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文学的长河中，双关语作为一种富有智慧与创意的语言艺术形式，历来受到作家与读者的青睐。它不仅通过巧妙的语言游戏挑战着读者的智力边界，更在字里行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与情感色彩。当这种语言艺术遭遇翻译的挑战时，其复杂性与独特性便愈发凸显，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下，如何准确且生动地传达双关语的多重含义，成为了翻译领域的一大难题。
《爱丽丝梦游仙境》作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以其奇幻的故事情节、生动的角色塑造以及深邃的哲学思考，跨越了年龄与文化的界限，赢得了全球读者的喜爱。在这部作品中，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将双关语运用得炉火纯青，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无尽的趣味与神秘感，也深刻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独特观察与深刻思考。
1.2. 理论框架
1986年，斯波珀伯和威尔逊(Sperber & 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关联理论，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认知过程，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the informative intention)和交际意图(the communicative intention)的明示–推理过程，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通过“明示”来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而听话人则结合语境通过“推理”来识别说话人的意图[1]。关联性是制约交际的基本因素，由话语理解时付出的努力和语境效果两个要素来衡量，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付出的努力越大，关联性越弱，两者成反比；语境效果越好，关联性就越强，两者成正比。用公式表达即为：关联性强弱 = 语境效果/推理努力。每个明示的交际行为应假定本身为最佳关联。
1991年，威尔逊的学生格特(Gutt)将关联理论运用于翻译研究，并提出关联翻译理论，指出最佳关联是翻译的主要标准，而语境则在推理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作者意图进行识别的重要依据[2]。随后，国内学者赵彦春在1999年发表论文，肯定了关联理论对于翻译的解释力，认为该理论统一的理论框架可以“框住”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3]。同时，翻译是一项再创造文本的特殊活动，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原作进行改写的创造性活动[4]。直至今日，关联理论已经成为语用翻译的指导性理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处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构成一种三元关系。译者通过推理识别作者的交际意图，再通过明示将作者的交际意图传达给读者，译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起到了连接与传递的作用。翻译的成功，即取决于译者对作者意图的准确识别和传达[5]。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作为认知语用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关联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该理论强调语言交际的明示–推理过程，认为理解者的认知语境与信息的关联性是影响交际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翻译实践中，尤其是双关语的翻译，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通过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实现原文与译文之间在意义、情感与文化层面的有效对接。
目前，关联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首先是文学翻译作品研究，涉及到不同体裁的文本材料，旨在探究该理论对翻译过程及其翻译结果的阐释能力[5]-[7]；其次是音视频翻译研究，从跨文化语用学的角度出发，聚焦于国内外电影作品的字幕翻译与配音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关注语言转换本身，还深入探讨了作为高度表现力媒介的字幕与配音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特殊问题与挑战[8] [9]；最后是实用文体翻译研究，涉及医药、乐器、物流等多个领域，研究致力于确保专有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一致性和可理解性，以适应国际交流的需求[10]-[12]。
谈及双关语翻译这一细分领域，尽管已有诸多学者贡献了宝贵的研究成果，如管振彬(2012)借助关联理论的框架，探究了情景喜剧中双关语翻译时普遍采用的策略与手法[13]；Díaz-Pérez (2014)则将西班牙电影标题中双关语向英语翻译过程作为切入点，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选取的策略，以及影响此类双关语翻译效果的多重因素[14]。此外，陈家旭、陈彦会(2019)通过对《红楼梦》两英译本的细致对比，揭示了双关语翻译在文学经典中的复杂性与挑战性[15]。但针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双关语翻译研究却相对匮乏。鉴于双关语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其深层含义与多重解读在面向儿童读者时显得尤为复杂。因此，译者在处理儿童文学中的双关语时，不仅需要精准传达原作的意图，还需充分考虑儿童的理解能力与阅读体验。
