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于2023年7月8日上映，一经上映便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获得广泛好评。影片以盛唐历史为宏大背景，通过双线叙事结构展开：明线以节度使高适的视角，回忆其与诗仙李白跨越数十年的深厚友谊；暗线则展现了唐朝在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这种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交织，构成了影片独特的叙事张力。“长安三万里”中的“长安”不仅是唐代都城的地理概念，更是诗人们精神追求的理想象征；“三万里”表面上指空间距离，实则隐喻着现实处境与理想抱负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叙事手法上，影片巧妙地融合了历史事件与诗歌艺术。以安史之乱后的动荡时局为背景，通过高适、李白等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展现了盛唐文人的精神世界。影片中大量引用了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的经典作品，这些诗作不仅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人物内心世界的诗意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片中涉及大量富含文化内涵的负载词，如象征壮志凌云的“大鹏”、反映社会阶层的“寒门”、代表传统乐器的“玉笙”等。这些词汇承载着独特的盛唐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如何在翻译中既保留文化特色，又确保目标语观众的理解，成为影片跨文化传播的关键问题。由于影视语言具有即时性和大众性的特点，影视剧中的语言转瞬即逝，所以必须符合广大观众的接受水平，要求能一听就懂[1]。这决定了影视字幕必须以目标观众为中心，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本文基于文化翻译观，通过系统分析影片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探讨动画电影字幕翻译中文化信息的转换机制。研究不仅关注语言层面的对等问题，更注重考察文化意象的跨语境重构，旨在为国产动画电影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借鉴，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2. 文化翻译观及文化负载词
2.1. 文化翻译观
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翻译研究主要受语言学派主导，其核心目标是通过分析语言基本成分的等值关系实现形式上的对等翻译。这一学派将翻译视为一种纯粹的语言转换行为，强调语法、词汇和句法的对应，但在处理文学翻译的审美特质和文化差异时却显得力有不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文化交流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意义的传递。
巴斯奈特作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要理论先驱，英国沃里克大学终身教授，既是操纵学派的理论奠基人，也是翻译文化学派的开拓者。她在1990年与安德烈·勒菲弗尔联合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中提出文化翻译观，认为应该把翻译单位从语篇转变到文化上，即“文化转向”[2]，翻译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汇或句子，而应是文化。她反对传统的“忠实”观，认为翻译不应该局限于对原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量源语与译语的文化背景差异，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准确传递源语文本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张富民认为，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要求译文读者对文化差别要努力适应、理解和吸收，通过对译文的阅读了解异国风情、异国语音和文化特点，以丰富本国语言和文化。同时强调文化交流，文化第一位，信息第二位，要求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移植文化，尽量保持差异[4]。这对于树立文化自信，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文化翻译观出发，深入探究影片《长安三万里》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有助于提升影视字幕翻译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2.2. 文化负载词
文化负载词是一种在语言中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汇，它们承载着特定民族或社会群体的独特习俗、信仰和价值观。1980 年，许国璋在“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中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5]，并用“雪”在不同文化中出现的不同含义做例子来解释这个概念，“Culturally Loaded Words”这个词后来被翻译成文化负载词。国内学者对文化负载词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胡文仲提出了“文化负载词是特定文化范围内的词”的观点[6]；廖七一则将文化负载词定义为“在某种文化中标志着某种独特事物的词、短语和习语。这些词语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7]；而熊立本指出，“文化负载词是指具有民族特色的词语、短语和成语，包含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积淀”[8]。《长安三万里》中蕴含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负载词，这些词汇凝聚着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基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影片的文化底色，其翻译直接影响海外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3. 文化负载词翻译难点
3.1. 文化差异
