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获得了许多益处,例如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这一进步也引发了一些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全球变暖、资源枯竭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关注语言与生态问题关系的生态语言学应运而生。生态语言学已有40年的历史。在生态语言学研究领域,主要有两大研究范式,即豪根范式和韩礼德范式。
豪根范式关注语言生态,这是一种隐喻模式。在该范式中,语言与使用语言的言语社区之间的关系被类比为其他生物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基于这一范式的研究包括语言多样性、语言保护和生态教育。至于另一种研究范式(韩礼德范式),它强调语言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在该范式的指导下,主要任务是进行话语分析,包括批评性话语分析(CDA)、积极话语分析(PDA)、多模态话语分析(MDA)和生态话语分析(EDA)。生态话语分析(EDA)与其他类型的生态话语分析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特定的生态哲学(ecosophy)作为分析标准。“生态哲学”这一概念由奈斯于1973年提出,它是关于生态学的智慧,并受到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基于生态哲学,话语通常可分为三种类型:生态破坏性话语、生态有益性话语和生态矛盾性话语。有益性话语完全符合生态哲学,破坏性话语则与生态哲学完全对立,矛盾性话语介于两者之间。
目前,面向生态的话语分析研究多在系统功能语言学(SFL)的框架下展开。作为应用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许多学者开展了生态话语分析研究,如吴军、李雅(2025) [1]以及杨迪(2021)、刘洋(2019) [2]。因此,本论文以生态哲学为基础,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对动物小说《叼狼·双子》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旨在挖掘小说中的生态内涵,并唤起人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生态意识。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论文对动物小说《叼狼·双子》进行生态话语分析,旨在实现两个目标。一方面,本研究以生态哲学(中国传统动物保护伦理)及及物性过程框架为基础,对动物小说展开生态话语分析,尝试丰富生态话语分析(EDA)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研究旨在揭示小说中蕴含的生态内涵,指出其生态特征,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并培养生态保护行为。
本研究的意义如下:首先,现有文献表明,当前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涉及生态问题的广告、报告和新闻,而针对小说的生态研究较少。此外,关于动物小说的研究多从生态文学和生态伦理视角展开,从语言学视角进行的研究尚显匮乏。因此,本论文希望丰富动物小说研究与生态语言学的学术成果。其次,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现实必要性。通过分析动物小说中蕴含的生态意义,有助于唤起人们保护生态环境和动物的意识,从而培养对自然和动物有益的生态思想与态度。
2. 文献综述
2.1. 生态语言学的发展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也取得了快速进步,人类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诸如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生物、人口、环境、资源等全球性问题,因此生态学的研究日益深入,该学科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审视人类过去和现在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也预测人类对未来的期望,这使得许多学科都具有了生态学的特征。这样一来,生态学的原则和视角被广泛应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中,诸如环境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伦理生态学、经济生态学、区域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文学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对生态的关注以及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各学科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文领域,出现了诸如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翻译学和生态语言学等新兴学科。
2.2. 及物性视角下生态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
2.2.1. 国外研究
在国外,及物性视角被广泛应用于生态话语分析。例如,Mackay [3]通过分析报纸新闻中的及物性结构,发现物质过程的大量使用将自然环境描绘为人类开发的对象,凸显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Breeze [4]研究欧盟环境政策文件中的及物性系统,指出关系过程和物质过程的搭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类对环境破坏的责任。这些研究表明,及物性结构能够有效揭示不同文本中隐含的生态意识形态。
