Mejias (2019)提出，数字平台的全球化运作延续并更新了以往历史殖民主义和依附理论的核心命题，即中心国家通过技术–经济结构控制边缘国家，使其陷入结构性的依附[7]。与传统的殖民主义不同的是，数据殖民主义的掠夺对象不再是土地、资源或者劳动力，而是人类行为产生的数据跨国数字平台通过向外围国家免费提供服务获取用户行为数据，再进一步通过算法优化和跨境资本的流动实现价值榨取，形成“数字榨取主义”。云计算基础设施成为了新型依附关系的基础，随着数字寡头依靠数字技术通过控制云计算基础设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延续以往殖民主义的支配逻辑；在基础设施帝国主义时期，历史上铁路、港口等物理基础设施的殖民控制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伸，而云服务作为数字平台资本主义的底层支撑，形成了“基础设施即权力”的格局。由于中心国家掌握数字技术设施，而外围国家因缺乏自主算力基础设施，被迫长期租用跨国云服务商的计算资源，导致技术主权丧失、经济价值外流和创新路径锁定的恶性循环，陷入“算力租赁陷阱”，使得外围国家形成了“数字佃农”现象。在数字经济时代，广大边缘和半边缘的国家并没有挣脱出依附的框架，依附性发展并没有改变而且呈现出了新形态的剥削。
先进的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并没有带来所谓世界平等的“数字化繁荣”和人的自由解放，而是数字化的进一步垄断和集中，发达的中心国家凭借着技术领域的先发优势以及垄断地位，依托其建立的数字平台在全球进行数字掠夺，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成为其“数字奴隶”，加剧了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进一步将技术落后的不发达国家驱逐至外围边缘。
5. 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和走向
帝国主义阶段经过不断的演变，其组织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仍然没有超脱出帝国主义的框架之中。西方经济发展本质上一直都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模式，也使得“世界经济增长路径接近于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博弈的双方在进行竞争时，一方的增长都是以另一方的收益减少为代价的，博弈的双方的收益总和为“零”[8]。多斯桑托斯曾指出，依附就是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2]，换句话说，就是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局面。数字时代国际秩序的权力博弈与道路选择，无论是零和博弈理论还是依附理论，都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体系对外围国家长期存在的剥削本质。从传统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再到如今的数字帝国主义，这种剥削逻辑始终贯穿其中，只是形式不断演变。当前全球数字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一方面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数字霸权体系，延续着技术垄断与规则控制的传统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提出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建共享的数字化发展新模式。这两种发展理念的碰撞日益激烈：西方模式依托其先发技术优势，试图维持其在数字规则制定、核心技术标准和数据资源分配等方面的支配地位；而中国方案则强调数字主权平等、技术普惠发展和成果共享共赢。近年来，双方在5G标准、数据安全、数字贸易等领域的摩擦不断升级，实质上是两种数字文明观的深层较量。未来全球数字秩序的演进方向，将取决于这场较量的最终结果：是延续西方中心主义的数字霸权体系，还是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数字命运共同体？这一选择不仅关乎技术发展路径，更将决定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根本性质。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单极霸权体系都难以持久，而更具包容性的新秩序或许更符合人类社会数字化发展的长远利益。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延伸和拓展，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数字合作理念，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也将“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作为论坛主题。数字命运共同体所奉行的理念是合作共赢，与数字帝国主义所主导的不平等国际数字霸权理念完全不同，旨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数字挑战，建立一个和平、开放、透明、公开的数字合作环境。2017年5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重要倡议。这一战略构想是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路径，其核心要义在于打造一个开放、包容、普惠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加强沿线国家在信息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技术创新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数字丝绸之路”致力于打破数字霸权国家构筑的技术壁垒，有效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这一倡议既延续了古丝绸之路的开放合作精神，又赋予其数字化时代的新内涵，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公共产品。中国提出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承古丝绸之路“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原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数字领域的公平正义与开放合作[9]。这一创新性构想旨在打破数字霸权国家构筑的技术壁垒，为国际数字治理提供全新范式。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者，中国成功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与西方数字帝国主义以技术垄断、数据掠夺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数字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针对当前全球数字领域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数字帝国主义对全球财富的掠夺性积累、人为设置的技术壁垒阻碍互联互通，以及日益加剧的数字发展鸿沟。该理念以合作共赢为价值导向，强调通过平等协商实现技术共享，通过协同创新促进能力建设，通过开放包容推动成果普惠。在实践层面，中国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能力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数字化水平，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这一实践路径不仅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数字大国的担当，也为破解全球数字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6. 结语
综上所述，依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依赖，更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深刻体现。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垄断、数据攫取和标准控制，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产业链低端，形成新型的数字殖民体系。这种依附关系不仅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与数字主权，也加剧了全球发展的结构性失衡。然而，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霸权并非不可打破。通过强化自主创新、构建本土数字生态、推动国际技术合作与治理改革，发展中国家能够逐步摆脱对核心技术的依赖，重塑全球数字秩序。未来，世界数字格局必将经历深刻变革。多极化、去中心化的技术发展趋势，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觉醒，将不断冲击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体系。只有坚持技术自主、倡导公平共享的国际规则，才能真正实现数字时代的包容性发展，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