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城市空间的拓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空间逐渐成为各个学科关注的热点，文学研究领域也兴起了“空间转向”。空间不再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背景存在，而成为了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众多空间中，街道以其特殊的开放性，成为展示城市生活图景的媒介。巴金早期的小说《灭亡》《新生》以上海为城市背景，通过街道构建了三重空间：现代化的异质空间、繁华之下的底层空间、权力关系的博弈空间。三重空间展现了上海现代化进程中光怪陆离的城市图景，折射出巴金面对20世纪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的深层焦虑。在小说中，街道成为主人公思想转变的重要媒介，其中蕴含着作家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pace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spa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ocus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and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has also witnessed a spatial turn. Space no longer serves merely as a background for scholarly inquiry but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subject of literary research. Among various spatial types, the street—with its distinctive openness—functions as a medium for depicting urban life. In Ba Jin’s early novels Death and Rebirth, which use Shanghai as their urban backdrop, streets construct a tripartite spatial framework: a heterogeneous space of modernization, a marginalized space beneath prosperity, and a contested space of power relations. This tripartite structure reveals the alienating urban landscape during Shanghai’s modernization process, reflecting Ba Jin’s profound anxiety about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n these novels, the street become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tagonist’s thoughts, which contains the writer’s deep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nation.
1. 引言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空间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研究的热点。它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静止、孤立的存在，而呈现出流动与生产的特性。作为城市中的特殊公共空间，街道的功能相应地被拓展。它是人们行走的通道，更是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复合空间。街道串联着城市中的人与物，反映着一座城市的社会图景与历史变迁。空间视角的引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在现代文学中，作为重要的现代化都市，上海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上海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转型期。上海既展现着以霓虹灯、舞厅、商场、咖啡馆为代表的绚丽夺目的现代文明，也呈现着底层人民艰难的生存困境。两极化的社会图景赋予了上海鲜明的割裂感，从家乡四川迁居上海的巴金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在他早期的小说《灭亡》与《新生》中，巴金以上海的街道为媒介，通过现代化的异质空间、繁华之下的底层空间、权力关系的博弈空间的建构，展现出上海独特的城市景观。
2. 现代化的异质空间
福柯曾于1967年在法国建筑研究会上提出“异托邦”的概念，指代一种真实存在的、具有异质共存特点的空间。这种空间的一个特性在于“异质空间通常与异质时间相交，使之得以脱离传统的时间与时间性”[1]。20世纪初，西洋人将西方现代城市的建设模式引入上海这座异国城市中，“按自己的生活习性、文化偏爱去构造一个为自己所喜闻乐见的空间环境”[2]，催生出租界这一特殊空间。租界不仅在空间上体现出异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也在时间上脱轨于中国历史的线性发展，形成了具有时空异质性的景观。在此意义上，上海租界即带有现代性与殖民性双重性质的“异托邦”。通过街道这一媒介，小说展现了这一现代化的异质空间。
租界街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种西式现代景观的出现。在小说《新生》中，巴金曾使用多重意象对此进行细致地描绘：“红绿色的霓虹灯招牌依旧在各处闪耀，刺痛人底眼睛；代表着黑人舞女底扭动的圆的臀部的爵士音乐时时从跳舞场里、咖啡店里、电影院里送出来。”[3]耀眼的霓虹灯模糊着上海的昼夜界限，舞厅、咖啡馆、电影院等社交娱乐场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租界的街道上，随处可见身着艳装的西洋妇人、衣着入时的摩登男女穿梭于各式各样的现代场所，体验着“东方巴黎”的魅力。租界中的西式景观呈现出物质上的现代性特质，使人们沉醉于现代文明的华美梦境中。
西式景观及其生产出的交往活动在视听层面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人们传统的价值观。街道中，舞厅等现代娱乐场所传出迷醉的爵士音乐，无线电收音机里播放着缱绻的爱情歌曲；电影院广告牌上标示着“香艳，肉感，滑稽”[3]的醒目宣传语；书摊中售卖着描写露骨情欲的书籍。在视听多重感官的浸染下，人们极易陷于对物质、金钱、肉欲的追求中。在小说中，巴金用批判性的眼光描绘着现代化的都市，以“憎厌”传达出他的复杂感受。其中，既有对繁华都市中人们沉溺于欲望的批判，也有对传统道德式微的忧虑。
