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象性活动的内涵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人及其对象性本质的理解，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活动”和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批判性的继承，他提出了唯物主义意义上的“对象性活动”原则，重新解释了主客体及其对象性关系，开启了以对象性活动原则的视角理解人、世界及二者关系“新的世界观”，使哲学真正立足于人的“现实世界”。本文基于《手稿》，从对象性活动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性活动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这两重维度阐述对象性活动的内涵。
1.1. 对象性活动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在《手稿》中，可以清晰的看出，马克思无论是对事物、现实还是对感性的理解都来自费尔巴哈，且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作为他的哲学基础。费尔巴哈认为，感性首先是人的感觉、情欲，感性就是现实性，“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1], p. 325)”“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 p. 325)”感性的现实性必须是现实的实存，必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要以感性为基础，就必须将感性理解为对象性。也就是说，人作为现实的存在，首先得是感性的存在([2], p. 28)。所以，在现实中的某一物体，它的存在一定是既以他物为对象，它本身又是他物的对象，并且它还具备形状、颜色、味道等感性特征。由此，现实性、对象性、感性三者是统一的，某事物存在的本质就是感性对象性。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关于感性对象性的这一思想深表认同。他在《手稿》中说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1], p. 324)。马克思阐述的这段话很拗口，通俗理解就是，当一个人在写作时，写作的这个人作为主体存在，写作的笔和空白的纸是客体，当在这个人拿起笔在纸上写作的时候，这个过程就是主客体在发生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人将自己的想法输出在纸上，纸并非原先空白的纸，而是赋予了人的思想、灵感等等的存在，而人的这些思想、灵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简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对象性活动即是人利用自己的本质力量去改造对象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1.2. 对象性活动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对象性活动的深刻洞见，不仅在于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单向输出，更在于揭示了劳动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双向建构”——劳动者通过改造对象确证自身本质，同时被改造的对象也反作用于劳动者，塑造其能力、需求与存在方式。马克思认为，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必须通过改造对象的活动确证自身本质——劳动者将体力、智力、情感等本质力量注入劳动过程，使自然物或社会关系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这种互构性是对象性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核心特征，也是理解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关键。对象性活动的这一内涵看似复杂，实则充斥在日常生活中，以传统工匠雕木来理解，工匠根据设计意图，用刻刀在木材上雕琢出花纹、形态，将自身的审美观念、技艺经验注入木材，使原本普通的木料转化为有灵魂的艺术品。这一过程是工匠“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木材成为其创造力的物质载体。而木材的硬度、纹理走向等特性会限制或激发工匠的创作方式。硬木需要更精准的下刀力度，可能促使工匠改进握刀技巧；柔软的木料适合细腻的镂空雕刻，可能拓展工匠的艺术表达边界。同时，完成的雕刻作品会反馈给工匠，若作品获得认可，会强化其技艺自信；若出现瑕疵，则推动其反思并提升技术。那么，这种双向互动使劳动超越了工具性活动的范畴，成为劳动者与世界“本质性联结”的实践——劳动者通过劳动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世界则通过劳动教育劳动者，推动其能力的发展与本质的丰富。由此可以见，在马克思那里对象性活动不仅是“主客体双向建构”，并且这种“主客体双向建构”本质上是劳动作为“人与世界本质性联结”的实践体现。
通过对对象性活动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两重维度的剖析，不仅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对人及其本质的重新定义，更能把握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2. 异化劳动的内涵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源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简单说，异化劳动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与其劳动的产品、劳动过程以及自身劳动力的关系被扭曲、剥离和异化的现象，体现了对象性活动的断裂与扭曲。
2.1. 劳动
要想真正弄明白何为异化劳动，首先就要明白何为劳动，但在马克思学说中，对劳动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在马克思不同时代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对劳动有着不同的说法与指向。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1], p. 109)”“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1], p. 109)”。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劳动的使用已经带有唯物主义色彩。在《手稿》中，马克思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同劳动联系起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写到“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鳖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 p. 269)”马克思通过比较人类与动物活动的区别指出，劳动不仅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而且还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改造能力，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追求和探索。除此之外，马克思也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现象的分析，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从劳动的二重性开始，深入研究了劳动与剩余价值产生、劳动与资本对立、劳动与劳动者分离等核心问题。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劳动的认识是逐渐深入、丰富的过程。