2.2.2. 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在及物性视角的生态话语分析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成果。黄国文[5]以生态话语分析为框架,运用及物性等理论,对《人民日报》的生态新闻进行分析,发现物质过程的使用频率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主动性,同时也揭示了新闻话语对生态保护意识的引导作用。赵秀凤[6]通过分析科幻小说中的及物性结构,探讨人类与人工智能、自然环境的关系,指出不同过程类型的分布反映了作者对生态危机的思考。朱永生[7]研究旅游宣传语中的及物性系统,发现关系过程和物质过程的运用在美化自然景观的同时,可能忽视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新闻、科幻小说、宣传语等文本类型,为及物性视角在生态话语分析中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3. 理论框架
3.1. 生态哲学简介
1973年,阿恩·奈斯首次提出了“生态哲学”这一概念。他(1973年) [8]指出,生态哲学是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生态哲学是复杂的、精妙的,会随着分析者接触不同的观点、发现新的证据以及获得新的经验而不断变化和发展(斯蒂贝,2015年) [9]。因此,分析者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态哲学,这种哲学可以相同、相似或不同。有一些研究人员为不同的生态系统提出了不同的生态哲学。例如,斯蒂贝(2015年) [9]提出了“生态哲学”“生命”这一概念。孔子所倡导的“万物的自然创造”以及老子所倡导的“道生万物”都暗示着世界的原始愿望是天或道,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由天或道产生的,它们应该相互和谐共处,并属于自然。蒙古族生态哲学源于游牧文明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核心是“天地人共生”的整体观。在其传统观念中,自然被视为有生命的整体,草原、山川、河流、动植物均被赋予灵性,例如认为“长生天”(蒙语“腾格里”)是自然的主宰,人类需遵循“天规”,对自然取之有度。这种思想体现在游牧实践中,如“逐水草而居”的迁徙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资源,对草原的“轮牧”制度则体现了“用养结合”的可持续智慧(乌峰,2016) [10]。中国的生态哲学是在中国特定的漫长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小说《叼狼·双子》描述了人与猎犬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动物保护伦理能够最有效地作为评判人类与动物之间关系的生态哲学依据。因此,本论文以“生态场所观”作为主要的生态哲学,并将其与中国的传统动物保护伦理相结合,来分析小说《叼狼·双子》。接下来的部分将详细介绍这两种生态哲学。
3.2. 蒙古族传统的动物保护伦理观
蒙古高原的温带草原“其特定的地形、气候和植被条件决定了生活在该地区的人民只能依靠放牧作为主要生计方式,并且主要以游牧的方式进行生活。为了使人类活动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蒙古族牧民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套畜牧生产模式,这也反映了蒙古游牧经济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伦理观念。古代蒙古族人民不仅懂得顺应自然,还懂得利用和保护自然。他们珍视自己成长的土地,并对赋予他们生命的神奇草原心怀敬畏。在畜牧生产中,珍惜草原“走正确的路”不仅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且不会损害自然。
蒙古族人以水和草为生,并实行轮牧。夏季有夏季牧场,冬季有冬季牧场。每年会有两次固定的迁移和两次搬迁,每次迁移都有固定的时间、路线和目的地。这种畜牧业的生产与管理模式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也反映了整个蒙古族人民在生态观念中的价值取向。它有效地避免了无序放牧和过度放牧导致的草原退化和荒漠化,客观上保护了草原。古代蒙古人实行天葬,他们会将死者的遗体放置在草原上,让鹰、狼和其他野生动物来食用。这种蒙古族的丧葬习俗除了节俭、简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草原和树木的破坏,以保护自然环境。
在狩猎过程中,无论是个人狩猎还是集体大规模狩猎,都应该选择特定的时间和日期,并且严格禁止狩猎以保护幼崽。此外,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禁忌来规范狩猎行为,以避免盲目狩猎。有些动物是人类不能食用的,比如那些长着长尾巴、能捕获其他动物并将其喂给鹰或隼的鼠类。草原鼠对草原的生态平衡构成了公共威胁。这些老鼠不仅会破坏草根,还会大量偷走漂浮的土壤来覆盖草原,从而导致土地荒漠化。为了保护草原,蒙古牧民避免食用它们,但也会大量捕杀它们。由此可见,任何入侵草原或破坏草原的“破坏者”都是被驱逐或消灭的对象。
3.3. 及物性系统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韩礼德[11]在《功能语法导论》中系统阐述了及物性系统,将过程类型划分为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过程、言语过程和存在过程,该理论为分析语言对现实世界的表征提供了科学框架。Van Leeuwen [12]进一步拓展了及物性理论,将其应用于社会符号学研究,为分析文本中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方法。
在生态话语分析领域,生态语言学作为重要理论支撑,其研究可追溯至Hodge和Kress [13]对语言与权力、意识形态关系的探讨,他们的研究为生态话语分析奠定了批判视角的基础。随着研究发展,生态话语分析逐渐聚焦于语言对生态问题的建构,如Chilton [14]提出通过分析新闻话语中的隐喻、及物性等语言手段,揭示话语背后的生态价值观。国内学者胡壮麟[15]较早引入生态语言学概念,推动了相关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其强调语言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及物性视角下的生态话语分析提供了理论土壤。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四个研究步骤。首先,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过程框架内,将这部小说中的句子分为六种类型。同时,基于本研究的生态哲学,将句子分为三种类型,即生态有益型过程、生态模糊过程和生态破坏过程。其次,使用UAM语料库工具计算结果。第三,基于统计结果,讨论不同及物性过程在不同参与者方面的生态特征。最后,在分析生态特征之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文本中及物性过程的分布与频率,反映出作者怎样的生态意识和价值取向?