针对以上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双关语的英译问题，旨在进一步揭示译者在处理这类语言难点时如何在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桥梁。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原著与两种英译版本中的双关语实例，探讨译者运用了哪些翻译策略来保留原文的双关语，并在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构建相似的语境效果，便于读者理解。
1.4. 研究设计
1.4.1. 语料来源
本研究选用《爱丽丝梦游仙境》原著和两版中文译本作为分析的语料。原作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创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荒诞小说之一[16]。该书笔调诙谐，文中含有大量双关语，深受青少年儿童的喜爱。中文译本其一来自“中国现代汉语言之父”赵元任[17]先生，赵先生作为首位将这部经典引入中国的翻译家，其译本以其独特的翻译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长期以来被视为中文译本的典范之作，深受读者推崇，另一译本则出自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马爱农[18]女士之手，她以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著称，其译作同样精彩纷呈。两个译本跨越了百年的时光鸿沟，为笔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以观察和比较不同时代背景下，两位译者如何对同一部文学经典进行个人诠释。
1.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研究方面主要是利用Excel表格对文中的双关语数量以及译者不同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定性研究则是借助NVivo软件，将三个文本编入不同的材料库，然后依次对文本进行节点编码，为防止信息遗漏，此步骤反复进行3次，最后导出所有节点，由笔者进行比对和分析。
1.4.3. 研究问题
在对过往的研究进行简单总结后，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1) 作品中出现了哪些类型的双关语？
(2) 从原文、译文与目标读者相关联的视角分析，译者如何达到最佳关联？
(3) 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了哪些翻译策略？体现了怎样的翻译观？
2. 数据分析
通过笔者对原著内容的反复标记，发现原著中包含了同音异形、异音异形、同形异音等六类双关，具体的双关类型及分布如图1所示。因篇幅限制，本文在双关语翻译方面只对占比较多的前四类双关语进行分析。
Figure 1. Types and number of puns
图1. 双关类型及数量图
2.1. 双关语翻译
2.1.1. 同音同形异义双关
同音同形异义双关是指两个词语在读音和拼写上完全相同，但是含义却不相同的两个词。现以文中的一处双关为例说明：
例1：
原文：“I can’t explain myself, I’m afraid, sir,” said Alice, “because I’m not myself, you see.”
“I don’t see,” said the Caterpillar.
赵译：阿丽思道：“我怕我不能把我自己招出来，因为我现在不是自己，您看，先生？”
“我不看！”
马译：“我自己恐怕没法解释，先生，”爱丽丝说，“因为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我不明白。”大青虫说。
例1的背景是爱丽丝在森林里遇见了一只大青虫，因为自己总是变来变去，此刻身体只有3英寸高，便不知如何向大青虫介绍自己。原文中作者是利用“see”一词来达到双关的效果，该词的一个意思为视觉上的“看见”，另一个意思则为“理解，领会”。赵元任的译文，精准捕捉了“see”作为“看见”这一层面的直接意义，将其译为“看出”，不仅传达了爱丽丝无法通过视觉识别自身形态的困惑，同时也蕴含了她对自身身份认知的迷茫。大青虫随即以“我不看！”回应，态度高傲、略带不屑，形成一种反讽意味浓厚的对答。此译文通过最低的认知努力实现了显著的语境效果：读者在理解“看”的表层义时，也能敏锐察觉其深层的认知困境，轻松推理出人物性格与情境冲突，从而达到最佳关联。马爱农的译文将“see”的语义重心偏向理解层面，虽未显性呈现双关结构，但更注重逻辑承接与语境推进，有效补足了前文中“身份错乱”的铺垫，增强了对话的连贯性和语义张力。该译法在牺牲部分双关意趣的同时，提升了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和理解效率，体现了译者在关联平衡上的策略选择。
关联理论强调交际的核心在于以最小的认知努力获取最充分的语境效果。译者在处理双关语时，应充分调动读者的推理机制，判断哪些意义对当前语境最具突显性，并据此选择最可能引发最佳关联的译法。赵元任通过保持语言的多义性激发读者的认知参与，而马爱农则侧重逻辑清晰和语义连贯，均在不同层面达成了语境最大化和认知努力最小化的平衡，体现了关联理论对翻译实践的强大解释力和操作性。
2.1.2. 同音异形双关
同音异形双关指的是利用发音相同但拼写不同的词语来制造双关效果。
例2：
原文：“I’m a poor man, your Majesty”, the Hatter began, in a trembling voice, “and I hadn’t begun my tea...not above a week or so...and what with the bread-and-butter getting so thin-and the twinkling of the tea...”
