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谚语作为民间语言的精华，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内江谚语作为内江方言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当地人民生活生产实践的智慧结晶，其中生活知识类谚语涵盖面最广。其语言凝练，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兼具韵律美与“戏剧性”，是研究当地地域文化的优质样本。
目前，对四川境内谚语研究多聚焦全省宏观层面，着重探讨整体风土人情，虽有从翻译、语言美学角度的分析，但针对内江等特定区域谚语的系统文化语言学研究却较为缺乏。然而，受移民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四川各地谚语实则存在显著差异，深入挖掘特定区域谚语价值意义重大。内江谚语目前仅有部分方言志、民俗志中有相关词条收集，对内江民俗文化的研究较少且时间较早，由此可见内江谚语及其地域文化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文化考源等方法，通过梳理文献获取背景资料，深入内江当地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一手语料。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内江谚语与当地物质、制度文化的紧密联系，从文化语言学视角揭示内江谚语独特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本文中提及的内江谚语，均是从现有方言词典、民俗志等集成文本资料中筛选并加以田野调查补充确定的、当地现行的、最具代表力的部分，进而对其进行分析。
2. 内江谚语及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凭借感官知觉直接触碰、感受到的事物。在民俗学中，物质民俗包括物质生产、商贸交易、交通运输、消费领域的服饰、饮食、居住、器用等，统称经济民俗[1]。衣食住行、农林牧副渔等方方面面皆可以归纳到物质文化中来，都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基础。通过对内江谚语的解剖，能挖掘出其中蕴含有大量关于物质文化的部分。
2.1. 百工生产繁多
内江素有“甜城”之称，这是从其历史上发达的制糖业得来。甘蔗种植和制糖技术可溯源到唐代，20世纪初达到鼎盛，在唐宋时期内江的蜜饯一度成为了宫廷贡品，抗战时期更有《汉安竹枝词》“天下蜜饯出汉安”的诗句。《中国食糖史略》有记载：“在康熙年间，沱江流域的内江地区逐渐崛起，成为了西南地区最大的糖业基地”[2]。
(1) 熬糖蒸酒，充不得老手。
(2) 蒸酒熬糖，充不得内行。
(3) 叮叮当，敲麻糖，敲得娃儿心头慌。
例(1)、例(2)说明制糖是一个具有成熟工艺流程的行业，流程多、杂，上手难，需要丰富的经验才能做出好糖；“老手”则证明了在内江片区有数量颇丰的制糖手工艺人，他们已是“权威”式的存在，不可也不能被随意模仿、充当，地位不可随意被撼动。例(3)展现出生活场景——内江街头有背着背篼，手里拿着小锤和铁片的卖糖人，他们会沿着街边，边走边敲击着手中的小锤和铁片，发出“叮–叮–当——”的声音，吸引大人、小孩来买糖，这证明了糖既帮成年人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也为幼童稚子提供了不可磨灭的童年趣味，贯穿了内江人民的生活始终。由此也能看出，内江制糖手工艺繁荣带动了当地其他商贸配套生产发展。
沱江作为一个“天然航道”，对内江的物质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沱江连贯成渝，内江段水流平缓，码头密集，至今仍能看到“西林码头”的遗址。古时糖、盐、布匹等货物经此运转，催生了庞大的船工体系。艄公承担运输，并衍生出了造船、纤夫、码头搬运等职业。
(4) 艄公多了打烂船。
(5) 有山就有路，有河就有渡。
(6) 船到码头戏开场
在例(4)中，艄公承载运输职能，一船较大时会配备多个艄公，但也会产生人多心不齐的现象。每个艄公有自己的行驶风格和应对风险的方法，也会存在拉帮结派的情况，当内部有矛盾时甚至无暇顾及船运的风险，会造成“打烂船”的结果。例(5)劝告人们莫要提前焦虑。采用“渡”可以侧面证明了内江境内有河流经过且航运发达。不过，由于沱江流量不如金沙江、嘉陵江等其他长江支流，不能承载大型货轮、游轮，所以有关船舶运输业的谚语中对船舶的描述都是用“船”，不会用“艘”。
内江作为四川的一部分，有川剧技艺的流传。唱、做、念、打、武及相应伴乐的吹、拉、弹在川剧中缺一不可，而内江的川剧还受到外来戏剧影响——由于制糖业和运输业的繁荣，各地商人往来，带来了他们各自家乡的戏曲，在内江与本地川剧融合，形成了川剧有独特韵味的一派。也正因为如此，内江的戏剧演出更多被安排在在岸边附近的城里镇上，则有了例(6)。
(7) 戏上有世上有。
(8) 学得一身艺，贼都偷不去。
(9) 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不唱口生。
(10) 要想胡琴会，松香拉一背。
(11) 会打三班鼓，要有一帮人。
