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双减”政策推行以来，“消失的课间十分钟”这一现象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并呼吁将“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早在2021年，我国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就已强调：“学校不得设立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制度，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段的正当交流、游戏、离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施加不必要的限制。”[1]不过，在现实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下，课间十分钟的实际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这不仅违背了《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的精神，也与“双减”政策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对这一需要关注的“普遍的教育问题”的正确理解和理性思考，不仅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学校对时间和空间的科学管理，以及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如果我们从闲暇教育的视阈来审视这一现象，就会发现，对课间十分钟所承载的闲暇教育的功能与价值的忽视，是课间消逝的重要根源。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闲暇教育的视角回归课间十分钟的本真意义，分析其失落的原因，从而为寻回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的课间环境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
2. 回归课间的“闲暇”本真
“闲暇”(现代英文leisure)，在古希腊语中是σχολη (scholē)或者skole，即学习和教育的场所[2]。可以说“闲暇”一词本身就与学校与教育相关联。课间十分钟这样的教学安排从本质上讲，同样可以归于“闲暇”二字。根据张菁等学者构建的学校闲暇教育系统结构理论，学校的闲暇教育与目标结构、教学结构与管理结构息息相关[3]，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课间十分钟作为学生课余生活具象表征，不仅是闲暇时间的一部分，更是闲暇教育的微缩体现，课间十分钟的本真也可从这几个维度找到答案。
2.1. 学生享有“闲暇”权利
对于闲暇最早的理论阐述来自亚里士多德，他虽没有对“闲暇”作直接的界定，但他对闲暇与幸福、沉思等关系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间接地窥探到他的理论里闲暇的精髓[4]。在亚里士多德的阐述中，闲暇并非我们表述较多的“空闲时间”，而是某种“自由生活”，是从生存所必需的活动和关系中摆脱出来，追求自身德性发展的一种生活状态。他认为闲暇在人的基本活动中，他甚至指出“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5]，指出人只有通过闲暇才能获得终极幸福。在资产阶级革命后，“闲暇”一词又有了更具象化的阐述。马克思提出“劳动—闲暇”是一对孪生兄弟，劳动与闲暇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对立统一关系。闲暇促进人的非智力因素得到发展，对于人实现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劳动的普遍解放反过来推动并扩大闲暇[6]。保尔·拉法格基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又提出了相对成熟的休闲思想，认为“懒惰权”并非指令人憎恶的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东游西荡，而是一种体现个人自由支配时间、自由开展活动、自由进行消费以及促进自由个性成长的休闲状态。
社会对休息权利的追求，其实就反映了休闲是个人必要的生产力。198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儿童权利公约》第31条指出，“缔约国确认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适合其年龄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7]。这进一步明确了，儿童与成人一样，同样具有“闲暇”的权利。
因此，闲暇教育目标虽然具有多层性，但其基础目标始终是“使人们学会运用闲暇时光”。更进一步的目标侧重于个体的全面发展，即促进学生成为心智成熟、人格健全、热爱学习与生活之人。借助闲暇教育目标架构，我们能够描绘出课间十分钟的理想模样。尽管课间十分钟时长极短，但在此期间，学生可以在无人约束之下，自主选择与同学交流、嬉戏、阅读、思考，抑或是单纯地享受片刻的安静。课间十分钟内的所有活动起始点，皆源于学生个体的自由意愿，源自儿童的闲暇天性。
2.2. 学生应有“闲暇”的能力
在教育系统中，马克思所论述的“劳动–闲暇”关系可以进一步转化为“学习–闲暇”的关系。然而，在大众观念中，人们往往将“闲暇”简单地等同于“闲嬉”。这种误解导致了“闲暇”与“闲嬉”在教育中的混淆，使得大众对“学会学习”发生的时空陷入了一种认知错误，即认为“学会学习”状态不会产生于“闲暇”时间中。