文化负载词通常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是文化语境中专属的文化符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因地理环境差异、价值观念不同、社会习俗不一，文化负载词含义各异。以“龙”为例，其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含义截然不同，折射出深层的文化差异。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神圣祥瑞的图腾，象征着皇权、力量和吉祥。作为“四灵”之首，龙与雨水、丰收紧密相连，反映了农耕文明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影片中大量使用含有“龙”的词语，如“龙跃在天”“龙潭虎穴”等都采用“dragon”进行翻译。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虽然“dragon”被翻译为“龙”，但其形象多为负面。如在《启示录》里，龙的形象是邪恶的，是撒旦的化身[9]。这种语义分野印证了文化负载词的本质：它们既是语言符号，更是文化基因的载体，通过象征系统传递着特定社会的集体记忆和价值判断。这便要求译者必须突破表层语义的局限，深入考察词语背后的文化语境，在准确理解源语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最恰当的目标语表达方式，从而避免因文化差异导致的语义误读和交际障碍。
3.2. 词汇空缺
由于各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在一种语言里的有些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没有对等或契合的词，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称之为词汇空缺[10]。文化负载词作为特定文化中的语言符号，其翻译常面临文化空缺的挑战。这种现象在《长安三万里》的字幕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入赘”这一典型文化负载词为例，它特指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男子到女方家落户的独特形式，俗称“倒插门”。这种婚姻形式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男性继承家业的重视；另一方面，入赘男子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社会地位。影片中，李白因家道中落而选择入赘许家，这一情节深刻展现了当时文人的生存困境。在英语文化中，完全对应“入赘”概念的词汇是不存在的。译者要么采用解释性翻译，要么寻找近似概念。关键在于平衡文化准确性与观众理解度，使目标语观众既能把握情节发展，又能感知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与社会结构特征。
4. 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文化负载词英译探析
《长安三万里》中的文化负载词根据其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可分为意象类、典故类和习俗类三大类型，这一分类体系以词汇的文化属性为基准，兼顾语言形式与认知机制。意象类文化负载词通过自然物象承载民族审美心理，其翻译需兼顾物理指称与情感象征的双重性；典故类文化负载词依托历史事件或文学典籍，具有强互文性，翻译时需平衡文化专属性与受众理解度；习俗类文化负载词反映特定社会制度与行为规范。笔者在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通过具体例证，探讨影片中各类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4.1. 意象类文化负载词
《长安三万里》巧妙运用了大量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意象词汇，这些意象不仅是画面的点缀，更是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载体。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明月、黄河、大鹏等意象，都超越了单纯的景物描写，蕴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表达和审美情趣。影片对这些意象的处理既尊重了其原始文化内涵，又通过现代电影手法赋予新的表现力，让传统文化符号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观众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世界提供了形象化的媒介。
例1：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
译文：Lonely view of autumn grasses, bitter winds blow for thousands of miles.
“秋草”是一个凝结着多重文化密码的复合意象。高适“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来”的诗句中，“秋草”既是对耕读生活的实景描摹，又承载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生命隐喻。其“秋”的萧瑟暗示仕途失意，而“草”的物性则暗含《楚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的时序更迭意识与《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的顽强精神。译者将之处理为“autumn grasses”，采取了直译。通过保留“autumn”的季节标识与“grasses”的植物实指，维持了意象系统的物理可识别性；同时依托前句“lonely view”的情感铺垫与后句“bitter winds”的语境强化，在英语文本中重构了“秋草”与“寂寥”的情感关联。
例2：青春已复过，白日忽相催；但恐荷花晚，令人意已摧。
译文：Youth is fleeting, age is upon me; Flowers fade, my heart is heavy.
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荷花”既是盛夏时节的物候象征，又代表着高洁的君子品格。李白“但恐荷花晚”一句中，荷花迟放的意象更暗含诗人对美好时光流逝的忧虑。既指向自然节序的更替，又隐喻着与爱人相聚佳期的难期。这种将个人情感投射于自然物象的表现手法，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抒情范式。译者将“荷花晚”创造性翻译为“Flowers fade”，虽未保留植物特指，却实现了深层的诗学等效。通过英语中更具普适性的“flowers”意象，既避免了文化专有项的理解障碍，又成功唤起西方读者对“花谢”这一自然现象的共有情感记忆。动词“fade”的选用尤为精妙，准确捕捉了原诗“晚”字所蕴含的渐进凋萎过程。在整体语境建构上，前句“Youth is fleeting”呈现的时光飞逝感，与后句“my heart is heavy”的沉郁心绪形成呼应，共同强化了“芳华易逝”的主题表达。
4.2. 典故类文化负载词
该片中，典故类文化负载词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的艺术纽带。影片通过精心选取李白、高适等唐代诗人的经典诗句，将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化符号以现代视听语言重新演绎。赋予影片深厚的人文底蕴，为观众理解唐诗的文化密码提供了沉浸式体验。
例3：朝廷的军书如雪片般传来，都是催促中丞引军出关，西击吐蕃，围魏救赵。
译文：The court has sent a flurry of orders urging Your Excellency to lead your army to attack the Tubo troops in the west.
