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长篇小说《炸裂志》于2013年发表，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阎连科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作家入场”的方式和地方志的写法，夸张而荒诞地讲述了一个名叫“炸裂”的村子是如何从一个小村庄崛起为一个超级大都市的故事。阎连科在该小说中突破事物表层逻辑，以主观真实赋予事物内在因果，将其自创的“神实主义”风格发挥到极致，被认为是其践行“神实主义”的范本。阎连科也凭借该小说获第五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并第三次提名国际布克奖，同时该书也被中国日报评为2013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法国作为阎连科海外译介的第一站，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翻译出版了阎连科的13部作品，而在这译介到法国的13部作品中，《炸裂志》在法国一经出版发行，便获得了法国各大媒体和读者的热烈关注。新观察家周刊(Le Nouvel Obs)称“阎连科在《炸裂志》中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奇异而惊人的画卷”[1]。世界报下的文学增刊(Le monde des livres)称《炸裂志》“描绘了一幅隐喻而荒诞的中国图景”，是“一篇内容丰富的鸿篇巨著”[2]。可见，阎连科的《炸裂志》一书在法国获得了较为成功的译介。其成功译介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价值外，也离不开翻译的功劳。
目前，学界对于阎连科作品《炸裂志》的翻译研究成果较少，且这些仅有的研究也仅针对《炸裂志》的英译本和韩译本，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尚未针对《炸裂志》法译本展开具体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出发，分析《炸裂志》法译本中译者在规范制约下主体性的发挥，进而探讨其成功译介的原因，以期丰富《炸裂志》法译研究，并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一定的启示。
2.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和译者主体性
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作为描述翻译学的代表，认为翻译活动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翻译产品会在目标语文学系统中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在此背景下，图里将“规范”的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提出了“翻译规范”的概念。翻译规范是纯粹描述性的，可以反映某一特定社会语境之下，影响翻译产生和接受的各种情况。图里认为翻译活动的各个层面都会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并根据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将翻译规范划分为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起始规范(initial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
预备规范最先介入翻译活动，制约着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包括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两方面。翻译政策主要指影响译者选择翻译文本的因素，包括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所处的位置，目标语文化青睐何种文学类型、何种文学流派、何种风格的作家，乃至合作出版社的考量等；翻译的直接性则指目标语文学对转译的接受度，制约着译者对两种翻译方式，即直接翻译还是间接翻译的选择。起始规范在宏观层面上制约着译者在翻译整部作品时的总体取向，如果译者倾向于源语语言文化规范，那么译文则会呈现出充分性(adequacy)特征，反之，如果译者倾向于目的语语言文化规范，那么译文就会呈现出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特征。但大部分翻译作品都不会是完全的充分性翻译，也不会是彻底的可接受性翻译，译者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两种极端中寻找一个适当的位置，既可以维护源语语言的文化规范，也可以适应目标语语言的规范。操作规范属微观操作层面，受到宏观的起始规范的制约，与起始规范一起共同制约着译者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使用的策略和方法，主要包括译者对文章整体的排篇布局，即段落的划分，省略和增加的使用等，以及具体的遣词造句，即句子结构的重组和词语的替代等[3]。
