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突厥语大词典》由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编纂，是研究突厥语族语言及文化的重要文献，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绿洲农耕文化信息。该词典不仅“收录突厥语词汇约7500条，注释内容涉及语言、文学、民族、民俗、历史、宗教、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是反映古代维吾尔及突厥语各民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1]。《突厥语大词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绿洲农耕文化信息。这部词典不仅记录了当时突厥语族的语言面貌，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现代哈萨克语作为突厥语族的重要语言之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既保留了突厥语的一些核心特征，又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语言形式上的演变，也包括语义内涵的丰富和发展。通过对比《突厥语大词典》与现代哈萨克语中关于绿洲农耕文化的表达，能够深入探究语言演变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为理解绿洲农耕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新的视角。本研究选取谚语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谚语是语言中的精华，它凝聚了人们的智慧和经验，反映了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在样本选择上，综合考虑了谚语在绿洲农耕文化中的代表性、使用频率以及语义的典型性等因素，以确保研究样本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2. 《突厥语大词典》中的绿洲农耕文化及与现代哈萨克语表达对比
2.1. 耕作与收获相关表达
《突厥语大词典》中谚语“鸟靠翅膀飞翔，英雄靠骏马驰骋”(at——马，如谚语“鸟靠翅膀飞翔，英雄靠骏马驰骋”) [2]，以动物意象隐喻劳动工具与生产力的关系。这种表达方式在农耕文化中具有典型性。例如“yerge eyilip, tuz ogurmas”与“jerge enip, tuz oramaq”，在《突厥语大词典》中，这一表达意为“低头耕地，收获谷物”，强调耕作时的姿态与收获谷物的结果。从语义场理论的角度来看，它处于“耕作行为–收获结果”这一语义场中，突出了耕作动作与收获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在现代哈萨克语中，现代表达为“深入土地，收获粮食”，更注重“深入土地”这一行为过程，对耕作动作描述更加具体化。这种变化体现了语言在长期使用中追求更精准表达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耕作过程的认识更加深入，在语言表达上也更加注重细节。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语义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耕作行为认知的深化，从简单的动作描述到对动作过程和结果的更全面把握。
“yer ekkenin, tuz beken”与“jer ekken, tuz bergen”，《突厥语大词典》中的表达意为“种地的有食物”，带有一定的因果关联暗示。在语义场中，它处于“耕种行为–食物获取”这一语义场，强调了耕种与食物之间的潜在联系。现代哈萨克语变为“种地的得到粮食”，直接明了地表达耕种与收成的因果关系，减少了隐喻性，更符合现代语言表达习惯。这种变化反映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认知更加明确，语言表达也随之更加简洁直接。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分析，这是人们对因果关系认知模式在语言中的体现，随着社会认知的发展，语言表达更加直接地反映这种认知。
2.2. 土地与产出相关表达
“qara jerden altin tuw”(黑土地产黄金)在古今哈萨克语中语义一致，印证了土地价值认知的稳定性。喀喇汗王朝时期将可汗称号与土地绑定(如“桃花石·布格拉汗”“秦之王”等) [3]，表明土地在政治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盐碱地产量低的表达“tuz yerden iriq tüsmes”在现代哈萨克语中保留原意，但语音简化为“tuz jerde iriq tüspeydi”，体现了语言经济性原则对核心文化概念的适应性调整。“qara jerden altin tuw”与“qara jerde altin turadi”，《突厥语大词典》表达“黑土地产黄金”，强调肥沃土地能带来财富。在语义场中，它处于“土地类型–产出价值”这一语义场，突出了肥沃土地的高价值。现代哈萨克语语义一致，但表达方式更加贴近现代哈萨克语的表达习惯，体现了语言在传承中对核心概念的保留与表达方式的更新。这种更新是语言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既保留了文化核心观念，又使语言更加符合现代交流的需求。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这种语义的稳定体现了人们对肥沃土地价值的认知在长期历史中的稳定性。
“tuz yerden iriq tüsmes”与“tuz jerde iriq tüspeydi”，《突厥语大词典》与现代哈萨克语的表达基本保持一致，直接强调盐碱地无法出好收成。在语义场中，它处于“土地类型–收成情况”这一语义场，说明了在绿洲农耕文化中，对于不适宜种植的土壤会影响作物产量这一认知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语言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文化观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未发生语义变化。这反映了人们对不同土地类型与收成关系的认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稳定性，语言作为认知的载体，也保持了这种稳定性。
2.3. 自然条件与农耕关系表达
