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两个结合”的明确提出不仅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更是推动了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党的二十大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刻的阐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才能进一步找到两者的交会点，推进理论创新[1]。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契合性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国运强。文化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软实力，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亦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凝结着民族印记、中国风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指引着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存在时间、空间的不同步性，但从各自的内容、价值、寓意上看，却有极大的共通性。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深深契合
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关于重视“人”或“人民”的思想，这便是民本的思想之源。孔子的核心理念是“仁”即“爱人”，提倡以民为重、惠民爱民、为政以德，主张“有教无类”，打破教育限制，使平民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孟子推崇“民重君轻”的民本思想，认为君者应以民为重、关心民众、实施仁政、与民同心协力，才能政通人和；荀子则在孔孟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只有获得民心，方能巩固君主专制，维护君权统治。由此可见，重视人民群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和重要内容。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坚信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始终以人民的立场作为出发点，始终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书写着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时重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他们坚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未被异化的、为全人类的解放的“人民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深深契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握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民本思想的指导，又强调民本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文化滋养。无论何时何地，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不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契相通，更是迈进新时代的方向指引。
(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与自然”深深契合
中国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规律。“天”泛指人之外的自然世界，而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作为一个整体，因此，人要顺应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除中国传统书籍、文献记载和我国古代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外，中国传统节日也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印记。九九重阳节源于古人在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天帝、祭祖，来感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中国古代以祭天、祭祖的传统形式祈祷来年少天灾，农作物收获。由此可见，古人在强调人与自然共存的基础上，更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应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发展，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马克思认为世界是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自然世界，即在人产生之前就存在着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自然；另一个是属人世界，即在人出现之后，随着社会关系所建立的人化自然，同时自然在人的能动性，物质活动中可以转化为人化自然。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社会由自然界演化、发展而来，因此，自然界的演化、发展是人类社会产生的自然前提。人与自然共存，两者相辅相成，只有在自然绵延不断的生命力下，人才能永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2]。可见，人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好地满足自我生产与再生产的需要。
总的来看，人与自然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人由“自然存在物”转向“类存在物”的核心思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也越来越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世界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在面对社会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我们应秉持“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理念，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这源源不断地“财富”。
(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深深契合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社会思想源于《礼记·大同》[3]，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一种论述。古代人民群众选择德才兼备、守诚信、讲和睦、不欺骗的领导者，构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大同社会”一是孔子心中天下为于一体，德才兼备、贤能者为官，男女分工而各自有所为，社会处处和睦的社会；二是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怡然自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三是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百姓幸福安康，共建美好家园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曾论述：社会在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遵循着本身固有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终究会让步于让所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其一，消除旧式社会分工强加给人们的、人们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去选择活动方式的状态，人们能够自由、自觉地选择活动方式的社会；其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解放被异化着的自己，从而使得社会解放，社会的解放更加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其三，基于上述条件，物质极度丰富，社会按需分配，人人丰衣足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社会存在。
中国古代所追求“老有所依”、“病有所养”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具有共通性。就其实现过程而言，两者都具有阶段性，其实现都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其价值追求而言，两者都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积极构建人民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其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能够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指导。由以上可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同社会”思想深深契合。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指引。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力迈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就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着自由而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前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进程，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提供文化养分和实践经验。
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价值性
马克思主义之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基础，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人民立场，揭示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总结出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华儿女从古“君舟民水”、“敬畏自然”、“大同社会”至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态文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4]。
(一) 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喜闻乐见的文化事业
唯物史观指出历史不是由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少数人民群众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勾勒出社会发展蓝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我国从古至今都意识到人民群众对于江山社稷的不可或缺性，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一方面，人民群众一直都是历史的主体。发展文学作品、文化产品，一要坚持文化源于人民、文化面向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亦是文化的创造者。二是文化工作者要坚持文化作品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同时也要采用人民所接受的方式输出文化成果。三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文化作品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满足于基本的作品内容，而是更加注重作品内涵、历史人物精神品质和作品所表达的内在意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简简单单的文字蕴含着极大力量。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要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如看《山花烂漫时》，讲述64岁身患23种疾病、为人师者的她，不仅每天坚持到教学楼为学生开启学习的灯光，更是为每一位想要读书的高山贫困女子奉献所有，既传道授业又为人师表的纪录片《你好，张桂梅》等作品，更能深入人心。有人问：“无论是这部影视还是纪录片都很好，那还有续集嘛？”时代在替他们回答：“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价值追求就是美好的续集。”
另一方面，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两创”过程中，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辩证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5]。创造性转化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改变其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创新性发展是按照时代发展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完善[6]。弘扬新时代“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工匠精神”，通过数字化资源，利用网络平台讲解红色故事，最大程度扩大接收群体，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 坚持“人与自然”，不断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完善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曾说过，人与人之间的实践活动会形成社会关系。不过，在此之前离不开人与自然的联系。人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必不可少地与自然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以便能够从自然界获取自己生存所需物资，从而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我国社会发展极度重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我们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才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首先，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源于实践。世界是由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构成的，在人类能动的物质性活动基础上，自在自然被打上实践印记就会成为人化自然。由此说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不可分割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如果想要源源不断的鱼，就要留有余地，不可尽取。这不仅仅是明年有鱼的道理，也是获取大自然馈赠于我们所有资源的道理。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大力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第二，坚持生态效益就是经济效益。贯彻新发展理念，加速形成资源节约的生产方式、形成绿色出行的生活方式，将经济发展的范围控制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界线之内，实现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
其次，建立健全生态保障制度，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不断完善生态文明保障制度，对故意破坏生态环境者要运用法律对其施加惩罚，增强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爱护、保护生态环境者要加以表扬、宣传，发挥其榜样的作用。社会齐抓共管，形成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相互制约格局，让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家园天蓝、水清、山幽。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构建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书中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形态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时代，是属于全人类的、无国界的社会。只有在让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中，才存在真正的“共同体”。积极构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的丰富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继承和延续[7]。
立足中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一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理论成果转化，为构建系统化、逻辑化的中国特色语言提供内在机理。二要立足于中国实际，通过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真正的中国，看到中国从古到今一直追求着兼爱非攻的邻国关系、尊老爱幼的和谐社会。三要强化国际叙述解释力和引导力，通过故事素材说服力、传播手段时效力等多方、全面夯实我国国际话语权[8]。
放眼世界发展，各国共建共商共享，共同建设和谐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各国都有属于自己的机遇与挑战，各个国家也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共同体。在面对未知的挑战下，世界各国应积极构建共同发展的共同体，共同迎接挑战。我国始终秉持“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天下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义利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积极推动构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9]。
基金项目
重庆红色资源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研究(gzlcx20253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