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域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会受到来自规范的诸多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没有自身的主体性。同样地，译者主体性也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毫无约束地任意发挥，主体性中包含着“受动性”，主体必然会受到来自客体以及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4]。翻译规范和译者主体性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制约也相互促进，翻译规范可以有效约束译者的翻译行为，避免译者陷入随心所欲，胡乱翻译的境地；同时，译者在遵循翻译规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仔细斟酌每一个翻译行为，便能在最大程度上呈现出符合目标语读者期待的译作，实现作品的成功译介[5]。
3. 《炸裂志》法译本中规范制约下的译者主体性
《炸裂志》法译本由法国知名汉学家林雅翎翻译。林雅翎(1958~2017)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主要译作包括莫言、阎连科、李洱、棉棉等各大中国当代知名文学家的作品。在《炸裂志》的法译过程中，译者林雅翎在翻译规范的制约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作品在法国的成功译介。
3.1. 译者和出版社的“一拍即合”
在预备规范的影响下，译者对文本的选择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合作出版社的制约。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法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加上法国悠久的汉学传统，使得法国多家出版社大胆地选择了中国文学作品来翻译和出版，这其中就包括接连出版了阎连科13部作品的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les é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该出版社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有着明确的出版策略，选择走作家路线，侧重发掘作家而不是单部作品[6]，因此阎连科的作品才得以一部一部地在毕基埃出版社出版，得以稳定持续地向法国读者推介。同时，他们对阎连科作品的出版也有着十分清晰的规划，先出版充满疼痛感的《四书》和《日光流年》，再是充满奇异“神实”和幽默、欢乐的《炸裂志》[7]。合适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出版社的大力支持都影响了译者对《炸裂志》的选择，但这不意味着译者在这一环节中完全陷入了被动的位置，译者和出版社实际上是“一拍即合”的关系。译者林雅翎出于自身的文学趣味以及与原作者阎连科的信任关系，与出版社“一拍即合”，最终选择翻译了阎连科的作品《炸裂志》，林雅翎本人对于《炸裂志》的主动选择也促进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推动了该作品在法国的良好译介。
3.1.1. 林雅翎的文学趣味
林雅翎青年时期曾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汉语，1985年定居北京，随后开始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这与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热爱是紧密相联的。她曾在采访中提到，“可能我天生就是中国文化的追随者，我太喜欢中国文学了，除了翻译中国作家的小说，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干什么工作。”[8]可见，林雅翎对中国文学的一腔热爱使其选择了中国作家的作品来作为翻译的文本。
而在具体作家和作品的选择上，林雅翎也完全依据自己的判断力。毕基埃出版社的中国文学策划人陈丰曾在访谈中提到，出版社曾邀请林雅翎翻译小白的作品《租借》，但遭到林雅翎的拒绝，因为“这不是她的文学趣味里的作品”，林雅翎表示更想翻译阎连科的《炸裂志》[9]。同时，林雅翎自己也提到“我们只能翻译好自己喜欢的作品”，无法同不喜欢的作品一起待上好几个月[10]。可见，林雅翎对于《炸裂志》的选择是出于自身文学趣味的主动选择。
在对作家和作品的选择偏好上，林雅翎认为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以及其创作出的揭露矛盾，批判现实的作品十分值得外国读者的注意和了解[8]。而这样的文学趣味恰恰与阎连科及其作品《炸裂志》相符合。阎连科在《炸裂志》中描绘了一个欲望膨胀，道德沦丧的世界，讲述了炸裂村靠着偷盗和卖淫一步步发展成为超级大都市的故事，借此批判中国三十年来快速城市化的弊病，正是林雅翎文学趣味里的作品。
3.1.2. 与原作者的“精神共鸣”
《炸裂志》并不是林雅翎翻译的首部阎连科的作品，在《炸裂志》之前，林雅翎便已经翻译过了阎连科的《受活》和《四书》两篇小说，其中《受活》的法译本广受好评，林雅翎也凭借该译本获得了2010年法国的“阿梅代皮乔”(Amédée Pichot)文学翻译奖。《受活》一书由于复杂的方言和结构曾被两位翻译家拒绝，认为其难以翻译甚至不可译，最后由林雅翎接手翻译，艰难出版，但却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11]。不仅在法国本土获得了高度赞扬，还影响了其他语种的翻译，其书名翻译Bon baisers de Lénine (列宁之吻)更是直接被英译本沿用，译为Lenin’s Kisses。