戏剧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其内容来自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于是有了例(7)；农耕社会中，即使有“士农工商”的高低阶级之分，但为了保证生存，人们不得不转向工、商层级，例(8)表明，学习技艺以保有安身立命的本钱。继而，例(9)、例(10)体现出了学习一门技艺需要花大量功夫。演出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演出时需要每个角色之间的配合、伴奏乐器的配合。例(11)体现出人人要如同乐班中打三班鼓一样，互帮互助，相互配合，才能把事情做好。
从这些和戏剧有关的谚语本身的语音和语义来看，内江谚语也和当地戏剧一样，具有“音乐性”，进一步说具有“戏剧性”。不仅会有合辙押韵的读音，也有使用令人忍俊不禁的方法传达出一些情感和道理[3]。
2.2. 农业耕作成熟
内江地处丘陵，土地资源丰富，位于沱江流域，历史上是重要的蔗糖产区和盐业基地，当地冬春降水较少，而夏秋两季则降水集中、气候湿润。其农谚、生活知识谚中保留着与农作物、地理环境、传统手工业、地方饮食等相关的印记。世代生活于此的内江人民在长期农耕实践中，通过观测天象变化、研究气候规律，结合当地地理特征，不断积累农业生产经验，从而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内江方言谚语体系[4]。
谚语里面体现出对气象规律精准把握这一农业耕作成熟关键因素，不仅反映了农民们对气象规律的精准把握，也体现了他们顺应天时、合理安排农事活动的智慧。
(12) 白露起了风，要冷一个冬。
(13) 冬至无南风，夏至干得凶。
(14) 谷雨不落雨，借钱又借米。
(15) 一九二九，怀中插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
例(12)和例(13)，前者表明白露时节起风是冬季寒冷的先兆提醒人们提前做准备，后者指出冬至和夏至气候之间有关联冬至没南风夏至或干旱；例(14)显示谷雨时分降水匮乏往往预兆旱情抬头使粮食收成受冲击，数九谚语像例(15)借递进寒冷意象生动勾勒出冬季酷寒景象，这类民间歌诀在作为气候节律记忆的同时也是对传统农耕生活艰辛与智慧有温度的诗意浓缩。
农耕类谚语直接体现出内江农民在农业生产里实践经验和耕作技术已然成熟，它们广泛涵盖农作物种植、田间管理以及家畜饲养等多个不同方面，是农民们经过世代积累留存下来的宝贵财富。
(16) 芒种栽红苕，又大又无毛。
(17) 小猪要放，大猪要胀。
(18) 立春雨水节，甘蔗正放得。
(19) 萝卜上街，药铺不开。
例(16)指出芒种时节种植红苕具有适宜性，说明适时播种对作物产量和品质会产生影响。例(17)、(18)分别体现出家畜饲养和甘蔗种植方面的技术要点；不仅反映出农民们在农业生产中的精耕细作和科学管理方式，也体现出他们对农作物和家畜生长规律有着深刻认识。例(19)不仅反映出内江农民对萝卜药用价值的认识，还体现出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注重作物品质、关注人们健康的生活智慧。通过农耕类谚语，也可得知当地农耕作物种类。
这些乡土间的口头智慧，既是特定地域的活态文化印记，又深藏着维系当地农业活动脉络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朴素哲理，共同塑造了内江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风貌与内涵。
3. 内江谚语及制度文化
谚语虽更多反映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但其中也可折射出历史上或现实中存在的某些制度或习俗的影响，如宗族观念、乡规民约、特定的经济互助形式、婚姻制度、民间管理方式等。分析相关谚语有助于理解内江地方社会结构的某些侧面及其文化逻辑。
3.1. 嫁娶生育文化
从古至今，婚丧嫁娶都是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不只是两个人建立联系，更是两个家庭甚至家族的结合，能反映出人们不同的身份、地位。源于对生殖、传承的重视，自古以来人们对婚姻非常重视。我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前，还有多夫多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内江历史上的一男多女型婚姻为一夫一妻多妾制，家中的妾室因其奴仆地位比妻子所需钱财更少，在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同时还能付出更多劳动力来覆盖家中支出，所以多妾而少妻更为常见，。这是一现象是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造成的。夫妻关系方面，社会只认妻不认妾。内江谚语中有不少关于夫妻婚姻的智慧，但也有部分属于历史潮流中应该被摒弃的东西。
(20) 接亲要看老丈母。
(21) 堂前教子、枕边教妻。
(22) 衣服新的好，老婆旧的好。
(23) 婆娘管汉子，金银满罐子。
