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体旅产业融合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路径,已跃升为国家战略布局的核心领域。其不仅为体育强国战略的实施拓展了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也为旅游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首次提出构建“体育旅游”新型消费空间,倡导“促进体育与相关行业深度融合发展”;2020年,《“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实施“体育+”工程,强调“推动体育与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协同共进”,并提出了“建设体育旅游融合示范区”的战略目标。202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创新性提出实施“体育旅游精品示范工程”,要求构建体育赛事与旅游活动“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打造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品线路、赛事及基地。2024年,中央层面持续释放政策红利: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体育与旅游、康养等行业深度融合互动”,“充分利用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等平台,宣传推广优质体旅融合产品”;10月,国家体育总局在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强调“立足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推动体育、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由此可见,体旅融合已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文献综述
早在1966年,Don Anthony便首次将体育与旅游联系起来,阐释了体育活动对度假旅游的影响机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申办,促使国内体旅融合研究逐渐升温。围绕奥运赛事,王振(2009)、邵凯(2009)、王辉(2011)等学者认为,体育旅游产业是体育与旅游两大产业交叉融合形成的一种新兴的、以资源与环境为依托的综合性经济产业,具备广泛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价值[1]-[3]。江广金(2013)提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对接,是基于市场需求与资源共享的双重考量,产业融合发展涵盖渗透、重组与延伸三种模式[4]。林迪等(2020)、秦振翼等(2022)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张璇(2022)、谭江明(2023)等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分别对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展开研究。尽管研究视角各异,但二者均表明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需依托政策协同与资源整合。不同之处在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研究更侧重于国际化与区域联动[5] [6],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研究则聚焦于本土文化活化与内生动力培育[7] [8]。
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体育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部分研究从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体旅融合现象出发,剖析其发展态势与差异,开始关注体旅融合发展的时空特征。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未能清晰呈现体旅融合随时间推移与空间变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规律;另一方面,对影响体旅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挖掘不够全面、深入。
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体旅融合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旨在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弥补现有研究的短板,为体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
(1) 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基于熵值法测算结果,根据式(1) (2) (3)计算出耦合协调度D,并将其作为体旅融合指数(STI)。
(1)
(2)
(3)
其中,C指耦合度;U1指体育产业综合指数;U2指旅游产业综合指数;D指耦合协调度;T指综合协调指数;α和β为两个系统各自的重要程度,本文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本文设定
=
= 0.5。
同时,参考既有研究(王永明等(2011) [9],邹德玲等(2019) [10],王淑佳等(2021) [11]),结合本文实际情况与研究需要,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以下5个等级,并与对应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相对应。具体情况如下表1所示。
Table 1.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for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表1. 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阶段分类标准
融合水平阶段 |
耦合协调度 |
协调类别 |
低水平融合 |
0 ≤ D < 0.2 |
极度失调类 |
初步融合 |
0.2 ≤ D < 0.4 |
轻度失调类 |
中度融合 |
0.4 ≤ D < 0.6 |
勉强协调类 |
高度融合 |
0.6 ≤ D < 0.8 |
良好协调类 |
深度融合 |
0.8 ≤ D < 1 |
优质协调类 |
(2) 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本研究基于数据的可量化性和可获得性,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投入水平、资本投入强度和社会消费水平5个解释变量,同时需考量省份间潜在的空间关联性以及随时间推移所呈现的动态变化趋势,加入固定效应以控制时间变量和空间变量,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4)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ed)用人均GDP取对数表示;产业结构(is)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值表示;人力资源投入(hs)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值表示;资本投入强度(pi)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取对数表示;社会消费水平(sc)用人均消费支出取对数表示;
是省区固定效应;
是年份固定效应;
是随机扰动项。
3.2. 体旅融合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借鉴(叶宋忠(2019) [12],陈慧娟(2022) [13],吴梦柯(2024) [14])的体育产业指标体系和(张瑞林(2024) [15],裴锐康(2025) [16])的旅游产业指标体系,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了包含产业经济贡献和产业基础规模2个准则层、6个指标层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如下表2所示。
