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基石，始终处于教育改革的核心场域。在当今社会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教育公平问题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当前学界对教育公平的讨论多集中于机会均等、资源配置等表层维度，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往往只能触及问题的表面，难以深入探究教育不公平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众多学者虽从不同学科角度对教育公平展开研究，但多未深入挖掘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阶级因素，缺乏对教育不公平形成机制的深层解构。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它强调从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宏观视野出发，剖析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与根源。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结合唯物史观与矛盾分析法，深入挖掘教育公平问题的阶级本质[1]。通过细致分析教育场域中资本、权力与文化符号的交互作用，构建起教育公平问题的动态分析模型，旨在为新时代教育治理提供坚实的方法论指引，推动教育公平研究迈向更深入的层次，助力探寻破解教育公平困境的有效路径。
2. 教育公平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建构
2.1. 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转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人的本质”。这意味着社会中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总是深深嵌入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网络之中，而教育公平问题也绝非孤立存在，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在教育领域的投射与反映。传统教育公平研究常常陷入“机会–过程–结果”的三元分析框架，将教育公平简化为技术层面的资源配置问题，这种研究范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教育公平的表层现象，但却难以深入洞察教育不公平背后的深层根源[2]。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有力地突破了这种表象认知，它从生产资料占有形态这一关键切入口，深入揭示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深层机理[3]。不同阶级由于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异，导致其在教育资源获取与分配过程中天然存在着不平等的地位与机会差异。占有一方通过掌控大量生产资料，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用于自身阶层子女的教育培养，从而在教育资源竞争中占据优势；而无产或少产阶级则往往在教育资源获取上面临诸多限制与制约，这种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差异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所要着重揭示的关键所在[4]。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为阶级分析提供了重要启示。教育系统在实践中通过符号暴力这一隐秘却强大的机制，巧妙地将阶级差异转化为学业成就差异，使支配阶级的文化专断获得一种看似合理、合法的外衣。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文化再生产机制的表现形式多样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较为典型的就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异。据统计，2021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支出，城市地区相较于农村地区高达1.8倍之多，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师资配比差距更是悬殊，达到1:3.6。这种显著的资源差异使得城乡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起始点和过程体验上就存在着巨大鸿沟，无形中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状况，深刻反映出教育资源分配背后的阶级影响因素。
2.2. 矛盾分析法的动态视角
教育公平问题的本质可以归结为教育供给的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呈现出动态演变的特征[5]。在当今教育领域，存在着三组核心矛盾深刻地影响着教育公平的实现进程。
首先是资本增殖逻辑与教育公共性之间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逐渐渗透进入教育领域，民办教育资本以逐利为目标，通过诸如“名校办民校” 等模式获取高额利润[6]。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K12阶段民办学校利润率平均达到25%，这种资本驱动的教育模式形成了教育市场的“虹吸效应”，大量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民办教育机构，导致公立教育体系资源相对匮乏，教育的公共性价值被严重侵蚀，教育公平难以有效保障。
其次是制度性区隔与公民平等权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户籍制度与学区房政策共同构成了教育准入的双重门槛，使得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发展机会与个人及其家庭的户籍状况、经济实力等紧密挂钩。比如，部分重点小学入学资格所附带的房产市值门槛高于平均，这无疑将许多普通家庭子女挡在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大门之外，严重违背了公民平等享有教育权利这一基本理念，加剧了教育领域的不公平现象。
再者是文化资本代际传递与社会流动功能弱化之间的矛盾。教育本应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中，高知家庭子女凭借家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优势，进入“双一流”高校的概率是工农子弟的6.2倍，这反映出教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强化了阶层固化效应，使得文化资本得以在优势阶层内部实现代际传递，严重削弱了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推动阶层合理流动的功能，进一步凸显了教育公平面临的严峻挑战。
3. 教育不公平的生成机制解构
3.1. 资本渗透：教育资源的商品化异化
