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网络欺凌干预实践及教育启示

Practical and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of Cyberbullying Intervention Abroad

摘要: 网络欺凌是欺凌的表现形式之一，普遍存在于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群体，对所有卷入者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保护青少年远离网络欺凌需要切实可行的干预方案。本文分析了国外已有的网络欺凌干预项目的目标、内容和实证研究，讨论了当前网络欺凌干预可能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网络欺凌干预的发展加以展望，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了预防和应对网络欺凌的教育建议。建立完善系统的网络欺凌干预机制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Abstract: Cyberbullying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bullying, which is common in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ages, and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ll involved, and practical intervention programs are needed to protect adolescents from cyberbully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existing cyberbullying intervention projects abroad, discusses the possibl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cyberbullying intervention, looks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yberbullying intervention in the future, and puts forward educational suggestions for preventing and responding to cyberbullying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a systematic cyberbullying intervention mechanism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o ensure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s.

1. 引言

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共享空间，使信息交流与意见表达突破了时空界限。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平台和在线社区的兴起，极大地拓展了个体的话语权，但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挑战。随着21世纪电子设备和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网络在提供便捷高效服务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型社会问题，如隐私泄露、信息过载、网络成瘾等。其中，网络欺凌现象因其普遍性和深远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引发学界、教育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网络欺凌概念最早由学者在1999年提出，是传统欺凌行为在数字时代的延伸(Englander et al., 2017; Olweus & Limber, 2018; Alipan et al., 2020)。现有研究指出，这种行为既保留了传统欺凌的核心特征，包括故意性、敌对性、反复性、长期性(王凌羽，2017)，又因网络媒介特性发展出匿名性(Dennehy et al., 2020)、强扩散性(宁彦锋，2021)、不易察觉性(王玉香，王彦颖，2021)等新特征。这些特征使得网络欺凌的监管和干预面临巨大挑战，受害者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寻求有效帮助。

更值得警惕的是，相较于传统欺凌，网络欺凌对受害者造成的心理创伤和人际关系破坏往往更为持久和严重(张文新，2023)，由于网络信息的可复制性和永久性，欺凌内容可能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期传播，导致其反复遭受心理伤害。此外，网络空间的去抑制效应使得欺凌者更容易突破道德约束，加剧了欺凌行为的极端化(李晓东等，2009)。研究表明网络欺凌会对所有卷入者(欺凌者、受欺凌者、旁观者等)都产生多维度的负面影响(Watts et al., 2017)，如社交焦虑、自尊受损，甚至诱发攻击性行为的恶性循环。这种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普遍。由于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社交需求强烈但情绪调节能力较弱，他们更容易成为网络欺凌的目标或参与者。研究表明，网络欺凌与青少年的焦虑、抑郁、自杀倾向、身体健康问题及学习障碍等存在显著关联(Ansary, 2020)。

网络欺凌的形成机制呈现多因素交互特征，既涉及个体特质(如冲动性、共情能力缺失)，也与社会环境(如家庭教养方式、校园文化)、网络使用频率等密切相关(李泳汉等，2021)，因此，其防治体系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同伴及个体等多层面协同构建(Zych et al., 2019)。当前，构建青少年网络欺凌防护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我国作为互联网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亟需结合本土社会文化特点，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建立科学、系统的反网络欺凌干预机制。因此，有必要系统梳理国际成功干预经验，深入分析其适用性，为我国反网络欺凌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并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

2. 国外网络欺凌干预实践：模式比较与经验启示

近年来，网络欺凌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受到关注，各国纷纷开展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实践。元分析研究显示，在2009~2018年间实施的79项反欺凌计划平均降低了19%~20%的欺凌行为和18%~19%的受害率，证实了系统性干预的有效性(Barlett, 2019)。本文选取挪威、芬兰、奥地利、西班牙和德国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干预项目，从理论基础、实施策略和干预效果三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构建本土化网络欺凌干预体系提供参考。

2.1. 挪威OBPP项目：分级干预

挪威的奥维斯欺凌预防计划(The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OBPP)作为全球首个系统性反欺凌项目，建立了四级干预体系，该体系包含全校范围的政策制定、班级层面的规则建立、个体层面的针对性干预以及社区层面的协同配合(Olweus, 2004)。2008~2009年，OBPP补充了网络欺凌预防课程(Williford et al., 2013)，使这一经典项目能够更好地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挑战。该项目良好的干预效果已得到多次检验(Bauer et al., 2007)。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对7万多名学生的研究证实了该项目的跨文化适用性，尽管干预效果存在一定差异。长期追踪研究显示，在最初实施OBPP的2~8年后，被欺凌问题出现了明显的长期性减少，坚持实施OBPP的学校能形成持续的反欺凌文化，使新入学的学生也能从中受益(Olweus et al., 2020)。

