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交回避及苦恼是指个体对一种或多种人际关系情境产生的过度关注或恐惧的情绪反应和回避行为(Guo, 2000)，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Carlton et al., 2020)。一项跨国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一(36%)的成年初显期个体符合患有社交回避及苦恼的阈值标准(Jefferies & Ungar, 2020)。成年初显期学生指的是年龄在18~25岁的青年学生，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这一时期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时期，其核心任务是与他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学会分享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Erikson, 1963)。在这一关键时期，个体逐渐脱离原生家庭，进入独立生活的轨道，并开始努力适应多元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情绪的易变性、极端性和脆弱性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而新的生活环境和社交伙伴往往使社交焦虑成为这一阶段人们的严重心理健康问题(Arnett, 2000)。美国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成年初显期学生中社交回避其苦恼的发生率约为3.4% (Blanco et al., 2008)。中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高达23.7%的成年初显期学生有社交回避和苦恼的行为和症状(Cheng et al., 2017)。此外，大量研究表明，社交回避和苦恼会损害个体的人际交往和学习成绩，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加自杀风险(Chung et al., 2022; Peyre et al., 2022; Tonge et al., 2020)。因此，探讨成年初显期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的危险因素及其潜在机制是迫切而必要的。
亲社会行为指个体做出的符合社会期望、对他人或集体有益的行为(张庆鹏，寇彧，2011)。亲社会行为在社会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是构筑与维持人际间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石。研究表明，社交回避与苦恼程度越高，孤独感就越高，越容易缺乏安全感和产生沉浸感，从而个体更容易沉迷于手机(张雪凤等，2018)，进而在人际交往中变得退缩和犹豫，会显著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出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交回避及苦恼能显著预测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
父母低头行为指父母在与子女互动过程中，因使用手机而冷落孩子的行为(闫佳慈，王兴超，2024)。国内已有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子女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正相关(McDaniel & Radesky, 2018)，成年初显期学生出现社交回避及苦恼会导致父母在与其沟通中受挫，从而进一步减少与其沟通，进而父母低头行为增加。对应的，如果父母采取消极的教育方式，子女在社交上的苦恼情绪会增加，而回避行为也会变得更多；相反，如果父母采取积极的态度及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教养，子女在社交上的苦恼情绪及社交回避行为就会减少。父母低头行为的出现显著减少了亲子间的沟通频率，对家庭氛围和亲子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进而可能阻碍孩子亲社会行为的健康发展。根据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载体，家庭成员间的交流互动会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发展(闫佳慈，王兴超，2024)。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父母低头行为在成年初显期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家庭亲密度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结，是通过与家人的互动去感受家人间彼此关心、支持或帮助的程度(刘皓宇，2019)。研究显示家庭亲密度与亲社会行为、社会适应、生命意义感的形成、社交焦虑与恐惧、抑郁有很大关系。家庭亲密度对大学生抑郁情绪、孤独感有负向预测作用(刘梦璇，2023)，对生命意义感有显著影响(Niu et al., 2020)。当家庭中出现父母低头行为时，便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家庭成员间的沟通障碍，青少年可能会感到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受到忽视，感觉到被边缘化。长此以往，孩子可能逐渐形成一种自我感知的缺失——即他们对家庭亲密度的感知变低，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还可能削弱他们与外界互动的积极性和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家庭亲密度在成年初显期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家庭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环境，其好坏会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发展。父母与子女的互动质量会影响亲子关系亲密度，如果父母过于关注手机，而忽略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孩子就得不到正向的情感反馈。父母与孩子间不能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没办法形成良好的情感联系，就会降低家庭亲密度(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8)。此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其中包括对归属感和爱的渴望。这种需求是个体成长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促使我们在社交互动中寻求情感的支持和连接。然而，当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过度依赖手机进行沟通时，他们可能会忽视与孩子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从而减少了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宋广文，郝丙辉，2005)。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直接沟通，而且还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缺乏必要的眼神交流、肢体接触等传统形式的亲密互动，因此，频繁地使用手机可能会削弱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系，最终降低家庭的亲密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在成年初显期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2. 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择衡阳某高校成年初显期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随机取样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一共发放了586份问卷。经过严格的筛选流程，剔除了所有极端及不符合要求的无效问卷后，共回收51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约为87.4%。