实际上，“闲暇”与“闲嬉”或娱乐有着本质的区别。娱乐是一种恢复性质的弥补，旨在缓解异化劳动带来的疲劳，只能短暂地获得休止。这种短暂的满足虽然能带来一定的愉悦感，但从真正意义上算不上真正的闲暇。真正的闲暇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总体趋势是向上的、积极的[8]。
受到“业精于勤，荒于嬉”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学生的大部分“闲暇时间”常常被课业占据，导致闲暇教育的理性被大大忽视。结果，学生长时间徘徊于学习与闲嬉之间，无法正确利用“闲暇”时间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即使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生的“闲暇”时间增多，许多学生仍未具备“闲暇”的能力。有些学生在“闲暇”时间里参加父母安排的钢琴课、舞蹈课、书法课等，这显然不属于真正的“闲暇”，因为这些活动往往是外加的任务，而非自主选择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闲暇教育的教学结构包含诸多元素，如校园闲暇教育相关的内容、教学场景、教学模式、教学策略以及教学实践等[9]。在课间十分钟的安排上，闲暇教育的教学安排会极大左右学生的闲暇态度和闲暇行为。学术界在探讨如何对学生实施闲暇教育时，基本认同以个人反思、自我评估等内在因素促使学生自主抉择闲暇活动。这种教育模式既注重学生的行为规范，又着重培养其主体意识与自我管理能力。相对而言，将课间十分钟过多地置于“安全保障”下的严格监督与指导等外在手段，与闲暇教育所倡导的自由发展理念是相冲突的。
闲暇教育的管理体系涵盖学校闲暇教育的管理要素、管理举措以及环境设施等内容，涉及人员安排、资金支持与资源调配等环节。对于学生而言，学校闲暇资源的规划与布置是最为直接且影响持久的因素。学校中的闲暇资源主要包含物质条件与文化氛围两类。从物质条件来看，校内走廊、连廊、闲置教室及绿化区等场地，以及活动设备、经费等基础资源，是小学生开展闲暇教育的根本保障；从文化氛围而言，校园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所提供的资源越充足、活动形式越丰富，学生在课间十分钟获取闲暇体验的概率就越高，闲暇教育的成效也会愈发显著。
因此，理想的“闲暇”应当是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其落实到个人的实践中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实践者必须对自己从事的事务有清晰的自主意识，明确自己所做的事，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二是这些活动必须经过选择，且确认是为了自身发展而进行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只有在这种状态下，闲暇才能真正成为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有力工具。
尽管课间时间短暂，但它为学生合理掌控自己的“闲暇”时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成为开展“闲暇教育”的重要契机。一个明显的案例是，近期在15分钟课间的改革中，学军小学的校长张军林与浙江大学休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慧梅就对“休闲与教育”进行了一次谈话[10]，提出要给学生留一点空白，让孩子有机会思考如何更好地生活。
3. 课间失落的成因分析
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课间消失、失落甚至“圈养”现象在过去一直存在，并非偶然。课间十分钟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时间和空间的挤压，导致其变得单一和枯燥。因此，从宏观的时代精神到微观的学校管理，我们有必要深入探析这一问题的成因。
3.1. “自我保全”的时代精神束缚孩子天性
从宏观的时代精神来说，自我保全或谋求生存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反映在政治思想中就是“自我保全”成为国家和政府建立的原因，也是国家和政府施行各种政策的最终目的。反映在个人思想中，出于“自我保全的努力”产生了费希特的“自我”、叔本华的“生命意识”、尼采的“权力意识”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动力”[11]。
其实，在古代教育学和古典哲学里，所崇尚的思想其实和“自我保全”恰恰相反，他们更加注重“理性灵魂”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任何有机体的全部至关重要的本质”，对于人来说，灵魂是一种理性和思考的表征，是区别于植物和动物最关键的地方。古希腊哲学家不仅强调人具有“理性”的灵魂，更强调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健全的身体与强健的体格成为完美灵魂的外在保护——“乌托邦始于人的身体”[12]。而步入现代社会后，对于“人”的这一界定更倾向于人的身体以及随之相伴的身体的欲望。“脆弱的人类必须寻找自我维持的手段。既然这是每个人的真正需要之所在，因此无论什么安排，只要它有助于他们得到衣食、居所和健康，以及最重要的，有助于保护他们——假如他们受到适当的教育——免于彼此伤害，就会赢得他们的赞同和信赖”[13]。在现代法律上，把身体权看作是独立于健康权的一项人格权，不仅强调保护身体组织的完整与人身的安全，同时也与现代科技与医学发展的需要相符合。