“围魏救赵”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计，通常译为“Besiege Wei to Save Zhao”。直译的方法完整保留了典故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成语的固定表达形式，但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来说，可能造成理解障碍。片中将“围魏救赵”这一典故完全融入上下文语境中处理。这种翻译方法通过舍弃典故的具体历史指涉，转而突出其战术本质。译文虽未保留“围魏救赵”的字面表述，但通过前文“attack the Tubo troops in the west”的军事行动描述，已完整传达了通过攻击敌方要害以解己方之围的战略意图。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因文化隔阂造成的理解障碍，确保目标语观众能即时把握战术要旨。同时，与影视媒介的特性高度契合，通过画面中军队调动的视觉呈现，自然补足了文字省略的文化信息。这种翻译在保证信息有效传递的同时，也体现了译者对影视作品即时性、通俗性特点的深刻把握。
例4：学姜太公钓鱼啊？
译文：Fishing with straight hooks like Duke Jiang?
“姜太公钓鱼”典出《武王伐纣平话》，用此比喻心甘情愿上别人当、做可能吃亏的事。常见译法是采用直译，译为“Jiang Taigong Fishing”。这种译法虽然保留了文化意象的纯粹性，但未解释“直钩”这一核心隐喻，可能不利于目标语观众理解。影片中将其译为“Fishing with straight hooks like Duke Jiang”，解释出内在含义。通过保留“straight hooks”这一核心意象，准确再现了典故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特征，使目标语观众能够直观理解钓鱼方式的特殊性。同时以“like Duke Jiang”的类比结构，既点明了人物身份，又暗示了这是一个具有文化背景的典故。这种处理既避免了因过度解释造成的台词冗长，又通过视觉符号的保留，为后续可能的画面呈现埋下伏笔，体现了影视翻译中“视听同步”的特殊考量。
4.3. 习俗类文化负载词
习俗类文化负载词是语言中集中体现特定民族传统风俗、仪式规范及社会惯习的词汇单元，其通过语言符号凝结独特的文化行为模式与集体记忆。这些词汇不仅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更承载着复杂的社会规约性，其语义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才能完整把握。在影视字幕翻译过程中，这类词汇往往面临文化缺省和认知差异的双重挑战，需要译者深入把握其制度背景、行为内涵和社会功能，通过创造性转换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
例5：高兄，你可知晓行卷一事？
译文：Brother Gao, you’ve heard of “Passing the Scroll”?
关于“行卷”比较早的记载是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六十五《裴说》条：“唐举子先投所业于公卿之门，谓之行卷。”也就是举子把自己所写的各种文章、诗歌乃至传奇(小说)等，呈送给公卿贵人看，希望他们向主持科举的考官推荐。此例将“行卷”直译为“Passing the Scroll”，这一译法具有双重文化阐释价值。从文字层面看，“scroll”准确对应了古代文书卷轴的物质形态，“passing”则暗示了文本传递的行为本质，通过核心词义的组合基本勾勒出“投献诗文”的动作轮廓。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引号的使用既标示了该表述的特殊文化属性，又为英语观众建立了认知标记。英国汉学家杜德桥曾将类似行为译为“presenting literary samples”，但影视字幕翻译更倾向选用前者，因为这样具象化的表达，更能唤起视觉联想，与影视媒介特性高度契合。
例6：可以进长安城内任何一座花园，采摘花朵用来装点今夜庆贺新科进士的曲江宴。
译文：You may enter any Chang’an garden to pick flowers for tonight’s celebrations in Qu jiang.
在翻译唐代科举文化中的“曲江宴”这一特定习俗时，译者采用了“音译 + 上位词”的复合策略，将其译为“celebrations in Qujiang”。这一处理方式既通过音译保留了“曲江”这一历史地名的文化特异性。选用“celebrations”这一上位词，精准捕捉了“宴”的庆贺本质，虽未直译“宴”字，但通过前文“pick flowers”的行为提示和后文语境，构建了完整的庆祝场景认知框架。这种翻译策略既维护了文化术语的准确性，又兼顾了影视台词简洁性的要求。在保证即时理解的前提下，为深层次文化解码预留了空间，体现了影视翻译中文化信息梯度传递的原则。通过这种处理，目标语观众既能把握场景的基本庆贺氛围，又能通过地名音译感知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
5. 结语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本质上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重构过程，需要译者在语言转换的基础上完成深层的文化解码与编码。本研究基于文化翻译观，通过对意象类、典故类和习俗类文化负载词深入分析，揭示了差异化翻译方法在平衡文化特异性和受众接受度方面的重要价值。研究发现，成功的影视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具备专业的语言能力，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跨文化传播意识，能够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实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随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入推进，未来研究应当着力构建更具系统性的翻译理论框架，积极探索新技术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路径，同时加强专业化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本研究为提升中国影视作品跨文化传播效能提供了参考，也为相关领域的后续研究指明了新的探索方向，对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