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词语之间的搭配有两种情形，一是正常搭配，即词和词之间符合语法规律、语义关系、逻辑事理和习惯的搭配；一种是非正常搭配，即不符合词和词之间语法规律、语义关系、逻辑事理和习惯的搭配。非正常搭配对规范来说是一种变异，但如果此搭配有了特别的表达效果或者修辞效果，这种现象被称为超常搭配[1] (p. 3)。
聂勒，佤族诗人，是佤族中用汉语写作并出版诗集的第一人，诗歌中有大量的民族文化特质、民族文化历史、传统风俗以及地域风情的描述，充斥着浓郁的佤族气息。聂勒的诗歌清新自然，他将佤族母语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汉语语言的运用中，用本民族的审美情趣进行汉语创作。所以聂勒诗歌中词语与词语的搭配突破常规的束缚，表现出超常搭配。
2. 超常搭配中语义的偏离
词与词的搭配，语义关系是其要素之一。规范的语言表达是要考虑词语搭配的语义特征的一致性或者生活中的习惯用法。如“人类的情感”，定语是人类，而中心语就是正好与人类与之相配的“情感”。邵敬敏认为，两个词语能够组合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换言之，语义特征决定了句法组合的可能性，某个或某些共同的语义特征是彼此间相互选择匹配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任何结构的组合必须遵循“语义一致性”这一基本原则[2]。
但在超常搭配中，在符合语法规则的前提下，正是因为语义特征的偏离才造就了非凡的表达效果，词语的偏离搭配在适合语境之下让人感受到了语言的新奇，有了比常规搭配更佳的效果。这种超常搭配有语言理据，周春林“词语的偏离搭配是以‘语义激活扩散’为语言理据，词语的偏离搭配表现为搭配项之间的语义偏离。潜、显搭配项同处于一个语义网络中，也同处于一个搭配场中。共同的文化背景和共同的思维习惯造就了共同的语义激活和扩散，也使得表层的偏离搭配形式在深层具有可接受性和合理性”[3]。他提出了超常搭配的四个搭配项：显性的搭配前项和后项、潜性的搭配前项和后项，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超常搭配场。如在聂勒的诗《山雨》中“大山被淋漓以后，透过灰暗的窗子往外看，只看见轻描淡写的村落”1，轻描淡写本义指描绘时用浅淡的颜色，现在多形容话语轻轻带过，显性的搭配前项“轻描淡写”与显性的搭配后项形成偏离。但实际上诗人是想表达大雨淋漓之后，只能看见稀疏的村落，不能看见原貌，所以零度的搭配应该是“稀疏的村落”。此处，“轻描淡写”与“稀疏”有深层的语义相关性，形成了超常搭配。聂勒诗歌中的偏正结构普遍存在着定语、状语和中心语表层语义的偏离。
3. 聂勒诗歌偏正结构分析
聂勒诗歌偏正结构中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搭配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表人语义特征的词、表具体事物语义特征的词与表抽象事物语义特征的词这三者常常形成语义的偏离，出现了超常搭配。
3.1. 表人的特征的词与表物的特征的词搭配偏离
该类型指的是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语义特征分别为人和事物，并且经常可以互换，因此可分为表“人” + 表“物”和表“物” + 表“人”两个小类。表“人” + 表“物”指定语、状语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特征，而中心语是事物，不具有思想感情和行为能力。例如：
(1) 我像骄傲的主人/慷慨地打开所有房间/让野性的阳光跑进来。《光芒》
(2) 很远的地方/你来到佤山的深处/一座又一座山峰/一路陪你行走/你像迷惘的甲虫。《西盟山上》
(3) 在一条流动的溪边/我与一条青鱼交谈/我说/无数条河流即将消失/呃/小鱼忧伤地回答。《回答》
上面的例子中的定语与状语“野性”“迷惘”“忧伤地”描述地都是关于人的特征与情感的词，但搭配都是具体的事物“阳光”“甲虫”“小鱼”，形成显性的搭配偏离。(1)和(3)是通过拟人的修辞格形成词与词的超常搭配，(2)中甲虫如何能迷惘？其实迷惘指向的是诗中的“你”。
表“物” + 表“人”指定语、状语是事物，而中心语一般具有人的思想感情或者行为特征。例如：
(4) 夜的恬静/夜的沉重《这是一个小小的夜晚》
(5) 看那些边地的树/他们常年披挂风霜/沐浴着岁月的尘土/默默举起祖国的尊严/与和平的诗句《边地的树》
在例句中，“恬静和沉重”都不是夜所具有的特征，“尊严”也不是祖国所具有的特征，都是属于对人的特质的描写，所以定语和中心语表层语义出现偏离。之所以形成超常搭配，是因为夜与恬静和沉重有某种深层的相关性，夜晚是安静、黑暗的，与恬静和沉重有深层语义的相关性。祖国的尊严用了拟人词格形成超常搭配。
3.2. 表具体事物的词与表抽象事物的词搭配偏离