2) 通过及物性系统分析,《叼狼·双子》在揭示草原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和生存法则方面有哪些独特表现?
研究对象:《叼狼·双子》属于动物小说和自然文学题材。作为动物小说,它以猎犬为核心角色,围绕公犬宝络和母犬莱西的成长经历展开叙事,详细描写了它们的行为、情感以及与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关系。从小说中选取了230条句子为研究文本。
5. 结果分析与讨论
5.1. 《叼狼·双子》的生态话语分析
物质过程:
(1) 我呼唤它的名字,它才追上来找我。
及物性类型:物质过程(“呼唤”“追”“找”)。“呼唤名字”体现对动物个体的认同(非工具化),符合蒙古族“赋予动物人格化尊重”的传统(如给牧羊犬起专属名字)。犬的回应显示人兽间的双向互动,而非单向控制,体现生态关系中的平等性。这句体现生态模糊型意义。
(2) 我将半车羊粪填进管线坑,用大锤夯实,以防下雨后因地面沉降而重新出现浅坑。
分析:动作者“我”,过程“填进”“夯实”,目标“管线坑”,体现主动修复生态的行为。用羊粪(游牧生产废弃物)回填坑洞,践行蒙古族“循环利用自然资源”的智慧。通过人力修复人类活动创伤,体现“人对自然负有责任”的生态伦理,实现“破坏–修复”的闭环,符合“人与自然协同”的哲学。这句传递生态有益意义。
(3) 最可怕的是,那些风干的牛粪片,被火引燃后竟然在风力的作用下如同风火轮一样向前飞跑,所过之处的牧草立刻被点燃。
分析:物质过程(“引燃”“飞跑”“点燃”),动作者“牛粪片”“风力”,展现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牛粪片作为“火载体”,体现草原生态的物质循环(粪便→燃料→肥料)。火灾中,这种循环被加速,蒙古族从中认识到生态要素的关联性,警示人类活动需考虑“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如过度清理牛粪会破坏循环链。这句体现生态破坏型意义。
关系过程:
(4) 这是一种行将消失的珍稀猎犬–蒙古猎犬。
分析:关系过程,“蒙古猎犬”与“行将消失的珍稀猎犬”存在属性关系。对蒙古猎犬珍稀性和即将消失的描述,引发对保护动物的关注,蒙古族生态哲学强调对珍稀物种的保护,认为它们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尽力维护其生存。
这句体现生态模糊型意义。
(5) 使鹿鄂温克人生活在森林中,但森林也是猞猁的家园。
分析:并列关系过程,强调“人类家园”与“动物家园”的重叠性。明确森林是人与猞猁的共同家园,否定“人类独占自然”的霸权思维。蒙古族主张“家园共享”理念,即人类需调整生活方式(如驯鹿迁徙)以兼容野生动物生存需求,体现“空间正义”的生态哲学。这句体现生态模糊型意义。
(6) 游牧人是与牧畜共命运的人,我能够理解他的绝望。
分析:关系过程,载体“游牧人–牧畜”,属性“共命运”,揭示人兽命运共同体本质。“共命运”体现蒙古族“牧畜即家人”的文化认同,牧畜伤亡直接威胁游牧生计与情感。这种深度依存要求人类在生态危机中(如火灾)优先保护牧畜,同时反思自身行为(如是否因过度放牧导致牧草易燃),践行“责任共担”的伦理。这句体现生态模糊型意义。
心理过程:
(7) 每次我远行归来,它都要观察我很久,非常困惑,似乎在努力地思考。
分析:心理过程,“它”(狗)是感知者,“观察”“困惑”“思考”等体现了其心理活动。显示出狗与主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狗对主人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动物具有情感和认知能力,这与蒙古族认为动物有灵魂、能与人类情感相通的观念一致。这句体现生态有益型意义。
(8) 但我的爱犬从未有一头选择在我在身边的时候离去,也许是怕我悲伤吧。
分析:心理过程,“怕我悲伤”是主人对狗的心理揣测,“我”是感知者,“狗的离去”是现象。主人对狗的情感解读,体现了人与动物之间情感的深度,认为狗会为了主人考虑,反映出蒙古族对动物情感和灵性的高度认可,相信动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情感联系。这句传递生态有益型话语。
