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曾经说过：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1]。为了应对由于文化的偏差导致的文化缺省现象，恰当的翻译补偿变得尤为重要。1997年，中国学者王东风提出了“文化缺省”这一概念，王东风认为，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他如果看不出原文的文化缺省，就会将自己的意义真空转嫁给译文读者。文化缺省现象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于那些造成译文读者意义真空的文化缺省，译者有责任采取必要而又恰当的方式来加以解决[2]。因此译者不仅要有双语能力，还要有双文化能力。
2. 研究背景
文化缺省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各个领域对该概念的运用和研究都呈现蓬勃态势，迄今为止，对文化缺省的研究在诸多领域已经得到了较为长足的进展。李春光讨论了口译中文化缺省及其补偿策略，强调口译员在面对文化差异时需重构语义连贯性[3]，陈文爽基于关联理论视角，探究了《三国演义》中宗教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并探讨了译者罗慕士采用的补偿策略，旨在更准确地传播中国本土宗教文化[4]。张志全通过比较《三国演义》的两个英译本，研究了译者在处理文化缺省时所采用的翻译补偿手段。他指出翻译补偿策略的选择受到翻译目的和预期读者等因素的影响，罗慕士的译本倾向于详尽补偿，而邓罗的译本则更注重简化和省略[5]。闵小梅关注了茶叶名称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指出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缺省现象，并提出补偿策略以准确传达茶文化[6]，胡照洁分析了广西侗族民俗文化在翻译和国际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文化缺省问题，并探讨了相应的补偿策略，提出了直译法、音译加注法和混合译法等翻译方法，旨在确保侗族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7]。
尽管对文化缺省现象的探讨已经遍布多个学科领域，但针对《三国演义》中的文化缺省问题的研究却乏善可陈，且相关文献几乎没有从副文本的角度进行探讨。鉴于此背景，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本文将采用副文本分析方法，探究在文化缺省情境下，副文本如何有效补偿正文内容，以期为未来的文化缺省现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
3. 补偿策略
《三国演义》不仅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文化认同，但其丰富的文化意涵对于非中文背景的读者而言往往显得较为生疏。为了克服这一障碍，译者罗慕士在副文本中巧妙运用了文化阐释、背景介绍、文化转换等多种策略来补偿文化缺省。通过对原著中历史事件、人物关系、文化习俗等进行细致入微地注解与解析，罗慕士巧妙地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转化为英语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形式，成功地将这部东方文学经典的独特魅力传递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
3.1. 文化阐释
文化阐释是一种帮助译文读者理解原作文化意象内涵的重要补偿策略。在《三国演义》的翻译中，译者罗慕士在副文本中针对原著中独特的文化意象进行深入剖析。
例一：
原文：近有祥风庆云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8]。
译文：Recently we have had the good omen of auspicious winds and clouds. In the northwest corner of Chengdu a yellow haze several hundred spans high rose into the evening sky [9].
在第80回中，在刘备攻打刘璋，准备夺取益州的过程中，出现了“祥风庆云”和“黄气”这些代表吉祥的征兆，而“冲霄而起”则形容这种吉兆非常明显和强烈。该现象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象与人间事务息息相关，特殊的自然现象被认为是天意的体现，预示着重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与皇权相关的吉兆或凶兆。对于非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说，这种将自然现象与皇权更迭联系起来的观念可能并不熟悉，因此造成了文化缺省。
在这里，译者罗慕士在副文本当中通过注释提供了文化补偿：“The vapour of the Emperor appears red inside and yellow outside, and shows uniformity all round. It indicates the rise of an Emperor whenever it makes its appearance. [9]”在注释中，罗慕士解释了黄色云气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即它被视为帝王之气的标志，当这种云气出现时，通常被解释为有新的皇帝将要出现或统治，预示着新皇帝的崛起。这种对于中国独有文化意象的阐释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原文中的吉兆，并将其与中国古代的皇权观念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文化阐释，罗慕士不仅补偿了文化缺省，还帮助读者理解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含义，增强了对《三国演义》中这一情节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理解。
例二：
原文：操观闭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8]”
译文：Cao Cao laughed aloud and showed the note to is courtiers. “The bastard wants to roast me on the fire!” he said [9].