通过对马克思著作中劳动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模式。第一种是哲学的解释模式，强调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的自我实现；第二种是经济学的解释模式，强调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创造物质价值的活动。在《手稿》中，马克思使用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从人的自由本性角度来把握劳动的内涵，整部手稿渗透着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意蕴：“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1], p. 205)”而1845年之后，他使用的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强调了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中心地位，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剥削和矛盾，马克思在此对劳动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生产行为，更强调了劳动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
虽然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理解存在两种模式，但马克思真正批判的就是一种劳动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从自由劳动的角度看，它是异化劳动；从物质生产的类型看，它是雇佣劳动。异化劳动与雇佣劳动的不同，不是就劳动类型而言的，而是就解释模式而言的[4]。本文主要立足《手稿》，就哲学解释模式下的异化劳动进行论述。
2.2. 异化劳动四重内涵及关系
关于异化劳动，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了其四重内涵：第一，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产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应当是人的生命表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却成为与人的本质相异化、与人的生命相对立的异己力量。也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被剥夺了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些产品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为劳动者所有。第二，劳动本身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描述“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1], pp. 270-271)”工人被迫重复机械操作，丧失创造性，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沦为“维持生存的手段”，换言之，劳动充满了外在性、非自愿性的与强制性。第三，人的类本质的异化。“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 p. 273)”但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异化了的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产的手段。([1], p. 273)”劳动从原本作为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异化为仅仅维持生存的工具，这在手段意义上的劳动消解了人的类本质。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劳动本应建构社会协作关系，却因私有制导致“人对人是狼”的对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关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纽带，人际交往的核心转向了商品交换。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互动被简化为雇佣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则日益疏离，充斥着冷漠与利益竞争，由此不得不导致“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1], p. 275)”
这四种异化形式彼此交织，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劳动境遇。其中，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的“结果”。而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因为人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严格说来它们已不能算异化劳动本身的规定，而是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结果”[5]。
3. 对象性活动作为理解异化劳动前提的逻辑必然性
异化劳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原则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离开对象性活动这一哲学前提，异化劳动将沦为碎片化的现象描述，失去批判的深度与理论的穿透力。
3.1. 对象性活动规定了劳动的“应然状态”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并非停留在对工人劳动痛苦、产品被剥夺等资本主义劳动现象的经验描述，而是建立在对劳动“应然状态”的哲学预设之上，隐含着对“劳动本应如何”的预设，即劳动本应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劳动者通过劳动与世界建立本质性联结。若没有这一“应然”标准，异化便失去了批判的参照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也将沦为无根的道德谴责。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原则，将劳动的“应然状态”明确为三个核心特征。
其一，劳动是“自由自觉的类活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 p. 274)”这里的“能动地、现实地”，指向劳动的自主性与目的性，也即是劳动者不是被迫从事劳动，而是主动选择劳动作为实现自身本质的方式，劳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生存需要，而是通过改造对象确证人的“类本质”，即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特性。其二，劳动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劳动者将体力、智力、情感等本质力量注入劳动过程，使自然物或社会关系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1], p. 324)”无论是诗人进行创作诗歌时，将情感与思想凝注于文字，还是工匠雕刻时，将审美与技艺赋予材料，在这些过程中，劳动产品因此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镜子”，劳动者通过产品直观自身，确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其三，劳动是“主客体的双向建构”。如上文关于对象性活动的第二内涵所阐述的那样，劳动不仅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更是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劳动者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提升能力，对象则通过被改造反馈于劳动者。这种互动使劳动超越“工具性活动”，成为人与世界“本质性联结”的实践。
正是基于这一“应然状态”，马克思才能将资本主义劳动界定为“异化”，“异化”并不是劳动的“自然状态”，而是对劳动本质的背离。如果没有对象性活动规定的“应然”，那么就无法回答“为何工人的痛苦是‘异化’而非‘自然’？”“为何产品被剥夺是‘不合理’而非‘必然’？”对象性活动为异化劳动的批判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价值锚点。