《受活》翻译的成功使得林雅翎和阎连科开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在《受活》之后，阎连科将自己所有难译的小说都交给了林雅翎，相信林雅翎不仅可以翻译好自己的小说，甚至还能为其他语种的翻译提供借鉴。至此，阎连科与林雅翎“彼此间有了一种很难得的理解和信任”[7]，阎连科作为原作者，相信林雅翎的翻译水平和实力，林雅翎作为译者，不仅了解阎连科的写作，还足够欣赏和喜爱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可以说林雅翎和阎连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原作者和译者的“精神共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林雅翎会选择翻译阎连科的《炸裂志》一书了。
3.2. 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调和
在初始规范的制约下，译者需要在倾向于源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充分性和倾向于目标语语言文化规范的可接受性中作出选择，但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没有百分百充分性的译文，同样也不存在彻彻底底可接受性的译文[12]。林雅翎身为定居中国的法国汉学家，一方面拥有良好的母语水平，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这使得其在翻译中并不会片面地追求充分性或可接受性，而是在这两端不断地进行调和，《炸裂志》的译文便是林雅翎在源语和目标语规范之间不断协调的产物。
例1：有人从火山口处逃往上百里外的耙耧山脉，耕地劳作，久居为安，渐成村落，始称炸裂村，为地裂、地炸迁徙而纪念。(第15页) [13]
译文：Certains migrèrent jusque dans les monts Balou, à plus de cent lis du cratère, où labourant la terre et travaillant de leurs mains, ils vécurent longtemps en paix. Petit à petit un village se forma, et dès le départ ils l’appelèrent Zhalie, “Explosion”, en mémoire de leur exode quand la terre s’était fendue (lie) et avait explosé (zha). (P. 22) [14]
原文出自第二章“舆地沿革”下的第一节“自然村”，是对炸裂村名字由来的解释，炸裂村是为纪念地裂和地炸而来。林雅翎先是将炸裂音译为Zhalie，这样的偏充分性的处理方式保留了一定的文化特色，但也会使法国读者无法了解炸裂的具体含义，但是紧接着林雅翎就将其解释为explosion (爆炸)，为读者补充了缺失的信息。之后对于地裂和地炸的翻译，林雅翎也都附上了裂和炸的拼音解释，既保留了原文的异质性，又能令法国读者充分理解炸裂为何意，炸为何意，裂又为何意，体现了译者对于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微妙调和。
例2：老大孔明光，老二孔明亮，老三孔明耀，老四孔明辉，一排儿站在床边上。(第19页) [13]
译文：Kong Mingguang, Kong Mingliang, Kong Mingyao et Kong Minghui: l’aîné, le numéro deux, le numéro trois et le petit dernier, Lumineux, Clair, Etincelant et Brillant, quatre enfants dont les noms évoquaient la lumière, en rang d’oignons devant le lit. (P. 26) [14]
孔明光，孔明亮，孔明耀和孔明辉四兄弟都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在这四位角色名字的处理上，林雅翎依旧采用音译的处理方式，而对于“老二”，“老三”则使用了le numéro deux (第二)和le numéro trois (第三)等在法语中较少会用来描述兄弟姐妹间辈分排行的表达，此种更偏向充分性的翻译方法拉近了读者与原文的距离，但也增加了读者理解的困难。之后林雅翎又对人名进行了增译的处理，从字面上解释了四个名字的含义，分别是Lumineux (光)，Clair (亮)，Etincelant (耀)和Brillant (辉)，又点出他们名字的相同之处，即都指向了光辉。林雅翎对人名的增译将原文的隐含意义具现化，使得读者能够能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图。同时，对于“一排儿站在床边上”的翻译，译者使用了en rang d’oignons (像洋葱一样排成排)这一法式习语，既对应了原文口语化的特点，又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四兄弟排排站的场景，再次展现了其对于充分性和可接受性两端的双面观照和双重把控。
林雅翎对于充分性的考虑使得译文保留了一定的异质性，能让读者了解到原文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原作者的写作风格，而对于可接受性的观照又降低了读者的理解成本，提高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这一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细微调和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炸裂志》在法国的良好传播。
3.3. 译者具体的翻译策略
