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小说的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符号,其目的是要传达审美信息,从而唤起独特的审美情感和体验。由于小说的语言特点,小说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小说时不能凭个人偏好任意发挥,而是要准确传达作品营造的独特意境和风格特点。因此,译者需要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创造才能,克服不同语言之间词汇、语法、修辞、韵律以及思维方式、民族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异同,在原文字里行间获取文学意象与艺术美感,联合人物形象、性格、故事情节、环境气氛等多种综合因素,创造出最贴切、最生动、最传神的译文[1]。
关联理论指导下译者首先需要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即了解并决定传达给读者的语境假设,并分析译语语境是否具有所需的语境假设,如果没有,译者就要运用一切技巧创造相同或相似的语境假设以达到译文的最佳关联性。
2. 关联理论介绍
1986年,斯珀伯(Sperber)和威尔逊(Wilson)在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首次提出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话语的理解就是再现话语的关联性。关联理论最重要的概念“最佳关联”指的是要考虑说话人的能力和意愿,而“最大关联”指的是听话人不需要过多的推理过程,便能直接明白说话人的意图。
1991年,格特(Gutt)将关联理论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并在《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他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是一个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是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交际活动。关联翻译理论则更为明确地把翻译定义为一种“解释性运用”,即在一种语言中转述以另一种语言所说的话或所写的内容,它原则上相当于语内交际的间接引述,不同的是这种引述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即“译文是一种目的语文本,此文本在解释上与源语具有最佳相似性”[2]。
3. 案例分析
例1. “Populated entirely by people who respect and admire you.”
“A small party, is it? A select party, is it?”
译文:“只有尊敬你欣赏你的人才会来。”
“人数一定很少,门可罗雀。”
分析:此时的理查德是一个饱受艾滋病折磨的诗人,而当克拉丽莎告诉理查来参加派对的都是仰慕欣赏他的人,理查德只报以苦笑。这里的“select party”(精选派对)一词极具西方文化特色,指经过精心筛选、仅限特定人群参加的高端社交聚会,译者将此译为“门可罗雀”,“门可罗雀”是中国四字成语,是指达官显贵失势后门前冷落、宾客稀少的景象,这与身患艾滋病后生活无法自理、鲜有人拜访的理查德的境况相似。根据关联理论,译者将“select party”译为“门可罗雀”实现了文化意象的创造性转换。在中文接受语境中,“门可罗雀”这一成语能够准确唤起读者对“冷清、孤寂”的认知图式,与原文中艾滋病患者理查德被社会边缘化的处境形成最佳关联。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要充分把握原作者的言外之意,同时也要考虑读者的认知语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最佳关联性,帮助读者付出最小的推理努力来解读文章。
例2:She, Clarissa, was clearly not destined to make a disastrous marriage or fall under the wheels of a train.
译文:她,克拉丽莎,显然不会命中注定去缔结灾难性的婚姻——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结局,或者倒在火车的车轮之下——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
分析:克拉丽莎是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独立女性,不同于书中其他的两位主角,克拉丽莎是一名编辑,拥有更多的自由,因此她有权利自己去选择伴侣,也有权利去选择是否缔结婚姻。这一句是对克拉丽莎命运的预言性描述,译者采用显性增译策略将克拉丽莎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安娜·卡列尼娜和亨利·詹姆斯的《一个女士的画像》的中伊莎贝尔·阿切尔形成鲜明的对比。熟悉西方文学的英文读者能自然联想到这两个典故,但这些互文指涉对不熟悉西方文学的中文读者来说可能难以辨识,这里的增译恰好弥补了文化语境差异可能造成的理解断层。Gutt曾指出,互文指涉的显化需要权衡文化认知差异[3]。根据刘红梅对文学译本接受度的研究,此类增译虽然可能增加部分读者的认知负荷,但对于不熟悉西方文学的读者群体而言,确实能够有效建立文本关联性。因此,译者的选择体现了对目标读者认知语境的充分考虑,译者在保持文学性的前提下,通过增译重构了认知语境,使目标读者能以合理的认知努力获取与原文读者相近的理解体验,实现了翻译的最佳关联性。
例3:A woman’s whole life...in a single day, just one day...and in that day, her whole life.