该类指的是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语义特征分别为具体事物和客观事物，并且可以互换，因此可以分为表“抽象事物” + 表“具体事物”和“具体事物” + 表“抽象事物”两类。表“抽象事物” + 表“具体事物”指定语、状语为抽象事物，中心语为表具体事物的语义特征。例如：
(6) 快到山腰的时候/梦一般的山岚盖了下来/把一座山淹埋了。《山岚》
(7) 我用回忆淋湿我的南方/那盘根错节的历史/从黑暗的隧道穿出。《我的南方》
在上面例子中，显性的前项“梦一般”“用回忆”都是抽象的事物，但“山岚”“淋湿”表达的都是具体的事物，形成了搭配偏离。“山岚”指的是山间的云雾，有“飘渺”的特点，而梦是转瞬即逝，让人抓不住的，所以“山岚”与“梦一般”有深层的语义关系；“淋湿”的前项一般是用“水”来搭配，“回忆”与“水”都有“无限漫延”的特点，也有深层的语义关系。
表“具体事物” + 表“抽象事物”指定语、状语为表具体事物语义特征，中心语为抽象事物。例如：
(8) 啊，山岗，啊，妈妈/当回到你们身边/我沾满风尘的幸福/总那样深沉/那样绵长。《在那美丽的山岗》
(9) 我要回去晒晒太阳亲亲母土/我要把潮湿的回忆将乡土淋成伟大的颂辞。《我的南方》
沾满风尘一般与具体的事物如“衣服”等搭配，潮湿的也与“路面”等具体事物搭配，形成了显性的搭配偏离。用“沾满风尘”搭配幸福，表达了幸福的来之不易，用“潮湿”搭配“回忆”，让回忆变得更加可感，可视。
3.3. 表具体事物的词与具体事物的词搭配偏离
该类型指的是定语和中心语都是表具体事物的语义特征的词。例如：
(10) 大山提着灯笼一样的月亮/走在大地上/走过中国的乡村。《低处》
(11) 在如此深沉的寂寥的夜晚/比月亮明亮的街灯清晰在夜色。《夜晚》
这两个例子分别用了比喻和夸张的修辞形成词语词的超常搭配，将月亮比喻成灯笼，让“山”可以“提着”，表达了中国的乡村总有那一座山和一圆月；“比月亮明亮的街灯”突出了街灯在夜晚的清晰。
4. 聂勒诗歌超常搭配的心理成因
修辞作为人类基于交际与表达需求而进行的语言策略性调控行为，始终内嵌于具体的言语实践中。从日常会话到文学创作，这种有意识的语言调整行为如同隐形的语法规则，既服务于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又承载着主体的情感意图。而人的言语活动本质上是心理活动的外化呈现——当个体组织语言时，大脑的认知系统、情感中枢与思维网络同步运作，使语言符号成为心理活动的物质载体。修辞活动的本质是主体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审美心理实践，即修辞过程受修辞主体的感知、情感、联想、想象等审美心理因素的支配。超常搭配作为一种积极修辞，交际主体的心理机制的参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王希杰“语言在理论上是具有无限的生成能力的，但在实际的交际活动中，是受到说话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机能限制的”[4] (p. 145)。但聂勒正是因为积极调动心理机能，突破语言规范的束缚，所以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的超常搭配有了非凡的修辞效果。
首先，思维惯性的突破。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犹如一套精密的齿轮系统，每个字词、语法规则都是不可或缺的零件。在社会交际的庞大机器运转中，唯有遵循语言规范，交流的齿轮才能顺畅咬合，信息与情感才能得以准确传递。对于在汉语普通话环境中成长的人们而言，语言规范早已如同镌刻在基因里的密码，从牙牙学语时的发音纠正，到求学阶段的语法训练，再到日常交流中的遣词造句，任何不规范的语言使用都会被及时修正。这种长期的语言规训，悄然间在人们的思维中筑起一道道无形的围墙，使得多数人在交际时不自觉地选择那些合乎规范却如同陈酿已久、失去新鲜口感的程式化语言，陷入思维惯性的泥潭难以自拔。聂勒，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出生成长于西盟阿佤山腹地一个只有20户人家的村落里。且佤族是一个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佤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影响着聂勒。聂勒曾说：“我的写作是双重的，这跟我使用的符号属性有关，我的母语是佤语，我的国语为汉语。在家里，我用佤语说话、唱歌；走出家门，我必须用汉语与这个世界对话和唱歌；我用佤语思考或者写作，也用汉语思考或者写作，二者交替并行，这双重写作方式决定了我的创作意象。”