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将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强调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作用。然而，国民经济学将劳动简化为一种经济范畴，忽视了劳动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未能揭露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事实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个东西——劳动出现了问题，马克思由此出发，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本质。
2. 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以斯密为代表的开明的、启蒙的国民经济学将价值的唯一的实体作为最基本的理论立足点开创了劳动价值理论。斯密跳出传统政治经济学只关注流通领域的狭隘思维，关注到劳动和财富生产过程，将无差别的社会劳动作为价值的决定因素。
2.1. 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建构
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出发提出了劳动价值论[1]。斯密认为，人类的分工合作并不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是来源于人们心中的利己思想，例如善于制造弓箭的人会以自己制作的弓箭和猎人交换兽肉，因为自身的捕猎能力获取的食物往往没有与猎人交换来得多，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于是大家就在各行业各司其职。如上，分工形成之后，每个人自己的生产物远远不能满足人的欲望，交换由此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需要依靠交换来维持生活，每个人都扮演着商人的角色，那整个社会逐渐演变为一种商业社会。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是货币不过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劳动才是衡量一切商品内在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而一个人的劳动由他可支配的劳动的多少来决定。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摆脱了重农主义的局限，重农主义把各国的收入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都寄托于土地生产物之上，斯密认为重农主义虽然是“最接近真理的”，但是仍有不足。重农主义学说认为只有投在土地上的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并且是唯一的劳动，这种观点反映了重农主义学说的狭隘性。所有的生产性劳动都能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农业劳动。“斯密反对重农学派把生产劳动仅限于农业劳动”[2]，按照斯密的观点，劳动是衡量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无论农业、制造业还是商业，只要投入能够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就属于生产性劳动，而重农主义将生产性劳动局限于农业，而国民财富的构成不仅包括农业产品，还包括制造业产品和商业服务。但是重农主义对自由经济政策持赞同政策，所以斯密认为重农主义是“最接近真理的”。
2.2. 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性
在进一步阐释劳动价值论时，斯密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他分别从“投下的劳动”和“购买的劳动”两个角度来定义商品的价值，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呈现出两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斯密一方面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就是说，一个物品的真实价值，是劳动者投入的劳动力；但是，斯密又将价值与交换中的劳动量联系起来，认为商品的价值体现在其交换能力上，即用购买的劳动来定义商品的真实价值。这里的问题在于，生产商品时投入的劳动量与商品在交换中能够购买到的劳动量之间并不相等。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劳动者根本无法占有自己劳动的全部成果，这也是马克思批判的一个点。
斯密为了调和这两个价值之间的矛盾，在文提及到了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和资本的原始社会——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商品在交换中支配的劳动量与生产该商品时投入的劳动量相等。斯密能做出这种预设，表明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和土地私有权的存在，劳动者只能获得其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剩余部分则被资本家和地主占有的客观现象，但是并没有对此进行分析，马克思则分析了到底地主和资本家享受劳动者创造的这些成果的不合理性。
3.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批判
3.1. 劳动价值论中的二律背反解析
在国民经济学中，劳动价值理论与工资规律这样一对明显相互矛盾的理论却同时存在，这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展开批判的起点。马克思尖锐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矛盾：国民经济学家一方面坚持一切价值都是凝结起立的劳动，所有财富和产品本质上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理应归劳动者所有，因为他们是劳动的主体——工人，并且按照理论也是如此。但是现状却是工人得到的只是能够维持自己活下去的极少的一部分，他得到的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劳动力的价格。国民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认为劳动者应享有其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但是在现实中，工人不仅无法享有其劳动的全部成果，还被迫将其劳动异化为维持生存的手段。“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3]马克思后面称这种为异化劳动，不仅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成果，也剥夺了工人作为人的尊严和自由。
3.2. 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逻辑深化
劳动价格的高度波动性与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在工业革命时期表现为工人间的激烈竞争与工资压低，而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则体现为发展中国家工人的低工资与全球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格更具有偶然性、更容易发生剧烈波动的了。”[3]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在工业革命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利润，以极低的成本雇佣劳动者，而劳动者为了获得工作机会，不得不陷入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工资水平被压低，资本利润得以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极不对等：在工人如果失业，能维持一个星期的都不多见，而对于制造业者和商人来说，即使一个工人都不雇佣，也能靠自己的资本维持生活一两年乃至更久。所以，在表面上看，雇主对劳动者的需求与劳动者对雇主的需求虽然大致相同，但是在实际上，工人却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冲击，雇主对于劳动者的需求没有劳动者的需求那么迫切。即劳动推动了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与之一同增长的还有工人对于资本家的依赖性，以至于到不被雇佣的话，就会被饿死的地步，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并被卷入对过度生产的追逐之中，而这种过度生产最终会引发同样迅猛的生产衰退[3]。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劳动价格的波动性仍然存在。在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经常受到全球性经济波动的影响，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和廉价劳动力，将生产力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由此获得大额利润，同时，发展中国家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也被加剧。
马克思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劳动价值论与现实中的工资规律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出现这种境况的原因只能是国民经济学家以之为前提的那个“劳动”出现了问题。“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3]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3]根据国民经济学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会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却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反而使他们陷入了更深的贫困乃至困宥于一种依附状态之中。这种矛盾现象表明，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异化为一种外在于劳动者的力量，劳动者不仅无法像国民经济学家所说那样完全享有其劳动成果，反而被劳动所支配。马克思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4.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