在第20回中，曹操在阅读了一封信后大笑，并对他的群臣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句话中的“炉火上”是一个比喻，暗指有人想让曹操处于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位置。在中国文化中，火常常被用来象征权力和帝王的威严，而“居炉火上”则意味着处于权力的中心，但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对于非中文背景的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可能并不直观，也就是造成了文化缺省。在这里，罗慕士在副文本中通过注释提供了文化补偿信息：“Han rules by the symbolic element of fire; ‘on the fire’ implies usurping the Han. [9]”他解释了“fire”这个文化意象在汉朝的象征意义，即汉朝以火为象征元素，与皇权紧密相关，而“on the fire”则隐含着篡夺汉朝政权的意思。因此，当曹操说这句话时，他实际上是在讽刺对方试图让他取代汉朝的皇位，从而暗示了篡位的野心。
这种对于特定文化意象的阐释对于原文的文化补偿作用在于，它帮助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隐喻和深层含义，揭示了曹操话语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含义，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权力斗争的敏锐洞察，不仅补偿了文化缺省，还加深了读者对曹操这一复杂人物形象的理解。
例三：
原文：绍与操带剑护送何进至长乐宫前[8]。
译文：Yuan Shao and Cao Cao strapped on their swords and accompanied He Jin to the gate of the Palace of Lasting Happiness [9].
在第3回中，何进在得到太后的诏书后，决定进宫去见太后，袁绍和曹操担心何进的安全，提出要护送他，于是出现曹操袁绍在宫中“strapped on their swords”的场景。副文本中“Wearing a sword on the palace grounds was a capital offense”(在宫殿区域内佩剑是死罪)对于译文具有重要的文化补偿作用。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宫廷礼仪中，未经皇帝特许，任何人在宫中携带武器都被视为对皇权的极大威胁，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可能会被处以极刑。这一规定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皇权至上和对宫廷安全的严格保护。
对于不熟悉中文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注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文化补偿作用。它不仅帮助读者领会到袁绍和曹操携剑护送何进的非凡之举，而且突显了他们对何进安全的极度重视和紧迫感。这一行为的描写，无疑为故事增添了悬念和紧张感，使读者意识到其潜在的巨大风险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此外，这种文化背景的阐释，让读者得以洞悉曹操和袁绍所表现出的坚定决心，如同破釜沉舟一般，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完成使命。这样的注释，不仅加深了读者对《三国演义》中人物间复杂关系的理解，也丰富了他们对作品历史背景的认识，从而提升了他们对这部文学巨著的整体欣赏水平。
3.2. 背景介绍
在《三国演义》中，典故和历史事件的运用极为频繁，这些元素虽能丰富文本内涵，但对英语读者而言却构成了理解障碍。罗慕士在译文中准确识别并处理了这一问题，他没有直接对典故进行简单翻译，而是通过在副文本中添加背景介绍的方式进行处理。
例四：
原文：此范蠡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8]？
译文：Long ago Fan Li of Yue succeeded with a similar plan when he presented the beauty Xi Shi to the king of Wu [9].
原文中，“范蠡西施之计”典出中国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件。范蠡作为越国谋臣，在越国被吴国击败后，将美女西施进献给吴王夫差，以美色迷惑吴王，使其疏于国政，最终为越国复仇创造时机。这一典故蕴含着中国古代“美人计”的政治智慧，以及“以柔克刚”的谋略思想，常被用于指代通过非武力手段瓦解对手的策略。
对于非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该典故涉及的历史人物、时代背景及谋略文化可能存在认知断层。典故中隐含的“女色祸国”观念、政治权谋与伦理的复杂关系，也与西方文化中的谋略叙事逻辑存在差异，从而形成文化缺省。
译者罗慕士在副文本注释中进行背景补偿：“This is an allusion to a southern legend concerning Fan Li... enabling the Yue many years later to avenge its defeat and destroy the kingdom of Wu. [9]”注释详细交代了典故的历史渊源——战国时期越国谋士范蠡的献策过程、西施的角色功能及典故的最终结局，明确阐释了“美人计”的政治目的与历史影响。通过还原典故的历史语境，罗慕士将该计策的文化内涵与“谋略致胜”的叙事逻辑传递给译文读者，既弥补了因历史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障碍，也为读者把握《三国演义》中类似谋略情节的文化逻辑提供了参照，实现了跨文化语境下的意义衔接。
例五：
原文：昔有穷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难，以致灭亡[8]。
译文：Let me remind you of the legend of Hou Yi of the Youqiong. He relied only on his marksmanship to govern and ignored all else. As a result he was wiped out [9].
