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下，文化双向交流已成为主流趋势。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功推向世界，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中德两国关系日益紧密，文化交流是增进两国友好往来的重要桥梁。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尤其是《道德经》这类核心经典的翻译，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道德经》，又称《老子》，是中国哲学、宗教乃至社会文化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底的数据，《道德经》已超越《圣经》，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文化著作，并且是外文译本最多的典籍之一。自1870年首个德文全译本问世以来，《道德经》在德语区的传播迅速展开，迄今已有一百多种德译本，是德语世界翻译次数最多的中国典籍。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国古籍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如何在翻译中既保留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又能让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是译者面临的巨大挑战。《道德经》的古汉语文本在翻译成德语前，必然涉及到一个将其转化为现代汉语理解的过程，这使得对老子语言及其抽象概念的解读成为翻译的核心环节。不同译者因其背景、翻译目的及个人学识的差异，其翻译策略和对文化概念的传达方式各不相同。
本研究选取卫礼贤、德博和顾彬三位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这三位译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其译本的出版时间也相隔约半个世纪，可以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和学术取向，反映出德语专业汉学家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翻译中国典籍时的共性与个性。通过比较他们的译本，有助于探讨如何在典籍德译过程中更好地保留原文文化元素，实践文明互鉴，传播中华文明。目前，关于《道德经》德译本的比较研究仍显不足。王晓卿(2020)对四部《道德经》德译本在文体风格、语义内涵与文化意象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1] (pp. 144-147)。然而，针对《道德经》英译本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例如，张俊乐(2022)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比较了德克·卜德(Derk Bodde)、林语堂和赵彦春三位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2]；郝国栋(2011)则选取了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和汉学家刘殿爵三位译者的《道德经》英译本进行比较，探讨他们译文中的异同，并重点分析他们对《道德经》核心概念的理解与翻译[3]。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卫礼贤、德博和顾彬三位译者，区别于前人研究的其他译者，旨在填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并进行有益的探索。
2. 《道德经》三版德译本译者简介
2.1.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卫礼贤是德国传教士，也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于1899年来到青岛，最初目的是传播福音，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兴趣远超宗教事务。他在华期间与中国官员学者多有交往，深入研读中国典籍。他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庄子》《易经》等多部中国经典，其1911年出版的《LAOTSE TAO TE KING Das Buch vom Sinn und Leben》(老子道德经：意义与生命之书)因其深入研究和精确翻译，成为影响最广、销量最大的德译本之一，至今仍在重印。他的翻译不拘泥于基督教神学，而是融入了文学、哲学等多学科视角，利用德国人的思维习惯和熟悉的文化概念来阐释老子思想，促进了中德文化的交流。
2.2. 德博(Günther Debon, 1921~2005)
德博是德国汉学家和诗人，曾任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他于1961年出版了其译本《Lao-tse Tao-Te-King Das Heilige Buch vom Weg und von der Tugend》(老子道德经：道路与美德之圣书)。此译本被汉学家顾彬誉为“最优美的语言译本”。德博主张翻译应保持原文表达的简洁和思想的纯粹，尽可能避免误译、漏译，再现原文的修辞技巧如对偶和散文体，多用韵脚，并采用异化策略，以便德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老子思想。他的译本尽可能摆脱基督教神学影响，模仿原文节奏，受到读者欢迎。
2.3. 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