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如今的社会中，我们不再过度强调“见义勇为”而是更推荐“见义智为”。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孩提时期，我们在母亲的怀中就已经会本能逃避不可知生物带来的威胁，面对陌生人会下意识躲起来。在学会走路和讲话后，遇到未知可怕的事情，我们会选择朝亲人呼救。不仅如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追求自我保全的知识：如何平衡自己的身体，如何躲避障碍物，如何在跑跳的时候不受伤。就如斯宾塞所阐述的理念一样：“大自然已经安排了自我保全的那部分教育”。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自我保护知识。在关注如何防止孩子因机械原因受到身体伤害之外，同样还需要让他们为应对其他潜在的伤害做好准备，这就需要学校教育的介入与指引。
如果承认当今时代的精神强调“自我保全”，那么在这一精神指引下的现代教育自然会高度重视学生的生命安全。营造安全的教育环境、建立防止学生受到伤害的制度，已成为现代教育的首要任务[14]。可以说，现代教育的实质就是以学生生命的保全为核心的“生命教育”。
但在学校教育生活中，存在众多不安全因素。例如，教学楼的狭窄楼梯容易导致碰撞或摔倒；厕所和走廊等地面因清洁或天气原因常常湿滑，增加了滑倒的可能性；而在教室、走廊和操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人流拥挤容易引发推搡甚至踩踏事故。除了物理层面上的问题，心理和社会因素同样影响着课间的安全与秩序。校园欺凌是课间高发的行为之一，由于教师难以全程监控，欺凌行为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性格内向或适应能力较差的学生可能在课间感到焦虑和孤立，面对同龄人的社交互动，他们可能会感到不安，甚至产生逃避心理，影响自信心和社交技能的发展。此外，学生在课间可能会因为考试压力或同学关系产生情绪波动，如愤怒、沮丧等，如果这些情绪得不到及时疏导，可能会引发冲突或不良行为，进一步影响课间的秩序和安全。
在这样的意义下，课间的消失与严格管控似乎就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3.2. 学校教育比重增加侵略儿童“闲暇”权利
正如前文所述，课间在设立之初旨在遵循孩子们爱玩的天性，并保障他们作为自然人应有的“闲暇”权利。然而，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工业革命的崛起以及后现代化对时间与效率的极致追求，课间的原始意义逐渐被淡化。现代社会高度强调效率和成果，学校教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课间时间往往被压缩或重新定义为学习和管理的一部分，而非真正属于学生的自由时光。
可以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学校义务教育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孩子开始上学的年龄越来越小。现在不仅有幼儿园，甚至还出现了托儿所。而学校教育的比重增加，无一例外会使得成年人分配的任务增加。在学校教育中，强调刻苦、规律和高效的生活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儿童自由玩耍的空间却日益缩小。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丧失了对世界的探索与自我探索的机会。
当下的教育生态中，分数与成绩带来的升学压力依然客观存在，本质上这是由筛选的社会机制所造成的，因此也势必长期存在。分数与成绩不仅成为孩子与孩子之间比较的一杆秤，甚至也成了老师与老师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甚至社区与社区之间比较的重要标准。孩子们成了这场竞争游戏中的“棋子”，在这一场游戏中，围绕他们的成人都在努力让他们在标准化的考试中取得较高的分数，获得较高的荣誉。因此，课间十分钟被额外的针对考试内容的学校教育所挤压、侵占，甚至说消失，都一度被认为是正当的、合理的教育，尽管这样的教育其实无法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
在这样的长期、持久的压迫下，孩子身心疲惫，无法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机会。教育之为教育，就在于教育是引人向善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只有当教育把学生培育成好人时才算是真正的教育。那什么是善？不同人的答案是五花八门的，但绝对不是被压抑被束缚下成长出来的果实。真正的“善”体现在一个人能够自主选择正确的行为，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健康的身心状态，并能够在社会中和谐共处。
过于追求成绩与分数的学校用高强度的学习和严格的时间管理，剥夺了孩子们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当这些孩子终于迎来了寒暑假，面对这一段没有成人严密看管的时光，他们的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表现出极端的放松和失控。孩子们一接触到自由玩耍的机会，便发疯地玩、忘我地玩。他们不再遵守平日里成人所教导的安全性规则，甚至对各类安全警告视而不见。公园里的游乐设施、河边的浅滩，甚至是马路上的车辆，都可能成为他们冒险的对象。此外，当这批孩子一旦接触手机，便有很大概率迅速陷入其中，长时间沉浸在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