(9) 这只小牛犊的运气不错,母牛几乎立刻就接受了它。
分析:心理过程(“接受”),动作者“母牛”,目标“小牛犊”,展现动物的社会包容性。母牛接纳非亲小牛,体现牧群的“泛家族主义”,蒙古族从中汲取灵感,形成“收养孤畜”的传统(如将失去母羊的羔羊交给奶牛哺育)。这种跨物种抚养实践,强化了“生态大家庭”的理念。这句体现生态有益型意义。
存在过程:
(10) 我的营地还有十来只猫。
分析:属于存在过程,“我的营地”是地点,“十来只猫”是存在的主体。营地中存在多种动物,体现了生物多样性。蒙古族的生活环境通常是多种生物共同生存的,这种多元共生的场景符合蒙古族生态观中对自然多样性的包容和尊重,认为各种生物都有在自然中生存的权利。这句传达生态有益型意义。
(11) 在温暖的炉火前的垫子上,两头银灰色的猎犬相邻而卧,它们的身边横七竖八地趴着十来只毛色各异的猫,看上去像是油画的调色板般色彩斑斓。
分析:属于存在过程,地点“垫子上”,主体“猎犬”“猫”,通过“卧”“趴”体现静态共存。多物种色彩斑斓的共处画面,暗合蒙古族对生物多样性的珍视。将动物群落比作“油画调色板”,既展现生态美学,也反映其将自然视为艺术共同体的哲学观,强调不同生命形态共同构成草原生态的丰富性。这句传达生态有益型意义。
(12) 这里毕竟是森林,有很多野生动物。
分析:存在过程,重申森林的野生动物属性。以“毕竟”强调森林的本质是野生动物栖息地,人类活动需以此为前提。蒙古族在森林中游牧、驯鹿,始终保持“客随主便”的心态,即人类活动迁就野生动物习性,而非反之。这句传达生态有益型意义。
(13) 那山上遍布石隙,是很好的繁殖地,猞猁可以在外出捕猎的时候,让它的幼崽安全的隐藏其中。
分析:存在过程(“遍布石隙”) + 物质过程(“隐藏”),描述猞猁利用地形的生存策略。石隙作为天然育幼所,体现蒙古族对“自然庇护所”的认知。人类不破坏此类地貌(如开山采石),是对野生动物繁殖权的尊重,反映其“不毁自然巢穴”的传统禁忌,保障物种延续的生态底线。这句传达生态有益型意义。
言语过程:
(14) 所以我在送出小狗时,告诉他们的主人,如果他们有一天无力再养自己的狗,那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定要将小狗送回来。
分析:言语过程(“告诉”传递要求) + 物质过程(“送出”转移归属)。践行“生命负责到底”原则,避免犬因人类变动沦为“丧家之犬”,体现蒙古族对动物“终身福祉”的重视,反对功利性抛弃。这句传传递生态有益型话语。
(15) 人们都说羊温顺,但是看到母羊拒糕时所表现出来的仇恨和决绝,确实让人理解不了。
分析:言语过程(“人们都说”) + 心理过程(“理解不了”)。打破“羊 = 温顺”的刻板印象,展现动物行为的复杂性(如母性护崽的“仇恨”),呼应蒙古族“每个生命都有独特天性”的认知,反对简单化标签化。这句传递生态模糊型意义。
行为过程:
(16) 它重新躺下,叹息着再次睡去。
分析:行为过程(“躺下”“叹息”“睡去”)。“叹息”拟人化描写,赋予犬情感表达,呼应“万物有灵”;睡眠作为生命基本需求,体现对动物自然状态的尊重。这句传递生态模糊型意义。
(17) 作为曾经的狩猎民族,使鹿鄂温克人已经放下猎枪多年,不再狩猎。
分析:行为过程,动作者“使鹿鄂温克人”,过程“放下猎枪”,体现文化适应与生态保护的转变。从狩猎到护鹿的转变,反映蒙古族(及相关族群)对生态伦理的升级——从“利用自然”到“守护自然”。放下猎枪不仅是法律约束,更是对“生命神圣性”的文化认同,标志着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保护理念的融合。这句传递生态有益型意义。
5.2. 及物性过程的分布特征与生态意识内核