2.2. 工具
本研究共采用4个量表进行测量，分别是《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父母低头行为量表》《家庭亲密度问卷》和《亲社会倾向量表》。
2.2.1.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该量表由Watson和Friend于1969年编制，随后在1999年由汪向东及同行们对其进行了中文翻译与修订中文版本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该量表共28个项目，包含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两个分维度，分量表各有14个题目，采用“是”、“否”的方式进行评分，被试社交回避及苦恼程度的强弱依据其得分高低评定。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2.2. 父母低头行为量表
本研究采用丁倩等人对伴侣低头量表进行修订的父母低头行为量表用以测量成年初显期学生感受到的父母低头行为的水平，该量表共9个题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不确定，4表示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其中第七题需要反向计分，结果总分越高，代表低头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2.2.3. 家庭亲密度问卷
本研究采用沈其杰等人编制的家庭亲密度分量表，共包括16个项目。采用Likert5点计分，其中2、5、10、15题需要反向计分，量表总分越高，表示家庭亲密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2.2.4. 亲社会倾向量表
本研究采用寇彧修订的亲社会倾向量表，该量表共有26题，分为六个维度。该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1 = 非常不符合”、“3 = 不确定”、“5 = 非常符合”，量表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越好。在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通过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细致地筛选与整理，剔除了不符合要求的无效问卷。使用SPSS 26.0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了探究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在社交回避及苦恼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运用PROCESS软件的模型4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采用了问卷法对成年初显期学生进行调查，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可能性，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检测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结果显示，本研究共有19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19.39%，低于临界值40%的判断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探究社交回避及苦恼、父母低头行为、亲社会行为、家庭亲密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父母低头行为和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家庭亲密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31, p < 0.01; r = −0.33, p < 0.01)，和成年初显期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正相关(r = −0.31, p < 0.01; r = −0.33, p < 0.01)；家庭亲密度和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43, p < 0.01)，和社交回避及苦恼呈显著负相关(r = −0.41, p < 0.01)；社交回避及苦恼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 = −0.38, p < 0.01)。
Table 1.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
M |
SD |
1 |
2 |
3 |
4 |
1社交回避及苦恼 |
13.01 |
7.06 |
1 |
|
|
|
2亲社会行为 |
93.38 |
13.50 |
−0.38** |
1 |
|
|
3父母低头行为 |
21.77 |
4.82 |
0.20** |
−0.31** |
1 |
|
4家庭亲密度 |
56.86 |
9.68 |
−0.41** |
0.43** |
−0.33** |
1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使用process v3.2的模型6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以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为中介变量，对社交回避及苦恼和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ables
表2. 各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
整体拟合指数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父母低头行为 |
|
0.23 |
0.05 |
5.87*** |
|
|
社交回避及苦恼 |
|
|
|
0.13 |
4.35*** |
家庭亲密度 |
|
0.50 |
0.25 |
28.66*** |
|
|
社交回避及苦恼 |
|
|
|
−0.46 |
−8.46*** |
父母低头行为 |
|
|
|
−0.50 |
−6.35*** |
亲社会行为 |
|
0.52 |
0.27 |
26.31*** |
|
|
社交回避及苦恼 |
|
|
|
−0.45 |
−5.58*** |
父母低头行为 |
|
|
|
−0.48 |
−4.23*** |
家庭亲密度 |
|
|
|
0.42 |
6.75*** |
由表2可知，社交回避及苦恼对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 −0.45, p < 0.001)，假设1成立。社交回避及苦恼正向预测父母低头行为(β = 0.13, p < 0.001)，负向预测家庭亲密度(β = −0.46, p < 0.001)。父母低头行为负向预测家庭亲密度(β = −0.50, p < 0.001)和亲社会行为(β = −0.48, p < 0.001)，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 0.42, p < 0.001)。
中介效应结果(见表3)表明，社交回避及苦恼不仅能通过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还能通过父母低头行为→家庭亲密度起链式中介作用，且95%置信区间均排除了0。路径详情如下：社交回避及苦恼→父母低头行为→亲社会行为，社交回避及苦恼→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社交回避及苦恼→父母低头行为→家庭亲密度→亲社会行为。其中，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1.64%，而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8.36%。因此，在社交回避及苦恼对亲社会行为的负向预测中，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起中介作用，中介模型图见图1。