教育者如何安排学生的时间，就如何影响、改变他们生命成长的节律，就如何塑造他们的人生[15]。在长期压制孩子天性、剥夺孩子课间时间的学校生活管理制度下，他们只学会了跟随成人的任务去执行，却没有学会如何安排自己“闲暇”的时间。
4. 课间寻回的路径与建议
探讨课间与时代协同发展之间的种种矛盾点并对此做出展望，首先需要把握学校中的主体以及家长对于课间创新性发展的积极作用，拓展课间的价值理性，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课间活动体系与平台，明确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才是课间应有的现实意义。
4.1. 科学规划，“15分钟”课间常态化
传统的课间模式以十分钟为标准，在这十分钟内，能做的事情肯定是有限的。更别谈有部分教师规定“课前预备两分钟”，有的老师喜欢课后再拖延两分钟，这样两分钟的占用，本来时间不多的课间一下子被压榨得所剩无几了。
所以第一点就是教师应学会放手。教师要在铃声响起时及时下课，确保学生有足够的课间休息时间。这不仅是对学生权益的尊重，也是对教学效率的提升。部分教师做不到将一节课的内容在40分钟内上完，原因可能是备课上出现了问题，也有的教师则是因为对课程的节奏把控不住，对非重难点的知识花了大笔墨去解释，此外也可能因为课时安排的不合理。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学生充足课间休息时间的绊脚石。
想要让教师真正做到不占用课间时间，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教师需要想办法在有限的40分钟内提高教学效率。可以是师生之间互相规定，学生上课时全身心投入，不开小差干扰教师正常上课，而教师则保证按时上下课，不拖延时间。这种双向承诺不仅能增强师生之间的信任和合作，还能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也可以采取反馈制度，定期从班级不同水平的学生那儿收集建议，从而优化自己的教学策略。
当然，任何举措都不能走向极端，放手并不代表着放纵，这也就是科学规划的要点所在。在确保课间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如果任由学生放飞自我，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因此，班主任就起到了引导与管理的作用。针对学生对校园内潜在的安全隐患缺乏了解的情况，班主任可以通过班会加以警戒。学生活动的每一楼层内同样可以根据轮班表设置“安全督导员”，负责在每一楼层内巡逻，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此外，目前北京以及浙江宁波、温州、湖州、绍兴、衢州、丽水等地多所小学已在创新式地探索“15分钟”课间的模式[10]。多出来的5分钟，大部分学校是采用拆补的方式，从大课间、午休管理时间等长时段休息时间中拆出小时段，再均匀地补进各小课间。这种相对“无痕”的调配方式，既不会让孩子明显感觉长时段休息时间被压缩，又能缓解小课间的匆忙[16]。从现有的小学试点来看，“15分钟课间”的模式得到了绝大部分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的欢迎，教育环境不再像以往那样“卷”，不再急于求成。不过“15分钟课间”的模式能不能推广和常态化并不是能“一刀切”的事情。不同地区教育生态不一样，但这多出来的5分钟无疑对“闲暇”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如何引导学生充分规划和利用课间的这十五分钟呢？笔者认为可以让他们切实地感知下面这些问题：十五分钟有多长？在课间休息时间内，必须做的事情有哪些？做这些事情分别需要几分钟？剩下的几分钟我还想做什么？做了所有我想做的事情之后会不会超时？教师可以利用空课时间(可以是班会课)，让学生经历：想十五分钟之内我要干什么，计时十五分钟，让学生亲自体验，对十五分钟规划表进一步修改的过程。从而逐步建立起学生的规划意识，真正将“学习”与“闲暇”统一起来。让“闲暇”也成为“学会学习”的一部分，这就回归到了“闲暇”教育的本质上去了。
4.2. 因地制宜，创课间活动新平台
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学生能自由活动的场地差异显著。在一些农村地区，偶尔还能见到一层楼高的教学楼，学生下课时间可以在广阔的空地上尽情活动。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样的小学正在逐渐被淘汰或翻新。如今，大多数小学的教学楼已基本按照3到4层的标准建造，办学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导致学校内学生众多，人均可活动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和场地的双重限制使得学生上下楼玩耍变得困难重重。为了避免事故发生，许多学校不得不限制学生的活动范围，甚至要求他们在课间尽量留在教室内，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自由活动时间。
出于上下楼的时间成本、校园内人流量众多以及安全的考虑，学生课间的最佳活动空间其实就在同一层的走廊和公共平台内。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空间，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有以下一些思考：