顾彬是当代德国顶尖汉学家、诗人及翻译家。他翻译了《论语》《孟子》《庄子》等古籍。2011年，顾彬出版了《Laozi Der Urtext》(老子：原初文本)。他认为，早期的翻译和解读给老子罩上了神秘光环，当代翻译应予“祛魅”，使其回归本源。他不追求工整对仗，而是用易懂的语言把握老子的思想内涵。其译本的一大特点是每章的评注不作为尾注，而是直接出现在正文中，便于读者深入理解中国文化。
3. 《道德经》三版德译本的比较分析
3.1. 书名翻译
书名是读者获取信息的第一来源。三位译者均未简单音译，而是加入了各自的理解。《道德经》原文并未对书名进行解释，“道”与“德”是抽象概念，通常直接音译。但在《道德经》尚未广泛流传时，许多读者不解其意，因此卫礼贤和德博均添加了副标题。
1) 卫礼贤：LAOTSE TAO TE KING Das Buch vom Sinn und Leben (老子道德经：意义与生命之书)。他认为“道”对老子而言只是某种不可名状之物的代数符号[4]，故选用《浮士德》中的“意义”(Sinn)一词(“Im Anfang war der Sinn”——太初有义) [5]。他认为“德”的含义宽泛，蕴含完整的人的存在，故译为“生命”(Leben)。译文中这两个词均大写以示强调。
2) 德博：Lao-tse Tao-Te-King Das Heilige Buch vom Weg und von der Tugend (老子道德经：道路与美德之圣书)。他将“道”译为“Weg”(道路)，“德”译为“Tugend”(美德)，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直译方式，副标题“圣书”则强调了其经典地位。
3) 顾彬：Laozi Der Urtext (老子：原初文本)。顾彬直接使用“Urtext”(原初文本)，一方面因为此时《道德经》已广为人知，无需解释书名；另一方面，其译本为简本，意在呈现老子思想的本源状态。
总结而言，早期译者倾向于音译加副标题阐释，以助读者理解；而当代译者在典籍已具知名度的情况下，更侧重体现其翻译理念(如“祛魅”“回归本源”)。
3.2. 文体风格
古汉语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对仗工整、意境深远。《道德经》尤其如此，以简练的文字表达深邃的哲理，多用散文或对偶句式。德语则以形态分析见长，性数格变化丰富，语义理解以动词为核心。
例：“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6]
卫礼贤与德博的译文均力求在句法上贴近原文，对仗工整。
卫礼贤：“Darum spricht ein Berufener: Ich handle nicht, und das Volk wandelt sich von selbst. Ich liebe die Stille, und das Volk wird von selber recht. Ich habe keine Geschäfte, und das Volk wird von selber reich. Ich habe keine Begierden, und das Volk wird von selber einfach.”[7] (大意：因此，有使命者说：我不行动，人民自会转变。我爱宁静，人民自会走上正轨。我无事务，人民自会富足。我无欲望，人民自会淳朴。)
德博：“Darum sagt der Heilige Mensch: ‘Ich bin ohne Tun, Und das Volk wird von selbst sich entfalten. Ich liebe die Stille, Und das Volk kommt von selber zur Ordnung. Ich bin ohne Geschäftigkeit, Und das Volk wird von selber reich. Ich bin ohne Begehren, Und das Volk wird von selber schlicht.’”[8] (p. 86) (大意：因此，神圣之人说：“我无为，人民自会发展。我爱宁静，人民自会走向秩序。我无事务，人民自会富足。我无欲望，人民自会质朴。”)
顾彬则不追求形式上的相似，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对原文进行通俗化处理，更适合现代阅读习惯。
顾彬：“Das nimmt der Heilige zum Anlass für die folgenden Worte: Ohne mich zu befleißigen, kommt das Volk von selbst zu Wohlstand, ohne einzugreifen, wird das Volk sich von selber wandeln, ich ziehe die Stille vor, und das Volk kommt von selbst auf den rechten Weg, ich begehre, nicht zu begehren, und das Volk bescheidet sich von selbst.”[8] (p. 62) (大意：圣人因此说道：我不费力，人民自会富裕；我不干预，人民自会转变；我偏爱宁静，人民自会走上正道；我渴望无所渴望，人民自会满足。)
在文体风格处理上，卫礼贤和德博更倾向于保留原文的句式和韵律感，采用“异化”策略，让读者感受原文的风格魅力。顾彬则更注重意义的清晰传达，采用“归化”策略，使译文更符合现代德语的表达习惯。如何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取得平衡，是译者面临的挑战。
3.3. 语义内涵
语言表达不仅具有指称意义，还传递额外的内涵价值[9]。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语言差异以及个人经验的不同，译者对同一文本的语义内涵理解各异。《道德经》中许多哲学表述较为晦涩，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已存在分歧，再转译为德语，更易产生理解和表达的多样性[1] (p. 144)。