[5]当聂勒拿起笔，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时，佤语所蕴含的原始思维、独特意象与鲜活表达，如同打破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汉语的语境中激荡起层层涟漪。他不再受限于汉语常规的表达模式与思维定式，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描述生活。那些源自佤族文化的神秘传说、质朴情感与独特认知，被他巧妙地融入汉语写作之中，使文字既保留了汉语的规范与优美，又增添了佤族文化的神秘色彩与独特韵味，成功突破了思维惯性的束缚，在诗歌创作的领域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其次，情感的交织。在诗歌的艺术殿堂中，情感始终是驱动创作的核心引擎。对于佤族诗人聂勒而言，情感的真实性不仅是其创作的根基，更是促使个人言语变异、推动语言表达形式创新的关键力量。美的语言往往诞生于复杂的心理情感交织之中，这种交织在聂勒的作品中，深刻地影响着他对世界的感知与表达。作为一个佤族诗人，无法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佤山大地中的一切都可能被现代文明所腐蚀，诗人一边思念着故土，一边又无法不感到悲哀。如在《河流》中写到，曾经有多少这样/干净清澈的河流/流过我们的土地/然后又神秘地死去。“干净清澈的河流”在诗中不仅是对佤山自然景观的写实描绘，更是诗人心中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故土文明的象征。河流的流淌，恰似佤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承载着世代相传的部落历史、神秘庄重的祭祀仪式以及质朴独特的生活方式。而“神秘地死去”这一拟人化表达，将河流干涸这一自然现象转化为文化消逝的情感隐喻，深刻地体现了情感投射对意象重构的影响，完美诠释了从情感投射到意象重构再到语言创新的创作路径。这种语言变异并非偶然，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必然表达。当聂勒面对佤山大地在现代文明浪潮中的变化时，内心的情感如汹涌的潮水，冲破了常规语言的堤坝，催生出独特的诗歌语言。他通过对语言的巧妙运用，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意象，使读者能够跨越时空与文化的隔阂，深刻感受到他的情感脉动。
最后，联想和想象的发挥。在修辞活动中，当修辞主体的情感被语境激活，便如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荡起心理结构的整体运转，促使联想与想象突破现实边界而自由驰骋。诗人生活在大都市里，一遍遍地用诗歌回忆佤山大地的一切，比如回忆西盟山、圣湖、金沙江、回忆故土最平常的夜晚、树木、秋蝈……诗人在回忆时充分发挥了联想与想象，将佤山大地中的一切灵性地展现出来。在《这是一个小小的夜晚中》“夜狗的叫声稀稀疏疏地，像是在敲击着夜的铜锣”，诗人对夜狗叫声的描绘堪称精妙绝伦。诗人别出心裁地选择“夜”作为修饰铜锣的定语，形成了一种打破常规语言逻辑的超常搭配。在现实世界中，铜锣通常是人类手中的乐器，而诗人却将其赋予了“夜”这一抽象概念，瞬间打破了读者对夜晚的固有认知。这一巧妙的联想，让原本寂静无声的夜仿佛拥有了生命，化身为一位神秘的乐师，用铜锣的声响演奏着夜的乐章。读者在品读诗句的瞬间，仿佛置身于那片被夜色笼罩的故土，真切地感受到了夜晚如潮水般的包围感，周遭的一切都变得鲜活而富有诗意。这些充满灵性的联想与想象，赋予了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诗人通过对联想与想象的巧妙运用，将佤山大地的风土人情、生活场景以及内心深处的情感，编织成一首首动人的诗篇，让故乡的记忆在诗歌中永恒绽放。
5. 结语
聂勒以非凡的语言创造力，打破常规桎梏，通过词语的超常搭配，深度挖掘汉语潜在的表达可能性，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内容和形态。他笔下，古老佤族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与精神世界，化作灵动的文字跃然纸上。聂勒不仅重构了语言的诗意空间，更将佤族人民世代传承的记忆，以细腻且震撼的方式传递给每一位读者。这些文字犹如时光的琥珀，封存着佤族的创世神话、祭祀仪式、生活智慧，让民族的优秀文化得以在现代语境中重焕生机。在字里行间，读者得以真切触摸到佤族人民的爱与痛——那是对故土深沉的眷恋，是面对时代变迁的困惑，更是对民族未来的坚定守望。
NOTES
1聂勒：《我看见》，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后文出现的有关聂勒诗歌的例子都来自于这本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