首先是走廊。走廊作为下课时人员走动的主要场所，不适合设置较为大型的互动设备，以免影响通行和安全。然而，是否可以在走廊的墙壁上设置嵌入墙体的可隐藏小凳。天气好的时候，学生可以坐在上面晒太阳，或是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享受片刻的宁静。在不使用时，嵌入墙体的小凳又可以隐藏，与墙面融为一体，不会让孩子们碰撞到突出的物体，大幅提升了走廊的活动方式与空间。
此外，走廊外面的扶手是否同样可以进行一些改装。以往班级，要么选择将喜阳的绿植放在外面走廊的地方，要么选择外置一个挂钩，将绿植挂在上面，但这些方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空间凸出，增加了学生通过时被绊倒或磕碰到的风险。大部分学校的扶手为了节约成本，用的都是不锈钢圆管的设计，圆管与圆管之间留有较多的空间，绿植是否能内嵌在圆管与圆管中间的空隙里呢？这需要一个形状贴合且足够牢固的容器，既能保证绿植的稳定生长，又不会影响学生的通行安全。例如，可以设计一种特制的模块化种植盒，其形状与圆管之间的空隙完美契合，并配有排水系统和固定装置。这样，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能为学生提供一个绿色、自然的课间休息氛围。
再来说公共平台的空间。公共平台的空间作为连接教学楼与教学楼的部分，往往空间较大，适合多位学生活动。公共平台的墙体基本上呈现连贯的布局，是否可以对墙面进行一些改装与利用呢？笔者认为，可以在墙面上设置一些趣味性强的小游戏，如拼图和立体绘本，增加互动性和娱乐性。为了确保这些设施的长期维护，可以通过“谁损坏谁赔偿”的原则来进行管理。除了墙体的改造，公共平台的空地上还可以引进先进的智能锻炼系统，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参与度，从而增强体质锻炼的效果。学生站在屏幕前，系统可以自动检测人脸，并根据个人情况提供个性化的运动项目，如互动跳绳、跳远和摸高等。通过传感器和镜头识别，系统能够记录学生的运动成绩，生成排行榜，激励他们不断挑战自我。
通过对公共平台墙体和空地的合理规划与创新设计，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创造出更多元化的课间活动环境，既满足学生的需求，又保障他们的安全。
4.3. 家校协作，促学生发展共成长
虽然课间活动主要在学校内进行，但家长的态度、行为和教育方式对孩子的课间表现有着深远的影响。学生上下楼梯、日常走路的安全习惯，以及在公共场所的行为规范，都与家长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教育息息相关。家长不仅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社会规范的传递者，也是他们安全意识和行为习惯的重要塑造者。因此，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对于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课间环境至关重要。
课间改革过程中学校所颁布的一切政策，想要赢得家长们的支持，达到家校合力的结果，首先就是需要学校对发布政策的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充分的解释。家长往往希望了解学校决策背后的逻辑和考量，因此，透明、详细的沟通是建立信任的关键。
从最基础的来说，学校通常会明确禁止学生携带电子产品、危险刀具等物品进入校园。随着孩子们玩具的不断更新换代，曾经流行过的“萝卜刀”以及近期风靡小学生群体的“烟卡”等具有争议性的玩具，也可能被归为禁止携带的范畴。这些规定不仅是为了维护学校的秩序，更是为了保护学生的身心安全。然而，如果家长不了解这些规定，可能会导致误解或忽视。因此，学校可以通过公众号、钉钉群、微信群等多种渠道向家长传达这些信息，以获得家长的理解与支持，确保他们理解政策的重要性及其对学生安全和成长的积极影响。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还能让家长在家中对孩子进行相应的教育，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同时，学校也可以借助家长开放日等活动，邀请家委会成员对校内的课间活动情况进行观察。
当家长亲自走进校园，亲眼目睹孩子们在课间的活动情况时，他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学校为保障学生安全所付出的努力。他们可以看到学生在课间上下楼梯是否有序；可以看到活动区域内的运动设施是否符合安全标准；还可以观察到学校在公共区域设置的安全标识和应急设备。这些细节不仅展示了学校的管理水平，也让家长对学校的各项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增强了他们对学校工作的信任和支持。这有助于增强家长对学校各项政策执行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为学校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帮助其不断改进和优化课间管理。
当今时代，既要看到教育理论变化，也要注意实践变化是否跟上理论的步伐。尊重学生主体，顺应学生发展的教育观点下，教育与生活联系得愈紧密，愈能实现教育的民主化。课间十分钟看似只是整个学校教育中微小的一部分，但其的存在与应用实际上与整个教育生态紧密联系。当认识到课间实际上是“闲暇”教育最好的载体时，那“学习”与“闲暇”就不再是冲突与对立的关系，课间十分钟这一教育组成部分也不再仅仅是两个铃声之间空洞与无意义的空白，而关于课间十分钟的管理也会顺着儿童天性、学会“闲暇”交织的方向前进。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穿越世纪的课间记忆：双减政策下历史与时代融合的课间活动新形式研究”(项目编号：202410347012)阶段性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