例(20)揭示了内江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女方家庭举足轻重的地位，丈母娘的态度与意见时常左右着婚事的最终走向，背后潜藏着根深蒂固的家庭本位思想。例(21)表示男性于妻子、子女训导上居于主导地位，但现在随着时代发展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然改变，语用上本句谚语已转而代表夫妻在外需和睦、勿起冲突的劝告。例(22)以物为喻，告诫男子不要三心二意，要尊重妻子、承担起维系家族的稳定的责任，也与社会对于家庭延续和秩序稳固的深层需求形成了呼应。例(23)从经济成效的角度肯定了女性的家庭管理才能，折射出内江家宅之内并非完全是中央集权制下父权男性占据至高主导地位，女性在家庭中同样具有话语权，甚至有时高于男性，这亦是对女性劳动价值的一种普遍认可。从例(20)~(23)能看出，内江地区女性在家庭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乃至经济权力，并非只是臣服于父权。
夫妻的共同责任是生、育。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论经济条件如何，人人都追求多子多福。教子是上至宫廷下到民间都极为重要、极受重视之事。内江的农耕社会格局也需要多生、多养，方能有劳动力来耕种。
(24) 树大要发丫，儿大要分家。
(25) 黄荆棍棍出好人。
(26) 独柴难烧独儿难教。
例(24)借助自然生长现象类比家庭结构常规变迁，点明内江人注重成年子女自立门户生活的内在需求，还指明父母不可过多干涉孩子生活要培养其独立能力。例(25)揭示严苛训诫在人格养成中有着重要分量，类似地，内江地区还有“棍棒底下出孝子”等说法，都印证旧时普遍接受“棍棒教育”模式。例(26)妙运用农耕生活经验喻示独子教育可能面临特殊挑战，这种看法深深植根于传统多子多福社会心理以及对同辈扶持的看重之中，折射出往昔大家庭形态对子女教养观念的塑造作用。
3.2. 经济政治文化
内江谚语深深受到农耕文明和传统中央集权制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中能体现出小农经济生产和皇权政治的互动、呼应[5]。
(27) 富顺才子内江官。
(28) 笑脏笑破不笑补。
(29) 黄毛黑猫，咬到耗子就是好猫。
巴蜀农耕文明并不是那种封闭的自给自足体系，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蜀地桑麻茶漆等经济作物进入跨区域贸易网络，内江作为沱江流域商贸中心，例(27)背后是盐铁经济与科举制度结合产物，富顺靠盐井致富内江借沱江航运成人才输出枢纽，体现出小农经济基础上商业具有一定延展性，小农经济塑造了巴蜀人独特的文化心理。例(28)反映的“补丁文化”，既是对布帛资源的节约，也是小农社会生存哲学的另一番解释。例(29)同样体现内江人对实用主义的推崇。这种实用主义价值观，与皇权政治对节俭美德的倡导形成呼应。
(30)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31)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32) 千有万有不如自己有
(33) 高头放个屁，底下跑断气。
从秦汉开始，中央集权制度借助郡县制深入到巴蜀地区，权力结构在例(30)、例(31)中有所体现。皇权依靠嫡长子继承制维护统治秩序，民间因小儿子承担养老功能形成“幼子情结”；公主婚嫁不仅是政治资本交换，更是皇权对士族的文化收编。这种婚姻政治化倾向，与小农经济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观形成对比，凸显皇权对内江社会伦理的塑造。
皇权通过“重农抑商”政策强化小农经济，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6]，用法律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例(32)是小农对皇权经济政策的风险规避式回应，依靠土地积累而非商业投机确保家庭存续。例(33)虽隐喻权力斗争危害，但也暗示皇权在地方治理中的不可替代性——即便上层斗争激烈，底层仍依赖皇权维持基本秩序，内江百姓和底层官吏在历史上的地位低下、受人驱使的情形。
内江方言谚语靠着具象化的比喻以及贴近生活的阐释，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面貌与政治生态，这些流传下来的话语浓缩传统经济观念和百姓政治认知，它们生动记录着社会变革，其中既有封建宗法思想的印记也有改革开放带来的务实风气，既揭示官僚体制的积弊也饱含寻常巷陌的生存智慧，这为理解地方社会百态提供别开生面的观察路径。
4. 结语
内江谚语反映出当地物质活动繁多、物质文化丰富，主要集中在手工业、戏剧上，并发现戏剧对内江谚语还起到韵律方面的影响，使其富有音乐性、戏剧性；农业、种植业在内江谚语中较为丰富，体现出当地人民在气候、耕种、养殖方面的经验，侧面为农业等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一定支持。制度文化上，内江谚语反映出当地女性即使在父权制社会下仍有一定的家庭地位，且有相当程度的话语权；在追求多子多福的同时推崇分家而非几代同堂。此外，内江谚语还反映出当地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的同时也受到中央集权制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