3.2. 异化劳动是对象性活动的“现实断裂”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对象性活动所规定的劳动的“应然状态”被系统性扭曲，异化劳动成为“应然”的反面。这种断裂并非偶然，而是资本逻辑对对象性活动的“现实解构”。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1], p. 268)”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者因失去生产资料，被迫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劳动的目的不再是实现类本质，而是换取工资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不再是自主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是被资本家所控制和组织的、为了他人或者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活动。并且，在资本逻辑的背景下，“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 p. 268)”这种异化劳动成为“应然”的反面，最终导致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四重异化”的全面展开。首先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异己的、统治他的力量同他相对立。机器大工业中，工人耗费生命制造的商品，既不归属自己，反而通过市场交换成为支配工人生活的资本符号，一件衬衫的售价可能高于工人一周的工资，一台精密仪器的利润足以让资本家购买新的生产线，而工人却连一件合格品都无权留存。这种“物的世界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 p. 267)”的悖论，使得劳动产品成为“异化的生命”，以物质形式确证着劳动者的被支配地位。其次是劳动本身的异化。当劳动不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沦为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劳动过程便从自我实现的享受异化为自我折磨的苦役。“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1], p. 268)”19世纪英国工厂的轮班制最能说明这一点。工人每天在轰鸣的纺织机前机械重复14小时动作，手指被棉絮磨破，肺部被飞尘侵蚀，大脑因单调劳动陷入麻木——这种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 p. 271)”，工人在劳动中“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1], p. 271)”，只有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吃、喝、生殖等动物机能中，才短暂找回自己。更深刻的异化发生在类本质层面。人作为类存在物，本应通过劳动确证自由自觉的类特性，但异化劳动将这种类本质异化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中世纪的工匠尚能在打造一把铁匠锤中注入个人风格，文艺复兴的画师能在宗教画中寄托人文理想，而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却被训练活的零件，流水线上的装配工无需理解产品整体功能，只需机械重复某个动作——劳动的创造性被消解，类本质的自由自觉沦为按指令执行，人由此从类存在降格为单个人的存在。最终，这种异化必然导向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当劳动产品成为异己力量，当劳动过程成为被支配的活动，劳动者与他人的关系也被扭曲为物的关系。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不再是人对人的协作，而是劳动商品与货币的交换；工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共同创造的伙伴，而是争夺岗位的竞争者。马克思描述到“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 p. 274)”。在伦敦东区的贫民窟，失业工人为争夺一份挖煤的工作互相殴打；在芝加哥的钢铁厂，熟练工为保住饭碗拒绝传授学徒技术——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异化劳动将类生活的社会性异化为原子化的个体竞争。
3.3. 对象性活动是异化劳动批判的“解释原则”
马克思并非抽象批判劳动异化，而是以对象性活动为基础，揭示异化劳动的根源——私有制对人与世界本质性联结的破坏。只有立足对象性活动，才能理解异化劳动不仅是劳动的扭曲，更是人的本质的自我丧失。
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1], p. 268)”这里的“生产的对象”“类生活”“无机的身体”，本质上都是对象性活动所规定的人与世界的本质性联结。私有制通过将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劳动关系收归资本所有，切断了劳动者与对象世界的联结，使劳动从确证本质的活动异化为否定本质的活动。异化劳动的深层本质，不是劳动的痛苦，而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扭曲。马克思强调“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 p. 276)”这意味着，异化劳动不仅导致劳动者与产品、劳动过程的异化，更导致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异化——原本通过劳动建构的类本质联结，被资本逻辑下的利益对立取代。这种扭曲的根源，正是对象性活动的断裂。
马克思明确指出，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产物，“对象化”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体现。([2], p. 39)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类世界生存发展的根基”[6]，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以非异化的形式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才因资本逻辑的介入被扭曲为异化劳动。因此，异化劳动并非劳动的永恒属性，而是对象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
综上，对象性活动是理解异化劳动的“第一原则”，它不仅规定了劳动的“应然状态”，揭示了异化劳动的“现实断裂”机制，更澄清了异化劳动的本质与历史边界。离开对象性活动这一前提，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更无法把握其将哲学从抽象的自我意识拉回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对象性活动为枢纽，重新定义人、世界及其关系哲学革命的核心。因此，跳过了“对象性活动”这个环节来理解“异化劳动”并以之为线索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演变，都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7]。
4. 对象性活动对劳动解放的影响和意义
对象性活动不仅是理解异化劳动的逻辑前提，更是推动劳动解放的核心动力。马克思通过《手稿》揭示了劳动解放的本质是对象性活动从“断裂状态”向“本真状态”的复归；其实现路径是通过扬弃私有财产重构人与劳动、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其终极指向则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对象性活动的自由展开。
4.1. 对象性活动揭示了劳动解放的根本目标在于复归“自由自觉的类活动”
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体系中，对象性活动的本质规定性为劳动解放指明了根本方向——这种解放绝非简单的劳动条件改善或劳动强度降低，而是要使劳动真正复归其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本质属性。这一目标的实现，既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彻底扬弃，更是对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真状态的复归。
从对象性活动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维度看，“自由自觉的类活动”首先要求劳动成为“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在非异化的劳动中，劳动者不再是资本逻辑下的活工具，而是将自身的知识、情感、想象力等本质力量自由地投射于劳动过程。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 p. 274)”这种“内在尺度”的运用，意味着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的目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改造对象，这些劳动不再是机械重复的手段性活动，而是目的本身的创造性实践，劳动者通过劳动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同时也在对象化过程中确证并发展着自身的本质力量。