“The twinkling of the what?” said the King.
“It began with the tea,” the Hatter replied.
“Of course twinkling begins with a T!” said the King sharply.
赵译：那帽匠声音发抖地说道：“陛下，我是个穷人——我不过刚开始喝我的茶——喝了还没有一个礼拜——而且说起那面包，越弄越薄——而且那茶又要查夜——”
那皇帝道：“什么东西查夜？”
那帽匠道：“查夜先从茶起头。”
那皇帝厉声道：“自然茶叶是茶字起头。”
马译：“我是个可怜人啊，陛下，”那帽匠用颤抖的声音说道，“我的茶点还没吃——差不多一星期没吃了——黄油面包越来越薄——茶水一闪一闪——”
“什么一闪一闪？”国王问。
“说的是茶水。”制帽匠回答。
“有水当然就会一闪一闪！”国王厉声说道。
此段对话的背景是有人偷吃了红皇后的馅饼，因此国王试图通过审问众人来找出偷吃馅饼的人。原文主要是利用字母“T”和“tea”同音制造双关，导致帽匠与国王的对话“牛头不对马嘴”，语言幽默可见一斑。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来看，翻译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最佳关联，即在读者投入尽可能少的认知努力的前提下获得尽可能多的语境效果。就译文而言，赵和马的译本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目标，但两者的处理策略差异明显，体现了他们对“语境效果”与“认知努力”权衡的不同侧重。
马的译文在“茶水会闪”显现出较强的创造性。通过构造一个似是而非的语境，他有效地引出了国王的回应，使得对话在语义逻辑上保持连贯，读者理解起来也不费力，认知努力较小。不过，这一改编削弱了原文“查夜”与“茶叶”之间通过谐音实现的语言幽默，尽管译文在逻辑与连贯性方面达到了良好的认知效果，但由于舍弃了原文中关键的语句，影响了语境效应的再现。与之相比，赵的译文保留了“查夜”和“茶叶”这一同音异形双关结构，通过语音相近但语义差异显著的词语巧妙转换，既重现了原作的幽默机制，又在结构上保持了与原文的高度一致。为目标语读者带来了更丰富的语境效果和审美愉悦，也更契合关联理论所倡导的“最小努力–最大效果”原则。
2.1.3. 异音异形双关
异音异形双关是指在拼写和读音上都不尽相同的一组词。这类词语之所以具有双关的模糊性是因为其在音节和结构上的相似。具体可见以下示例。
例3：
原文：“Do cats eat bats? Do cats eat bats?” and sometimes, “Do bats eat cats?”
赵译：“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有时候说说说乱了，变成“蝙吃猫蝠吗？吃蝙猫蝠吗？”
马译：“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有时候说成了“蝙蝠吃猫吗”。
英文中，“bat”和“cat”两个词在音节上相同，同属于单音节词，又因其结构相似，所以容易让人产生混淆。此处的背景是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长时间的下坠过程让她感觉到疲倦，想起了她的猫咪蒂娜，迷迷糊糊时便把句子说错了。在这样的语境下，马爱农的译本选择忠实于原文内容，直接译出“蝙蝠”和“猫”的组合。这种处理方式降低了目标读者的认知负担，语义清晰，语境顺畅，使得译文易于理解，读者几乎无需额外推理即可获取基本信息。与此不同，赵元任的译文通过对“蝙蝠”词义进行拆解，并与“猫”重新组合，构造出一种不合常理但又符合人物心理的语句。虽然这种表达方式在初读时可能要求读者付出稍多的认知努力去识别其语用意图，但一旦理解，便能获得较强的语境效果。译文不仅成功还原了爱丽丝在极度困倦下的精神恍惚，也强化了文本的幽默色彩与荒诞氛围，进一步拉近了目标读者与人物的情感距离。
2.1.4. 误用词双关
误用词双关是指作家刻意选用错误的词语来制造语篇中的幽默效果。这些误用的词汇通常在拼写上存在明显偏差，它们所承载的意义要么与原本意图大相径庭，要么全然无意义，作者将其作为正确词汇的替代。通过这样的表现形式，作者让读者在笑声中感受文字的趣味性。
例4：
原文：“Reeling and Writhing, of course, to begin with,” the Mock Turtle replied; “and then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Arithmetic—Ambition, Distraction, Uglification, and Derision.”