Table 3. Mediational effect analysis of parental phubbing and family intimacy
表3. 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
效应值 |
Boot SE |
LLCI |
ULCI |
相对中介效应 |
总效应 |
−0.73 |
0.08 |
−0.89 |
−0.57 |
— |
直接效应 |
−0.45 |
0.08 |
−0.61 |
−0.29 |
61.64% |
总间接效应 |
−0.28 |
0.04 |
−0.37 |
−0.20 |
38.36% |
a → b → d |
−0.06 |
0.02 |
−0.11 |
−0.02 |
8.22% |
a → c → d |
−0.19 |
0.04 |
−0.27 |
−0.13 |
26.03% |
a → b → c → d |
−0.03 |
0.01 |
−0.05 |
−0.01 |
4.11% |
注：a：社交回避及苦恼；b：父母低头行为；c：家庭亲密度；d：亲社会行为。
Figure 1. Serial mediational model
图1. 链式中介模型
4. 讨论
4.1. 社交回避及苦恼与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
结果表明，成年初显期学生社交回避及苦恼显著负向预测其亲社会行为，验证了假设1。存在社交回避及苦恼的成年初显期学生可能是刚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由于缺乏社交勇气、知识与技巧，从而产生回避社交的行为和社交苦恼等想法和感受，导致与他人交流较少，影响到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因此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的能力、培养解决人际交往冲突技能从而克服社交回避行为与苦恼体验，是间接增强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动机，提高其亲社会行为的关键。
4.2. 父母低头行为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父母低头行为在社交回避及苦恼对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2。根据结果显示，父母低头行为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核心场域，是一个成员间相互关联且不断变化的有机整体。父母作为家庭中的关键角色，其行为模式与语言表达对学生的行为塑造具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成年初显期学生的社交回避及苦恼会让父母与其沟通受挫，从而导致父母低头行为增加，进而使成年初显期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受到影响。父母时常在家庭中低头使用手机就会在孩子需要帮助时没办法给予及时的帮助和反馈，这也导致孩子缺乏解决问题的正确教导，从而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消极的影响(刘子凡，2022；李露等，2020)。
4.3. 家庭亲密度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度在社交回避及苦恼对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根据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社交回避及苦恼会使家庭亲密度降低，进而使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发展受到影响。家庭作为个体成长过程中最基础的环境因素，对成年初显期学生的发展和适应具有重要意义。家庭环境里父母与孩子的互动对亲子关系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亲密度高的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情感连接更加紧密，能够进行较好沟通，家庭气氛比较和睦，有利于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李露等，2020)。对于亲密度较低的家庭而言，家庭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在表达情感、说话方式以及行为表现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而孩子会学习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交往的形式，并在未来的成长发育中内化为自己和其他人交往的模式。良好的沟通方式和沟通技巧使个人愿意与他人沟通，进而愿意做一些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事情。不良的沟通方式和沟通技巧的缺乏使得个体在与他人的沟通中产生社会焦虑和退缩，从而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Chotpitayasunondh & Douglas, 2018)。
4.4. 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经过对社交回避及苦恼、父母低头行为、家庭亲密度和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发现四者并不是单纯的两两相关的关系。在社交回避及苦恼和大学生亲社会的关系中还存在其他因素相互起作用，父母低头行为、家庭亲密度的链式中介作用表明，社交回避及苦恼可以通过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共同作用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在一个家庭中，成员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更是构建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石。无论是大人们之间分享着彼此的趣事，还是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下共同参与游戏，这些看似琐碎却充满意义的互动，都深深地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氛围和情感联结。父母同孩子进行良好互动和情感交流，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耿毅博等，2021)。这说明社交回避及苦恼、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都可在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中起单独或相互的作用。
总体来说，社交回避及苦恼可以通过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成年初显期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5. 结论
社交回避及苦恼与亲社会行为、家庭亲密度呈显著负相关，与父母低头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父母低头行为和家庭亲密度以及亲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家庭亲密度和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父母低头行为与家庭亲密度在社交回避及苦恼与成年初显期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批准号：23JDSZ3070)。
衡阳师范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批准号：HSYCX24007)。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