“kün tüsken jerden tuz tüsken”(阳光充足处出好收成)在古今表达中均突出光照对作物的必要性。《突厥语大词典》详细记载了绿洲农业对水资源的依赖，如“灌溉”(suγinda)一词与收成的直接关联[4]。现代哈萨克语“jer suγinda qas bolmaydi”(无水则无收)延续此逻辑，但省略了古语中“qas”(希望)的抽象概念，更直指物质结果。“kün tüsken jerden tuz tüsken”与“kün tüsken jerden tuz tüsedi”，《突厥语大词典》表达阳光充足的地方出好收成。在语义场中，它处于“自然条件–收成结果”这一语义场，突出了阳光与收成之间的关系。现代哈萨克语表达方式略有简化，但都突出了阳光与收成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在绿洲环境中，阳光作为农作物生长的重要自然条件，其重要性在人们的认知中始终如一。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这种语义的简化是语言在长期使用中为了提高表达效率而进行的调整，但核心语义未变，体现了人们对阳光与收成关系认知的稳定性。
“jer suγinda qas bulmas”与“jer suγinda qas bolmaydi”，《突厥语大词典》与现代哈萨克语现代表达简洁了描述，仍然传达出灌溉对收成的影响。在语义场中，它处于“自然条件–收成影响”这一语义场，体现了在绿洲农业中，水资源对农作物生长的决定性作用被人们深刻认识，并且在语言中得到了持续的强调，只是表达方式更加简洁高效。这种变化反映了语言在适应社会交流需求的同时，也保留了对重要自然条件认知的核心语义。
2.4. 土地选择相关表达
“qumli yerden qazma, qamišli jerden qazma”与“qumli jerde jer qazba”，《突厥语大词典》古代表达包含了沙地和芦苇地不适合耕作。在现代哈萨克语中，更简化为沙地不适合耕作，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随着人们对土地适宜性认知的深入，在语言表达上更加聚焦于关键的不适宜耕作土地类型，即沙地，同时也体现了语言在表达上的简洁性追求。在语义场中，它处于“土地类型–耕作适宜性”这一语义场，反映了人们对土地选择认知的发展和语言表达的优化。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这是人们对土地适宜性认知在语言中的体现，随着认知的深入，语言表达更加精准。
“qamišli yerden qazmaq bolmas”与“qamišli jerde qazmaq bolmaydi”，《突厥语大词典》与现代哈萨克语表达基本保持一致，直接指出芦苇地不适合耕作。这说明在绿洲农耕文化中，对于芦苇地不适合传统农作物种植这一传统知识具有稳定性，语言也准确地记录并传承了这一观念。在语义场中，它同样处于“土地类型–耕作适宜性”这一语义场，体现了文化观念在语言中的稳定传承。
3. 语义演变分析
大部分农耕谚语语义稳定，源于绿洲环境对生产方式的长期约束。例如土地选择类谚语“qumli yerden qazma”(沙地不宜耕作)在现代简化为“qumli jerde jer qazba”，反映了“突厥语词汇以同源词为核心，构词法以派生为主”的特点。而部分语义的显性化(如“种地的有食物”→“种地的得到粮食”)则契合“《突厥语大词典》词汇的语义分类对文化现象的系统描述功能”[5]，体现社会认知从经验性向实证性转变。
在对比研究中发现，大部分谚语的语义在从《突厥语大词典》到现代哈萨克语的演变过程中保持了相对稳定。这表明绿洲农耕文化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如耕种与收成的因果关系、土地与产出的联系、自然条件对农耕的重要性以及土地选择的必要性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延续。从语言演变理论来看，这种语义的稳定性反映了文化观念对语言发展的制约作用。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会受到文化核心观念的影响，从而保持某些语义的相对稳定。
然而，也有部分谚语在语义表达上更加清晰、直接，减少了隐喻性，这反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语言表达更加注重简洁明了，以适应日常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需求。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这是语言认知模式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的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知更加深入和全面，对事物的理解更加直接，语言表达也随之更加简洁明了。同时，语言使用者的发音习惯、沟通需求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化也会促使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发生调整。
4. 文化背景的反映
4.1. 对劳动成果的重视
无论是《突厥语大词典》还是现代哈萨克语中的相关谚语，都表达了耕作和收获之间的直接关系，如“yerge eyilip, tuz ogurmas”与“jerge enip, tuz oramaq”等。这体现了农耕文化中对劳动成果的重视，强调了农民通过辛勤劳作获得粮食的重要性，是绿洲农耕文化中勤劳致富价值观的体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与绿洲农耕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在绿洲环境中，农业生产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辛勤的劳动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因此对劳动成果的重视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文化观念，并在语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4.2. 对土地价值的认知