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本质，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教育领域，资本的渗透呈现出复杂且隐蔽的路径，引发教育资源的商品化异化现象，严重背离教育的公益本质。
从供给端来看，部分教育集团通过大规模并购中小教育机构，逐渐形成区域垄断态势。例如，某上市教育企业凭借雄厚资本实力，在长三角地区控制了42%的课外培训市场，这使得该地区课外培训市场的竞争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教育服务价格缺乏有效制约，服务质量也可能因垄断而出现下降，最终损害的是广大受教育者的利益，同时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在需求端，资本通过多种营销手段制造“教育军备竞赛”焦虑氛围。以一线城市上海为例，家长年均课外教育支出高达8.7万元，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5%。这种过度的教育消费焦虑促使家庭将大量资金投入教育领域，一方面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使得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那些能够支付高额费用的家庭，许多低收入家庭子女因无法承担高昂的课外教育费用而在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受到严重冲击。
在评价端，资本逻辑促使教育质量被简化为升学率指标。某省重点中学教师 80%的工作时间用于应试训练，这种以升学率为唯一导向的教育评价模式，压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使教育偏离了育人本质，沦为资本增殖工具。教育公平的应然价值被置换为市场效率的实然追求，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观，导致学生成长为适应资本需求的标准化劳动力，而非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全面发展个体。
3.2. 制度区隔：教育权利的差异化配置
尽管褚宏启提出的补偿原则在理论上为教育公平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在实践层面却遭遇了制度性消解[7]。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多重明显的制度性区隔。
在空间区隔方面，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持续扩大，2020年农村生均财政拨款仅为城市的72%。这种经费投入的不均衡直接导致城乡学校在硬件设施、师资配备、课程资源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农村学校往往面临着教学设备陈旧、师资短缺且质量参差不齐、课程设置单一等问题，而城市学校则能够凭借充足经费提供丰富优质的教育资源，使得城乡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条件和质量上存在显著差距，农村学生在接受优质教育方面面临先天不足的困境。
在身份区隔方面，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面临诸多制度障碍。许多城市要求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需提供“五证”，包括户籍证明、居住证、务工证明、租房合同、原籍无监护条件证明等，但办理成功率却不足60%。这一严苛的身份限制使得大量流动人口子女无法顺利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被迫选择条件较差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或面临失学风险，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受教育权利，加剧了教育领域的不公平现象。
在质量区隔方面，示范性高中提前批录取中存在不合理的阶层偏向。据统计，干部子女占比达41%，远超其在人口中的实际比例。这种现象反映出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和关系运作问题，使得本应公平竞争的教育升学机会被特定阶层所垄断，普通家庭子女即便在学业成绩上表现优异，也难以获得与干部子女同等的优质高中入学机会，进一步巩固了阶层优势地位，强化了教育不公的现实格局。
这种制度性排斥形成了教育权利的“差序格局”，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群体在教育资源获取和教育质量享有上呈现出明显的层次差异，印证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的教育实践形态，即教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护特定阶层利益、强化社会阶层分化和不平等的工具[8]。
3.3. 文化再生产：教育过程的符号暴力
教育系统在课程设置、教学评价与惯习培养等多个环节隐秘地完成着文化再生产过程，实施着一种难以察觉却影响深远的符号暴力。
在课程设置方面，教材内容存在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某版语文教材中城市题材占比高达78%，而农村意象则严重缺失。这种课程知识的垄断使得农村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难以从教材中找到与自身生活经历、文化背景相契合的内容，容易产生疏离感和学习障碍，而城市学生则能够更加轻松地理解和掌握教材知识，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学生在学业表现上的差距，也为城市阶层的文化优势得以延续提供了课程基础[9]。
在教学评价方面，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存在文化偏向。当前许多学校的综合素质评价过于强调“国际视野”“艺术特长”等内容，这些评价标准往往更符合中高阶层家庭子女的培养特点和成长经历，而农民工子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的限制，达标率不足12%。这种带有阶层偏见的评价体系使得弱势群体学生在教育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以获得公平的评价结果和发展机会，进一步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状况。
在教育惯习培养方面，中产家庭子女更擅长表达性学习，在自主招生面试等环节中展现出明显优势。他们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使其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自我展示能力，而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往往因缺乏相应训练而在这些环节中表现不佳，错失诸多优质教育机会。这种惯习的阶层烙印使得教育过程中的竞争并非完全公平，实际上是在无形中强化了阶级再生产机制，使优势阶层的文化特质得以传承和巩固，弱势阶层则难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