4.1. 异化劳动的内涵解析与四重规定
异化，“即主体活动及其产物脱离和否定主体自身，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主体处于对抗性关系之中，以扭曲或否定的方式来呈现人的本质。”[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工人创造的商品不仅助益自己的生活，反而对他自身造成压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人”实现自身的那种确证性活动——劳动都无法由自己决定，而变成了一种压抑和摧残劳动者身心的力量，以至于“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3]劳动的现实化指的是人通过劳动在现实中实现目的与价值，即劳动的对象化。但是一个“人”竟然连自己动物意义上的“肉体的主体”都无法维系，可见国民经济中的“劳动”已经剥夺了人作为人的“类本质”，变得与动物无异。
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分析了工人的劳动与劳动产品之间的非正常状况，“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3]马克思以四个相互关联的规定性来阐释他的异化劳动理论。第一个规定是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这一规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对立关系。马克思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3]斯密预想的“原始的社会”中，劳动者独享劳动成果。但是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出现后，这种劳动者独享劳动成果的状态宣告结束。土地一旦私有化，地主就把劳动者在土地上产出的成果分走一部分。同理，在手工业和制造业也是一样，资本家需要垫付原材料以及工资的资金，所以资本家理应分享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但是马克思认为，斯密所认为的这种资本家理所应当的利润，实际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必然会扩大生产规模，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未相应提高，反而可能因劳动力过剩而下降。这种劳动力商品化的机制导致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其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却越被贬低。所以工人变成“廉价的商品”。如今社会上的一些零工经济，比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不仅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且随着平台经济的扩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增加，收入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甚至因为各平台的竞争而导致收入水平降低，并且不得不继续这样的工作。“工人”被自己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所压迫。
工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是工人与劳动过程相异化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不再是工人确证自身的对象性活动，而是一种被迫的、外化的活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并不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与本质，而是在不断的否定自己。工人在本应感到自由的劳动里面，却感觉不自在，他在劳动中不属于他。当代的“996”工作制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讨论，员工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与工作内容，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劳动过程给他们带来的只有痛苦而不是愉悦。并且他们所创造的软件、产品(监控等)甚至于反过来监督他们的劳动过程。
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是人与自己的劳动过程、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的必然结果。“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对象性活动将自己当作认识对象，在劳动过程中确证自身，这一点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所以，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变成了动物式的劳动，“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3]，将类生活变成了维持人的类存在的生存手段。这种异化劳动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类本质，沦落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零件”。“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3]人与自己的劳动过程的异化结果是人与自身产品的相异化，如果说劳动产品如劳动过程都不属于我，那它只能是属于“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3]工人会以“工人”的视角去审视他人，将自己的不自由都看作是他人压迫、支配的结果，于是，人与自身的异化，就表现在他与他人的关系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异化。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展开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并通过对异化劳动理论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
4.2. 异化劳动理论的逻辑延伸与社会影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本应是确证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活动，却异化为工人维持生存的被迫行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自身反而越贫困，劳动产品作为异己力量与工人相对立，劳动过程也不再是工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而是让其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的强制活动，这使得人失去了作为人的类本质，沦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工具。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工人与资本家因劳动产品的归属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社会关系被物化为商品交换关系，而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平台劳动、数据剥削等新形式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深远洞察力，揭示出资本支配下劳动异化的持续性与复杂性。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出发，通过分析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非正常状况，系统提出四个维度的异化规定，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该理论不仅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前提，为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奠定了基础，还为理解现代社会劳动异化现象提供了科学框架，在数字时代，其对平台劳动异化、数据剥削等新现象的解释力，彰显了理论穿越时代的批判性与生命力，指明了打破异化需重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产关系这一根本路径。
5. 结论
“《手稿》并不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成果，只是他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5]但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的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二重性与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必要前提。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通过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则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劳动二重性的批判以及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