谚语中多次强调土地的价值，如“qara jerden altin tuw”与“qara jerde altin turadi”体现了对肥沃黑土在农业生产中重要性的认识；“yer tuzdi tuwmasa, tuz ölmeydi”则反映了粮食生产在绿洲农耕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表达出民生对土地的依赖。这些谚语表明，在绿洲环境中，土地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对其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分析，土地在绿洲农耕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人们生活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因此，对土地价值的认知在语言中得到了反复强调。
4.3. 对自然条件的依赖
水资源相关表达的高度稳定性，源于中亚绿洲“离海洋最远，依赖内陆河湖灌溉”的地理特征。词典中“游泳”(yüzdi)、“踩水”等词汇的记载，印证了水域在农耕生活中的实际作用[6]。“kün tüsken jerden tuz tüsken”与“kün tüsken jerden tuz tüsedi”、“jer suγinda qas bulmas”与“jer suγinda qas bolmaydi”等谚语，强调了阳光和水源等自然条件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在干旱的绿洲环境中，这些自然条件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收成，因此人们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在语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这种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反映了绿洲农耕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在绿洲环境中，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巨大，人们必须适应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条件，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观念，并在语言中得到了表达。
4.4. 对土地选择的重视
“qumli yerden qazma, qamišli jerden qazma”与“qumli jerde jer qazma”、“qamišli yerden qazmaq bolmas”与“qamišli jerde qazmaq bolmaydi”等谚语，反映了在绿洲农耕文化中对土地选择的重视。适合耕作的土地是绿洲农业的关键，人们通过语言传承了选择适宜土地进行耕作的经验和智慧。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土地选择是绿洲农耕文化中的重要实践。在绿洲环境中，土地资源有限，不同土地类型的适宜性差异较大，因此选择适宜的土地进行耕作对于保证农业生产的成功至关重要。人们通过语言将这些经验和智慧传承下来，体现了对土地选择的重视。
5. 语言演变与文化传承的关系
从《突厥语大词典》到现代哈萨克语中绿洲农耕文化表达的演变可以看出，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会在语言中得到体现。一方面，语言在传承绿洲农耕文化的过程中，保留了核心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如对劳动、土地、自然条件的重视等，使得这些文化元素得以延续。从文化传承理论来看，语言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工具，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它能够将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代代相传，保证文化的延续性。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文化的演进，语言在表达方式、用词选择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认知水平。这些变化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发音习惯、沟通需求以及认知方式的变化，同时也体现了语言对文化发展的适应和推动作用。从语言演变理论来看，语言是动态发展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知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这种演变不仅体现在语言形式上，也体现在语义内涵上。语言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6. 结论
通过对《突厥语大词典》与现代哈萨克语中绿洲农耕文化表达的对比研究，我们深入了解了语言演变与文化传承之间的紧密关系。在绿洲农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语言既忠实地记录了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价值体系，又随着社会文化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表达方式和用词选择上，也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知变化。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语义场理论、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对谚语的语义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扩大了研究样本以提高代表性，并构建了明确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表明，深入研究语言演变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绿洲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语言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深入探讨其他语言和文化现象中语言演变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持。同时，我们也可以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承工作中，促进文化的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