这种符号暴力使教育公平沦为形式平等，实质上却强化了阶级再生产机制。正如葛兰西所言，文化霸权通过“自愿同意”实现统治合法性，优势阶层借助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体系，将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塑造为社会主流文化，并获得弱势阶层的认同，从而在无需强制的情况下实现对弱势阶层的统治和阶层优势的代际传递，使得教育公平的实现面临严峻挑战。
4. 教育公平的实践路径探索
4.1. 重构教育生产关系：公共性回归
要实现教育公平，首先需要重构教育生产关系，推动教育公共性回归。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强化方面，应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在校生比例，将其控制在5%以内，并建立资本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禁止资本过度逐利行为进入义务教育领域。例如，限制民办学校以高额学费、过度营销等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确保义务教育的公益属性得以彰显，让广大适龄儿童少年能够公平地享有基本教育服务。
在分配制度革新方面，实施“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指数化”，依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教育需求等多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模型，确保财政投入增幅高于资本收益增速。这样可以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差距，为教育公平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使教育经费能够更加均衡地分配到每一个学生身上，保障教育机会的均等性。
在交换关系规范方面，建立教师流动补偿机制，通过合理提高参与轮岗教师的待遇、提供专业发展支持等措施，鼓励县域内教师积极参与轮岗交流，提高教师轮岗率达到30%以上。教师作为教育资源中的核心要素，其合理流动有助于实现优质师资的均衡配置，打破学校之间的师资壁垒，提升薄弱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区域内教育公平的实现。
4.2. 破解制度性区隔：差异正义实现
针对制度性区隔问题，需从多个维度着手实现差异正义。
在空间正义方面，建立“教育基础公共服务包”，明确城乡生均经费比值不超过1.2:1的标准，并配套完善相应的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这一标准得到有效落实。同时，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培训、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提升农村教育质量，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农村学生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学生基本相当的优质教育资源。
在程序正义方面，推行“教育积分制”，将连续居住年限作为入学主要依据，简化入学手续，降低入学门槛，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更加公平、透明、便捷的入学通道。例如，根据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时间、缴纳社保情况、工作稳定性等多维度因素赋予相应积分，按照积分高低分配学位，避免因户籍等单一因素导致的入学难问题，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在补偿正义方面，实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加大对偏远地区教育的扶持力度，提高偏远地区教师津贴水平，使其达到工资总额的40%。通过提高待遇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提升偏远地区教育质量；同时，加强对偏远地区学校的资金投入、课程建设、学生资助等多方面支持，为偏远地区学生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保障，弥补他们因地域条件限制所面临的教育劣势，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4.3. 打破文化再生产：符号体系重构
要打破教育过程中的文化再生产机制，需要重构教育符号体系。
在课程知识民主化方面，组建多元文化教材编委会，广泛吸纳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参与教材编写工作，确保乡土知识等反映弱势群体文化和生活经验的内容在教材中占比不低于30%。通过丰富教材内容，使教材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多元文化，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学习需求，帮助学生拓宽文化视野，增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为教育公平提供文化课程保障。
在评价体系多元化方面，建立“成长增值评价模型”，综合考虑学生的起点水平、进步幅度、综合素质发展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评价，弱化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评价结果的影响。例如，不仅仅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更加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等方面的成长与进步，以更加全面、科学、公平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为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成长空间。
在教育惯习重塑方面，开展“文化翻译”项目，通过组织专门的文化辅导课程、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帮助弱势群体子女掌握主流文化符码，提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社交礼仪、学习习惯等方面的素养，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主流教育环境和未来社会竞争需求。同时，鼓励学校营造包容多元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不同阶层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减少文化隔阂，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5. 中国教育公平实践的辩证审视：基于阶级分析框架的动态观察
前文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框架，系统解构了教育不公平的生成机制(资本渗透、制度区隔、文化再生产)并探索了相应的实践路径。教育公平的实践进程并非静态，其成效与挑战需要在具体的社会政策语境中予以辩证审视。近年来，中国实施的“双减”政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作为一项重大教育改革实践，为我们运用阶级分析框架观察教育公平的动态演变提供了关键案例。审视其实施效果与新涌现的问题，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转化”的论断，揭示了前文所述三大生成机制在新的政策环境下的韧性、变异性与持续性。