赵译：那素甲鱼答道：“‘练浮’和‘泻滞’，此外就是各门的算术——‘夹术’‘钳术’‘沉术’和‘丑术’。”
马译：“首先是孤独和协作，这是不用说的，”假乌龟回答，“然后是算数里一些比较难的分科——假发、减肥、丑化和厨房。”
例4的对话发生在爱丽丝遇到素甲鱼之后，两人互相分享在学校里学习的课程。原文中作者将对语言的运用能力发挥到极致，素甲鱼说的reeling应为reading；writhing为writing；ambition为addition；distraction是subtraction；uglification是multiplication；derision是division，读者在读到这些误用词的时候必然会联想到它的正确形式。在这一情景下，赵元任与马爱农的译文均展示了对原文语言机制的深刻理解，并通过中文词汇的创造性错用成功再现了这一幽默策略。两位译者巧妙地将“阅读、写作”以及算术“加减乘除”转换为结构相近、音形相仿但语义荒诞的词语，使得目标语读者在最初阅读时可能感到语义突兀，从而引发轻微的认知困惑，但当读者意识到这些词实际上是在戏仿“读写算术”的常规课程时，便会体验到认知突转带来的愉悦与笑点。这种“迟来的理解”正是关联理论所强调的高级关联——通过适度认知挑战换取深层语境回报。两者译文在语言结构、情境营造与幽默再现上均体现出高水平的翻译技巧，达成了目标语读者与原文读者在认知层面的共鸣。
2.2. 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翻译观
双关语的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正如Delabastita所言，双关语最能模糊“翻译”与“改编”之间的界线，对译者是很大的考验，迫使他在两极之间做出抉择，暴露自己的翻译观，所以最值得研究[19]。根据徐德容、江建利(2012)对Delabastita双关语翻译策略的总结，共有九类纳入其中[20]。但因本研究选取的译者数量较少，无法涵盖所有的翻译策略，所以在此只针对两位译者常使用的三类翻译策略作探讨。
2.2.1. 双关语译为双关语
双关语译为双关语，顾名思义，就是将原文的双关部分译为仍具有双关解读的成分。其中包括：双关语译为相同的双关语(同类型)，是指以同类型的双关语保留原文双关语的两层意思；双关语译为相同的双关语(不同类型)，是指以不同类型的双关语保留原文双关语的两层意思；双关语译为不同的双关语，是指在译文中与原文双关语相近的位置上有双关语，因此可以视为对原文双关语的翻译手段，但译文双关语的一层甚至两层意思与原文不同。
例5：
原文：“Mine is a long and a sad tale,” said the Mouse，turning to Alice, and sighing.
“It is a long tail, certainly,” said Alice, looking down with wonder at the Mouse’s tail; “but why do you call it sad?”