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表2. 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系统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体育 产业 |
体育产业经济贡献 |
体育彩票销售额 |
旅游 产业 |
旅游产业经济贡献 |
国内旅游收入 |
体育系统公共预算支出 |
旅游外汇收入 |
体育产业基础规模 |
当年发展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 |
旅游产业基础规模 |
旅行社数 |
体育后备人才数 |
星级饭店数量 |
体育系统机构数量 |
3A及以上旅游景区总数 |
体育系统从业人员 |
旅游从业人数 |
3.3. 数据来源说明
体育产业系统中的“当年发展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和“体育彩票销售额”数据主要源于《中国体育年鉴》,“体育系统公共预算支出”、“体育后备人才数”、“体育系统机构数量”、“体育系统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于《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旅游产业系统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各省市文化与旅游统计公报。关于缺失值,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数据补全。
4. 实证分析
4.1. 体旅产业融合时间特征
从图1来看,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先波动上升后下降再回升的时间特征。整体上,全国整体及各地区的体旅融合发展水平在2013~2019年期间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整体协调水平从0.402逐步攀升至0.482,表明体旅产业融合水平在这一阶段逐步提高。然而,在2020年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全国及各地区体旅产业融合程度均出现下降,2021年虽有所回升,但仍未完全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区域层面看,东中西部地区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阶段演变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但区域间水平呈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优越的地理区位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其融合水平始终处于领先地位,2013~2021年期间发展水平平均值为0.531;中部地区发展水平居中,平均值为0.449;而西部地区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平均值仅为0.363。不过各地区体旅产业融合在政策支持、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推动下,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发展水平都在逐步提高。
Figure 1. Trend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from 2013 to 2021
图1. 2013~2021年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具有明显的转折趋势。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了原有的发展节奏。政府为了防控疫情,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管控措施,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到“旅游景点、运动场所等需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这类措施对体旅产业造成了直接冲击。同时,疫情也导致居民收入减少、消费信心下降,进一步影响了体旅市场的需求。2021年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成功重回上升轨道,但仍需关注市场需求恢复、政策支持力度以及产业协同发展等多方面因素。
4.2. 体旅产业融合空间特征
图2表面,2013~2021年中国31省市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的结构特征,并且这种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东部地区省市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多数处于高度融合甚至深度融合阶段;中部地区部分省市处于中度融合阶段,整体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多数省市处于初步融合和低水平融合阶段,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相对滞后。这种不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密切相关,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市场需求旺盛,为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等方面相对较弱,制约了体旅产业融合的发展进程。
此外,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不同区域内部省市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差异更为直观地体现出来。在东部地区,虽然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但海南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直到2021年也仅有0.225。这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存在一定差距,广东在2021年更是达到了0.823。海南作为岛屿省份,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与内陆地区在资源整合、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协同发展。在西部地区,四川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2021年达到0.663,处于高度融合阶段。四川地处西南腹地,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和独特的民俗文化,近年来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体旅融合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体育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有力地推动了四川体旅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而西藏、宁夏等省市则相对较低,在2021年分别仅有0.175和0.162,两地区长期处于低水平融合阶段。这种区域内部的发展差异与各省市的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注:本图根据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审图号:GS(2024)0650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2.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from 2013 to 2021
图2. 2013~2021年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
4.3. 影响因素分析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引发模型参数估计的偏差,本研究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所有变量VIF的均值为2.84。其中人力资源投入的VIF值最大,为5.20,但仍远小于10的建议临界值,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参数估计具有可靠性,可以进行后续的模型构建分析。
运用Stata统计软件,从全国层面和不同融合发展水平阶段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见下表3。