“双减”政策着力于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特别是压减学科类培训机构92%)，其初衷在于遏制资本对基础教育的过度侵蚀、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修复教育生态。这一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资本渗透直接引发的“教育军备竞赛”焦虑，促进了教育向育人本质的部分回归。然而，阶级分析视角揭示，政策干预虽改变了矛盾的表现形式，却未能根除其根源，甚至引发了新的公平困境。学科类培训资本虽被强力压减，但教育资本并未退出，而是大规模“转向”素质教育赛道(如编程、艺术、体育)，相关市场规模年增幅高达120%。这本质上是资本增殖逻辑的适应性反应，资本迅速在政策尚未严格规制的领域开辟新市场。其结果是将教育竞争的焦点从学科知识转向“综合素质”，但教育资源商品化与阶层区隔的逻辑未变。中高阶层家庭凭借经济资本优势，依然能够轻松购买昂贵的素质教育服务，而低收入家庭则被排斥在外，导致学生在“综合素质”发展上产生新的阶层分化，资本渗透以新形式继续制造不平等。
同时，在政策执行层面，部分学校将旨在丰富学生生活、促进公平的“课后服务”异化为“隐形加课”(如额外布置作业、变相学科辅导)。这反映了制度性区隔在执行层面的变形。这种异化往往并非普遍，其可及性和质量可能因学校资源、执行意愿及家长压力(本身受阶层影响)而异。其后果是：一方面加重了学生负担，违背政策初衷；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在公立教育体系内部重新制造空间与质量区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更可能获得高质量或额外的“加餐”资源，而弱势家庭学生则可能因缺乏支持而在此类“隐形加课”中进一步落后。这实质上是制度设计初衷(促进公平)被潜规则和阶层差异消解，导致教育过程与结果的区隔再现。
此外，在文化层面，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庭为规避国内竞争压力、追求更优质或差异化教育资源，低龄留学(如中小学阶段)数量出现回升(涨幅35%)。这是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寻求跨国再生产通道的体现。当国内政策或资源分布无法满足其阶层维持或跃升的期望时，优势阶层利用其丰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其子女开辟海外教育路径。这导致双重后果：一是直接拉大了国内外不同阶层子女在教育起点和发展机会上的跨国鸿沟；二是可能间接影响国内教育生态。这凸显了文化再生产机制在全球化和政策变动背景下的强大适应性与跨国延展性，弱势阶层则被进一步锁定在有限的国内资源竞争中。
上述“双减”后新问题的涌现，深刻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矛盾不会消失而会转化的论断。它警示我们，教育公平建设不能止步于单一政策的强力干预，而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建立洞察机制演变、持续精准施策的长效机制。必须坚守“双减”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强化教育公益属性的根本方向，对资本转向的素质教育等领域，应前瞻性地建立资本准入负面清单和价格监管机制，防止其成为新的逐利场和阶层分化器。针对课后服务异化现象，需强化督导评估，确保其公共福利性质，探索普惠性高质量服务模式，同时强化程序正义与监督问责，建立对校内教育过程公平性的监测机制。针对跨国教育选择带来的新差距，短期内需加强信息透明与引导，长远则需致力于提升国内公共教育体系的质量与吸引力。面对优势阶层寻求跨国再生产的策略，需持续推进国内课程知识民主化、评价体系多元化，弱化单一的、易被资本和阶层优势裹挟的评价标准，拓宽多元成才路径，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公平新内涵。
最终，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的治理体系，其关键在于将阶级分析方法嵌入教育政策全过程。在政策制定前，运用阶级分析预判不同群体(特别是不同阶层)的可能反应及潜在公平影响；在执行中，监测政策对不同阶层学生的实际效果差异；在评估反馈环节，依据阶级分析视角的数据和反馈，及时调整政策工具。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教育政策能精准回应不同阶层群体的真实需求，有效阻断不公平机制的代际传递，实现真正的差异正义[10]。
6. 结论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为教育公平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动态演化理论工具，深刻揭示出教育不公平的本质是阶级关系再生产的教育实现形式，这一发现为我们深入理解和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11]。
在教育公平建设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教育公共性价值立场，坚决抵制资本的无序扩张。要时刻警惕资本以各种隐蔽形式侵蚀教育领域，防止教育过度市场化、商品化，确保教育始终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为每一个受教育者提供公平的成长和发展机会，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和前提。
同时，方法创新至关重要，应充分运用矛盾分析法破解教育异化难题。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化不断演变。只有运用矛盾分析法，深入分析教育公平问题在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所呈现的矛盾特点和发展趋势，才能精准把握问题关键，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有效应对教育异化现象，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真。
在实践路径选择上，构建差异补偿机制，阻断文化再生产通道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关键举措。通过实施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的教育政策和措施，对弱势群体、贫困地区、教育劣势阶层等给予适当补偿和支持，努力打破教育过程中文化再生产机制对阶层固化的强化作用，为每一个学生创造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和成长空间，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和教育公平的最终实现[12]。
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能否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转化为具体的教育治理实践，这既是理论深化的必然要求，更是时代赋予教育领域的重要使命。我们应当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不断探索创新教育公平的实践路径，为构建更加公平、优质、可持续的教育体系而不懈努力，让教育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