2.2. 芬兰KiVa项目：旁观者干预

芬兰KiVa项目开创性地将干预重点转向旁观者，通过打破欺凌行为的强化机制来实现干预目标，这一创新理念改变了传统反欺凌工作的思路。该项目采用双轨制设计，既包含面向全体学生的普遍预防，也设有针对严重个案的专门干预(丁欣放等，2021)，形成了点面结合的干预格局。2007~2009年开展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经过对教师和学生长达9个月的干预后，欺凌行为显著减少(Herkama & Salmivalli, 2018)。后续研究发现，该项目对网络欺凌同样具有显著干预效果(Barlett, 2019)，但干预效果会随学生年龄增长而减弱。KiVa项目的成功实践表明，改变旁观者行为是预防网络欺凌的有效突破口。

2.3. 奥地利ViSC项目：系统培训干预

奥地利ViSC项目通过独特的“培训者培训”模式构建了完整的干预链条，即项目开发人员培训ViSC教练，教练再培训教师，教师再培训学生，形成了梯级培训体系。项目重点在于培训教师识别和应对欺凌行为的能力，通过教师向青少年传授应对欺凌的必要技能，使青少年能够认识到欺凌行为并干预欺凌行为，营造促进合作、鼓励和友好关系的学校氛围，以期减少网络欺凌行为和受害的发生率。追踪研究显示，ViSC项目通过提升学校整体氛围在预防网络欺凌和网络受害方面是有效的，并且干预效果可持续6个月以上，展现了较好的中期效果保持能力(Gradinger et al., 2016)。跨文化研究证实了ViSC项目预防策略的有效性，高质量的教师培训是防止校园欺凌的重要内容(Strohmeier et al., 2021)。

2.4. 西班牙ConRed项目：多元协同干预

西班牙ConRed项目创新性地构建了“学生–教师–家庭”三位一体的干预体系，而且可以通过三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行动线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项目设计具有鲜明特点：将法律道德教育与数字素养培养相结合；采用灵活的模块化设计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求；通过真实案例帮助学生认识网络行为的潜在危害等。这种多元协同的干预理念突破了传统学校单一干预的局限，通过8次学生培训、2次教师培训和1次家长培训的课程设置，在3个月内显著降低了网络欺凌的参与率，展示了短期集中干预的良好效果。ConRed项目的成功实践表明，构建多方参与的协同干预体系是应对网络欺凌问题的有效途径。

2.5. 德国Media Heroes项目：弹性干预

德国Media Heroes项目提供了长期和短期两种课程选择，体现出显著的弹性特征，能够适应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该项目基于对网络欺凌与同理心和观点采择之间关系的了解，依托计划行为理论通过个人、课堂和家庭层面探讨网络欺凌，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注重提高学生对网络相关风险的认识，增加同理心和社会责任，并教授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网络欺凌的能力(Barlett, 2017)。研究显示，该项目对11~17岁学生群体具有显著干预效果，且效果可持续6个月(Chaux et al., 2016)。但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目更适合预防性干预，对已发生的严重网络欺凌事件效果有限(Schultze-Krumbholz et al., 2018)。

2.6. 讨论

现有干预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若干局限性。研究指出，多数干预计划缺乏足够的科学严谨性(Della Cioppa et al., 2015)，具体表现在网络欺凌特异性不足、效果评估体系不完善、长期追踪研究缺乏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预效果的可信度。基于国际经验，未来网络欺凌干预应着重关注以下方向：开发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方案，研究证实，明确关注网络欺凌的干预计划效果更显著(Polanin et al., 2022)；建立分级干预体系，根据学生年龄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策略；加强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协同配合；完善效果评估机制，注重干预的长期效果追踪。这些国际经验为我国网络欺凌干预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保持整体性干预优势的同时，应着力开发符合本土文化特点的干预方案；既要借鉴成熟的干预模式，又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进行创新；在实施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干预措施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确保干预效果的最大化。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探索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关联性，以及如何实现两类干预的协同增效，这些都将为构建更完善的网络欺凌防控体系提供重要参考。

3. 网络欺凌干预的教育启示

青少年正经历着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期间个体生理和心理发展都会发生重要转折。尽管青少年的思维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但他们还不能辩证地看待互联网上庞杂的信息，遭遇网络欺凌时也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往对国外应对学生网络欺凌的策略分析指出，反网络欺凌需要秉持人本与法治共生的治理理念(屈雅山等，2022)，坚持防治结合，预防为主(屈雅山，2020)，需要政府、家校、社区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多方应对合力。形成一个无网络欺凌的环境需要个人、家长、学校和社区的共同努力(Zhu et al., 2021)，干预网络欺凌需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层面出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3.1. 家庭层面