根据表1及物性六个过程的统计结果,我们发现文本中物质过程(占比约41%)大量用于描写动物行为(如“狼群围猎”“猎犬追猎”“牧羊犬巡逻”),且动词多具主动性(“守护”“抗争”“适应”)。这种分布反映作者以“动物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意识——通过赋予动物自主行动能力,将其塑造为生态系统的“主动参与者”而非人类的“附属品”。物质过程凸显动物对生态链的积极贡献,暗示每个物种都是生态系统的独立主体。关系过程(占比约28%)高频用于构建“动物–自然环境–人类”的联结(如“草原是狼的宿命”“河流滋养万物”),且多使用“属于”“依赖”“构成”等动词,反映作者对“生态整体性”的认同。例如:“人类的马蹄印与狼的爪痕在草原上重叠”,关系过程将人类活动纳入自然秩序,打破“人类凌驾于自然”的认知,传递“万物共生”的价值取向。心理过程(占比约22%)聚焦动物情感(如“狼崽对母亲的依恋”“猎犬被遗弃的恐惧”),这种语言选择反映作者对“生命平等伦理”的倡导——通过赋予动物主观情感,瓦解“动物无灵魂”的偏见。心理过程让动物成为有情感体验的“伦理主体”,倒逼读者反思人类对动物的道德责任。
Table 1.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six processes of transitivity
表1. 及物性六个过程的统计结果
及物性过程 |
过程数量 |
生态–及物性过程 |
生态有益型 |
生态模糊型 |
生态破坏型 |
物质过程 |
100 (41%) |
37 |
34 |
29 |
关系过程 |
70 (28%) |
32 |
34 |
4 |
心理过程 |
54 (22%) |
24 |
26 |
4 |
存在过程 |
11 (4%) |
6 |
3 |
2 |
言语过程 |
3 (1%) |
3 |
0 |
0 |
行为过程 |
4 (1%) |
3 |
1 |
0 |
总数 |
242 |
105 (43%) |
98 (40%) |
39 (16%) |
5.3. 及物性系统构建的生态话语对草原生态规律的独特呈现
5.3.1. 通过物质过程揭示生态链的动态平衡
(1) 捕食行为的“生态功能性”书写
作者用物质过程将狼群捕猎描写为“维持草原生态平衡的必要环节”,如“狼追逐病弱的黄羊,让羊群保持强健”,以“捕猎–筛选–物种优化”的物质过程链条,揭示捕食者对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打破“狼 = 邪恶”的刻板印象。
(2) 动物适应环境的生存智慧
通过物质过程展现动物对草原环境的适应性策略,如“旱獭在地下筑巢以躲避酷暑”“鹰隼高空盘旋定位鼠群”,每个物质过程都对应着物种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生存法则,暗示草原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物种通过主动适应维持系统稳定,而非依赖人类干预。
5.3.2. 用关系过程解构草原生态的“等级神话”
1) 弱化人类与自然的主客二分
关系过程常以“人类是草原的过客”“牧人的命运与草场兴衰绑定”等表述,将人类还原为草原生态的“普通成员”。例如:“暴风雪来临时,牧人帐篷与狼群洞穴同样脆弱”,关系过程消解了人类的“支配者”地位,凸显草原生态中所有生命的“平等依存性”。
2) 呈现环境对生命的塑造力
用“草原用严寒筛选生命”“河流决定迁徙路线”等关系过程,将自然环境建构为“生态规则的制定者”。例如:“不是狼群选择草原,而是草原的风沙磨砺了狼的利爪”,关系过程颠覆“生命征服自然”的叙事,揭示草原生态中“环境优先于生命”的客观规律——物种的形态与行为本质上是对环境压力的被动适应。
6. 总结
通过及物性视角下的生态话语分析,发现作者将草原生态规律转化为可感知的语言结构–物质过程揭示物种互动的功能性,关系过程构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心理过程唤醒生命平等的伦理意识。这种生态话语不仅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霸权,更通过语言的认知引导,让读者从“理解生态规律”走向“认同生态伦理”,实现了文学对生态意识的建构功能。后续研究可结合读者调查、实验研究等方法,量化分析及物性语言策略对读者生态认知的实际影响,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