Table 3. Result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odel for the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tourism industry
表3. 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变量 |
全国 |
(1) |
(2) |
(3) |
ed |
0.181*** |
−0.116 |
0.193** |
0.124* |
|
(0.046) |
(0.131) |
(0.079) |
(0.065) |
is |
0.322*** |
1.651** |
0.313 |
0.131 |
|
(0.111) |
(0.419) |
(0.223) |
(0.109) |
hs |
−0.205 |
−0.073 |
−0.155 |
−0.361 |
|
(0.155) |
(0.275) |
(0.268) |
(0.276) |
pi |
0.012** |
0.013* |
0.031 |
0.002 |
|
(0.006) |
(0.004) |
(0.025) |
(0.012) |
sc |
0.133*** |
−0.373*** |
0.136* |
0.206** |
|
(0.042) |
(0.022) |
(0.077) |
(0.070) |
_cons |
−2.959*** |
4.682* |
−3.298*** |
−2.895*** |
|
(0.660) |
(1.522) |
(1.104) |
(0.907) |
年份固定 |
Yes |
Yes |
Yes |
Yes |
省份固定 |
Yes |
Yes |
Yes |
Yes |
N |
279 |
36 |
135 |
108 |
R2 |
0.745 |
0.947 |
0.801 |
0.740 |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 < 0.1,**p < 0.05,***p < 0.01。(1) 代表2013~2021年平均低水平融合和初步融合的地区;(2) 代表2013~2021年平均中度融合的地区;(3) 代表2013~2021年平均高度融合和深度融合的地区。
从全国来看,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181。这表明人均GDP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体旅产业的融合发展,经济发展为体旅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同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322,说明第三产业的繁荣为体旅产业融合创造了更多的产业协同机会。社会消费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133,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体旅产业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资本投入强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012,资本投入可以用于建设体育旅游基础设施,也可以用于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这有助于提高体旅产业的供给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然而,人力资源投入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当前体旅产业在人才吸纳、培养与配置机制上尚不完善,导致人力资源的投入暂时未能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
此外,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融合水平地区所产生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消费水平在中度融合地区以及低水平融合与初步融合地区(以下简称“中低融合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显著性水平和作用力度。人均GDP的增长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值的提升,均对中低融合地区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在高度融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全国整体情况有所不同。人均GDP未能有效转化为推动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社会消费水平在高度融合地区呈现出负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373。这一负向影响可能源于高度融合地区较为特殊的社会消费结构,部分消费未能有效转化为促进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
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强度则对高度融合地区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系数分别为1.651与0.013,对此地区的体旅产业融合两因素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然而,在中低融合地区,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强度的影响均不显著,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加对体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尚未充分显现。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2013~2021年全国范围及各地区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时空特征。时间上,整体呈现出先波动上升后下降再回升的趋势。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的结构特征,且区域内部发展存在差异。
从影响因素来看,全国层面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消费水平和资本投入强度对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源投入影响不显著。在不同融合程度地区,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消费水平的提升对中低融合地区的体旅产业融合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但在高度融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不显著,人均GDP未能有效转化为动力,且社会消费水平呈现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强度在高度融合地区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中低融合地区影响均不显著。人力资源投入对各地区体旅产业融合的影响效果与全国范围情况一致,均不显著,尚未成为推动产业融合的有效动力。
5.2. 政策建议
在全国层面,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第三产业繁荣发展,为体旅产业融合创造更多协同机会;继续提升社会消费水平,挖掘消费潜力,拓展体旅产业市场空间;继续加大资本投入,完善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此外,要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和优化配置,提高人力资源的结构和质量,使其与体旅产业融合发展需求相匹配。
针对不同融合程度的地区,应制定差异化政策。对于高度融合地区,要关注消费结构特殊性,引导消费有效转化为体旅产业发展动力;中、低融合地区则需重点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并积极探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本投入的有效途径,推动体旅产业融合向更高水平发展。此外,还应加强区域间和区域内合作与交流,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内外体旅产业融合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