译文:一个女人的一生,浓缩在一天中,只有一天,短短的一天,就是她的一生。
分析:这句话是弗吉尼亚在构思小说《达洛维夫人》时的内心独白,也正是这部小说的线索之一——整本小说讲述的就是三位女主人公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这一段独白并无华丽辞藻,但富有诗性语言特征,译者努力向原文靠拢,把原文的意义照样翻译出来的同时,整段译文的结构也与原文大致吻合,达到了押韵和重复的效果。但是译者并没有选择逐字逐句完全直译,而是符合译入语受众的语言习惯,增译了“浓缩”“就是”等词,如果只追求忠实而不顾连贯,译文则缺乏流畅性和可读性。夏廷德在《翻译补偿研究》中强调,汉语倾向于通过动词强化逻辑关系。这一译法既保留了原文的诗性特征,又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使读者能够以最小的认知努力把握原文的深层含义[4]。从译文接受效果来看,这种处理获得了评论界的普遍好评。因此对译者来说,其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起真正的连贯,让目标语读者流畅地获得语篇中所蕴含的各种意义和信息。
例4:Here is a brilliant spirit, the woman of sorrows, the woman of transcendent joys, who would rather be elsewhere, who has consented to perform simple and essentially foolish tasks, to examine tomatoes, to sit under hair dryer, because it is her art and duty.”
译文:“这就是那才华出众的人,那悲哀的女子,那有着超凡喜悦的女子,她宁愿身在别处,她之所以同意做简单而实际上愚蠢的事情,查看西红柿,坐在吹头发的吹风机下面,是因为这是她的本领。”
分析:原文在此处运用了排比的手法,短短几句将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因此,译者在翻译中保留了原文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人物形象。此处的“brilliant spirit”译为“才华出众”将劳拉·布朗热爱读书和才华横溢展现给读者。“tasks”在此处指的是琐碎的家务活,笔者认为翻译成“任务”更为合适,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了解到二战之后的美国政府号召女人回归家庭,他们需要构造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来确保孩子的安全,使经过残酷战争的男人感受到温暖。快乐的家庭主妇成了那一代女性的新追求,她们会视家庭主妇为偶像,因此将“tasks”译为“任务”更加贴合时代背景。译者将“art”和“duty”一起译为了“本领”,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到“几乎没有什么工作比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更像西绪弗斯所受的折磨了: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搞干净,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消耗自己;她没有任何进展,永远只是在维持现状。她永远不会感到在夺取积极的善,宁可说是在与消极的恶做无休止的斗争[5]。”根据关联理论,翻译过程中同一种词汇所表达的含义在不同的场景中存在一定的差异,而由词汇组成的句子在不同的场景中其含义也会有差别。在翻译时,译者不仅要遵从词汇本身所指代的意思,也要根据上下文语境和交际意图来转换表达方式。
例5:“so now she is laura brown. Laura zielski, the solitary girl, the incessant reader, is gone, and here in her place is laura brown.”
译文:“因此她现在是劳拉·布朗了。劳拉·西尔斯基,那个独来独往的女孩,那个时时刻刻在读书的人已经不复存在,此刻在这里取代她的是劳拉·布朗。”
分析:原文通过对比“Laura Zielski”和“Laura Brown”两个名字,以及描述劳拉·西尔斯基(Laura Zielski)过去的特点:独来独往、时时刻刻在读书,来强调她的身份变化。译者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这种对比和描述,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图,即劳拉已经从一个独来独往、爱读书的女孩转变为劳拉·布朗,被冠于丈夫的姓,现在她的生活被孩子,丈夫以及孕育新生命取代。译者通过“独来独往”和“时时刻刻”两个四字格,既保留了原文的节奏感,又与小说标题形成呼应。这种处理方法印证了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最大关联”原则,即通过熟悉的语言形式降低读者的认知努力[6]。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这种音义结合的译法往往能产生更好的接受效果。例5由几个小短句构成,这正是原文作者期望达到的效果,译者的译文言简意赅,语义清楚,用熟悉原语语篇的字面意义,而且还知道语篇的语境,捕捉到了原作的思想、感情、风格和神韵,译文体现了原作一样的感染力。
4. 结语
本文从关联理论视角分析了《时时刻刻》译本中的典型个案,发现译者通过文化意象转换、互文指涉显化、韵律结构再造等策略,成功实现了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认知关联,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典范案例。这些翻译实践表明,译者应当以关联理论为依托,在充分把握原文意图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既忠实传达作品的艺术价值,又兼顾目标读者的认知习惯。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译者能够借鉴王家湘的翻译经验,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深入运用关联理论,能够帮助更多优秀文学作品突破语言与文化的双重障碍。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世界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更能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互鉴共荣。