每个个体身上都带着家庭的烙印，青少年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的支持，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影响人际适应进而影响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实施(王博晨等，2020)。个体一生中最早接触到的人际关系就是亲子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为孩子的社会交往提供范本，亲子关系能直接对保护受欺凌者行为和旁观者行为起作用(许慧，王婷婷，2022)。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学习父母的言行举止是孩子社会化的开始，家长面对负性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应对策略能够影响孩子在处理相似事件时的反应和做法。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显著预测初中生网络受欺负行为的初始水平和下降速度(吴鹏等，2021)。青少年在家中使用网络更频繁，上网时间更长，父母可以通过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情绪变化以及培养孩子的网络安全意识来预防网络欺凌的发生。

帮助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应对网络欺凌需要父母的参与。网络欺凌发生时放任孩子继续在线交流会加剧问题，父母的在线参与可以减少网络欺凌或网络受害，父母的角色可以通过积极监督和监控在线活动或限制孩子的行为来发挥积极作用。家庭作为反网络欺凌的一线在阻止网络欺凌发生发展中承担关键作用。当网络欺凌发生时，家庭成员应当及时发现和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并且在网络欺凌发生后给青少年足够的支持和关爱。

3.2. 学校层面

学校生活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培养积极的校园氛围对于预防网络欺凌至关重要。学校应该对互联网使用和网络欺凌有明确的政策、程序和实践，积极促进教师、员工和学生对社会情感技能的认识，创造积极的学校氛围，建立家校联系。预防网络欺凌需要学校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案或团体心理辅导，学校可以激活家长的监督与指导作用，增加亲子交流互动，加强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可以增加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为青少年提供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课程，例如使用虚拟现实技术给青少年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减少他们与欺凌场景的心理距离感，提高干预信息的有效性(Ingram et al., 2019)。学校网络欺凌预防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与教师相比，由精通技术的内容专家提供的网络欺凌项目更有效(Yanagida et al,. 2019)，以及开展系统的教育与培训活动，提供咨询与辅导帮助。

在识别和干预网络欺凌上，学校中的教师和同伴都能够制止受欺凌者继续遭受网络欺凌伤害，教师和同伴支持能够帮助青少年更好地应对网络欺凌。学校需要加强学生对网络规则的学习，通过设置有关的课程引导学生学习网络公约，遵纪守法，合理上网。同时，学校应该建立健全有关心理求助体系，为网络欺凌者和网络欺凌受害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援助(胡玉静，2024)。尽管教师和学生在校园环境中关系密切，但识别网络欺凌不能仅仅依靠学生报告和教师觉察，未来学校教育者可以探索更多的识别途径以更好地解决网络欺凌问题。

3.2. 社会层面

近年来，我国已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行为完善顶层设计。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制定。《条例》明确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原则要求、监督管理体制、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等制度。这部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建设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强调了社会共治的原则，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以保护未成年人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方增泉等，2025)。

作为网络欺凌发生的主要场所，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包括：呼吁文明上网行为，要求用户实名认证、要求用户定期验证账户和电子邮件，以防使用虚假账户等。净化网络环境是预防网络欺凌的基础工作，从根源解决网络欺凌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推动互联网安全建设。网络欺凌检测方面，计算机自动检测主要集中在文本内容的检测，主要使用的特征包括文本特征、情感特征、用户特征和网络特征(宋宇琦等，2020)，识别网络欺凌需要更多技术支持，提高检测效率让网络欺凌的苗头出现即被扼杀。网络治理不仅要从国家层面制定反网络欺凌法律和网络欺凌条款，还需要制定专门的互联网法律规制网络欺凌行为，明确多方共治体系中相关各方的责任。

4. 总结

总之，随着网络欺凌领域的研究从关注定义、性质和影响，逐渐转向识别和评估，如何实现有效的预防和干预已经成为摆在研究者们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国际上已有许多投入实践的欺凌干预项目，可以为反网络欺凌工作提供借鉴。传统欺凌干预项目能否直接应用于干预网络欺凌；从整体预防角度出发，怎样实现多种类型欺凌的综合防治；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具有不同特征，怎样最大化区分欺凌类型并给予恰当的干预措施，这些问题都等待着研究者去探索和解决。反网络欺凌需要把握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层面入手的宏观思想，将网络欺凌干预从根源上的预防、进行中的应对策略以及欺凌发生后可以采取的行动分别具体化实施。只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营造出让网络欺凌无处遁形的网络环境，才能保护青少年免受荼毒，健康快乐成长。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乡镇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风险评估与综合治理对策研究(21YJC840031)。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