操作规范制约着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具体使用的策略和方法，林雅翎依据自己的翻译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脚注注释和原文文化元素再现方面作出了自己的翻译选择。
3.3.1. 解释代替加注
在当今中国文化外译中，加注成为了一种处理源语文化负载词的惯用方式，因为大部分的文化负载词都承载着源语文化的特殊内涵，不为其他民族所理解，此时如果采用单纯的直译不加注，便会使读者不知所云，无法理解，加注作为一种解决文化缺省的有效手段，已被大多学者和译者所接受[15]。在此背景下，使用加注的翻译方法已然成为了操作规范的一环，然而，在此操作规范的制约下，《炸裂志》法译本除了序言以外，无一处加注，这样的特殊现象显然受到了译者本人翻译观的影响，是译者在规范制约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林雅翎曾在采访中多次提及自己不喜欢在译文中加上脚注，因为她认为“读者想看的是一部小说，他们不想看一篇博士论文”[16]。因此，林雅翎常常选择在文中插入一个很短的解释句，以此来代替脚注，在《炸裂志》的整篇译文中，林雅翎这样的翻译方法随处可见。
例3：炸裂村人口大壮，五百有余，以孔姓、朱姓为主，多称孔朱圣人之后代，但无家谱可考。(第16页) [13]
译文：Jouissant d’une robuste démographie, le village de Zhalie comptait plus de cinq cents habitants, répondant principalement aux patronymes de Kong et de Zhu, qui pour beaucoup affirmaient être les descendants de Confucius, ou Kong Fuzi, et de Zhu Xi, les saints ancêtres du confucianisme, ce même si leurs registres familiaux n’en faisaient pas foi. (P. 23) [14]
“孔朱圣人”一词指的是孔子和朱熹两位儒学大家，皆被尊称为圣人。林雅翎在此处并未选择以添加脚注的方式帮助法语读者理解该词的内涵，而是选择了直接在文中进行增译解释。林雅翎先是直译了孔子的名称Confucius，但该译名并不能说明为何姓孔就要宣称自己是孔子的后代，于是译者添加了孔夫子的音译ou Kong Fuzi (或者孔夫子)，随后再对孔子和朱熹的身份进行了补充说明，les saints ancêtres du confucianisme (儒家的圣人祖先)。这样的译法既能令不熟悉中国历史和儒家文化的读者理解原文的内涵，又能不破坏读者的阅读体验。
3.3.2. 语言也是一种文化
林雅翎认为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不同的语言在词汇表达，语法结构和修辞手段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而这些语言的不同之处本身便是该民族独特文化的体现[17]。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之下，林雅翎在处理拥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特殊语言形式的表达，如习语，成语时，更倾向于采用直译的方式忠实地呈现原文的语言形式，以此来保留其文化内涵。
例4：这一去，千变万幻，世界不再一样了。(第20页) [13]
译文：Dès lors entré dans l’ère des mille changements et des dix mille transformations, le monde ne serait plus le même. (P. 27) [14]
原文是对炸裂村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开启新篇章的描述，其中使用的“千变万幻”一词是一个非标准的成语，其涵义与“千变万化”相近，指的并不是一千种的变化和一万种的转换，只是用于形容变化极多。译者林雅翎将其译为mille changements (一千种变化)和dix mille transformations (一万种转换)，直接翻译出该成语中千和万的概念，同时也保留了原文数词加名词、数词加名词的并列结构，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语言形式。这样的翻译选择正是译者语言文化观的体现。
4. 结语
翻译规范将译者的翻译行为置于目标语语言文化环境下进行考量，揭示出限制译者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但规范制约之下的译者仍然保有自身的主体性，其呈现出的译文也是自身背景经历，身份地位和文化观念的体现。翻译规范和译者主体性两者并不冲突，相反，译者在重重规范的限制之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是译作能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林雅翎在《炸裂志》的法译过程中，先是从自身的文学趣味和与原作者的理解信任关系出发，与出版社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然后在大体的翻译倾向上对充分性和可接受性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最后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根据自身的翻译观作出了独特的翻译选择，推动了《炸裂志》在法国的良好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