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核心词为“德”与“赤子”。以下是三位译者对“德”的翻译：
卫礼贤译为“Leben”(生命)。他认为“德”是老子哲学中仅次于“道”的基本概念，意指“生命的原始力量”，是贯穿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德博译为“Tugend”(美德)，这是一种常见的直译，但将万物的养育简单理解为美德，实际上简化了老子的哲学概念。顾彬译为“Wirkkraft”(效能力量)。他解释说，这基于对婴儿惊人表现(如紧握、男婴勃起)的观察，认为在他们身上有效的是一种“效能力量”，而非通常翻译的“美德”。
实际上，这三个词都未能完全再现老子此处“德”的深厚内涵。对于这类意涵深远的词，音译加详细注释或许更能使读者理解其本义。
对“赤子”的翻译，卫礼贤和德博的“neugeborenes Kindlein”(新生小儿)与顾彬的“Baby”(婴儿)在概念上差异不大，但反映了时代和个人用词的偏好，顾彬的翻译更简洁直接，符合现代阅读习惯。
例：“罪莫厚乎甚欲”
对“罪”的翻译：
卫礼贤译为“Sünde”(原罪、罪孽)，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与其传教士身份相符。德博译为“Frevel”(渎神、不法行为)。此词在中世纪指傲慢、暴力或恶意，宗教意义上指亵渎神明。可见德博虽力图摆脱神学影响，但仍受时代局限，部分词汇带有宗教内涵。顾彬译为“Vergehen”(过失、违法行为)，指违反法律、规范等。这似乎反映了他对《道德经》进行“祛魅”的努力。
3.4. 文化意象
中德两国因文化背景、历史发展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象征体系。中国文化注重和谐、自然、人本、道德等价值的传承与弘扬，常有与自然、神话传说相关的意象，如龙、凤等。德国文化则强调理性、精神、自由等价值，常见与科学、技术、音乐、艺术相关的意象。
例：“六亲不和，有孝慈。”[10] (p. 156)
对“六亲”的翻译：传统中医指父、母、兄、弟、夫妇、子女。
卫礼贤译为“Blutsverwandten”(血亲)，顾彬译为“Familie”(家庭)。这两种归化译法能被德语读者理解，但丢失了“六”的文化内涵。德博译为“Sechs Blutverwandten”(六血亲)并加注释。这种异化加注的方法，有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伦理关系。
例：“故立天子，置三公。”[10] (p. 313)
“天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称谓，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神圣地位。卫礼贤译为“Herrscher”(统治者)，采用归化策略。德博译为“Himmelssohn”(天之子)，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形式。
“三公”指太师、太傅、太保，是皇帝的重要辅佐官员。
卫礼贤译为“Fürsten”(诸侯、王公)，考虑到古代中国官制与目标语国家的差异，未对应翻译三个具体官职，属归化处理。德博译为“drei Großminister”(三位大臣)，也采取了归化策略，使读者能在自身文化背景下理解词义。
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译者常采用归化策略使译文适应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语境，或采用异化加注策略保留源语文化特色。直接翻译加注释也是一种有效方法。
4. 结论
通过对卫礼贤、德博和顾彬三版《道德经》德译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其译本在书名处理、文体风格、语义内涵和文化意象四个方面既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
书名翻译：三位译者均采用了音译加副标题(或直接点明文本性质)的形式。早期译者通过副标题解释内涵，当代译者则更多体现翻译理念。
文体风格：卫礼贤和德博力求形式上与原文对应，展现原文的对仗之美和韵律感；顾彬则更注重以简明语言阐释思想，不刻意追求修辞对等。前者偏向“异化”，后者偏向“归化”以求通俗易懂。
语义内涵：由于个人背景、时代思潮和翻译目的不同，三位译者对《道德经》中的核心概念(如“道”“德”“罪”“自然”)的理解和诠释各具特色，反映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文化意象：译者们兼用“异化”与“归化”策略。对如“六亲”“天子”“三公”等意象，或采用目标语中功能对等的词汇进行归化，或采纳异化直译并辅以注释，以在文化传递和文本可读性间取得平衡。
总而言之，这三个德译本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特点，它们共同构成了《道德经》在德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丰富图景。对不同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典籍外译的复杂性，总结翻译策略，并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益启示。未来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应综合考量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和文本特征，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注重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的表达，在尊重原文和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