在现代化景观的重重掩映下，租界显现出其作为异质空间的特性。在小说中，华人与西洋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西洋人享有种种特权，而华人却常常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在《新生》里，美国水兵醉酒后在街道上寻衅滋事，向路过的华人投掷酒瓶，而租界中的巡捕对此视而不见，只是“用全副精神去对付马路中间的一个黄包车夫”[3]；负责检查乘客的华捕对华人粗暴而傲慢，对西捕却恭敬而谄媚。巴金通过对租界街道西式景观意象的建构与多重感官的书写，揭示出上海城市的双重属性，展现出作家对社会转型期现代文明的反思。
3. 繁华之下的底层空间
巴金曾在创作中明确地表示：“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4]在以笔为武器的文学理念下，巴金始终保持着描绘现实生活的热情。他未被上海繁华的表象所遮蔽，而是将目光投向市井街巷间艰难求生的底层民众。在巴金的笔下，于街角困顿栖居的无家可归者、食不果腹者构成了现代化都市的异样图卷。在呈现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同时，他也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到底层人民的精神困境，对此作了深入的刻画。
在《灭亡》中，为生计所迫的男子在深夜的街头叫卖子女；无力缴纳房租的贫苦女人遭受驱逐，带着三个孩子沿街乞讨；因饥饿行窃的小孩被捕，其病弱的母亲在家中苦苦等待；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街上推着粪车，孙女赤脚拉绳为他分担重量。同样的场景在《新生》中也有体现：年老的黄包车夫因无执照，被巡捕拦截殴打；年幼的女孩为求得食物，向盛装的女子哀声乞怜。“由于贫穷，他们无法享受一个现代化城市所提供的大部分便利，不得不容忍社会对他们的歧视。”[5]当上海以十里洋场的繁华闻名时，底层民众却陷于贫困之中。在小说中，巴金满怀悲悯地对贫苦人民的生活进行描绘，对社会的不公发出控诉。
生活的困顿或许能够通过物质条件的改善而缓解，精神的困境却难以摆脱。巴金对底层人民的贫苦生活充满同情，也对他们精神上的麻木作了批判性的刻画。在《灭亡》中，底层警察秉持着“在上者底命令是天经地义，本无怀疑之余地”[3]的耿耿忠心，机械地执行着北洋军阀的戒严命令；革命党人被斩首示众时，人们争先恐后地围观，连懵懂无知的孩童也因未能占得有利位置向母亲抱怨；杀头的盛典结束时，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开，认为自己从此见足了世面。底层人民未能洞察造成自身苦难的源头，而沦为了麻木的看客。也正因如此，小说《新生》中的主人公李冷最初固守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对革命道路充满怀疑。巴金对二十世纪初国民性的观察和描绘与鲁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创作中“延续着鲁迅的启蒙立场和绝望感觉”[6]。
4. 权力关系的博弈空间
福柯认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7]。上海街道呈现出现代化的异质空间与繁华之下的底层空间两种社会图景，为权力的运作提供基础。小说《灭亡》与《新生》对权力关系的动态博弈进行了展示。
4.1. 空间秩序的社会建构：监视与惩罚
在小说的街道中，空间秩序的社会建构主要分为两种方式：监视与惩罚。其中，监视通过巡捕、警察的街头巡视实现；惩罚则体现为肉体酷刑的示众。在《灭亡》中，杜大心走在安静的街道上，察觉到自己被持枪的印度巡捕来回打量；张为群取回工人运动的宣传刊物时，遭到街道警察搜查，随后被认定为“革命党”被拘捕。在《新生》中，巡捕持枪在街道上巡逻，拦截行人搜查；全副武装的外国兵在设有电网的十字路口不时徘徊，监视异常情况。
除此之外，街头权力的行使也通过肉体酷刑的示众实现。如《灭亡》中，革命党人张为群被捕后，遭受严刑拷打仍顽强不屈，最终在街头被砍头示众。行刑时，刽子手无视张为群的挣扎与呼号，持续劈砍他的头颈部直至其头颅完全被割下，随后将头颅踢至一旁。最终，那个“带着血和土的圆球”[3]辗转于士兵们的脚下，成为他们消遣的玩具。公开的肉体酷刑对观看的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原本挤向前方的人不由自主地后退，人人被恐惧与不安所笼罩。权力以肉体酷刑的示众展现着自身的不可违抗性，对群众形成震慑作用。当晚，看过杀头盛典的人们纷纷陷入了相似的梦境，梦中自己受到惩戒，还需谢过这种“恩典”。这一梦境是人们潜意识对白日所见血腥行刑场面的扭曲映射，反映出权力的复杂影响。
4.2. 空间中的个体转变
权力的运作并非单向，而是处于动态博弈的关系网络中。福柯认为，权力始终处于动态斗争的状态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相应的抵抗权力”[8]。权力关系的内在辩证性在空间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以街头的公开处刑为例，它对人们产生震慑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使人们产生反感、抵触等情绪。为避免这一手段引发的负面效应，18世纪末公开处刑逐渐被废除，现代监狱应运而生。《灭亡》则为公开处刑引发的个体情绪抵触提供例证。在《灭亡》中，在街头亲眼目睹张为群被斩首的血腥过程成为杜大心心理与行为转变的关键节点。残忍的行刑场面使杜大心陷入绝望与愤怒，也激发了他的复仇冲动：“一个破坏的激情在他底身体内发生了，他很想把这一切人，这一切建筑毁坏干净。”[3]此前，面对社会现实的不公，杜大心多容忍克制，对于张为群的激愤不平，他常以温和的言语加以劝慰。而张为群被杀头示众这一事件，彻底地打破了杜大心内心的平衡，促使他做出选择。他决意刺杀戒严司令，以极端方式为好友复仇。在特定环境下，杜大心完成了个人意识的转变过程。
此外，在《新生》中，鸣冬及其同伴秘密地谋划于街道散布传单，支援工人们的罢工潮；李冷最终也走向街道，投身于社会运动，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开办子弟学校。此时，街道由权力管控的场所转化为主体意识觉醒的空间。不同势力对街道的争夺与占用隐含着空间中权力关系的变化，也暗示着权力重构的可能。
5. 结语
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巴金对上海街道的书写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上海都市空间的多重矛盾。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租界以物质文明的表象遮蔽着内在的等级秩序，上演着“东方巴黎”的都市幻梦；而底层人民艰难困顿的生存空间解构着摩登上海的神话，展现出隐没于都市华衣下的异样图卷。在两种社会图景的相互映照下，街道成为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复合空间。最终，主人公的主体意识于此觉醒。巴金早期小说中的上海街道书写呈现出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困境，显露出作家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