从对象性活动是“主客体双向建构”维度看，“自由自觉的类活动”要求劳动成为“主体与客体的共荣共生”。在异化劳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在自由劳动中，这种对立被消解为对象性的肯定关系。就像农民在生态农田中遵循自然规律种植时，土地不再是被掠夺的资源，而是与劳动者共同生长的伙伴；工程师在新能源研发中兼顾技术效率与环境友好时，机器不再是压榨人的铁笼，而是拓展人类能力的延伸器官。这种双向建构使劳动成为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的统一过程——自然在劳动中获得属人的意义，人则在自然的反馈中提升着对世界的认知与改造能力，最终实现“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 p. 297)”。
更根本的是，“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复归，本质上是类生的重建。在异化劳动中，类生活被异化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劳动者的社会性被原子化的竞争所取代；而在自由劳动中，劳动成为类本质的现实确证。当劳动摆脱资本控制，劳动者不再为谋生而彼此对立，而是为共同目的协作时，劳动便成为个人才能的自由发展与社会整体进步的统一场域，劳动不仅生产物质产品，更生产着人的社会关系，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对“自由自觉的类活动”的强调，最终指向的是劳动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统一。这种解放不是抽象的道德愿景，而是建立在对象性活动的实践逻辑之上。只有当劳动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人才能超越物的依赖关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只有当劳动复归其本质，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
4.2. 对象性活动指明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在于扬弃私有财产
继前文所述，对象性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际情境中被扭曲为异化劳动。为了恢复对象性活动的本质，必须应对并解决异化劳动的问题。而要克服劳动的异化现象，劳动解放的实现是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劳动者需重新掌握对自己劳动过程及成果的支配权。就对象性活动被颠倒为异化劳动的背景来看，实现劳动解放的必由之路在于消除并超越私有财产，从而为对象性活动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积极的环境。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1], p. 277)”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深刻揭示了私有财产的内在本质，是私有财产的存在构成了对真正自主自由劳动的严重制约，导致了对象性活动的根本颠倒。对于私有财产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1], pp. 303-304)”他主张，为实现人的解放与平等，必须对私有财产制度实施变革乃至废除。因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私有制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压迫和对立，阻碍了个体的全面发展，这不仅关乎经济构造，更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他所谓的“彻底解放”，旨在根除社会阶级差异与经济剥削，确保每个人都能不受任何外界束缚，自由地发挥自身潜能，通过劳动解放，使每个人得以重建与劳动成果及劳动过程的联系，最终实现劳动的自主自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 p. 298)”
4.3. 对象性活动推动劳动解放的终极形态在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
在《手稿》后半部分，经过对异化劳动和对象性活动的分析与说明之后，马克思对如何实现劳动解放提出了自己的终极指向，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 p. 297)”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人的异化、劳动的异化、有产与无产的对立，以及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对抗性矛盾都会被共产主义终结。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对象性活动的“应然状态”将真正实现。劳动不再是维持生存的手段，而是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劳动产品不再是异己的统治力量，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主客体的双向建构不再被资本逻辑阻断，而是成为人与世界共生的常态。在那里，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将重新在劳动中确证类本质，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对异化的超越，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更是对人的解放的终极承诺。马克思描述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 p. 297)”
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并非抽象的理想蓝图，而是以对象性活动为实践根基的现实运动。对象性活动的展开过程，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建构过程。劳动者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改造世界，同时被世界改造；人与人通过协作劳动建立类本质联结，而非利益对立；劳动成果的共享性，使个体解放与社会解放实现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 p. 297)”对象性活动的实践，正是这一“生成运动”的核心动力。
综上，对象性活动不仅是批判异化劳动的理论武器，更是推动劳动解放的“实践密码”。从根本上说，劳动解放的本质是对象性活动的复权——让劳动重新成为自由自觉的类活动，让劳动者重新在劳动中直观自身，让人与世界的关系重新回归本质性联结。这一过程不仅是人的解放，更是社会的解放；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实践的召唤。唯有立足对象性活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劳动解放的深刻内涵，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践指向。
5. 结语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枢纽性文本，不仅是理解其哲学革命的思想富矿，更是打开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类解放之门的理论钥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手稿》承继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性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的现实性，突破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框架，以对象性活动为核心范畴，完成了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的哲学转向，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实践根基。本文以异化劳动与对象性活动的关系为线索，深入剖析了《手稿》的核心思想，对象性活动作为劳动的本质规定，既是理解异化劳动的逻辑前提，又是推动劳动解放的实践动力。这一分析不仅澄清了异化是对象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而非劳动的普遍属性的辩证关系，更凸显了《手稿》的双重价值——理论上，它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起点；实践上，它是批判资本主义、探索人类解放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