刘备晚年发动夷陵之战，惨败后退守白帝城，自知命不久矣，便召见诸葛亮托孤。此时，他引用后羿典故，意在警示刘禅及臣子们莫要重蹈后羿覆辙，仅凭优势就骄傲自满，忽视潜在危机。刘备反思自己决策失误，未充分考量战争复杂性及与东吴联合抗曹的重要性，如同后羿只重善射而忽略政治建设。他期望刘禅及臣子们吸取教训，在治国理政时全面权衡，不依赖单一优势或短视逐利，以保障蜀汉政权在他离世后稳定发展，这是他借助典故传递的政治智慧与未来期许。
原文典故源自中国古代夏朝时期有穷国君主后羿的相关传说。后羿本是射技高超的英雄，其凭借精湛箭术推翻夏太康统治建立有穷国后，却骄傲自满，只重武力，疏于政治建设与隐患防范，最终被亲信寒浞所杀，国家随之灭亡。这一典故体现了中国古代对英雄人物因性格缺陷、短视行为导致失败的警示，蕴含着“重德修政”“居安思危”的传统政治智慧以及对权力与能力平衡的思考，常用于劝诫统治者不可恃才傲物、忽视全面治理。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读者来说，典故中涉及的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人物命运走向以及背后所反映的古老文化价值观可能存在认知障碍。译者罗慕士在注释中补充道：“Hou Yi was the king of the Youqiong in the Xia era. According to legend, he was an expert marksman who relied on strength and courage alone. Politically incompetent, however, he was eventually murdered by his subordinates. [9]”注释清晰地交代了后羿的身份地位——夏朝时期有穷国之王，突出了他虽射术高超但仅凭勇武治理国家、政治无能的关键特质，以及最终被部下杀害的结局，将典故背后所传达的“武力无法替代政治智慧”“政治综合实力缺一不可”的文化内核挖掘出来，并融入到西方读者较为熟悉的“领导者特质与命运”的叙事框架中，使译文读者能够跨越文化隔阂，领会典故在原文中用于劝谏警示的语用意图，为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类似借古鉴今、以历史传说为依托传递政治理念的表达搭建了文化桥梁，实现跨文化视域下的内涵传递。
3.3. 文化转换
文化转换是罗慕士在《三国演义》译本中采用的另一种重要的文化缺省补偿策略。在翻译过程中，针对那些具有深厚中国文化背景且难以直接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表达的内容，罗慕士通过巧妙的文化转换，使英语读者能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例六：
原文：中书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荣加九锡，位已极矣。今又进升王位，于理不可。[8]”
译文：This proposal was opposed by Chief of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 Xun You, who said, “His Excellency has already been honored as lord patriarch of Wei, and his glory enhanced by the Nine Dignities. This is the highest honor one can hope to attain. Further promotion is unjustifiable. [9]”
原文中荀攸所言“丞相官至魏公，荣加九锡，位已极矣”涉及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政治封爵制度与礼制象征。“魏公”是汉代封爵体系中的最高等级公爵，而“九锡”则是帝王赐予大臣的九种最高规格礼遇，历来被视为权臣篡权前的标志性礼遇——历史上如王莽、曹操等均曾受“九锡”，其后相继建立新朝或奠定篡魏基础。这种政治符号的背后，隐含着汉代“异姓不王”的宗法制度、权臣篡代的权力逻辑，以及“加九锡→封王→称帝”的王朝更迭潜规则。
对于非中国文化背景的读者而言，“魏公”与“九锡”的文化缺省主要体现在三重认知断层：其一，汉代“公侯伯子男”的封爵体系与西方贵族制度差异显著，作为异姓最高封爵的“魏公”所蕴含的政治意义难以直接对应；其二，“九锡”作为权力过渡的礼仪符号，其背后“祥瑞→加锡→禅让”的“天命转移”政治哲学建构，与西方王权神授观念存在本质区别；其三，曹操受“九锡”在《三国演义》中被视为“篡汉”的关键伏笔，而这一叙事逻辑深度依赖中国读者对“王莽篡汉”等历史先例的集体认知。
译者罗慕士在副文本注释中聚焦官职背景补偿：“Chief of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 (zhongshuling) was the highest governmental office in Cao Cao’s reorganized bureaucracy. [9]”尽管注释仅阐释了“中书令”的官职属性，未直接展开“九锡”与“魏公”的深层文化意义，但结合译文将“九锡”译为“Nine Dignities”的字面转化，仍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政治符号的基础语境。这种补偿方式虽未完全覆盖礼制象征的文化缺省，但通过官职等级的说明，暗示了曹操当时已居权力顶峰的政治地位，为后续“进升王位”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部分弥补了因制度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偏差。
4. 结语
本研究从副文本视角深入分析了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中的文化缺省补偿策略。研究表明，罗译本通过副文本有效地弥补了翻译中由于文化差异所产生的文化缺省现象。具体而言，罗慕士在副文本中通过文化阐释、背景介绍和文化转换等策略，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中的深层文化含义、历史背景和特定文化符号，使英语读者能够更好地跨越文化障碍，理解原著的复杂内涵。
通过对译者补偿策略选择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罗慕士在选择这些策略时，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及其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这一选择反映了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递。因此，译者在面对文化差异时，除了语言能力外，还需具备双文化能力，以有效解决文化缺省问题。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面对文化缺省时的理解差异，以及不同译者在文化补偿策略上的选择与影响。此外，可以通过比较不同译本，探讨文化补偿策略在不同翻译目的下的适用性与效果，进而为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