赵译：那老鼠对着阿丽思叹了一口气道：“唉！我的历史说来是又长又苦又委屈呀。”
阿丽思听了，瞧着那老鼠的尾巴说“你这是曲的啊！为什么又叫它苦呢！”
例5中，译者采取了双关语译为双关语的翻译策略，将看似不可译的双关语译了出来，利用“委屈”与“尾曲”相联系，同时又呼应了老鼠“委屈的历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幽默效果。由此可见，译者在面临双关语难题的时候仍然遵循着深入儿童生命空间、处处为儿童读者考虑、旨在等效呼应原文的儿童本位翻译观[20]。
2.2.2. 双关语译为类双关语
双关语译为类双关语是指某些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修辞手段(例如重复、头韵、脚韵、所指含糊、反语等等)，以求再造原文双关语的效果。
例6：
原文：“Did you say pig, or fig?” said the Cat.
马译：“你刚才说的是小猪，还是小树？”柴郡猫说。
这里的“pig”和“fig”因音节和结构上的相似让语言产生模糊性，如果将其直译为“你刚才说猪还是无花果？”会显得突兀且失去原有的语言游戏与双关意味，使读者困惑于“猪”与“无花果”间的不解之缘。但译者选择用所指含糊的方式保留了原文的双关。“猪”与“树”之间因发音相近而产生了巧妙的联系，成功地再现了原文中的语言趣味与幽默效果，现了译者对儿童读者的尊重，他将儿童视为具备敏锐审美追求与独特幽默感受的文学知己，同时也是拥有独立思想与情感的个体。
2.2.3. 编辑手段
此类翻译策略指的是译者在注释、译序等地方解释原文的双关语或者提供另一种译法。
例7：
原文：“He taught Laughing and Grief, they used to say.”
马译：“听说他教拉稀和稀拉。”
注：假乌龟想说的是“拉丁语和希腊语(Latin and Greek)”，但说成了读音相近的“Laughing and Grief (欢乐和忧伤)”。译文做了变通处理。
在马爱农的翻译作品中，常常使用译文加注的翻译策略。尽管她的译文已经巧妙地传达了原文中的双关意味，却仍选择辅以注释的方式，这一做法深刻体现了译者对儿童读者群体的深切关怀与考量。通过此种方式，译文不仅更加贴近读者的理解水平，还为年龄较小的读者群体扫除了理解障碍，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趣味性。
3.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用学跨学科的趋势也愈加明显。双关语作为语言中最富表现力与多义性的修辞形式之一，日益成为跨学科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关联理论为分析框架，选取《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一文学经典中的双关语翻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不同译者在面对书中复杂多变的双关语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及其效果，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在语境效果与认知努力之间达到找寻平衡点。研究发现：《爱丽丝梦游仙境》原文中包含了六种不同类型的双关语，分别为：同音同形异义双关、同音异形双关、异音异形双关、误用词双关、同形异音双关以及互文双关。这些双关语不仅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与深度，也对译者的翻译技巧提出了严峻挑战。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的双关语在翻译过程中均达到了最佳关联，译文既保留了原作的精髓，又保证了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此外，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采取了如双关语译为双关语、双关语译为非双关语的翻译策略；最后，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体现出了对儿童读者群体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感，在翻译时格外注重语言的生动性、趣味性和易理解性，力求为儿童读者打造一个既忠实于原作又贴近其认知水平的阅读世界。
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双关语的翻译不仅是对不同语言进行转换的技术问题，更是对译者认知策略与语境构建能力的深度挑战，而关联理论在处理双关语翻译问题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通过对“最大语境效果”与“最小认知努力”的分析，译者可据此判断译文是否能够激发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类似的认知反应，从而在翻译策略的制定中实现更科学的调控。因此，关联理论或许可以超越理论框架的束缚，使其作为双关语翻译的实用模型，用于评估译文效果。
本研究将关联理论与翻译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是语用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延伸，但由于案例数量与译本样本的局限，导致对关联理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探讨尚显浅显与不足。为了克服这一局限并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未来研究可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其一，构建覆盖多文本类型与多目标群体的平行语料库，开展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跨语种比较研究；其二，引入读者接受度调研研究，从目标读者角度验证语境效果与理解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三，探索关联理论与其他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融合使用，以应对更为复杂的语言模糊性与文化特殊性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